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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學是心理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受到來自兩個學科的影響。在社會心理學內部一開始就存在著兩種理論觀點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謂社會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和心理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在解釋社會心理現象上的不同理論觀點，并不妨礙社會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應具備的基本特點。
一般來說，普通心理學是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客體包括自然客體與社會客體。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特殊關系，即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普通心理學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所獲得的規律可以應用于社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關系所獲的規律也可以豐富普通心理學。普通心理學傳統上著重于研究個體、個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社會心理學則著重于研究群體中的個體、群體、人與人、人與群體的關系。
社會心理學與個性心理學的關系更加密切、更加復雜。美國心理學會迄今仍把個性與社會心理學放在一個分支里。一般說來個性心理學是研究個性特質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關系、涉及較穩定的心理特質，而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直接社會情境對個人的影響以及個人對這個情境的解釋的作用。社會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發現表明，直接社會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會心理學的專題研究，開始于19世紀下半期。1860年出現了拉察魯斯和斯坦塔爾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系列論文。此后，塔爾德的《模仿律》西格爾的《犯罪的群眾》、勒邦的《群眾心理學》等著作陸續出版，為社會心理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908年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和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分別出版了社會心理學專著。這標志著社會心理學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德國心理學家默德開創了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雖然用實驗方法研究社會心理學問題，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關于社會促進的實驗研究，但真正開創、推廣這個方向的是奧爾波特和默德。在他們之后，實驗社會心理學才開始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成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流。
奧爾波特的著作《社會心理學》問世以后，社會心理學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1928年瑟斯頓提出了態度測量法，把由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開始并成為當時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的態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諾提出了社會測量法，用以測量群體內人際吸引和排斥問題。1938年勒溫把場論引進社會心理學，提出了個人生活空間或場的概念，認為行為是個人特點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數。20世紀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勒溫的影響下，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群體影響和態度問題。
50年代，阿施等人開展順從的研究。以霍夫蘭為首的耶魯學派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說服的研究。費斯廷格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這個理論成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際關系心理學》一書奠定了基礎的歸因理論成了研究重點。80年代以來，認知社會心理學和應用社會心理學日益受到重視。
中國社會心理學在50年代以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過。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紹過作為心理學重要分支學科的社會心理學。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眾心理學》、麥獨孤的《社會心理學導論》以及奧爾波特的《社會心理學》等重要著作的譯本，中國學者自己也編寫了一些社會心理學著作。
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課題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會心理學側重于研究大型群體和群眾的心理現象，如拉察魯斯、斯坦塔爾、馮特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塔爾德、西格爾和勒邦關于群眾心理的研究。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還有影響，如塔爾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體極端化和個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紀初態度的研究成為中心。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出現以后，社會促進的研究成為中心。以后，群體過程、說服、順從、認知失調、歸因等分別成為某一時期的研究中心。
美國是研究社會心理學最多且最有影響的國家，它的研究課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響到其他國家。1980年，美國心理學家斯密斯等人對1979年美國主要社會心理學刊物發表的文章作過一項調查。這項調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歸因及態度和態度改變，論文達50篇以上；其次是社會和人格發展以及認知過程，達40篇以上。
