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20 18: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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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民商法文化的先進性及其弘揚
現代民商法文化首先是一種先進文化。這種先進性表現為：現代民商法反映市場經濟渴望自由、平等、競爭、合作的一般規律，表達文明和創新型社會對人權、公平、守信、自治的內在要求，對經濟活動、科技創新和社會生活起著最基礎的調節、規范和指引作用，并以其固有的邏輯力量推動著社會發展進步。具體而言，現代民商法文化具有社會進步性和適用技術性的雙重品格。
(一)現代民商法文化的社會進步性
現代民商法是關于市場經濟的法和公平而自由競爭的法，以保護民事權利、人格尊嚴和個人自由，促進市場主體的自我實現為已任。因此，現代民商法文化內在地具有權利、自由、平等、公平、守信、合作和責任等現代法治文化的品質。在這樣一種法律文化環境中，民商事法律關系的主體基于生活經驗和感受，在潛移默化中，就會養成主體意識、平等意識、權利意識、誠信意識、合作意識和責任意識。反過來，也可以說，不具有上述意識的經濟，算不上市場經濟和公平而自由競爭的經濟。這正是現代民商法文化社會進步性的集中體現。
現代民商法文化的社會進步性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根據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關于文明類型演變挑戰與反應學說的挖掘，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隨著科技快速發展和新經濟形式的大量出現，社會分工與專業化越來越細致，政府、企事業等各類社會組織都成為社會網絡的組成部分。這就要求人與人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廣泛的合作與聯合，從而促進交易的發展和社會關系的契約化以及合作的個人主義(cooperative individualism)同時，隨著工業化、商業化進程加快，資本不斷集中，卡特爾、辛迪加等壟斷形式的建立，經濟活動中出現大企業對小企業、生產者對消費者、企業主對勞動者的恃強凌弱;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關系遭到破壞，對資源的掠奪與對環境的污染并存，產品事故、安全生產事故和環境損害事故不斷出現，人類正面對著現代性后果的空前挑戰。
面對上述經濟和社會生活(條件)的深刻變化，近代民商法在向現代民商法演進的過程中，法學文化思潮繼承了民商法系人法和權利法這樣的觀念，特別強調法律關系主體的權利，這樣一種建立在傳統私法文化的基礎上，沖破近代民商法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過失責任和形式上自由平等理念的束縛，旗幟鮮明地反對重物輕人，既高度重視人的財產權利，又(在民商法典制建設中)把人格權保護置于重要位置;[5]既注重形式正義，宣布所有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又關注實質正義，對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弱者的呼號和疾苦予以深切的同情和現實的保護;[6]既促進、弘揚人的自由和首創精神，又以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等法律原則昭示一種對絕對自由的約束與節制[7]23;既主張過失責任，又主張對無過失責任和公平責任進行補正，彌補一味強調過失責任在社會某些領域造成的利益失衡狀態;[8]既注重維護個人自由自主，倡導個體的能動性，又強調社會成員之間的合作共贏;既注重保護民事權利，也不忽視行使權利的社會責任。由此形成了現代民商法的主體意識、平等意識、權利意識、誠信意識、合作意識和責任意識等法律文化品格。
現代民商法產生伊始，便面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與此情形，如何實現私法關系中的利益均衡，逐漸成為現代民商法文化和制度建設追求的目標。利益均衡的達成，必然要求實現實質正義、個別正義。因此，現代民商法文化的精髓，集中表現為對實質正義、個別正義的追求。
例如，在交易關系中，現代民商法文化主張對交易雙方的交易能力、獲益狀況、社會地位、資源控制和信息占有等進行比較衡量，以利揚棄形式正義追求實質正義，并從一般正義入手實現個別正義。為了實現實質正義、個別正義，現代契約文化對近代契約文化的理性主義、自由至上等理念，進行了反映時展要求的改造。基于理性主義、自由至上的絕對的契約自由與當事人意思自治，作為近代合同法的根本原則，使契約關系中強勢的一方當事人的法律責任，一度減輕到了最低限度。為了糾正合同簽訂中恃強凌弱帶來的非自由、非正義、非平等，現代契約文化從具體的正義出發，為實現當事人公平參與交易對實質正義、實質自由和實質平等的客觀要求，不僅以誠實信用權利濫用情更和交易基礎消滅等一般條款，把人的因素、利益衡量原則和相對性引入到信奉絕對性、形式正義的傳統私法文化之中，而且對格式合同予以種種限制，不斷修正近代契約文化中曾經盛行一時的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原則和絕對自由主義，以合同自由應當是締約各方的自由為念，對格式合同提供方濫用自由限制他方合同自由的行為實行反限制，從而維護合同自由。
二、現代民商法文化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
