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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農耕技術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史料教學；困境；出路；解讀史料
史料對于歷史教學的作用不言而喻。歷史學習要求“論從史出，史論結合”，離開史料的歷史教學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目前，初中史料教學遇到的困境是：教師普遍認識到了史料在教學中的重要性，并且在教學中努力實施史料教學，但在操作過程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本文將針對初中史料教學中的突出問題，并結合具體實例，探討如何用好史料。
一、對史料不加斟別，信手拈來，為觀點而史料
許多教師對課本精選出來的材料不去仔細鉆研，而是在網上找一些現成的PPT，不加斟酌地呈現給學生，也不管史實是否可靠，只要能證明自己想要表達的觀點就行。比如講《》一課，用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做論據，證明清政府只要發動人民群眾就能打敗侵略者，然后歸納出清朝戰敗的原因是沒有發動人民群眾。教師完全沒有注意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早已從課本中刪除了，更不了解史研究的前沿動態。只要稍加留意學術動態，便會知道清政府對英作戰沒有一點勝利的可能性，失敗的根本原因是處于中世紀的中國遠遠落后于工業革命后的英國。
不了解史學動態就不能選擇恰當的史料，更不能提煉出有說服力的觀點。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在于教師多關注史學動態，提高史料斟別能力。一線教師甚至是許多專家一提到關注史學研究動態就馬上說出一大堆國家核心期刊《歷史研究》、人大復印資料等，殊不知這些雜志距離初中歷史教學相當遙遠，一是手頭根本找不到，二是即使看了也用不上。筆者認為，初中歷史教師了解學術研究動態的最實用方法是有針對性的找學術研究綜述性文章，吸收其中觀點，同時找幾篇詳細闡述這些觀點的論文，仔細閱讀研究。這些論文得來全不費工夫，又淺顯易懂，又全面，非常適合初中歷史教學。比如講《》這一課，首先在網上找“研究綜述”一類的文章，其中介紹了關于的各種觀點，并且列舉了每一觀點的代表性文章，從中可以較全面地了解一事，為一線教師選取恰當史料提供基礎。
二、史料成為擺設，為史料而史料
這是初中歷史教學中最普遍的問題，教師順應課改大潮，在課堂教學中大擺史料陣，一節課出示幾十張PPT，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史料，但對所出示的史料幾乎不做任何解讀，讓學生過過目就完事。這種所謂的史料教學使歷史課枯燥無味，缺乏思維含量，就連專業的歷史老師都看的厭煩，更不必說初中學生了，這樣的課一定不會有好的教學效果。
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首先要有正確的史料觀。教師要明確史料不是擺設，不是喙頭，史料是為主題服務的。選擇史料要精，要有足夠的代表性。如果是文字史料，字數要少，一節課有兩三則足矣。解讀史料要透，圍繞主題解讀史料，同時解讀史料要有思維的訓練，讓學生有種“拍腦門”的感覺。比如《原始農耕生活》一課，首先要明確主題，主題是農耕，從先前的采集漁獵文明時代進入農耕文明時代，造屋、陶器、鑿井等技術都是農耕文明的產物。炭化稻谷表明學會了種莊稼，這時要提問或解讀如何學會了種莊稼，學生才會恍然大悟，哦，原來農耕是在偶然中學會了必然。拋磚引玉，學生會解讀出來陶器的發明也是源于偶然的發現。教師進一步提問，制作陶器的條件早已具備，為什么到農耕時代人們才發明了陶器。然后解讀，農耕出現后盛放儲存糧食、蒸煮糧食需要容器，陶器才應運而生。教師進一步跟進，點明社會需要刺激了社會發明，社會的進步是偶然與必然的結合。講解干欄式或半地穴式房屋表明當時人們學會了造房子時，學生應該順著陶器的思路，能夠說出先民們此時學會造房的原因，又鞏固了剛才形成的認識。也可以做一個課后延伸，為什么此時學會了紡織、鉆孔技術等等問題，供學生課后解決。縱觀本課，圍繞農耕這一主題，解讀種莊稼、做陶器、造房子，既讓學生明確了原始農耕生活的圖景，同時也培養了學生多問為什么的思維習慣。
三、作為一線教師，首先要有正確的教材觀，即要尊重教材
教材的編寫集中了眾多專家與學者的智慧，每一則史料都是經過專家學者們的精心選編，含金量十足。特別是部編教材，每一則史料都在都經過層層把關，稱得上是精品中的精品，所以教學中要深度解析教材，揣摩每一則史料背后隱藏的編寫者的意圖。比如部編教材七年級上冊《漢武帝鞏固大一統王朝》一課，教材中有“金縷玉衣”圖片，在金縷玉衣的介紹別提到了出土于漢代諸侯王墓，可以看出教材中選擇這一則史料的用意在于突出諸侯王的勢力強大。
【摘要】要提高大學生科普能力，高校應該發揮其孵化器的作用，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實踐平臺，更多地將理論轉化為實踐。文章認為大學科技園建設與提升高校大學生科普志愿者能力有緊密聯系，從而分析了北農科技園運作制度、體系與承擔的科普教育職能等基本問題。北農科技園的科普教育職能主要體現在園區功能分區、園區發展環境、園區科普旅游開展三個方面。最后討論認為：北農科技園運作是生態農業科普教育與科普旅游的良好載體，兼顧經濟效應、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合理運作之后具有一定文化輻射帶動作用。
【關鍵詞】高校科技園；科普教育；北農科技園；都市型農業；輻射帶動
為弘揚和踐行“愛國、創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組織“市屬高校青年教師成立社會實踐團”，暑假期間深入企業、社區、農村開展“見證輝煌成就，踐行北京精神”首都城鄉社會體驗日活動。2012年7月20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高校青年教師代表、中央和市屬媒體代表共100余人參加啟動儀式。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青年教師張祖群副教授與王波博士研究生等一行6人參加了上述活動，2014年下半年補充進行調研與電話訪談，重新補錄文獻分析，本文主要圍繞“十二五”、“十三五”的轉型時期北農科技園運作制度、體系與承擔的科普教育職能等方面進行思考，主要目標是如何探索出一種兼顧經濟效應、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農業科技園區發展新模式這一問題。
一、科普教育綜述：如何提升大學生科普能力？
2010年我國頒布《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以顯著提高全民科學素質為重要目標，要求進一步普及科學技術教育。因此，我國高校急需加強大學生科普教育，提升其科普能力。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早已經開始了。王曉紅（2001）[1]提出高校應積極組織學生投身科學實踐活動，營造校園的科學氛圍，重塑大學生科學精神；薛世平（2002）[2]提出高校應開設科普創新課程；廖洪元（2002）[3]等認為，通過建立現代科普理念、弘揚科學精神，來引導大學生參加科學實踐，提升大學生的科技素質；楊東銘（2003） [4]指出高校科普現狀存在一定的盲區；王歐（2003）以2002年統計年鑒數據等，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部分國家農業園區效益進行綜合性評價[5]；葉華松 （2005） [6]認為，應使科學精神的培養成為大學生教育的主題；趙大中（2006） [7]針對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問題，指出要普及科學知識及弘揚科學精神，應廣泛開展大學生科普活動，并建立科普活動的長效機制；許志峰（2007）[8]認為應借鑒國外成熟科學素質理論和先進經驗，建立大學生綜合性科學素質評價體系和培養體系；王宇良，沈瑤琴，戚敏（2008）[9]認為高校科普人才嚴重短缺、科普能力被忽視，并思考“高校大學生不僅是科普的受眾體，還是科普的傳播者”；李同升、王武科（2008） [10]以“技術創新-中介平臺-技術受體”之間關系為研究框架，分析了楊凌示范區農業科技園技術擴散系統、動力機制、主要類型。