教育學要想成為一門學科，首要的條件是找對研究對象。教育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除了穩定重現這個基本要求之外，教育學對它的研究對象還有多項約束條件。首先，它不是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在學科邏輯上，其他學科無法發展出關于它的知識，而只有教育學能夠發展出關于它的專門知識。其次，雖然它不需要代表教育實踐的全部，但它能夠帶來對教育的某種整體理解而非局部理解。最后，研究它所獲得的知識有助于提升從教者對教育的理解力和行動力。為了回答教育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我們需要首先確立理解教育實踐的整體框架。當我們過于關注局部而深感困惑時，我們需要退回到整體。從觀照實踐的角度看，教育整體上是什么并不取決于我們看到了什么，而是取決于我們做到了什么。所以，教育學的整體框架只能是：目標-手段-結果。在“目標-手段-結果”框架中，目標與手段之間的聯系絕不是形而上的模式、方法、策略所表達的靜態函數關系，而是依賴設計技術建立起來的動態算法關系，是一種操作性的邏輯聯系。這里的目標是統合考慮社會、學生和知識三要素的結果，既具有形而下的內容又符合形而上的價值追求，而不是所謂的一般目的或終極目的。手段與結果之間的聯系是自然發生的，可以由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等學科給予部分解釋，但是這些只是底層的、泛泛的解釋，在邏輯上與具體的教育目標無關，還不是教育學意義上的解釋。在教育學的整體框架中，理解了“手段”的整體性，也就理解了教育的整體性。我們把“手段”看作一個系統，稱其為教育系統。在現實意義上，它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等多個主體之間組織起來的、有計劃、有明確功能的信息流動網絡。（楊開城，2011a）教育目標是教育系統的屬性，結果是教育系統的某種輸出（即功能）與學習者耦合的后果。因此理解了教育系統的功能機制，也就理解了教育學意義上的教育整體（不是指教育實踐的所有方面）。
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無法提供關于這個系統功能機制上的解釋，也無法建立手段與結果之間的教育學意義上的聯系。系統功能意義上的、系統機制上的解釋只能由教育學負責。而這個系統機制是設計的結果，是在理論基礎學科所揭示的各種規律的基礎上“構造”的結果，是“做”出來的，不是純粹“看”出來的。這個系統機制所要處理的基本矛盾就是教育實踐的基本矛盾，即學生成長的自主建構與教育者的文化傳遞之間的矛盾。（楊開城，2010）教育實踐的這個基本矛盾是現實中的具體矛盾，所以形而上的理論范疇無法描述它。這個矛盾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在人為干預下、通過構建的教育系統展開的。因此這個矛盾在性質上是合目的性的動態算法問題而不是合規律性的靜態函數問題。它獨屬于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基礎學科理論無法獨立描述它。教育系統是基于實情數據而構建的，它是個體與社會之間的文化橋梁。教育系統的數據基礎包含三個方面：社會背景下人的發展需求、人的當下狀況以及文化知識體系。而知識是理解人與社會的工具。所以，知識體系是基礎中的基礎。與個體的成長相比，知識表現為客觀的信息，這是教育系統具有可重現性的根基。教育系統是一種信息網絡系統，不是一種行為系統，結點并不是參與者個體，而是個體對信息的處理。因此由個體所帶來的不可重現性便去除了。教育活動中的從教者和學生的行為是無法重現的，但教育系統中的信息流動則是相對穩定的，都指向特定的目標。只要目標相同，相應的信息流動在知識語義方面則是相近的，其總體特征也是穩定的。所以，教育系統是可重現的對象。在教育系統中，任何局部的信息處理和交互都可以由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解釋，但是整個教育系統何以能夠具有達到具體教育目標的功能只能由教育學系統機制來解釋。由此可知，位于教育學整體框架中的教育系統就是教育學的研究對象。這里的教育系統不是指教育的社會組織系統，而是一種人為創建的多主體間信息網絡，只不過它的功能指向人的成長。總之，教育學的宗旨是：我們設計什么就研究什么、我們創建什么就研究什么。這樣的教育學不再是指Pedagogy，而是指Educology①，我們稱之為新教育學。以教育系統為研究對象的新教育學是關于教育系統的理論，關注的是“如何理性創建”和“創建之物如何”。
這種新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功能是：第一，指導從教者在多種約束條件下做出理性的行動規劃；第二，指導從教者完整地理解行動的規劃和行動本身。要完成這樣的理論功能，新教育學就必須提供以下兩方面的知識。
（1）用于設計、開發和維護教育系統的技術知識。這套技術必須解決需求的表征、目標的表征、各種約束條件的表征，設計對象的結構化、從需求到目標再到教育系統的操作技術，確保各級各類設計對象的目標-手段一致性，提升各級各類設計對象的性能、可適應性、可重用性等問題。在教育實踐中，在特定約束條件下設計和維護教育系統，確保其目標-手段的一致性、高適應性和可重用性以及降低實踐成本，僅僅依賴從教者的個人經驗是不夠的，必須依賴構造教育系統的技術知識。新教育學將教育系統的構造技術稱為教育技術。而研究創建這套技術體系的學科就是教育技術學②。目前已經獲得初步發展的是教學設計技術和課程開發技術。教學設計技術是教學系統的設計技術，課程開發技術是課程系統的設計技術。課程系統和教學系統是教育系統的子系統。教育實踐中的很多關鍵問題都不是“言說”所能解決的。教育學只有發展到技術化的水平，才真正具有了可操作性，才能與實踐接軌，“既要如何，又要如何”的理論話語才可能退出市場，教育行動才可能擺脫精英主義、經驗主義的狀態。也只有擁有了如教育技術這樣的專業技術，教育才可能發展成為專業領域。這也使得新教育學成為一種只能通過操作才能理解的知識體系，僅僅通過閱讀是無法透徹理解的。
（2）作為教育自身規律的教育系統運行機制及其整體特征的反映性知識。這些知識必須解決教育系統的動態系統建模、系統運轉機制分析、整體功能性能（一致性、適應性、可重用性等）指標分析和計算、系統缺陷歸因等問題。教育系統就是一個以文化知識為基礎的、遵循一定規則的信息流動網絡。教育系統的功能并不是學生的成長效果，而是指學生個體與教育系統的聯結點處各種信息的輸出，包括事實性信息、價值性信息、人際交往信息、管理規則信息等。而教育系統面向某個個體的信息輸出則取決于其他信息源的信息輸入以及實際發生的信息流動機制。教育系統的運轉機制實際上就是信息的社會性建構和分配機制。我們將教育系統的運轉機制區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事實性信息流動方面，另一個是價值性信息流動方面。關于教育系統事實性信息方面的知識體系被稱為教育現象學，關于教育系統價值性信息方面的知識體系被稱為教育價值學。它們分別負責揭示教育系統運轉規律的事實性方面和價值性方面。這兩方面知識結合在一起，對于教育系統真實運轉過程中所產生的教育現象提供機制層次的解釋，既包括教育功能是如何發生的，也包括系統缺陷是如何被人為地引入的，等等。教育現象學和教育價值學都屬于教育科學。只不過教育價值學屬于價值科學，是關于價值對象之間事實性關系的科學。這里的教育現象學并不是現象學意義上的教育現象學。其實現象學教育學并不是現象學的，因為現象學教育學無法真正執行現象學還原和本質直觀，還將個體性主觀的現象學方法運用到主體間框架中。雖然在新教育學理解教育的整體框架中包含有“結果”要素，但新教育學更關注的是產生相應結果所需要的教育系統功能。也就是說，新教育學更多考慮的是功能而不是效果（特別是學生的成績），因為功能可以是理論問題，而效果只能是實踐問題。教育效果是學生參與教育系統耦合出來的，一方面取決于教育系統提供給個體什么樣的微觀環境（即教育系統的功能），另一方面取決于個體自身的準備和具體行動。對于學生來說，教育系統提供的是現實的可能性空間。學生在教育系統中的選擇和創造并不是教育系統所能控制的。因此，新教育學倡導一種“不敗即成”態度，避免失敗，忌追求某種特別的成功。教育原本就沒有所謂的成功學。由此，新教育學與舊教育學的發問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舊教育學這樣發問：怎么行動、條件如何，學生才會更好？而新教育學這樣發問：怎么行動、條件如何，教育系統的功能和性能才會更好？綜上所述，教育學學科知識體系可以分為教育技術學、教育現象學和教育價值學三個分支.。教育學的這三個分支以各種教育XX學為理論基礎，其實也就是以XX學為理論基礎。教育技術學關注教育系統的構造，考察系統的目標合理性、系統要素的多元性、目標與手段的一致性、動力水平、系統維護的成本等方面。目前教育技術學已創生的獨特概念包括：知識建模、FC知識圖、知識推理路徑、知識組件、開發取向、目標-手段一致性、技術人造物缺陷分析法，等等。教育現象學關注教育系統中事實性信息的流動規律。目前教育現象學已創生的獨特概念包括：教學系統、激活量、IIS圖，等等。教育價值學關注教育系統中的價值性信息的流動規律。教育價值學尚沒有展開實質研究。
二、新教育學的基本研究范式