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征程中。一方面，發展市場經濟、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秩序，是我國經濟現代化建設的基本任務;另一方面，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建設和諧社會，解決市場失靈和分配不公，消除貧富兩極分化、保護各種弱勢人群的正當利益，維護社會穩定，又尤為重要。一方面，工業化仍然是中華大地的發展主題，伴隨而來的是勞動侵權、企業事故、醫療事故、環境污染和缺陷產品等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以信息科學和生命科學為主要特征的后工業化時代正在蓬勃發展，金融技術、生殖技術、克隆技術、干細胞技術等新技術不斷用于經營實踐和社會生活，電子商務、銀行、代孕、細胞移植等新的交易形式不斷涌現，新類型產權、合同和侵權等案件頻頻發生。凡此種種，既為我國民商法的實踐提供了廣闊的舞臺，為豐富現代民商法的內涵提供了現實條件，又使我國民商法文化建設同時面臨發展市場經濟與維護社會穩定、解決工業化和后工業化時代社會問題的雙重任務。這就要求我們要深刻理解現代民商法的文化品質，注意到它同時具有先進性和局限性的雙重品格。
(一)現代民商法文化先進性的中國含義
現代化具有器物現代化和思想觀念現代化兩層含義。從這個角度來說，現代民商法文化的社會進步性，對于實現我國的現代化目標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是我們改造和抵制產生于傳統農業社會和專制體制的封建文化、官僚文化、等級文化、特權文化和小農文化的強大文化力量，為我國的民商法文化和制度建設指明了發展方向。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應當有利于合理地確認，平等地尊重，充分地實現和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民商事主體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和經營權利。
第二，應當有利于促進以公平競爭和誠信經營為核心價值的市場經濟秩序的形成、鞏固和發展。
第三，應當有利于合理地調節及處理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與民商事主體私益之間的關系，引導各類民商事主體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正確對待其民事權利，促進經濟、社會生活中善良風俗和公平正義的形成。
第四，應當有利于解決高新科學技術研究及廣泛應用于經濟和社會生活各領域所面臨的復雜的法律問題。例如，人體干細胞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的私法問題。
(二)現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中國含義
現代民商法文化的局限性提示我們，民商法文化傳統上認為屬于民事權利的許多權利，如健康權、勞動權和環境權，同時也是人之作為人所固有的基本人權，中國民商法的立法和司法應當致力于平等地尊重、實現和保護這些具有社會權利屬性的民事權利;同時，在法律責任方面致力于降低公平分配市場經濟活動逐利取向導致的社會風險。這就要求通過對中國民商事法律制度進行一定程度的社會化改革，在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同時，關注各種弱勢人群的權利和自由，平衡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關系。為此，中國民商法文化建設應當顧及到許多民事權利同時具有的社會權利屬性，意識到社會群體的階層結構越分化，就越需要平等地實現和保護這些基本的共同權利。這樣才能緩和已出現和可能出現的社會群體之間的沖突與矛盾。這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意。
具體而言，理論上，盡管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和兩極分化是私法秩序的邏輯結果，但是，我國當前出現的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主要不是私法秩序帶來的后果。因為，私法秩序在我國還未全面形成。例如，在勞動合同關系中，當前的主要問題是一部分人根本沒有競爭機會，參與競爭也是形同虛設，以至于人們說拼爹的社會沒有未來。于此情形，并無自由競爭，更無公平競爭。
因此，對現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討論，于我國而言，絕非要否認現代民商法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基礎調節作用。事實上，沒有現代民商法的基礎調節作用，無論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都會遭遇體制機制的障礙。當前，我國許多地區存在經濟發展方式久推難轉問題，其直接原因是受到政府主導的要素驅動和投資拉動式經濟增長的掣肘，而其根本原因，則是經濟生活中，我們的主體意識、平等意識、權利意識、誠信意識、合作意識和責任意識不強，而封建文化、官僚文化、等級文化、特權文化和小農文化的成分過重!隱藏在這些落后文化背后的是寄生性、依附性和投機取巧心理，以致創新乏力，轉型困難重重。然而，為了維穩，為了和諧，一些地方政府越來越強勢，行政權力包打天下，表現為強有力的政府管制，導致政府資源配置權力的加強、對經濟活動干預的增多，也在加速腐敗和貧富兩極分化。這實際上是以現代民商法文化的局限性否認其先進性。
在我國政府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學發展觀后，民族地區開始重視全面協調發展。但如何把效率與公平問題統一起來，是當前民族地區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民族地區現代化堅持不平衡發展戰略和協調發展戰略相統一的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成為必然選擇，即民族地區在非均衡發展的基礎上追求協調發展，是非均衡發展戰略與協調發展戰略的有機統一，是科學發展觀在民族地區的具體貫徹和運用。