近年來很多高校啟動了“高校科普工程”，其目的和宗旨在于通過開展多種形式的科普活動，以達到傳播科學思想、培養大學生科學意識、豐富大學生的課余活動的效果。很多地方政府、企業與之合作，成立了大學生科普志愿者服務站、實習基地等，在全國高校建立大學科普櫥窗，因地制宜開展各類高校大學生科普活動。對提升大學生科普志愿者的工作不應僅僅限于從高校的視角來研究，更應拓寬研究視角，在兼顧多種效益的同時提升大學生科普志愿者的科普能力。
綜上所述，要提高大學生科普能力，高校就應發揮其孵化器的作用，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實踐平臺，更多將理論轉化為實踐，而大學科技園就是發揮高校孵化器作用的一條很好的途徑。大學科技園與科普教育是緊密關聯的。一方面，大學科技園為科普教育提供了實踐教學的平臺，大學科技園實際運作中的基礎設施為科普教育提供必要的硬件服務，大學科技園的專家學者大多是高校教師，又為學生提供了軟件服務，大學生在完善的硬件和軟件的平臺下，將會發揮更好實踐能力，提高自身的科普能力，完善我國的科普教育。另一方面，大學科技園的發展需要高校的支撐，高校為大學科技園提供高科技和科研技術人才，高校的教師和博士生研究生、研究生及本科生等都促進了科技園的發展。因此，大學科技園建設完善與提升高校大學生科普志愿者能力之間有緊密聯系。
二、北農科技園的運作與科普教育的有機結合
（一）功能分區
北農科技園位于北京市昌平區馬池口鎮亭自莊村西，其始建于2008年，至2011年8月學校總投資5000余萬元，已初步建成了一個水電路暖通訊等基礎設施齊全、功能相對完善的實踐教學基地。科技園總占地面積1023畝，其中1號地373畝主要是設施種植、設施養殖、農產品加工、綜合服務，2號地186畝包括主要是設施果樹、蔬菜園藝種植，3號地234畝主要是大田作物、精品種子實驗區，4號地230畝主要是特色園林花卉植物苗圃種植區。
北農科技園通過對功能區的劃分，一是便于對園區的管理，二是便于科普教學。不同專業領域的學生可以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內實踐研究，增加其對理論知識的認知，在專業領域里研究的更深入。北農科技園的園區功能分工明確，不但有種植區、養殖區，還有農產品加工區、綜合服務區。科技園不但可以培養學生在種植、養殖方面的技術，進行科學種植、科學養殖，而且還為學生提供了現代科技中的農產品加工的教學實踐環節。科技園功能區包括設施種植、露地種植、養殖區、農產品加工區等，對提高學生的科普教育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二）園區發展環境
北農科技園具有極強的教育職能，它不但在基礎設施上滿足了大學生進入到實踐活動中的硬件要求，而且在技術指導和實驗研究方面，有高校教師和專家、企業也可以滿足大學生實踐的軟件要求。因為農業技術屬于準公共產品，因此農業技術推廣可以分為公益型、市場型和兩者混合型三種類型。農業科技園區技術推廣屬于公益與市場混合型的農業技術推廣類型[11]。管理部門對入駐北農科技園的企業有特殊要求，一般入駐園區的企業負責人同時身兼教學廠長（主任）、項目經理、項目研發合作伙伴三個職位，體現產、學、研“三位一體”的角色扮演[12]，為北農科技園在提高大學生科普能力、進行農業技術推廣技術孵化、發展科普旅游科普示范功能、輻射帶動周邊社區發展等創造了條件。
一個良好的園區發展環境是科技園區良好運行、發揮功效的外部保證，而能否理順管理體制、兼顧各個利益主體、融合現代政府治理與現代公司治理等是科技園區能否良好運行、發揮功效的內部保證。北農科技園目前入駐企業平均畝產值只有3000-4000元，與國內同類園區企業相比處于中游水平，發展潛力、目標與創新空間還很大（從4000上升到10000元）。已有研究表明，農業科技園區基礎設施環境、園區政策環境、園區市場環境和園區金融環境等直接影響到園區的績效創新，并間接影響園區創新能力[13]。只有以現代政府治理方法與現代公司治理理論為引領，培育現代公司治理機制，才能為農業生態科技創新提供體制動力，從而創造一流的農業生態效益和農業經濟效益[14]。
以小湯山農業科技園為對比，它作為目前北京市唯一的國家級農業科技園，早在8年前，田新豹（2007）從總部經濟的視角來對小湯山農業科技園進行分析，將加大吸引企業入駐的力度作為解決轉型發展問題的突破口[15]。8年過去了，小湯山農業科技園的轉型取得了可喜成績，而北農科技園的輻射還不夠，要輻射全國，需要從北京市級大學科技園躍升到國家級平臺，積極申報國家級農業科技園。2014年12月，國家農業科技創新聯盟在北京成立，這是國家級、省級和地市級三級農（牧）業、農墾科學院共同參與的全國科技創新協作平臺，使聯盟成為國家農業科研聯合攻關的核心平臺、國家農業科技創新的骨干網絡以及支撐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力量[16]。作為一個北京市屬的農業科技園，北農科技園應該在國家農業科技創新聯盟中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三）園區科普旅游開展
北農科技園因為區位相對優越，除接待北京市內農業高校學生在此實習以外，也歡迎其他非農業高校、非北京所在地的高校學生到北農科技園參觀體驗。例如北京大學團委就于2012年上半年組織學生參觀了北農科技園日光節能異型溫室、靈芝蟲草研究孵化基地、智能有機奶牛和家禽養殖場、葡萄酒和牛奶生產加工車間、特色蔬菜種植、生態雞場和生態奶牛養殖場等典型園區，了解生態農業，體會到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科學發展思想。北京市教委多次組織市屬高校青年教師、相關專業大學生下基層，到北農科技園進行社會服務實踐。
以科技園、公園、植物園等為依托開展科普旅游已逐漸成為都市人追求的一種時尚。例如2012年5月，在北塢公園、海淀公園和上莊鎮舉行“樂活農耕，播種希望”主題的京西御稻插秧節，開展京西稻文化推廣和市民農耕體驗大型活動，該活動深受家長與孩子們的歡迎[17]。2013年杭州植物園為拓展中小學生素質教育，建立農耕科普園，向學生展示糧食作物、蔬菜作物、纖維作物和油料作物的區別，展示農業輪作、間作制度和生物固氮等科學機理，從農作物展示和農耕體驗兩方面開展農耕科普旅游，達到了極好的科普教育效果[18]。相比較而言，北農科技園做得更出色。北農科技園還積極開展針對小學生、兒童的親子農耕體驗，推出農耕類、創意手工類、廚藝類、游戲拓展類、科普實踐類等40多項體驗活動，不同數量家長與孩子的組合可選擇不同的套餐，如周六歡樂之旅、周日芳香之旅等。家長與孩子一同喂奶牛、采摘蔬菜，栽盆栽，學習農業知識，享受田園綠色生活。北農科技園還與旅行社合作，推出親子科普旅游產品。一對夫妻帶著孩子一家三口一天體驗特價326元，若加一名兒童一家四口則是480元，每5個家庭就成團。主要活動包括：參觀蘑菇基地、牛奶養殖場、有機餐廳、栽花、采摘蔬菜、喂羊、田野蕩秋等，在家長、孩子與泥土親近活動中，增加了孩子對泥土的自然情感、對父母的親情以及與其他小伙伴的團隊合作精神。這種親子農耕體驗推廣了古老農耕文明，普及了農業科技，啟發了兒童的科學探索精神，倡導了綠色生活理念，取得了極大成功。當前主要有“下鄉體驗式農耕”和“農業進城的都市農耕”兩種農耕體驗方式，前者更親近泥土，后者因為交通通達性較好、來回時間可受控，更受家長與孩子歡迎。總之，城市家長帶著孩子的農耕體驗不僅拉近了市民和農民之間的距離，更拉近了城市和鄉村之間的距離和人與土地之間的距離。這實際上是踐行一種“人本、生態、和諧”的生活方式，具有統籌城鄉、追尋綠色田園生活方式的重大意義[19] [20]。
三、結論與建議
北農科技園以種植、養殖、加工、循環四個產業平臺為基礎，合理搭配，做到上、中、下游結合，打通全產業鏈，發展循環經濟，探索出一種經濟效應、社會效益、科普教育職能、生態效益良好的新模式，這種發展模式使之在中國諸多農業科技園中成為一顆璀璨的明珠。
（一）北農科技園良性運作是提升科普教育的基礎
北農科技園對生態豬場、生態奶牛教學示范牧場、生態養雞教學示范場、農業種植、園林果藝等生態養殖和培育技術的運作，不但可以提高大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和科技研究能力，而且可以充分發揮北農科技園的生態養殖技術的輻射作用。科技園本身可以借助其高校教師科研能力的優勢指導生態養殖及農業種植，運用高科技的生態養殖及種植技術增加產品的產量，提高產品的品質，為專門從事養殖和種植的人員提供示范作用。