很明顯，在“目標-手段-結果”的整體框架中，作為手段的教育系統必須先設計出來才能得到執行和修改，而一切教育改進都必須以設計為抓手，一切修改意見只有嵌入設計才能穩定地發揮效用，所以新教育學主張踐行一種新的研究范式：以設計為中心的研究（Design-CenteredResearch，DCR）范式。DCR是針對DBR（Design-BasedResearch，基于設計的研究）而提出來的研究范式。DBR是一種“在真實情境中，以研究者與實踐者的協作為基礎，將科學的方法與技術的方法有機結合，通過反復循環的分析、設計、開發和實施，開發技術產品，在改進教育實踐的同時，修正和發展新的教育理論的一種研究方法論”。（焦建利，2008）這里的教育理論不是指泛泛的教育理論，而是指“對情境敏感的設計原則和理論”，（Wangetal.，2005）被稱為教育的設計科學。DBR可以區分為實踐取向的DBR和理論取向的DBR。實踐取向的DBR實際上是教育領域中的軟件工程過程，而理論取向的DBR由于誤解了迭代、教育行動的不可重復性、不具備正確的認識論基礎而無法發展出教育的設計科學。（楊開城，2013b）實際上DBR只是一種精細版的行動研究，無法承擔教育學學科理論的建設任務。它唯一的貢獻是讓人們開始關注教育的設計屬性。（王文靜等，2008）與DBR不同，DCR是一種關注教育干預的設計過程，旨在發展教育設計的技術知識，并探索教育系統的運轉機制和整體特征的研究范式。DBR與DCR的差異很明顯。DBR關注的是教育干預本身，著眼于教育干預的有效性，而DCR關注的是教育干預的設計技術，著眼于教育實踐中的一致性；DBR的目的是發展情境性“知識”，而DCR的目的是發展脫離情境的技術知識；DBR與情境緊耦合，不具有可重復性，而DCR可以重復。在DCR指引下，當面對教育實踐問題時，我們總是首先回到教育設計的技術過程。
而教育學理論的進化總與教育中的設計技術有關。這種與技術知識關聯密切的新教育學理論研究自然采用開發取向。所謂開發取向，“是指通過研究開發和設計的原理以及各種可重用的技術來嘗試解決實際的教育教學問題，并在這個過程中體驗理解教育教學規律，以形成對教育教學規律的獨特認識的研究取向。”（楊開城，2004）開發取向主張將教育系統及其所包含的知識產品看作是一種技術人造物，即人們利用某種特定技術所創造的事物，（楊開城，2005）強調從設計過程入手，基于實際數據和層次模型去理解它們。對于教育技術學來說，DCR主張采用技術人造物缺陷分析法來改進設計技術。所謂技術人造物缺陷分析法，“就是通過分析某種技術所生成的產物的缺陷來分析和反思所運用技術的缺陷并使之得到改進的研究方法。”（楊開城，2005）技術人造物缺陷分析的基本流程見圖2。圖2技術人造物缺陷分由于技術體系是由技術效應件、技術系統和技術產品構成，因此技術的進化表現為技術效應件的進化、技術系統的進化和技術產品的進化。（楊開城，2008）除了基本技術效應件的發明之外，技術進化都源自技術在應用過程中發現的功能不足，即缺陷。為了彌補缺陷，人們會將技術操作過程進行更加細致的分化，或尋找更加合理高效的效應件。對于教育技術來說，它的缺陷首先表現在它的生成物即教育系統上。雖然并非所有教育系統的缺陷都源自教育技術，但教育技術自身的缺陷必定表現在教育系統之中。所以，通過識別教育系統自身的缺陷，再沿著教育技術的操作鏈條反向追溯，我們會找到教育技術自身的缺陷環節，并根據現實的需要改進技術。教育技術學的技術人造物缺陷分析在教育領域中首開缺陷分析之先河。對于教育科學（教育現象學和教育價值學）來說，DCR主張采用基于信息流的分析方法來探究教育系統的運轉機制和整體特征。教育科學需要對現實的教育系統進行系統建模，找到構成系統的最基本、最微觀的構成成分以及這些成分組成整個系統的層次模型。由于教育系統在性質上屬于信息系統而非物質系統，因此最微觀最基本的構成單元是信息流，因此教育系統的建模及其分析必然是一種基于信息流的建模和分析。這就需要對直觀的教育系統進行信息流切分，然后在此基礎上構建運轉機制模型、探求整體特征并對這些假設進行實證檢驗。教育系統的信息流分析基本過程見圖3。
三、新教育學的理論旨趣
新教育學并不關注教育實踐的所有方面，而只關注教育系統，為教育系統的設計、開發、評估和維護提供理論知識。教育實踐的其他方面由其他學科來支撐。
（1）新教育學不宣布一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而是為制定清晰合理的教育目的和目標提供理論支撐。“把什么作為教育目的來看待”是實踐問題，“應該把什么作為教育目的”是理論上的形而上學問題。在新教育學眼中，合理的教育目的和目標是綜合權衡社會需求、學生發展需要和人類文化遺產三方面信息以及各種行動約束條件的結果。對于教育目的，新教育學關注的是它的可達性而不是應達性，是它的清晰無歧義的表征而不是形而上泛泛的空話。
（2）新教育學不關注泛泛的方法模式，而關注如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地設計教育系統以達到具體的目標。新教育學不認為“有目的的行動就是理智的行動……而理智行動就是意味著有目的和符合目的的行動”。（杜威，2009，pp.98-99）教育目的無論多美妙、多高尚、多和諧，它與教育手段之間都不會自動建立聯系，不會是自然的統一。這種統一是具體實踐的結果。新教育學將這個問題看作是一個形而下的“技術活兒”，是一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事務，是一種教學方法模式無法解決的問題。新教育學要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提供理論知識。用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教育學不可能是形而上學。
（3）新教育學不關注有效性，而關注教育實踐中的一致性。在教育研究中，有效性通常指的是某種教育干預在某種（研究）情境下令當事人（甚至蛻變成當權者）滿意的程度，主觀性、情境性很強。教育中的有效性研究存在歸因困難（無法從效果出發檢驗方法模式的有效性）、適用范圍狹窄（只適用于教學領域）、難以適用于反思性分析（沒有客觀判據確定教學失誤到底發生在哪個環節，因而拒絕理性）等困境。我們將有效性研究稱為“有效性陷阱”。一致性研究則不同。一致性是從微觀數據分析出來的。當我們發現不一致或者某種一致性水平低于可接受的標準時，我們可以從分析機制和微觀數據中找到這種不一致的來源，歸因不存在困難。一致性這個概念貫穿整個教育領域。從社會需求感知，到教育目的目標的確定，到課程產品及其體系的構建，到將課程意圖轉化為教學方案，到教學方案轉化為教學行動，直到各種考試測驗，都存在著各種一致性問題。確保各種一致性是教育實踐的基本要求。相應的，基于一致性的反思性分析的邏輯是這樣的：若目標是合理且完整的（價值取舍合理、期望合理），教育系統設計與目標是一致的且可行的（包含著設計者對各種規律的理解和遵循），且行動與系統設計是一致的（臨場處置沒有偏離預設），那么行動就是可以接受的（具體何種效果，則取決于非可控要素）。如果某次行動是不被接受的，那么可以懷疑某處的一致性被嚴重破壞。沿著上述邏輯鏈路進行回溯，結合同行對話、經驗借鑒，進行反思性分析，從而改進理念、技巧、技術、經驗、視野等等，進而提高從教者的綜合職業素養。
（4）新教育學不關注人成長和社會發展的規律，而關注教育自身的規律。新教育學認為反映教育基本矛盾的規律才是教育規律，即教育系統的運行規律才是教育規律③。教育原理是指教育系統何以達到目的的原理。這一原理是指一種技術性原理。實踐中的教育問題都是算法問題，教育規律也就必然是指這類“算法”的外部特征、內部結構與功能的關系，等等。所以，新教育學關注的是教育系統的功能與結構。這里的結構不單單是指某種靜態結構，而且指系統運作所表現出來的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從理解的角度，新教育學關注教育系統的正功能、負功能、顯功能、潛功能以及這些功能與系統結構的關系；從構造的角度，新教育學關注教育系統的構造技術。
（5）新教育學不關注實踐的成功，而關注教育系統的缺陷。既然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美好的，那么就從消滅已知的丑陋開始。新教育學堅信，既然我們無法事先知道普適的、無缺陷的教育系統是什么樣子，那么就從識別教育系統的缺陷入手，通過調整系統的內容、內在結構和適應性以避免缺陷再度發生，促使教育系統可以與它的外部環境協同進化。由于新教育學提供了構造和理解教育系統的知識，那么它便可以幫助人們理解那些系統缺陷是如何被人為地引入的，并對癥改進。
四、新教育學如何走向實踐
現代教育需要教育成為一個專業性領域。利伯曼指出，一個被廣泛認可的專業必須具備以下幾個基本條件：（鐘啟泉，2001）（1）范圍明確，壟斷地從事對社會不可缺少的工作；（2）工作需要運用高度的理智性技術；（3）從業者需要長期的專業教育；（4）從業者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均具有廣泛的自律性；（5）專業的自律性范圍內，從業者直接負有做出判斷、采取行為的責任；（6）非營利的目的，以服務為動機；（7）擁有綜合性的自治組織；（8）擁有具體的倫理綱領。概括地說，當一個行業能夠有組織地利用專業技術和其他專業知識，在專業精神、專業倫理規范的約束下，為社會提供專門的專業服務，并贏得社會信任、擁有專業權力的時候，這個行業就成為了一種專業。而專業領域的諸多要件中，以專業技術為核心的專業知識是專業的最核心要件。（楊開城，2012）沒有了這個要件，其他要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新教育學只有包含了技術知識，才會使得教育作為一種專業成為可能。現代教育需要的是專業性的從教者群體，而不能單純指望教育大師——教育思想、經驗、成功的集大成者的橫空出世。個別人因機緣巧合而成為教育大師是可能的，但所有從教者都成為教育大師是不可能的，可是所有從教者都成為教育專業人員是可能的。個體的教育行動的確需要一些舊教育學所說的智慧，但整個社會的教育行動更需要專業的新教育學知識。新教育學為從教者提供的指導絕不是“只要按照某某原則規范去做就會取得何種理想的效果”的承諾，而是實際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種科學和技術知識。新教育學能夠為教育實踐獨立地提供知識，因此面對實踐問題，新教育學主張分工原則，只提供學科理論，并不直接參與從教者的問題解決。實踐問題是從教者的問題，新教育學并不代替從教者定義問題，也不直接解決這些問題，只是為解決問題提供理論武器。但這些武器的學習及有效運用并不簡單。
