摘要：比較東西方兩種對個體行為的基本假設,將利他的社會偏好引入效用函數,研究如何通過激勵機制設計,促進社會中利他行為程度和供給量的提升,同時實現個體利益和社會總體福利的最大化。將社會群體按照利他程度的不同分為異質性個體,并分別分析不同激勵機制對異質性個體的影響。最后,結合群體中利他程度不同個體占比對總利他行為供給量的影響,給出不同制度狀態的比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