如北農科技園的生態養雞的教學示范場，雞場以“生態農業、健康綠色”為出發點，建立了統一品牌、統一育雛、統一防疫、統一飼料、統一銷售的五“統一”生產體系的現代化雞場，對養殖區、種植區進行科學合理布局，創造性地把現代化雞舍建設和農業設施相結合，在保障雞蛋健康和環境安全的前提下，實現了有機雞蛋的現代化、規模化和可持續生產。生態養雞，是指在動物福利思想指導下，把雞放養在果園、山林和菜園，讓雞群在自然、自在、自由的環境中生活、生產。雞群能夠享受到明媚的陽光、清新的空氣、潔凈的飲水，有廣闊的活動場地，符合雞的喜好，有利于雞的身體和精神健康，養殖出的雞適應性和抗病力強、食性雜、耐粗飼、節省糧食、易于管理、體型清秀、黃羽或黑黃相間羽色、柴雞特征顯著，雞蛋品質也更加健康。又如生態奶牛教學示范牧場，牧場的占地面積是50畝，最大容量是120頭牛，牛的品種主要是荷蘭牛和本地牛，學名叫荷斯坦牛，俗稱黑白花牛。牛場設計風格采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建筑風格，在牛棚內部安裝了風扇、噴淋、自動噴射系統、TMR的日糧攪拌機等基礎設施，并裝有阿拉伯擠奶系統，牧場采用的是科學養殖技術，整個養殖過程都是機械化的。整個牛場只有兩個管理人員，并且管理比較人性化，牛棚外面是運動場，而且配有音樂和自動撓癢的設配，牛用過餐后可以出來散散步、聽聽音樂。北農科技園對牛奶質量也可以進行全程跟蹤，只要掃描牛奶包裝上的二維碼，通過物聯網技術就可以追溯每個家庭喝的每一袋牛奶是哪一天從哪一頭牛身上擠出來的、這頭牛吃的草生長在哪里、擠奶工人是誰、配送員是誰、牛奶的營養價值多少等多重信息。這種高科技的生態養殖對專門從事養殖業的人員起了模范作用。這種生態養殖的產量很高，每頭牛每天平均產量大約是四十公斤，產下來的奶被直接運送到乳制品加工車間進行加工生產。這種集養殖、加工的一體化生產模式是一種示范的典型。
（二）對擴大科教職能的建議
北農科技園科普的輻射作用未來將表現在三方面。
1.北農科技園將高科技的科研成果與大學生參加實踐活動、科研實驗結合起來，提高大學學生的科普能力，實現高校“產、學、研”的一體化教學模式，充分發揮學校的教育職能。
2.科技園內的企業及其員工的企業輻射功能。科技園實現了將其科技成果和運作模式輻射給科技園里的企業，提高企業對科技應用的觀念和科學的運作模式的思路，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并且提升企業員工的科學觀念和科技思維，進而提高企業員工的科普能力。
3.北農科技園可以將其與運作模式及科普教育職能輻射給周邊的企業、高校及中小學。從事養殖、種植的企事業，可以參照北農科技園的運作模式，應用科學技術從事生態養殖及種植，提高產品的產量和質量，增強人們對科學技術的認識，提高人們的科普能力。周邊的高校中小學可以在學校的組織下到北農科技園參觀實習實踐，增加科普見識，使科普思想和科普精神深入到學生的價值體系當中，提升學生的科普觀念，進而全面提升學生的科普素質。
所以從國家科普教育的角度以及提高全民的科普素質和能力方面來看，可以把北農科技園的這種運作模式看作是生態農業科普教育的載體[21]。未來北農科技園的科普教育、農耕旅游體驗活動將開展得更加精彩。
四、結束語
北農科技園后期發展應該在高層次研究平臺上下功夫，重點增強其科普教育的輻射功能。在積極爭取申報國家級農業科技園區中，對自己未來轉型發展正確定位，揚長避短，與北京其他科技園區保持良好“競合”關系。北農科技園在區域經濟發展、企業的科技運用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的輻射作用還比較小，在以后的運作與發展中，應加強高校、政府與科技園三者之間的緊密聯系，發揮各自的優勢，增強其輻射帶動作用，給各個利益主體帶來更大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創造更好的生態效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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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觀光農業園；人文景觀；自然景觀；景觀規劃
[引言]：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逐漸在經濟轉型的道路上邁出了更大的步伐，人們對于農村和農業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知識，農業觀光園也就隨之誕生了。
1、楊凌創新園景觀節點及現狀分析
楊凌區位于八百里秦川關中平原的腹地，寶雞與西安的中心位置。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是我國唯一的國家級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是經國家批準的向亞太經合組織開放的十大科技工業園區之一， 也是國家重點支持的五大高新區之一，號稱中國農業的“硅谷”，因此楊凌農業園是中國觀光農業發展的縮影，是了解中國乃至亞洲觀光農業的鑰匙。創新園是楊凌觀光農業園之一，也是較為具有代表性的園區。
現在創新園是楊凌各類觀光農業園的集中體現，其中包含了農業科技展示，休閑住宿、農業采摘和農產品養培育研發等因素內容。創新園包括不同功能區，主要為四大區，觀光溫室、后勤服務區、創意藝術集裝箱酒店和大棚采摘區。其中觀光溫室依據不同的功能，分成八個不同的場館。依次為：夢幻花卉館、工廠化育苗館、夢幻花卉館、無土栽培館、盆景館、南方果樹館、現代農業創意館，西部特色展示館、超級菜園。
2、楊凌農業園景觀優劣分析
2.1觀光農業園景觀設計的弊端
每地區因多種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都有其獨一無二地方自然風貌。但是創新園內的創建缺忽視甚至破壞了這“獨一無二”，這個問題是觀光農業發展的普遍病癥。除溫室景觀外，園區缺少景觀必備的園林建筑、小品景觀和基礎設施，如供游人休憩用的桌、椅、凳等設施在園區很少存在，即使存在，在園區內的擺放也過于集中，設備大多都達不到使用的要求，質量低劣，處于閑置狀態道路方面，園區道路的設置沒有主次道路之分，特別是在溫室景觀中，園區并沒有利用道路的大小、材質等因素去引到游人，從而導致瀏覽線路混亂。
2.2園區景觀設計的優勢
創新園的溫室每一間溫室都是一片不同的“天地”，根據功能和主題的不同，景觀設計也相對具有其特色。每一處溫室都能全方位的滿足人對自然的體驗、對自然的渴望。而且館內每一處景觀都是利用不同植物的不同特性所組合搭建，植物配置上既考慮到了植物的觀賞性，還考慮了生態學特征，切通過立體種植，平面種植和人造景觀種植等方式加以地方的民俗、民風和農耕文化和歷史典故等元素元素通過并置，沖突，融合等方式增加了管內觀光內涵并給游人造成都市景觀所不可能擁有的視覺感受。
3、觀光農業園景觀改造建議
3.1人文景觀的改造
文化是園林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在園林景觀中它是無影無形的存在，但是我們可以在景色中感受到它的存在，文化是一個地方的銘牌，是這片地區在時間長河中的積淀，沒有文化的園林則是毫無特色，失去地域靈魂的園區。只有充分的發掘和研究關中地域的民俗和人文歷史的傳統，經濟發展的情況，滿足當地自然景觀，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的基礎條件下保留園區內的應該存在的農業特色，在園區主要景觀和景觀節點的設計上繼承當地的農耕傳統文化，在結合現在造園技術的前提下再現傳統民俗，農業園的發展才會長久。
3.2自然景觀改造
觀光農業園自然景觀改造應當遵守因地制宜和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在園區的景觀空間的設計上一定要遵守楊凌當地的自然生態、地理環境。保留、還原楊凌的平原地貌特色和植物景觀特色。在植物的選擇上應選擇當地常見、且有地方特點的景觀樹種或者農作物，把農作物的觀賞價值通過組團等園林種植常用的手法表現出來。
3.3完善全區基礎設施的建設
基礎設施完善程度的高低，是園區景觀設計細節的體現，細節的完整與否又決定著這一園區旅游觀光品質，以及人性化程度。增加基礎設施在園區內的布局是當前園區建設或改造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具有農業特色的觀光園區，設施在滿足功能性的同時，在基礎設施的完善上可以在基礎設施的設計上更加本土化，包括外形設計的本土化和材料使用上的本土化，可以使用鄉土的自然材料，如鄉土植物、當地出產的石頭、木材等，既滿足了因地制宜的原則，又不需要二次加工而直接用于園林基礎設施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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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廣西火桐，瀕危植物，群落特征