作為技術與科學的新教育學具有可用性、實用性是顯而易見的，但不一定具有易用性。新教育學對于從教者來說是有門檻的學科。新教育學所支持的教育實踐的基本模型如圖4所示。新教育學走向教育實踐至少需要以下幾方面的準備：第一，人員素質準備：通曉盡量多的哲學和其他科學知識以及一定的信息技術素養，有一定的學習毅力。新教育學的理論基礎龐雜，涉及面廣，這需要實踐者具有相當廣泛的知識面，否則難以理解教育學中各種操作技術的合理性。此外，新教育學包含大量的技術知識。大道至簡、宏術至繁。技術總要比科學更復雜，而且它們需要操作才能理解。這就需要實踐者有一定的信息技術素養和學習毅力才能掌握和運用這些技術。第二，數據準備：學科知識庫、學習活動庫、課程組件庫等數據庫。新教育學所支持的現代教育是基于數據的教育實踐。無論是教育技術學還是教育科學，都不是僅僅基于常識和經驗來思考的，它們的運用都需要數據支撐。教學設計、課程開發的數據基礎之一是學科知識體系，從教者之間還需要共享可重用的學習活動方案和課程組件，這些數據必須以數據庫的方式存放才可能使它們在從教者群體中長時間廣泛流轉。從教者不需要每次都重新構建這些基礎數據。第三，工具準備：各種設計、開發、維護、分析、診斷的自動化軟件工具。新教育學不但需要數據的支撐，還需要處理這些數據的軟件工具的支撐。只有這些工具軟件解決了信息的重復加工和自動處理以及工作效率等問題，從教者才可能從繁重的信息加工工作中擺脫出來，將注意力集中在工作的創造性方面。
五、小結
新教育社會學課程理論是教育學的新生面，它全面科學的對社會學進行評析。在我國，社會學的教育理論和課程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其發展的內在因素來看，其產生環境和理論原則、自身發展的合理性予以評析。
（一）從政治角度進行評析
政治色彩是社會學的獨特內容。在社會主義被普遍認可的情況下，大多數學者本著從社會主義觀點出發的原則，對資本主義的教學方式的不合理性進行抨擊，揭示了資本主義表面民主、平等但實際在課堂教育中卻反應資產階級價值標準、政治經濟文化利益化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的潛在課程傳遞了不同的知識理念，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社會的分化并對社會的不平等現象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而新社會教育者們試圖把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現象消除，從而達到促進社會進步的作用，但是“思想的批判”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一個社會。
（二）從其發展的科學性進行評析
新教育社會學的課程理論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新教育下的社會學對傳統社會學教育的不足進行了批判。但新教育下的社會學理論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比如勞工子女的就學問題，僅僅是做出了一些合理的探索。新教育社會學者試圖將社會學的發展進行宏觀和微觀的結合分析，從而深層次的解釋社會學的本質，在這方面比傳統的社會學教育理論有所進步。新的社會學教育課程理論從概念范疇到研究范圍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供借鑒性。打破了傳統社會學教育中“價值中立”的觀點。
（三）從其自身的理論缺陷進行評析
就新教育社會學自身而言，新教育社會學的課程理論存在著不足的方面。
1.理論缺乏驗證社會教育的理論缺乏驗證性直接影響了理論教育的深度。社會學理論研究者雖然集合了新教育的社會學，但由于缺乏彼此認同的核心概念和范疇，使得研究范圍和研究形式各不相同，不利于社會學的理論性研究。新教育社會學的理論研究背景和框架也存在不同，這些差異使得對理論的概念、范疇沒有一個統一的、科學的定性。社會學者在對新教育社會學進行理論研究時，并沒有進行合理的驗證，使得這些理論的可靠性存在不確定的因素。
2.知識、課程與意思形態的關系分析上存在不足社會學者在進行社會學理論的研究過程中著重強調知識的社會性，從而忽視了客觀性和真理性。把課程理論局限于意識形態中犯了極端的本本主義錯誤，沒有與社會實踐經驗聯系在一起。
二、結束語
藝術社會學觀念在高等美術教育改革過程中的塑造
(一)充分認識到藝術社會學對高等美術教育改革的研究意義
藝術社會學的研究客體有藝術品、創作者與欣賞者和社會，它們是個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具體而言由社會決定和影響創作者及欣賞者，再由創作者及欣賞者決定和影響藝術品。簡而言之，藝術和社會是通過創作者和欣賞者這根紐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著名藝術史家岑家梧在《論藝術社會學》中提出“百數十年來，藝術社會學者在著重藝術與社會關系的分析研究，指出藝術發展的規律性，使藝術學的研究，逐漸脫離了玄學的范疇，這是這派學者重大的災獻。”他還充滿信心地說:“現在藝術社會學，不管它的本身怎樣的幼稚，在將來，它終必能采取史精密的科學方法，吸收史進步的學說的精華，而成為真正科學的藝術學，這確是一種趨勢!”［3］蔡儀認為，包括藝術社會學在內的藝術學是以美學為基礎的，沒有美學便沒有完全的藝術學;而美學的領域應當包括美的存在、美的認識和美的創造，也就是現實美、美感和藝術美。因此，“藝術學和美學的關系，好像內切的兩個圓，藝術學是內切于美學的。”由此決定，藝術社會學的意義“是考察藝術及其產生的社會基礎的相對應的關系，和其隨社會基礎的發展而變化的相關聯的規律。”［4］據此可知，藝術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與社會的方方面面息息相關的，所以想教好和學好藝術，就必須重視藝術社會學的指導作用，在高等美術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我們更要充分認識到藝術社會學對高等美術教育改革的重要意義。
(二)嚴格區分社會學批評與藝術社會學
社會學批評與藝術社會學既有內在的聯系，又有明顯的區別，所以應該嚴格區分二者，不要混淆二者。一方面，社會學批評，是指把藝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批評方法，即是一種藝術批評模式。與社會學批評不同，藝術社會學是將藝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進行研究討論的，是用社會學的先進的理論和觀點以及科學的方法對藝術的產生、創作、傳遞等藝術現象進行考察研究的。另一方面，社會學批評是從社會這個大環境對藝術現象各方面的影響和制約關系來考察研究藝術現象，從藝術作品、藝術家個人與社會生活的聯系中來考察研究藝術作品，從而在揭示藝術現象與社會生活的相互依存的聯系關系中體現出的社會學批評的廣闊視野。藝術社會學是把藝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從社會生活的角度對藝術進行宏觀的、整體的、綜合的研究。由此可見，在高等美術教育改革中，高等美術教育應當立足于使學生在美術學習中，從社會生活的視野對所學習和創作的藝術作品和一系列的藝術現象進行宏觀、綜合地學習研究。
(三)摒棄“庸俗社會學”的影響
中國藝術發展史上，中國藝術理論界由于對庸俗社會學缺乏清醒的辨析能力，曾一度錯把庸俗社會學的主要理論家弗里契視為“藝術學之指導者”，庸俗社會學在中國藝術發展歷史中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中國藝術發展受到庸俗社會學的干擾和影響是相當嚴重的。我們所說的藝術社會學立場與庸俗社會學是有根本區別的。藝術社會學是建立在一種綜合和包容的立場上，探討藝術與社會之間的各種復雜關系，研究藝術作為人類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高等美術教育中如何摒除庸俗社會學對高等美術教育影響的同時，如何正確加強藝術社會學的學科建設是至關重要的。
藝術社會學視野下的高等美術教育改革對策
(一)注重學生關注生活，加強生活體驗的培養