（一）堅持非均衡發展戰略是民族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非均衡發展是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堅持效率優先的原則，讓有條件的地區、領域、行業乃至企業首先得到發展，然后帶動其他地區、領域、行業乃至整個社會的有效發展。民族地區的實際發展條件決定了走非均衡發展道路是其必然選擇。民族地區主要指內陸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根據國家經濟區域的劃分屬于發展最為落后的西部地區。雖然經過改革開放的多年發展，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自然條件惡劣、社會經濟文化條件落后，極大限制了民族地區的全面協調發展。民族地區只能集中有限資源，實施重點突破式的發展，然后再由點到面全面發展。同時，民族地區內部，各個地方、各個領域、各個行業等在自然條件、社會條件等各個方面發展條件的不均衡狀況并沒有根本改變，這就決定了必須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依據現有條件發展產業。走同步富裕、均衡發展之路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行不通，依據自身條件走非均衡發展之路是必然選擇。
（二）堅持協調發展戰略是民族地區現代化健康發展的現實要求
民族地區與發達地區協調發展是民族地區現代化的關鍵。民族地區必須把自己與發達地區相聯系，把自己納入更大范圍的經濟聯系，為自己的發展注入強大的外部力量。這是由民族地區的特殊條件決定的。民族地區具有如下特點：“少數民族地區不僅是中國貧困面積分布最廣、貧困人口比例最高、經濟發展差距最大的地區,而且還是中國知識資源嚴重不足、人類發展程度處于極低水平的地區。”這樣無資金、無技術、無市場、無管理經驗的發展條件決定了民族地區無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發展，即使集中全部力量在某一方面有了一定的發展也無法獲得足夠的市場。因此，建立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實現更大范圍的經濟合作，是民族地區實現發展的關鍵。民族地區發展條件的非均衡性要求堅持非均衡發展戰略，強調堅持生產力標準和“發展是硬道理”。但目前民族地區在發展中形成的矛盾已經對本地區的發展構成威脅。因此，民族地區既要堅持非均衡發展，又要在發展中不斷協調各方面的矛盾，二者的統一我們稱之為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在政府的引導下，以市場為基礎，堅持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是民族地區快速發展，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選擇。
二、民族地區現代化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實施的具體途徑
（一）對外聯合，加強區域合作
積極利用國家西部大開發等政策推進民族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合作。封閉只能導致落后。民族地區必須主動走出狹小區域，實現更大范圍的區域合作。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對口幫扶、相互合作是中央定的戰略決策。民族地區與發達地區合作要注意兩點：一是要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發展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特色產業和產品,形成地區間優勢互補、各展所長、各具特色的分工格局；二是在民族地區與發達地區的合作中應堅持錯位發展，當好配角，主動承接發達地區需要向外轉移的產業。積極利用民族地區的地域優勢和民族優勢推進國際合作。“國際經濟貿易集團化、區域化、專業化、全球化傾向日趨顯著,中國周邊地區正在形成東北亞經濟圈、中亞經濟圈、伊斯蘭經濟圈、中南半島經濟圈的發展態勢。”全球化給民族地區發展帶來的最大機遇是能夠充分利用全球知識、全球資源、全球市場,用以解決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而民族地區開展國際合作有著良好的地理位置優勢，甚至是民族優勢。我國民族地區大多處于邊疆地區，與其他國家直接接壤，處于國際合作的中心位置。有些民族地區甚至與相鄰國家或相鄰國家的地區同屬一個民族。如中國東北延邊地區的朝鮮族與南韓、北朝鮮就屬于一個民族。這些有利條件為實現國際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民族地區可以利用本地優勢和全球化發展機遇，培育地區自身的發展優勢，加速現代化進程。
（二）對內優化，突出發展先進產業和特色產業
民族地區的真正發展在于建立屬于自己高效率的產業體系，因地制宜大力發展先進產業和特色產業。民族地區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初步具備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條件。如由經濟全球化而形成的區域經濟發展態勢使地理位置優越的民族地區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直接參與國際經濟文化交流的條件。經過國家多年的支持，民族地區在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通過東部和西部人才的交流和培訓、民族地區人員大量外出打工和民族地區自己的培養，以及市場經濟的人才自由流動等使民族地區具備了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供人才的能力。