廣西火桐（Erythropsis kwangsiensis）為梧桐科火桐屬（Erythropsis）植物，分布區域狹窄，僅分布于廣西中部至南部的石灰巖地區。其樹干挺拔通直，材質輕、韌，易加工不開裂，為優良的工藝用材；花色金黃艷麗，花期長，具有極高的觀賞價值，亦是珍貴的園林觀賞樹種。由于人類的過度利用，廣西火桐野外種群和個體數量稀少，已處于瀕危狀態，在1999年8月國務院批準頒布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第一批）》中被列為國家2級重點保護植物[1]。目前，國內對廣西火桐的研究甚少，僅對其資源分布狀況和育苗技術進行了初步探討[2-3]，有關其群落特征的研究尚未見報道。本研究應用植物群落生態學的研究方法，對廣西火桐群落的種類組成、區系特點、群落結構及種群動態等進行研究，揭示其群落學特征，以期為瀕危植物廣西火桐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提供科學依據。
1.調查區域及其自然條件
調查區域為廣西來賓市、靖西縣等廣西火桐野生資源數量相對較集中的地區生物論文，地理位置約106°27′～109°10′E，23°00′～23°57′N。該區域地處南亞熱帶，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根據廣西氣象局（1961～1970年）的氣候資料，來賓市年平均氣溫為20.7℃，極端高溫38.7℃，極端低溫-3.3℃，年平均降水量1377.2㎜；靖西縣年平均氣溫為19.1℃，極端高溫37.8℃，極端低溫-4.1℃，年平均降水量1546.3㎜論文開題報告范文。廣西火桐分布于海拔800 m以下的山溝、山谷、山坡中下部及農耕地旁，土壤為石灰巖發育而成的石灰土，土層較薄，有機質中等。
2. 研究方法
2.1 樣地調查
由于廣西火桐成片分布少，通過調查目前僅發現3個數量較多的種群，因此根據實際分布情況，設置3個典型樣地，樣地環境資料見表1。各樣地面積20m×20m，每個樣地劃分為16個5m×5m的小樣方，記錄樣地內所有高3m以上喬木樹種的種名、高度、胸徑、冠幅、枝下高等。樣地內按對角線分別設4個5m×5m的灌木樣方和2m×2m的草本樣方，記錄每種灌木和草本植物的種名、多度、高度、蓋度等[4]。
表1調查樣地環境資料
編號
樣地
取樣面 積(㎡)
海撥(m)
坡向
坡度
覆蓋度
Q1
來賓北五鄉回龍村
400
263
W
5°
90
Q2
靖西化垌鄉維新村
400
784
WN
20°
95
Q3
靖西湖潤鎮新靈村
400
464
EN
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承攬了該項目有關遺產申報的一系列技術咨詢服務。其中最為重要的任務是從世界文明與文化的角度、重塑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簡稱OUV)。為此，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項目組立足于“城市文化”的角度，從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文化特色和融匯過程分析，經由中國古代城市史、建筑史等專題研究，對草原都城遺址的遺產價值開展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學術探討，形成了若干新觀點。本文重點介紹申遺文本是如何通過對比分析手段、進行遺產的價值重塑。
一、遺產概況
“元上都遺址”是13～14世紀亞洲北方游牧與農耕兩大文明在百年碰撞與融合中形成的具有文化融合典范價值的草原都城遺址，位于蒙古高原的東南邊緣，曾是蒙元帝國忽必烈汗的第一座都城(1263～1273年)及其后元代各帝的“夏都”(1274-1368年)。
該遺址分布于錫林郭勒盟的正藍旗和多倫縣境內，是傳統游牧區和農耕區的交接地帶。由城址(約18平方公里)、墓葬群(約5平方公里)以及分布于整個1759平方公里范圍內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四部分共同組成。其中，城址包括宮城、皇城、外城、關廂和鐵幡竿渠等要素，遺存類型有城墻、城門、道路、護城河、防洪渠，以及宮殿、寺廟、商鋪、民居、倉庫等各類建筑的基址；墓葬群分布于城址周邊區域，包括以漢人家族墓葬為代表的砧子山墓葬群和以普通蒙古人墓葬為代表的一棵樹墓葬群，它們是蒙、漢民族于上都生活的物證；自然環境包括與城市選址特征關系緊密的上都河、龍崗山和金蓮川草原等自然要素，以及反映城市地理環境特征的沙地、濕地、森林草原和典型草原等特色景觀；人文環境包括遺產所在地保存完好的蒙古族傳統文化，以及城址周邊分布于群山頂部的敖包所體現的草原游牧民族早期的山岳崇拜。
二、對比分析
作為文本編制的指導文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公布的《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以下簡稱《操作指南》)中第132條明確規定，申遺文本需要“提供該遺產與類似遺產的對比分析，不論該類似遺產是否在《世界遺產名錄》上，是國內還是國外遺產。對比分析都應說明申報遺產在國內及國際上的重要性。”因此，對比分析是否全面和準確成為讓世界遺產委員會來自于全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專家認可“元上都遺址”突出普遍價值(詳見：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陳同濱、蔡超、俞鋒、徐新云、李敏：《試論元上都遺址的突出普遍價值》，《東亞文化遺產保護學會第二次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2年出版)的重要依據。
針對“元上都遺址”具有游牧與農耕兩大文明相互融合、碰撞和吸收的價值特性，以及蒙、漢兩個民族文化傳統上的差異，結合元上都遺址的交流價值、見證價值、典范價值和關聯價值，申遺文本編制項目組選擇了4個方向開展對比分析：一是與蒙元帝國相關的同類世界遺產比較；二是與游牧文明相關的世界遺產比較；三是與蒙元帝國的其他都城遺址比較；四是與中國歷史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都城比較。其中尤以蒙古帝國首都哈剌和林城遺址和蒙元帝國的大都與中都為重點。
(一)與蒙元帝國相關的同類世界遺產比較
(1)與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比較
在《世界遺產名錄》中，與元上都遺址最具可比性的文化遺產是“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它們除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有相似之處和歷史淵源之處，在遺址遺跡、時空范疇、價值主題與特征、自然環境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
第一，從遺產類型和遺址遺跡上比較。“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屬于“人與自然聯合的作品(引自《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2008版1)”，體現了人類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之間所產生的相互作用，以游牧生產與生活方式為主題。游牧民族利用傳統技術在適宜放牧的草場上從事畜牧活動，從而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起一種獨特的精神聯系；同時，它還向人們全面展示了鄂爾渾河流域曾經出現的不同游牧民族為適應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的限制而產生的各種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詳見《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申報世界遺產文本》)。
“元上都遺址”屬于“特定自然條件下，更主要是人文歷史背景下兩種文明人群的共同的作品”，體現的是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方面是如何進行融匯交流與結合，并由此創造出一種亞洲北方具有農耕文明與游牧文化相結合的城市典范，對于研究蒙元帝國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具有重大意義；同時，它的遺產背景環境對此典范的形成過程提供了清晰的、有機的物證，與遺址本體共同構成了完整的遺產價值。