藝術社會學認為藝術現象與社會生活是密切聯系的，二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系，例如藝術與經濟、政治、哲學、道德、宗教等的關系。在進行高等美術教育改革時，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藝術現象產生與發展的社會條件和社會背景，藝術現象的社會功能，藝術現象的藝術價值的標準和取向，藝術社會過程中的藝術生產、傳播和消費等一系列活動的完整整體的各個環節。因此，在高等美術教育活動中應注重對學生關注生活，加強生活體驗的培養。高等美術教育應當以對生活的切入來極大地豐富學生個體的經歷和體驗。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離開了生活，體驗就無法生成。如果高等美術教育中，老師對美術知識與技能技巧的傳授得不到學生個體經驗的認同，那么學生在這樣的高等美術教育中所學習到的相關的美術技能技巧就只能停留于技術層面本身，由于缺乏生活的體驗，與社會生活脫節，學生創作的美術作品就會相應地缺乏藝術生命力。
(二)注重高等美術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美國的小威廉姆E多爾在其著作《后現代課程觀》提出:教育和文化兩個方面，前者可自然稱之為教育聯系，指課程中的聯系賦予課程以豐富的模體或網絡，后者也可自然地稱之為文化聯系，指課程之外的文化或宇宙聯系，這些聯系形成了課程賴以生存的大的模體，兩者相互補充。［5］藝術社會學強調藝術現象與社會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其在揭示藝術與社會諸多因素的關系時，把藝術活動當作多種因素的復合整體，重在宏觀研究和整體性考察。這就要求高等美術教育改革中要注重高等美術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高等美術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但是指教育內容、方式和類型的繁多，而且也包含著“”、“包容并蓄”等教育理念和思想。高等美術教育應當是一種綜合的教育，高等美術教育的課程改革應主要以綜合性為原則，從傳統的分科走向綜合的發展，實現學科之間的相互交叉和融合，建構起綜合的學科門類。高等美術教育的課程改革還應當注重美術學科內容的綜合，將“工藝美術、現代設計”與強調審美的精神功用的“純藝術”結合起來。老師在高等美術教學過程中應該盡可能多的為學生提供思考和討論的空間，并積極地引導學生從一點出發多點結果的多元或從多點出發以多點結果的多元地進行思考和學習。
(三)注重高等美術教育形式與內容的和諧
藝術的理想就是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使二者之間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偉大的藝術作品不僅僅在于形式，而是期望藝術作品的形式能夠體現和表達更為廣闊豐富的社會人生意義。藝術形式有其相對獨立性，如果不是結合著社會現實而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創新，那么其就很有可能流于成為一種空洞的形式，所以成功的藝術作品中，形式與內容是不可分的。藝術社會學的轉向就是從對形式技巧的講究轉向對內容意義的追求。簡而言之，藝術作品的形式是完成了的內容，內容是具有形式的社會。綜上所述，在對高等美術教育進行改革時，我們應當注重高等美術教育形式與內容的和諧，即在進行高等美術教學時，要培養學生具有既要注重藝術的形式創新，又要注重藝術的內容豐富的思維。
1.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學的成就與挑戰
2.新經濟社會學的價格理論論析
3.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最新發展
4.網絡:旅游系統研究的新經濟社會學轉向
5.新制度經濟學企業信息范式:困境與出路——基于經濟社會學的一個批判
6.新經濟社會學市場網絡觀綜述
7.經濟社會學研究的緣起、應用與前景
8.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金融市場的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新議題
10.網絡、制度和文化:經濟社會學研究的三個基本視角
11.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分析
12.新經濟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探微
13.新經濟社會學的中國研究
14.格蘭諾維特的“嵌入理論”與新經濟社會學的最新進展
15.經濟社會學的演變及其與中國研究的關聯
16.經濟社會學百年歷程簡述
17.經濟社會學視野:“少數民族貧困”的研究方法與重心建構
18.經濟社會學的貢獻與發展邏輯
19.經濟社會學視野中的金融行為研究
20.從波蘭尼到格蘭諾維特:“社會人”對“經濟人”假設的反撥與超越——兼議新經濟社會學的最新進展
21.單位制度及其偏好——經濟社會學視域下的傳統單位制國企研究
22.“嵌入性秩序”——幼兒教師勞動價值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23.鄉村治理與國家安全的相關問題研究——新經濟社會學理論視角的結構分析
24.馬克·格蘭諾維特對新經濟社會學的貢獻——潛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學術貢獻評介
25.西方經濟社會學“文化分析范式”的百年流變及其新動向
26.論凡勃倫的經濟社會學思想
27.市民社會、社區與信任構建——一個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28.交易秩序的多重面向——尋訪新經濟社會學
29.內部勞動市場中的互惠行為與技能外溢效應——基于經濟社會學視角
30.試論經濟社會學的學科體系及其同經濟學的基本關系
31.市場場域:經濟社會學對市場研究的新轉向
32.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中小企業國際化研究綜述
33.海外華人對華投資的一個經濟社會學解讀——文化傳統與社會資本結合的視角
34.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建構性分析——一個經濟社會學的分析視角
35.企業預算管理:經濟社會學理論思考
36.社區經濟社會學的建構——對《江村經濟》的再探討
37.經濟社會學理論發展分析
38.經濟社會學的方法論、理論和政策
39.關于經濟社會學本土化問題的思考
40.論經濟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假設
41.從經濟行動到經濟秩序:韋伯經濟社會學思想研究
42.新經濟社會學是否應該拋棄文化——“文化嵌入”的層次性
43.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企業研究
44.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三農問題
45.從擴張走向反思——對經濟社會學理性主義傳統的一個綜述
46.新經濟社會學的崛起:淵源、理論及意義
47.“經濟社會學”抑或“社會經濟學”?——芻議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對視與溝通
48.理論分析與中國經濟:韋伯經濟社會學實用指南
49.中國的經濟社會學研究綜述
50.突破邊緣化的理論選擇——經濟學擴張與新經濟社會學的回應
51.產業集群研究的新視角:新經濟社會學理論述評
52.基于網絡嵌入性的集群生命周期研究——一個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53.格蘭諾維特關于經濟社會學的若干理論簡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日程》解讀
54.經濟社會學視角下轉型期中國的社會公平狀況評價
55.嵌入性、社會網絡與產業集群——一個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56.經濟社會學體系化問題芻議
57.經濟社會學視域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形成機理及治理研究
58.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分析
59.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張力及其范式反思
60.新經濟社會學理論之比較研究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的異同
61.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現狀和發展方向
62.探析經濟社會學視野中的金融行為
63.新經濟社會學應該忽視非人類行動者嗎
64.經濟社會學及其消費理論研究:危機與重建
65.淺議當代美國新經濟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
66.基于經濟社會學視角的公共衛生政策分析:以SARS、甲流、慢性病為例
67.中國私人銀行服務需求的經濟社會學解釋——基于信任機制視角
68.失地農民經濟貧困與社區建設——以經濟社會學理論為分析視角
69.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模式演進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70.保障問題的經濟社會學思考
71.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比較
72.經濟社會學發展的三個階段
73.中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制度設計思考——基于國際經驗和新經濟社會學視角
74.信任:當代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新視野
75.理性、制度與社會網絡——傳統經濟學反思下的新經濟社會學理論發展述評
76.經濟社會學視角下新型農村合作社營銷問題研究
77.市場是什么?——新經濟社會學視野下的市場研究:派別理論比較研究及啟示
78.當代歐洲經濟社會學:現狀與研究主題
79.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于新經濟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剖析
80.新經濟社會學視角下基于社會網絡分析的產業集群定量化研究
81.社會資本、嵌入和腐敗網絡——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腐敗問題研究
82.經濟社會學理論在經濟法研究中的作用
83.表象的界限——馬克思的經濟社會學思想探微
84.“經濟生活的新社會學”:一個批判性述評
85.經濟社會學視野下家族企業成長研究
86.經濟社會學在當代的建構
87.新經濟社會學視閾下集群型企業家行為效應研究
88.論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問題
89.西方經濟社會學關于信任的研究述略
90.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科發展及應用
91.論韋伯經濟社會學與德奧經濟學派的方法論關系
92.嵌入 社會網絡 社會資本——基于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社會領域統戰問題研究
93.農民工問題演變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4.“弱嵌入性”人性預設與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建構
95.跳出西方經濟學的束縛:關于我國職業體育產權問題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6.論沃勒斯坦與熊彼特經濟發展史研究的異同——一種以馬克思為思想背景的經濟社會學歷史分析視角的比較
97.“用工荒”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8.淺談新經濟社會學的復興與發展
99.經濟社會學視角下對我國輕奢侈品消費快速增長的分析
100.選秀媒體信任危機的經濟社會學解讀——以《中國好聲音》為例
101.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我國環境污染轉移問題分析
102.試論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的產權與制度因素——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認識
103.關聯取向的經濟社會學家以及如此轉向的意義
104.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與經濟社會學制度學派
105.經濟社會學理論下的企業預算管理思考
106.構建省會經濟圈中的經濟社會學
107.邁向“社會學帝國主義”的一條努力路徑——對教授《江村經濟》意義的再認識
108.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企業性質分析
109.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的產權與制度分析——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認識
110.新經濟社會學的社會關系網絡理論述評
111.構建和諧社會經濟對策析論——一種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考量
112.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的產權與制度分析——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認識
113.交易秩序建構中的激勵與控制——評《邁向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交易秩序的結構研究》
114.高級成衣發展的經濟社會學研究
115.企業技術創新的線性范式與網絡范式:基于經濟社會學視角
116.經濟行為與社會建構——科學發展觀的新經濟社會學分析
117.“公司+合作社+農戶”模式運作機制分析——基于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118.新經濟社會學的價格理論論析
119.經濟行動的社會建構——新經濟社會學對經濟行動的嵌入性分析
120.新經濟社會學的古典轉向——讀汪和建《經濟與社會:新綜合的視野》
121.經濟社會學發展的條件及其學科建設
122.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中小企業國際化績效研究——基于社會資本、核心資源的中介效應
123.新制度經濟學與新經濟社會學比較分析
124.我國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趨勢
125.市場經濟環境下職校誠信教育缺失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126.從新經濟社會學社會網絡視角看跨國公司社會責任
新經濟社會學下的企業家行為
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理論、結構洞理論和強弱關系理論是指導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故先對相關理論進行闡述。嵌入性理論。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新經濟社會學科的標志性概念，Granovetter在1985年在《美國社會學雜志》發表了《經濟行為和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從嵌入的角度對主流經濟學及社會學研究經濟行動的“社會化不足”及“過度社會化”提出了批評，指出只有嵌入于社會結構、人際網絡之中的信息和經濟關系才是經濟活動者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所樂意接受的。在隨后的研究中，Granovetter提出嵌入性分為兩類，即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所謂關系性嵌入是指單個行動者的經濟行為嵌入于他與他人互動所形成的關系網絡之中的，與此同時，行動者所在的網絡又是與其它社會網絡相聯系的，并構成了整個社會的網絡結構。因此，行動者所在的網絡嵌入其構成的社會網絡即結構性嵌入。
結構洞理論。在信息和資源的流動過程中，關系網絡存在一些特殊結點，它處于重要結點的位置，比其它結點在競爭中擁有更多優勢，能夠在網絡中有更多享用信息和資源的機會，而其它網絡成員往往通過它才能享受這些信息和資源，Burt把這種占據其他未聯結結點之間的結構位置稱為“結構洞”。Burt的“結構洞”（structuralholes）理論指出，在社會網絡中存在兩種形態，其中一種是處于網絡中的個體（個人或組織）與其他任一個體都存在著聯系；另一種形態更為常見，即網絡中的個體僅與部分個體存在直接聯系，而與其他個體都不存在直接聯系。這樣，在第二種形態中，整個網絡中就出現了某些個體與另外一些個體聯系斷裂的現象，就像網絡結構中出現了洞穴一樣，故稱為“結構洞”。如果個體占據了網絡中的結構空洞，即聯系著相互之間沒有直接聯系的兩個個體，那么該個體就獲得了這種狀態賦予他的信息和控制資源的優勢。因為他占有較多的結構洞，能夠成為連接不同網絡結構的中間人，從而獲取更多的信息、機會以及控制資源能力。