第二，從時空范疇上比較。在地理區域方面，兩者于空間位置和地理特性的差異在于：“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帶，是亞洲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動區域的腹地所在。“元上都遺址”則位于蒙古高原的東南邊緣地帶，是亞洲歷史上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臨接地帶。這一地理區位的差異導致了兩處遺產在文化價值上的差異。
在歷史時段方面，“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的遺存年代從舊石器時代一直延續到17世紀，綿延約3000余年，5個重要遺產點的歷史年代為6～17世紀；這一時段跨越了中國歷史上的唐、宋、元、明、清共5個朝代。“元上都遺址”的遺存年代僅限于中國蒙元帝國的100余年時間，即13～14世紀。
關鍵詞：傳統節日；前現代；萬物有靈；現代轉型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3-0176-02
一、傳統節日的前現代屬性
傳統節日本質上是一種前現代的文化實踐樣式和人生存在方式。對于前現代屬性，可理解為基于現代工業文明產生之前的農耕社會技術形態，以及自給自足生產方式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觀念形態的物化形式。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在農耕文明中誕生的社會，關于天地日月星辰的自然崇拜、關于農業生產諸方面的原始信仰以及古人特有的祖先崇拜觀念，和慎終追遠意識等，都是節日產生的思想文化基礎，而這些思想觀念都是“萬物有靈論”的具體表現，顯然萬物有靈的觀念是和現代社會的科學精神背道而馳的，而巫術思維和宗教思維與現性思維之間更是■格難入[1]。
前現代屬性的表現為“萬物有靈”的原始信仰及由此派生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傳統節俗活動大都是自然崇拜、原始信仰和宗教觀念的反映或者遺留。古人認為萬物都有神靈主宰，神靈又有善惡之分，善神造福于人，所以敬祀之，而惡神降災于人，故驅禳之，因此驅邪避惡節俗活動廣泛地存在于上巳、端午、重陽、冬至、臘八和春節等主要傳統節日之中。敬善神和驅惡神的觀念各自儀式化為祭祀類和巫術類節日，組成中古以前的傳統節日的主體。
二、敬善神驅惡神觀念探源及其在儒教主導的農耕社會中的實際效用
（一）敬天源于畏天。古人眼中的“天”統馭著諸多神靈，可以說古人對于“天”不得不敬，源于農耕社會原始落后的生產力狀況，對自然規律的無知決定了人在無限大的意義上受制于天，當生產實踐的物質技術手段不足以作用于自然獲取生存資料，并消除災難時，只能在“意念”中實現讓圖騰庇護自己的目的[2]。
畏天的心理儀式化為巫術。作為傳統節日主體的祭祀禳除類的節日，究其濫觴所在，大多擺脫不了同巫術的糾葛。春節中許多避邪求吉的習俗，如早期的掛桃符、貼門神、燃爆竹、除塵、送窮以及春節前夕進行的儺舞等，都具有巫術的性質，它們最初都是為了驅鬼和避邪。古人以為通過自己的種種行為和儀式表演，就可以禳邪除惡、得祥納吉，尤其是在這個新舊交替的特殊時間段里，更應該采取實際的行動來幫助“正”戰勝“邪”。巫術是對不可知力量進行積極的預知與控制。巫術活動中的人是作為主體發揮主導作用，通過一定的儀式和器物，迫使未知力量或事物按照人的主觀愿望運動，以達到人的目的。在這里，人的貌似主動的祭祀求祈、禳災驅邪活動，卻是基于對自然的技術無力這樣一個前提。隨著人類自身能力的增強，人們的信仰也開始由圖騰崇拜向祖先崇拜轉化。這種轉化使偶像與凡人之間因親緣紐帶的連接而平添了些人情俗世味道，但祖先沒有取天而代之，而是成為其下層分支，是天的意志的中介者，因此神靈高高在上、人屈尊膜拜的主宰—被主宰格局是得到強化而不是消解。這種文化信仰格局在“家國同構”的封建社會中的鑲嵌，則是以倫理文化認同強化封建等級制度的政治認同，成就了其自我固化系統。當然，由于傳統節日在傳承過程中的變異性，中古以后傳統節日的“娛神”作用有所淡化，同時“娛人”的世俗色彩漸趨濃郁。
（二）對于神靈的膜拜成就了其至上地位，甚至對于惡神的忌憚足以封殺人的憐惜生命的善之本性。下文以傳統節日中一度影響重大的寒食、社日和端午的某些習俗作為例證。
其一，“神”大過“官”。以起源于遠古的火崇拜以及由此而來的“改火”習俗的寒食節為例。寒食習俗流行地區的民眾相信，神靈介子推是被火燒死（“焚骸”）的，他當然“不樂舉火”，那么如果熱食（意味著舉火），就是違禁，就會受到神性懲罰，而這個神性懲罰就是造成普遍災害、危害群體安全的“雹雪之災”。對于雹災的恐懼，對于違犯寒食禁制必將帶來雹災的信仰，就成為迫使人們自覺遵循和維護禁制的強大力量，即使“老小不堪，歲多死者”，也在所不惜。史料記載自東漢到北朝這一時期，寒食節曾被官方不時禁斷，魏武帝曹操《明罰令》云:“令書到，民不得寒食。若有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傣一月。”[3]但由于對寒食習俗自覺維護的民間力量在官民雙方的博弈中居主導地位，以至于官方也不得不作出讓步，對這一節俗活動進行有限的承認。某種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強的規范性，在不斷的重復中，俗民會形成自覺維護習俗慣制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我們所說的民間力量[4]。政治上弱勢的民間力量在寒食節俗存廢的官民博弈中勝出，實質是由于畏神勝過畏官，神靈左右民之生殺興亡的信仰所致。
其二，“神”大過“禮”。在農耕社會，春社是起源于上古社會土地神祭祀的大節。社日宴飲狂歡以后，青年男女大多轉向社屋附近的樹林等地進行幽會野合，先秦古籍所謂的“桑間濮上”就是社日野合之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這一習俗具有遠古巫術的背景：根據模擬巫術原理，某一自然過程可以通過人的模擬行為加速其進程，春季種子入土、云行雨施、植物生長的過程也可為通過男女媾和的方式來加速它的進程，所以此種背景下的男女交合沒有絲毫宣的成分，而是出于祈求農業豐產、子孫昌盛的目的[1]。野合私奔這些常日看來離經叛道的行為，由于披上“模擬自然”的合法外衣，竟也能成為傳統節日的一道另類景觀，足見神靈信仰的超乎常規。
其三，“神”大過“生命”。南宋以前有“五月五日生子不舉”的風俗。舊時民間認為陰歷五月是惡月，五月五日又稱“五毒日”，是不吉祥的。這一天生下的孩子，或有“五毒”轉生、投胎之嫌，故而民間這一天中常有棄嬰、溺嬰之舉。據《史記·孟嘗君列傳》所云，五月五日生子不舉的原因是，“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這一習俗的影響一度達于上層社會，如《世說新語》、《孝子列傳》、《宋書》、《唐書》等典籍中都有五月五日生子不舉的記載”。
（三）對天地萬物神靈的崇拜帶來行為上效法。人法天地自然，形成人的節律化生存方式。農耕社會的生產實踐模式與自然運行是耦合的。天地時氣的交會和季節物候的轉變直接影響農事活動耕收忙閑，在以農為本的古代社會，農事活動與自然界的節律化運行的天然耦合，實際上賦予人法自然、天人感應、順天而動的哲學理念客觀基礎：正是自然運行的周期性和節律化決定了人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社會的政教活動乃至個體人的生命體驗的節律性。
根據大略的統計，中國較重要的傳統節日大約有20個，其中來自日月時令交會的，或與之有關系的有16個。如端午節的起源是與夏至前后的時令背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七夕節則起源于立秋時節季節轉換的自然事實，春節的自然基礎是立春之時冬去春來的自然現實。《禮記·月令》就是一套依照自然宇宙的時間規律來經緯人事活動，安排農業經濟、文化生活的典章制度。它所展現的是一個天、人、社會的模擬結構，又是相感應的萬有秩序系統，而以天人合一為其運作的基礎[5]。自然存在的節律決定了生活存在的節律，生活存在的節律顯現為節日，進而成為節日感的重要來源。
三、前現代傳統節日的現代轉型
近代，隨著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農耕社會“天人合一”的存在節律被快節奏的單向度的存在代替，理性祛魅了神性，鬼神信仰解體。今天的人們早已失去了對天地的敬畏，科技的進步更證明了鬼神和靈魂的子虛烏有，當祭祀的指向性消失時，中國傳統節日的對象也消失了，承載著傳統節日內容的形式與風俗，也就失去了魅力。