強弱關系。在關系研究中，按照關系的聯結強度，可以將其劃分為兩種類型：強關系與弱關系。強關系指主體間情感密切的聯系或是頻繁互動所形成聯系，如兄弟之間、夫妻之間、熟悉的朋友之間。弱關系是指以較少的交往頻次、較弱的情感和較少的責任等為特征的關系。Granovetter在“弱關系地力量”一文中，指出弱關系在傳遞資源過程中更具重要性，這是由于強關系之間彼此很了解，其知識結構、經驗、背景等相似之處頗多，因此相互交往并不能帶來進一步的新資源與信息，所增加的資源與信息大部分都是冗余的，而如果在弱關系之間搭起某種形式的橋梁，就可以傳遞多種多樣的資源。在新經濟學視角下，由于其嵌入性，集群型企業家行為的影響實際上是以企業家為中心構成的社會網絡對集群發展產生的影響。由于企業家在網絡中處于“結構洞”的位置，企業可以獲得對關鍵資源的擁有或控制，且利用企業家不同的“弱關系”，企業可以獲得多樣化的信息或知識資源。這些資源的獲取，有助于企業的團隊成員從原有企業中獨立出來，成立與原有企業業務相同或密切相關的新企業。因此，集群環境下的企業家行為，具有網絡化、衍生化特征。
集群型企業家行為的網絡效應與衍生效應
集群型企業家作為重要的人力資本，對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重要作用，其作用不僅表現在他們自身的經濟績效上，更重要的是對集群內其他主體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第一，集群型企業家行為的網絡效應。產業集群不是一個個孤立的企業“扎堆”而成，而是通過企業家網絡相互交融形成的有機系統。集群型企業家行為的網絡效應指集群型企業家的創新行為通過企業家的強關系或弱關系網絡擴散，形成集群的競爭優勢，并推動集群不斷發展。對于新創企業而言，企業的成長更多地依賴于企業家的個人網絡。由于地理上接近，集群型企業家們具有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共同的價值觀念、彼此相互信任，在企業間合作的過程中，企業家之間的口頭許諾或其他非契約的關系，常常代替市場中的交易方式或契約關系，這樣不僅節約了交易成本，而且創新的風險性隨著企業家個人網絡的拓展而降低，這種基于血緣、地緣的“強聯系”為主的企業家個人網絡就是Grannovetter提出的關系型嵌入，企業家構成以小范圍、強聯系為主的社會網絡。隨著產業集群的發展，專業化分工與協作程度加強，集群型企業家往往通過革新的方式，利用“結構洞”使兩個或更多沒有聯系的子網絡建立聯系，發揮橋梁功能，此時，企業家網絡嵌入更大的產業網絡，創新效應的擴散主要是通過大范圍、弱聯系為主的企業家網絡。產業集群發展到成熟階段，競爭強化，企業不斷兼并與淘汰，某個產業集群往往集中4-5家實力強大的企業，集群品牌基本形成，集群的發展需要集群企業家更大范圍內的創新，集群型企業家會與集群外知名企業聯盟，利用后者的聲譽、營銷渠道和自身的成本優勢、領導地位，共同培育新的全國甚至國際品牌，增強集群品牌效應。在這個階段，企業家的社會網絡以大范圍、強聯系為主（此時的強聯系與集群發展初期的基于血緣、地緣的特征不同，更多的是建立在頻繁的業務聯系和穩定的戰略合作上）。
第二，集群型企業家行為的衍生效應。集群型企業家行為的衍生效應指先前在母公司工作的員工，利用其技術優勢或銷售網絡，出來創辦新公司，從事與原公司業務相同或價值鏈互補的業務，產生衍生企業，形成產業在空間地理區位上的集聚。李永剛把企業的衍生分為裂變衍生、孵化衍生、分蘗衍生。裂變衍生是企業管理者或經營技術骨干從現企業辭職脫逸出來，利用所擁有的人脈網絡、信息知識和管理才能獨立創辦與原企業相同或相關的企業。孵化衍生是有目的的衍生出與母體企業保持生產環節配套、技術上互補、市場空間交叉、利益上兼容或歸屬的企業。分蘗衍生多發生于多個成員共同創辦的企業，隨著共同創業者經驗的豐富、管理能力的提高，以及經營理念與目標的不同，成員商議從原企業分出一個或多個新企業，它是一種尋求新的企業制度安排以包容和適應多個企業家共同成長的一種制度創新。新企業無論是通過裂變、孵化還是分蘗衍生，前提都是潛在企業家的存在，而這些企業的衍生恰恰是潛在企業家向現實企業家的衍生過程。潛在企業家的創業行為來源于他的創業動機，而創業動機又取決于創業意識、資源獲取能力和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理性。創業意識一方面表現在對創業的敏感性和對風險的態度，潛在企業家周圍的成功創業者越多，越容易形成企業家主導的文化氛圍，越能增加潛在企業家的創業意識，勇于承擔風險的潛在企業家更具有創業的沖動和激情；另一方面表現在創業帶來的心理滿足程度，潛在企業家除了關注自己的物質收入之外，還關注創辦企業帶來的權力、自主、成就和被尊重等方面的社會效用。資源獲取能力直接關系到潛在企業家能否將創業意識轉變為實際的創業活動。集群內蘊藏著豐富的市場機會和信息，集群內高度專業化的關聯企業和機構可以高效和低費用向其提供人才、技術、資金、設備、部件、經營訣竅等必要的投入資源，潛在企業家利用其“結構洞”優勢，獲取網絡內各種資源、整合信息來成立新的企業。
此外，除了集群企業自身的衍生，集群型企業家有著強烈的示范效應。產業集群的產業環境容易產生合作和相互信任，集群內的經營者容易獲得企業分散情況下無法獲得的創新知識，尤其是隱性知識。在這樣的創新環境中，經營者在較低風險、較明確的發展路徑以及較高的預期收益等激勵下，成為創新企業家的模仿者和追隨者，在一個小范圍內形成了一種“企業家呼喚企業家”的外部性，造成局部地區的企業家群體的涌現。正是在集群環境下，由原企業產生的示范效應和網絡效應而引發企業的衍生和更多企業家的產生。
結論與建議
在創新成為主流的時代，產業集群的發展需要依靠集群型企業家。忽視企業家的創業與效仿以及知識信息的作用，就不能準確地把握企業集群所創造的地區競爭優勢（李新春）。在集群發展過程中，企業家作為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通過其創新行為的示范效應、網絡效應、衍生效應推動集群的演進，但要注意的是，企業家行為除了帶來正的效應之外，也會帶來負面效應。集群型企業家行為趨同使集群內的創新行為減少，引發集群企業的競爭同質性。集群企業的競爭同質性包括產業定位的同質性、生產產品的同質性、經營方式的同質性等。由于集群內部企業家行為的“效仿性”、基于“裂變”的新企業產生方式及大多數企業的技術同構，尤其是傳統的產業集群，技術與科技含量較低，進入壁壘不高，產品結構單一，導致企業之間的過渡競爭，甚至影響產業集群的整體競爭力。所以在集群環境下，政府應積極出臺相應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給企業家創新帶來寬松的政策環境，并且完善人才培育機制，為集群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具體措施如下：
第一，營造良好集群環境。在市場機制為導向的前提下，政府應對集群實施積極的引導和調控，并為集群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提供支持條件。（1）政府可以通過產業傾斜、稅收和信貸優惠、技術扶持等政策，吸引集群內外企業家進行創業；（2）政府可以通過創建技術創新平臺和區域服務體系，促進集群系統內生產企業、研究機構、咨詢機構等的有機結合，增強集群對外部技術的吸收能力；（3）政府可以大力加強與集群配套的交通、信息、教育、文化、科技等相關的基礎設施，吸引創新人才，營造有利于企業家交流與協作的文化環境與制度環境。此外，政府應該為集群內企業創造良好的商業環境、法制環境的同時，也應當制定有效措施和機制，為集群內各主體間合作提供良好平臺，完善產業結構調整。
第二，提升企業家素質。傳統的集群企業延續了“家長式”和“經驗式”的管理方式，這種缺乏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模式，已經不能適合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必須要通過提升企業家素質來提升集群整體的競爭力。（1）建立企業家培訓制度。政府或者行業協會可以通過與專業培訓機構或國內外知名高校合作，開發企業家培訓課程，構建企業家交流和學習平臺，建立企業家學習機制，提升企業家戰略管理能力;（2）完善職業經理人市場。職業經理人的引入有益于企業家接受現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政府要規范職業經理人隊伍建設，使企業拋棄企業所有者與管理者二位一體的陳舊模式，進一步提高企業家素質，推動產業集群持續發展。
一、我國農村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與障礙
1.二元經濟格局遲遲不能改變