近代社會轉型過程中西學東漸，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緊迫的政治救亡使命，使先進分子急于割斷與傳統的臍帶，出現了文化傳承的斷層。馮驥才指出，目前我們最大的問題是，傳統文化的文脈已斷，這才是最可怕的。改革開放以來新一輪現代化，商品化市場化，尤其在城市生活中消費主義盛行，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發生了改變，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不再強烈，曾歷經千年而不衰的文化積淀逐步流失，儀式感日漸淡化，節日正演變為簡單的假日，或是商家吸金的噱頭。
盡管在中韓端午申遺之爭和節假制度變革內在經濟社會需求的刺激下，2007年末我國節假制度改革顯示出鮮明的人文價值取向，將傳統節日四季各摘取春清明、夏端午、秋仲秋、冬除夕作為國家法定假日，解決了傳統節日“有節無假”的窘境，但“洋盛土衰”難以快速改變。天津市社科院教授郝麥收指出，洋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土衰。全球化催化了人類價值趨同，而節日是保持人們的文化認同感的最后一塊陣地。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洋節的流行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與交流的體現，必須尊重其代表的文化，但同時也要讓我國的傳統文化在繼承中創新，只有不斷挖掘傳統文化的新內涵，尋找新載體，讓更多的人了解節日的文化淵源，才能把傳統節日的文化精髓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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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作畝法 旱田 大豆 間作
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隨著高句麗南下政策的展開出現了密切的交流和沖突，并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古代朝鮮國家的基本特征。特別是在4～6世紀，由于三國之間的頻繁戰爭，導致了人民力量的不斷壯大，農業也由此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而且各國通過王權強化，來謀求新的支配體制，因此，這個時期又是各國引進先進的文化，圖謀富國強兵的活躍時期。
但是，由于農業經濟史料不足，至今還不能確認是否農業經濟引起當時各國內部的變化。由于高麗時代以前的農書尚未發現，把握三國時代的農業技術和農業狀態是十分困難的。但從朝鮮時代的農書可以看出來，當時受中國農書《齊民要術》或《農桑輯要》等的影響很大。
本文為了弄清三國時代的農業實態，研究了在朝鮮半島中部出土的大約3～4世紀、上面刻有當時農耕圖象的大田市盾牌農耕文青銅器，又進一步考察了在晉州南江流域大坪里出土的青銅時代的農田遺址，并比較了其與農耕文青銅器上描繪的作畝方式的差異。從中發現其上層和三國時代的農田遺址相互關聯，并可據此推知古代韓國的作畝法和農作法是如何發展過來的。另外，通過對4～6世紀漢江流域渼沙里的上、下層農田遺址的研究，發現三國時代的農業發展很迅速，從中進一步地考證了古代韓國的旱田農業實態。
一、農耕文青銅器的農作法
初期農耕中的起耕是靠什么方式實現的呢？現在對此存在著很多解釋。朝鮮半島中部大田發現的農耕文青銅器為我們提供了了解公元前3～4世紀農耕方式的形象資料。
農耕文青銅器表現的高田作畝方式，是一個人以后退的方式用雙齒耒挖出播種溝[1] 。這和同時期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作壟的耕作方式一樣。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農耕文青銅器上表現出了兩個人一組的勞動組合，其中一個人用木耒直接在田地里作畎、作畝、起耕。在圖1中，描繪了木耒末端的一部分田畎，真實的體現了作壟的過程[2] 。作畝過程是耕者后退著完成的，這和中國上古的耕作方式完全一樣。
但這時期的作畝和《周禮》中所講的耦耕中兩個人用5寸耜并耕并不一樣。古代韓國是一個人單獨勞動作畎和壟。這說明耒耜勞動不一定是兩個人并耕的。
從農耕文青銅器的耕作圖象和耒的構造來看，耒是直接入土來做成畎和壟，水溝比以前更深，從后退作畝形態、水溝和田埂的相交的長度以及當時使用的石制農具看，推斷田地的規模比以前擴大了。這和后述的江邊沙質土沖積而成的下田的作畝方式完全不同。這里講的耕作地點是丘陵的上田。所以，根據“上田棄畝”的原則[3] ，這里做成的溝不是排水溝，而是播種溝。
現在我們舉一個“（造字）”字形钁的例子[4] ，钁的出現與農耕文青銅器時代相近。據《管子·輕重乙》記載，種地 “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鎒一椎一铚”[5] ，這也是現在所了解到的當時華北地區所使用的重要農具。但是朝鮮半島使用的钁是能除草、起耕、開墾和碎土的多用途農具，其主要特征是功能眾多。
耒是用于起耕的。而這里的钁是于起耕后的作業。在牛耕還沒有普及的華北地區，這種作業是用木榔頭進行的[6] ，在農耕文青銅器上，則是用钁在播種后覆土，同時進行碎土和摩平。即，耦耕的時候，一個人在前面起耕做出播種溝，另一個人在起耕后播種，然后覆土，也就是所謂“耰”。“耰”是春旱多風的華北地區保墑農法中施行于表土層整地作業的一個環節。耕耰體系有很多種，在朝鮮半島的上田采取的是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在農耕文青銅器上耰這種作業是在耕者后面拿钁的人進行的。通過這些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土壤耕作和播種是緊密相關的。
只看農耕文青銅器的圖，還不能了解這種耰作業的土壤耕作原則的；但可從同時期中國文獻中獲得啟發。《國語·齊語》中有“疾耰”[7] 的記載，這是指播種后迅速用耰碎土、覆土于播種的種子上。《莊子·則陽》篇 “深其耕而熟耰之”則提到了“熟耰”。熟耰是指把土塊打碎，細致均勻地覆土，也包含了摩平的意思。從中可以了解一人耕一人耰的耕作方式所重視的是什么[8] 。
農耕文青銅器耕作圖后面表現的是在春秋時舉行的祭祀活動[9] ，左側圖表現的是收獲時往儲藏容器里面裝谷物的情形。可見農耕圖象表現的是播種主谷的春耕。圖中后面的人是往播種溝里播種。從當時的生產工具和農業技術看，在播種前除去前茬作物的陳根或除草是不可能的[10] 。即用木制的耒耜不能在播種前直接起耕，然后播種、覆土。也就是說，在鐵制起耕農具普及之前，春播前除陳根或除草是很困難的。據《管子·山國軌》。在收獲后要進行一次除田，即除草整地[11] 。在收獲后進行除田是比較容易的，它不但可以把田間的青枯草翻到下面，使土壤變得肥沃，還起到了改善“旱田”土壤組織的作用[12] 。經過了冬季的除田，翌年解凍之后可以比較順利地起耕和播種。從中得知，農耕文青銅器上的勞動場面描述的是上田春耕的情景。
農耕文青銅器上所體現的這種耕種方式與古代中國耦耕中的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完全一致的。農耕文青銅器的發現，使人們對上田作畝方式、勞動形態、耒耜耕作方式的長期爭論獲得解決，是研究古代農耕的十分重要的資料。
《左傳》記載了公元前593年“初稅畝”[13] 。可知“畝”在很早以前就出現了。但是這里的畝是上田的畝還是下田的畝，以及用什么方式作畝，還不是很清楚。農耕文青銅器證明，在大約3～4世紀，朝鮮半島已經開始用木耒在田地上挖播種溝進行作畝。
誠然，朝鮮半島和中國華北地區的氣候、土質和風俗是不同的，所以在上、下畝的耕作方式上也存在著差異。華北地區夏天集中降雨和低濕地的開墾，使人們逐步認識到了排水溝的重要性，《周禮》中記述的是用二耜作排水路。農耕文青銅器上的畎則是播種溝，而不是排水溝；為了防備夏季的集中降雨，推測畎的方向是和等高線直交的。
畎和壟的大小由當時耒耜的寬度決定。但是從農耕文青銅器上的木耒的形象不可能得到其準確的寬度。當時的土質不是后述的沙質粘土層，而是丘陵地帶的黃土層，耜的前端也沒有鐵刃，因此不容易入土，另外，翻土時要承受很大的土壓，因此耜刃不會很寬。由此可見農耕文青銅器上畎的寬度不是《周禮》中所記載的5寸耜（刃部≈12cm）的寬度[14] 。韓國鐵器時代初期的光州市新昌洞農田遺址中以壟寬40～70cm，畎寬10～25cm為標準作畝，壟比畎寬3～4倍，畎寬10cm左右，畎深也與此相近。后述的大坪里玉房4號地區的青銅時代農田遺址中畎的深度都是在10cm左右，這就說明了用木制耒耜進行起耕的局限性。由于畎的深度和壟的高度不同，做畎時翻出的土可將壟上播種的種子覆蓋上。由此看來，在新昌洞作畝所使用的農具也是木制耒耜，播種方式也和農耕文青銅器上描述的一樣，也是在畎上條播，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