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重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而不同。由于中國經濟特有的生產要素稟賦特征、經濟體制特征，三次產業的演變不同于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首先是中國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二元結構特征遲遲不能轉變和消失，雖然農業占整個GDP的產值比重不斷下降(降到10%以下)，但是農業吸納的就業人口比重仍然居高不下(近50%)，使得三農問題在中國長期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其次，服務業的發展大大落后于工業的發展，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發展長期緩慢，無法吸納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和工業中勞動生產率提高后勞動力的轉移。
2.農業資本投入不足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一份報告顯示，2003年用于農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僅為11.5%，這與我國農村擁有9億農民相比不成比例。同時，由于農村交通、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減弱了農村吸引社會投資的能力。從農業信貸規模發展情況來看，農業信貸規模有所擴大，但是農業貸款占銀行貸款總額的年均比重不到3%，農業企業和農戶貸款相比之下比較難。國務院在1996年便出臺了《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但實際上農村建設、發展的信貸資金很難到位，而且農村大量資金外流現象嚴重。
3.農村勞動力質量與邊際產出較低
建國后，為優先保證工業建設所需資源，我國建立了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這一方面使我國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另一方面也為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制造了制度性的障礙，造成了我國城市化滯后于經濟發展，形成了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受城鄉分割治理的影響，我國農村人均受教育年限較城市而言要低得多，教育投入更是不足；同時，由于薪資待遇的城鄉差異大，農村人才難以回流。于是便形成一種悖論，貧窮的農村越需要人才，卻越是難以獲得人才。人才短缺造成新農村建設中智力支持的缺位。農村普遍存在的高素質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源短缺現象，導致農村勞動力的質量與邊際產出較低。
4.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較低
目前我國的農業科技貢獻率為48%左右，而發達國家已經達到了70%—80%。從整體來看，我國科技自主創新實力薄弱、核心技術缺乏，農業科學研究多數仍屬于“跟蹤式”、“模仿式”或“轉化式”研究。表現為：一些出口創匯農產品品種和重大技術裝備仍主要依賴進口；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不健全，科技成果轉化環節薄弱，很多成果不能變成現實生產力；農民科技素質總體不高，對新技術的吸納能力不強，農業科技普及不普遍；農業科技投入總量偏低，創新與應用體系建設有待加強，農業科技發展的體制機制還沒有根本消除。二、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建議
1.政府應加大農業發展的資金投入，改善農業基礎設施
要實現農業的長期穩定發展，政府必須投入大量資金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針對目前我國農業生產中水資源嚴重匱乏的現狀，政府應出巨資興建和維護水利設施，在干旱時期通過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為農戶提供價格低廉的農業用水，解決干旱地區農業生產的缺水困難。政府還應定期撥款改良土質。雖然我國農村實行土地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農戶擁有幾十年的土地經營權，但對于土質的改良等生產要素的資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責任負擔部分投資費用。此外，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準確、快速的信息對于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各級政府可以有線電視網絡為基礎，盡快建立上下暢通、靈敏快捷的信息網絡體系。同時，全面開發利用國內外信息資源，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加入因特網，讓農民通過因特網充分利用社會信息資源，推動農業發展。
2.構建多層次的農村金融體系，為新農村建設全力提供資金支持
近年來，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增加較多，但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和農村發展的客觀需要相比，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因此，要堅持以服務“三農”為宗旨，加快金融業立法，確保農村金融法制化、規范化、程序化運作，努力構建一個良好的金融環境；要以市場化為導向，在充分研究論證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并穩步推進包括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郵政儲蓄在內的農村金融機構改革，支持并鼓勵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組織的發展，合理分工，適度引入競爭機制，全面構建多層次、高質量的農村金融體系；要以商業化為要求，努力拓展農村金融業務，探索支農的新方法、新途徑，優化信貸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強盈利能力，努力促進資金回流；要借鑒發達國家農村金融的先進經驗，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覆蓋全農村的農業保險體系，提高農業抵御風險的能力。
3.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促進農村科技進步
21世紀農業的競爭，說到底是農業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競爭。改革目前我國農業科研與推廣相脫節的體制和機制，政府應專門撥出經費，形成農業教育、科研、科技推廣三位一體的科技服務體系。各地區應設立至少一所農業技術學校(推廣站)，承擔本地區農民的技術普及工作。技校還應承擔起當地農業科研任務，把科研成果及時用于當地的生產中，提高技術轉化速度。此外，技校科技人員還應深入田間地頭，隨時解決農民生產中存在的技術問題。通過三位一體的農業科技服務體系，逐步提高我國農民的素質與技術水平。另外，繼續加大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與扶持力度，全面推行九年義務教育，著力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與技能。
4.逐步構建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要以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指引，努力提高工業化的速度與質量，系統帶動城市化；要以提高城市化質量為核心，科學規劃，大力促進結構升級與產業集聚，拓寬就業渠道，增加就業崗位；要加快城鎮住房、就業、醫療及社會保障等多項制度改革，優化生活環境；要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實行城鄉平等的勞動力就業政策，強化法律約束，切實規范勞動力市場，保證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做好失地農民的補償及社會保障工作，切實維護農民的根本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