當然，正如戰國后期的《呂氏春秋》中記載的那樣，如果在耜頭上附著鐵刃，刃的寬度8寸左右；用這樣的耜可以做成寬一尺大小畎和壟[15] ，所以畎的深度要大于5寸。下田的情況大概是兩個人用5寸耜并耕作成1尺大小的排水溝，并作成比上田的播種溝寬4～5倍的廣畝，然后在畝上散播，最后通過開溝進行覆種[16] 。但是，和8寸耜一樣，為了適應朝鮮半島的降雨量偏多的條件，耒耜的刃變寬，所以畎也變寬了，這樣就更有利于排水，然后再做出相應的壟，在畝上進行播種；但在灌溉及排水設施發達的部分地區，也是在溝里播種。 二、晉州大坪里青銅時代的作畝法
我們對南部地區晉州南江流域三國時代的10，000余坪以上的農田遺址[17] 進行了發掘和調查。大坪里玉房農田遺址位于南流的南江彎曲處，并與這里的自然堤防的傾斜面相對，中央部分人口居住密集，在先史時代這里的農耕已經很發達[18] 。大坪里玉房2地區的農田遺址與青銅時代中后期（公元前6～前4世紀）的松菊里型階段相當，其農田遺址的特征非常清晰。大坪里農田遺址的上部土層是由沙質土和沙質粘土反復堆積而成的，可以推知這里當時經常洪水泛濫。
（一）作畝形態
前面，我們對農耕文青銅器上的作畝方式進行了寫實性的描述，但下田畎和壟具體形式尚不清楚。晉州大坪里農田遺址補充了它的不足，我們可以從中知道具體的畎和壟的大小。
玉房2地區農田遺址面積5，016平方米（1500坪；南北33m×東西152m），東西方向上呈細長形。大部分畎和壟的方向（南北）與等高線的方向（東西）直交。我們是通過對沙質土壤的分析得出這個結論的[19] 。在朝鮮半島的南部，農作物的生長期正是夏天集中降雨期，排水尤其重要；播種后，如果排水不好，種子和作物很有可能流失，壟和畎的形態也難以保持。所以，為了便于排水，必須與等高線直交作畝，或者說與江的流向直交作畝。
田址內最洼的中央部分東西方向分布著5處有一定間隔的豎穴遺溝（大小是1～1.5×1.6～2.4m）。其可能的用途是水洼或糧食儲藏庫，但從江邊丘陵地帶的特點來看，更像是用來防備集中降雨的儲水庫。漁隱1號地區農田遺址的中央部分也發現了與此相似的情況。如果當時田的外圍沒有排水溝，下雨的時候水會直接流進田地中，為了防止農作物流失或作畝被毀壞，在堤防附近設置水庫是正確的策略。當然，從新石器時代以來，在村落的周圍都挖有環壕，在與大坪里地理條件相似的三國時代的渼沙里下層田地遺址中也發現了溝遺址[20] 。二者的作用雖有所不同，但都是為了在集中降雨時排水和防止水土流失。
值得注意的是，漁隱1號地區遺址(4000余坪)的田地規模十分龐大（150 m×50m＝7500 m 2=2300余坪），但在其中間沒有區劃[21] 。這種情況會影響勞動效率，而在集中降雨時很容易出現問題[22] 。實際上，青銅時代的農田還沒有邊界線。如果仔細考察其作畝形態，當壟的方向發生變化或壟中斷時，農田會起相應變化，所以地頭都不十分整齊。在大坪里玉房號地區青銅時代農田遺址里，雖然畎和壟維持了原型，其地頭也不整齊，玉房6號地區青銅時代農田遺址，壟的方向是朝著西南流向的南江，在壟的中間出現了中斷現象。這也說明了當時的田雖然沒有明確的邊界線，但實際上仍然存在著某種邊界。這樣的痕跡在三國時代的田里也同樣存在。
這個邊界可能是標志著耕作者的不同或栽培的作物的不同。在青銅時代不同的農田遺址上往往同時發現播種期基本相同的農作物，它們是通過改變壟來予以區別的。
與此相近的時期，中國春秋戰國就出現了把象征著土地邊界的“封”偷偷挪動的事件（“盜徙封[23] ”）。這也許與大坪里農田遺址中設置的豎穴遺溝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24] 。在古朝鮮的八條禁法和《周書》的百濟傳里面“對盜竊者處以其所盜贓物二倍的懲罰”。這些都說明了很早以前就發生了超過邊界線侵犯別人所有權的事例。
表1：大坪里玉房3地區青銅時代農田遺址樣式（2500坪）
區分田遺址 畎和等高線 畎寬（cm） 壟寬（cm） 畎長(cm) 畎合壟的斷面 寬度比較 坪 播種位置 備注
6號 直交 40-50 80-100 23 壟寬，穴孔呈 畎
7號 直交 50-70 40-60 鋸齒狀 畎>壟 230 畎一邊很深，一邊是傾斜的
8號 直交 40-80 40-60 鋸齒狀。間或底面呈W字形 畎>壟 1300 畝上播種 隨小谷間田壟的變化，畎是點列的圓形小孔形成的播種溝。作畝形態是不凸凹不平
50-70 40-60 鋸齒狀 畎>壟 畎種
30-70 60-100 寬壟 上面有穴孔 畎
9號 直交 40-60 40-60 波狀 畎≒壟 30 地面下4m處
10號 直交 40-100 30-60 21 W字形 畎>壟 150 畎內點種 畎內部有不定型的小型穴孔(播種溝)
11號 直交 20-40 80-100 10 壟寬波狀 畎
直交 5 壟寬波狀 畎
12號 直交 40-60 60-80 30 波狀 畎
13號 直交 40-60 60-80 25-30 波狀 畎
青銅時代的作畝形態多種多樣。從玉房2號地區壟的形態來看，其兩地頭不整齊，壟和畎的大小也不一致，畎和壟的寬度分別是28～40cm、28～44cm，深8～10cm，最長的畎長達34m。漁隱地區的作畝形態與玉房2號地區相似，壟的長度也相似，長35m[25] 。與此不同的是，青銅時代大坪里田畎比農耕文青銅器上所表現的田畎更寬，平均是40～60cm，壟寬50～90cm以上。這與玉房4號地區的農田遺址相同[26] 。像這樣的畎和壟，尤其是比較寬的壟，由于受當時一次性利用土地方式的限制，在上田的播種溝中播種實行自然的休耕。換而言之，畎和壟變寬說明了當時不定期改換耕地，畎和壟也隨休耕法的改變而改變[27] 。
當時畎的斷面是U字形，整體成波形，由此可知在青銅時代采取的不是在縵田中散播的原始農耕方式，而是通過壟作耕法作畝，畎種或在畝上播種。當然，因為資料不足，還不能像《呂氏春秋·任地篇》那樣描述當時具體的耕作原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的作畝形態已經成為初期國家時代的溝洫制或土地制的基礎。
（二）耕作方式
通過青銅時代農田遺址尚難具體把握當時從事耕作的必要勞動力數量，但也可以作一些大致的估算。玉房2地區的農田規模很大，一整塊田達5，016平方米，1，500坪，在勞動工具十分粗陋的情況下，只靠2、3名勞動力耕作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廣闊的農田里還沒有清楚的邊界線，推測是由集團式的大家族共同耕作。
從玉房2地區的平面圖來看，從南、北方向開始的畎的末端中間被切斷。玉房4地區青銅時代農田遺址中畎的中間也被切斷，分成東西兩部分[28] 。這種形態的田在玉房3地區8號的田址中也有發現。這肯定不是發掘不完全所致，因為現在發掘出來的田已有1，300余坪。2地區的青銅時代農田遺址也存在這種情況。由此可知，這些田是由幾個大的集團共同耕作的。又由被區分的田的面積小規模化，推斷共同參加耕作的勞動單位已變成了個體家族（或夫婦勞動）。
從大坪里農田遺址還可以推知用耒耜耦耕的方式[29] ，當時作畝用的是寬度超過20多厘米木制耜，勞動方式是二人一組，或者兩耜并耕，或者是用一個耜一人扶犁一人拉犁，或者一個人在前面起耕作畝，另一個人在其后播種、覆土（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30] 。
如前所述，農耕文青銅器上的耕作方式是利用耒一人耕一人耰。這種方式適合春旱地區的春耕，在黃土丘陵地帶被廣泛采用，但不適合像大坪里那樣的廣畎和廣畝。在利用畜力之前，采用的是一人扶犁一人拉犁方式。在單靠人力挽犁起耕的階段，如果耜的刃的寬度是20厘米的話，通過耦耕也能做成廣畝。但是，大坪里農田遺址的畝凸凹不平，壟與等高線直交，可知當時是由人力起耕的，而不是采用農耕文青銅器上的作畝方式，因為如果利用5寸耜的木制耒耜做寬50厘米左右的畎，需要二人一組并耕，往返兩次才能做成一個畎，那么這樣的勞動效率將很低。
在大坪里3地區的5號田和8號田中，在畎的底部發現了被挖成W字形的痕跡，推知當時的耕作方式是一人扶犁一人拉犁的往返勞動，或者是兩個人同時并耕。使用耒耜的勞動是很艱苦的，如果耒耜的寬度超過20cm，耜刃入土時要承受很大的土壓。即使是沙質粘土，用人力進行翻土也十分困難，在壟長35m情況下，耕作會更困難。玉房2號地區農田遺址的畎深8～10cm，如果用木制耒耜入土和翻土的話，會很費力。假如耒耜的寬度在20cm以下，作畝將需要更多時間[31] ，其勞動生產率也會相應降低。發掘出的農田遺址中畎和壟凸凹不平是因為入土時左右搖擺所致。
目前，在農田遺址中還沒有發現過這樣的木制農具。出土的都是石材工具。在玉房3號地區收集到的農器具中，石钁長11.8cm、寬12.7cm、厚2.0cm，重412克；另外，石鏵長10.4cm、寬6.0cm，重103克；在玉房2號地區出土的石斧長12.3cm、寬7.2cm，石钁長15.6cm、寬10.1cm[32] ，而且這些工具刃部的寬度都沒有超過5寸耜的寬度。
如果利用這樣的石材農具作畝，作畎時應是蹲著用手拉著鏵形石器后退著勞動。青銅時代作畝的形狀大部分是凸凹不平的，這可能由于當時勞動的動作是斷續且反復的。特別是在表1中，鋸齒狀的作畝形態是耕者蹲著用石鏵或石钁翻土的過程中形成的。當時用這樣沒有手把的石材農具進行起耕，投入的勞動力該有多大！由此又可以推測，農耕文青銅器上所反映的點種方式或根耕復種的農作技術已經能靈活運用木制起耕農具了。
那么，為什么當時要用木石農具極費力地作很寬的畎呢？這與前述的土地利用的限制和氣候及水土條件有關。由于朝鮮半島南部地區的氣候特性和江邊沖積地的地形特征，夏天集中降雨，在田埂和排水溝不發達的情況下，江邊的下田需要快速排水，做很寬的畎是十分必要的。根據《呂氏春秋·任地篇》中記載的“下田棄畎”的原則，在廣畝上散播時，如果畎很窄的話，挖10cm左右深的畎所挖出的土不能把壟上播種的種子全部覆蓋，因此，必須一次性的把畎加寬。
另外，栽培作物對畎的寬度也有影響。大坪里農田遺址的作物有大麥等，大麥是既不耐旱又不耐寒的越冬作物，必須實行畎種。據《四民月令》，黃河流域8月播種冬大、小麥，在翌年的4～5月雨季到來之前收獲，因此無須排水，也無須畎種。在畎里播種不僅可以防止動物的侵害，而且也可使種子越過寒冬。當時究竟是在寬畎上畎種，還是像玉房6號地區那樣在廣畝上開出小畎來播種，現在還不得而知。無論如何，為了保障播種處的種子，寬畎和壟都是必要的。
在大坪里農田遺址中，田壟形態是不確定的。它一般取決于使用的農具，農具不同，其勞動生產性和編制也不同。如果使用石材農具作畝，必須投入大量的勞動力。在大坪里3地區的、6號、7號、8號和13號，其田壟接近直線形，其田的規模也很大。由此可知，當時存在貧富差距，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也不盡相同。
綜上所述，農耕文青銅器上的農田是由一個人用耒耜在溝中播種的，如新昌洞農田遺址中的壟很寬，其播種的面積相應就少。這就是說，當時上田的土地利用率比大坪里的下田低。所以，在以后的三國時代，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畎和壟變小了。 注釋
[1] 崔德卿：《中國古代農業史研究》，白山書堂，1994年，第100~104頁。
[2] 韓炳三：《先史時代的農耕文青銅器》，《考古美術》112號，韓國美術史學會，1971年，第8頁。
[3] 《呂氏春秋·任地篇》：“上田棄畝，下田棄畎。”
[4] 钁與鎬形態相近，附著著鐵刃的農具。
[5] 《管子·輕重乙》： “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為農”
[6] 董愷忱，范楚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科學出版社，2000， p.276~277.
[7] 《國語·齊語》記載的管仲返齊主政時農田耕作情況：“及耕，深耕而熟耰之，以待時雨。”
[8] 董愷忱，范楚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科學出版社，2000， pp.126 ~127.
[9] 前揭韓炳三文《先史時代的農耕文青銅器》，第12頁。
[10] 渡邊信一郎在《古代中國小農經濟的形成》（載《中國古代社會論》，青木書店，1986年，第33~43頁）中把耕作方式分為兩類。即，戰國時代以前采用的是除田（冬）耕種（春）蕓耨（夏）收獲、儲藏（秋），由于勞動工具的原始，不可避免的在播種之前進行除田。戰國時代及漢代的耕作方式是耕種（春）蕓耨（夏）收獲（秋）儲藏（冬），在春天耕種之前的除草作業成為可能。鐵器農具的普及，使得能在播種之前進行整地作業。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木制耒、耜，還有附著的鐵刃是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
[11] 《管子·山國軌》篇：“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蕓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中國農學史》（上）中認為除田一定是在秋耕以后。但根據《管子》時代的勞動工具，秋耕是不可能的，所以這里的除田只是在收獲后，除去休耕田中的枯草，以及進行整地。參閱董愷忱，范楚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 p.67。
[12] 董愷忱，范楚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科學出版社，2000， p.280.
[13] 從這時候畝稅的單位來看，是根據播種的廣畝（1×120步：1畝）為基準征收的。
[14] 戰國秦漢時代勺形寬耜，《周禮·考工記》匠人條記載為5寸，在《呂氏春秋·任地篇》記載為8寸。在戰國、秦漢時代1尺是23.1cm，因此其大概是12~18cm，利用它作畎的時候，畎的寬度大概是16~24cm。
[15] 閔成基，，《釜山大學校論文集》第九輯，1968；大島利一，，《史林》53卷5號，1970；西嵨定生，《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東京大出版會，1981，pp.91~94.
[16] 像這樣寬廣畝的耒，關于耜的長度是6尺，這個寬度很適合在生苗以后進行中耕除草。這個廣畝的寬度是通過農民們實踐經驗形成的。所以這是比較正確的。
[17] 發掘的大坪里玉房有9個地區，漁隱分兩個地區，玉房第1、9地區是晉州博物館和慶南考古學研究所發掘的，玉房第2、3地區是慶尚大學校博物館負責發掘的，玉房第4地區是東義大學校發掘的，玉房第5地區是鮮文大學校歷史學科，玉房第6地區是東亞大學校博物館，玉房第8地區和漁隱第2地區是昌原文化財研究所發掘的，漁隱第1地區是慶南大學校博物館發掘的。這些大部分地區的發掘報告書還沒有發表，但慶南大學校負責的玉房第2、3地區的報告書已經發表，通過以上這些，可以了解先史時代的農作法和耕作方式。
[18] 慶南晉州市大坪面大坪里796-17番地附近的彎曲面為中心坐落在南部玉房洞和北方漁隱洞。
[19] 據尚大學校博物館研究叢書第20輯，《晉州大坪里玉房2地區先史遺跡》，慶尚大學校博物館，1999，p.232中記載。
[20] 據漢城大學校博物館篇，《渼沙里》第4卷，渼沙里先史遺跡發掘調查團，1994， p.214中記載，到現在為止，能夠被確認的大約是廢棄100m以下的下層田以后形成的。水渠寬20cm，深50~70cm，另外的一個寬120cm，深40~50cm。
[21] 參考 郭種喆， 2001. 《韓國農經文化的形成》， 韓國考古學會， p.65.
[22] 與漁隱1地區居住地田遺址中和畎直交相反的方向郵溝存在的遺跡。這些溝只分布在田的南、北末端和中央的一部分，之間沒有聯接，起到了水庫或排水作用和邊界線的作用。
[23] 《睡虎地秦墓竹簡》田律，p.178。
[24] 據慶南大學校博物館外，《蔚山無去洞玉峴遺跡》，1999年排水條件好的水田要維持水位，可以分成小塊的田，在青銅器時代，田埂的寬是16~25cm，高1.4~6m，內外的水溝的長度相等。然而在排水條件不好的稻田里，就沒有設置田埂。
[25] 漁隱1地區青銅器時代田的畎寬大約35cm左右，壟寬50cm左右，畎深施8~10cm，其斷面呈波狀。參考 郭種喆， 2001. 《韓國農經文化的形成》， 韓國考古學會， p.65.
[26] 據鑠園，《南江DAM水沒地區的發掘成果》，領南考古學會，1998年中說，壟的斷面呈波狀，畎寬40~60cm，壟寬52~84cm深10cm。
[27] 崔德卿，《中國古代農業史研究》，白山書堂，1994. pp.100~104.
[28] 據鑠園前面的報告書；李相吉，《晉州南江遺址和古代日本－古代韓日文化交流的諸樣相一》，慶尚南道，2000，p.346，參考的(2) 。
[29] 據耦耕方式存在二人并耕說，二人對耕說，一人扶犁一人拉犁說，二人一耜說，二人前后共發說，一人耕一人耰說及慣習說等。郭文韜編，《中國古代的農作法和耕作法》，農業出版社，1981，pp.81~84；崔德卿，《中國古代農業史研究》，白山書堂，1994. p.89．
[30] 據日本的彌生，古墳時代的木制農具是雙齒、三齒和鍤形農器具，并發現了許多挖土用的鏟形器具和钁。可以想象，如果這樣的農具在朝鮮半島的沙質土壤普及的話，會是非常適用的。在光州新昌洞出土的木制農具就充分說明這一點，這些農具入土部分的部分非常小，所以消耗的勞動力非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