因此，民族地區應大力吸引發達地區和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產業，為民族地區現代化的實現奠定工業基礎。民族地區除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外，還應大力發展特色產業。所謂特色產業，指民族地區依據比較優勢而形成的產業。“這里的比較優勢是指由不同區域存在的不同的經濟發展條件決定的,包括區位、環境、資源、科技、歷史文化、外部條件等因素。”民族地區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大力發展自己的優勢產業，使這些區域比較優勢在市場競爭中轉變為經濟優勢。如依托本區域境內外礦產資源，發展大型國際油氣、天然氣、鋼鐵、有色金屬、煤化工燃煤發電基地；依托獨特的民族文化和地理環境發展旅游業，推進旅游休閑和創意產業發展；依托特有的生態資源農穩步發展特色農業和生態農業，提升農產品附加值，打造特色生態農業品牌；依托國際合作中的地理位置優勢加快建設國際物流項目，發展國際國內雙向流動的現代物流產業等。
（三）統籌安排，提高全面協調發展能力
加快推進以“小城鎮”為節點的城鄉一體化建設，打破民族地區的二元經濟結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矛盾不解決，不但會造成一個城鄉斷裂的社會，甚至連城市本身的發展也會失去支撐和依托。“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民族地區的特點是地廣、人少、自然資源、農牧資源豐富多樣，擁有眾多發展國際貿易的口岸等。這些特點決定民族地區可以以地區中心城市為核心,以縣城和重要口岸為重點,以小城鎮為節點建立城鄉共同發展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城鄉一體化道路。大力發展與生態環境相協調的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一是大力發展綠色經濟。資源優勢是西部民族地區發展的最大經濟優勢。民族地區除礦產資源外，還擁有大量自然景觀資源、民族文化資源、農牧資源等。因此，以市場為導向，以科技為支撐，開發多樣化資源，發展綠色經濟是必然選擇。二是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良性互動。發展循環經濟，必須把觀念革新、制度建設和提高技術水平結合起來。民族地區必須認識到只有保持生態平衡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而制定一整套相應的保護生態文明建設規范的法律制度和不斷提高開發的技術水平是實現循環發展的根本保證。
三、結語
關鍵詞：農村；現代民間繪畫；發展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35-0184-01
一、現代民間繪畫的誕生進程
現代民間繪畫由農民畫演進而成，誕生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興盛于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后，黨和政府對群眾文化活動的重視以及農村經濟的增長為現代民間繪畫發展營就了良好的社會環境。黨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大繁榮大發展。因此，各級黨委和政府加大對農村文化建設的財力、物力投入，基層文化設施得以鞏固，農村文藝隊伍充實壯大；各級政府文化部門加強對農村群眾文化活動的組織和指導，群眾文化生活日益增長，農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廣大農民走上了致富道路，在實踐中增強了主體意識，拓展了審美視野，萌發了審美理想，激發了參與文化創作的積極性。社會環境的好轉促使農民畫活動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的復蘇。
與此同時，政府文化部門明確地把開展農民畫活動作為“活躍農村文化生活，提高農民文化素質，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繼承發揚民間優秀文化傳統，展示農村文化建設成果”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全國各地農民畫活動在政府行為的扶持推動和文化部門的組織指導下迅速興起，并借鑒上海金山農民畫的實踐經驗進行創作，使農民畫向現代民間繪畫演進，在農村文化建設進程中平穩發展。
二、現代民間繪畫的持續發展
為了進一步推動民間繪畫活動的開展，文化部社圖司（原社會局、群文司）于1988年至1993年先后命名60多個縣（市、區）為“中國現代民間繪畫畫鄉”，把現代民間繪畫活動作為一項群眾文化工程納入了政府社會文化事業的范疇。這一決策極大地鼓舞了各地政府和文化部門的積極性，把發展現代民間繪畫寫進當地政府工作報告，列為農村文化建設的重點實施項目。
此后的二十多年間，全國各地（各級）現代民間繪畫活動持續不斷，如浙江嘉興秀洲區、上海金山區、山東日照市、陜西戶縣、山東膠南市等畫鄉在政府行動的推動下，相繼承辦全國性的繪畫作品展賽，舉辦農民畫藝術節，召開專業理論研討會，帶動了全國現代民間繪畫活動的全面開展。各地畫鄉在當地政府的重視扶持下，積極弘揚優秀的民族民間文化，抓基本陣地、作者隊伍、創作活動建設，培養了一大批農民藝術人才，涌現出一大批地域特色強、鄉土氣息濃、藝術水準高的現代民間繪畫作品，有力地促進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成為農村文化建設的典型。
三、現代民間繪畫在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此后，浙江各地如嘉興秀洲區的現代民間繪畫活動紅紅火火，如日中天。當地黨委和政府在浙江建設文化大省的舉動下，高度重視基層文化建設，重視文化品牌鑄造，把現代民間繪畫發展納入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議事日程之中，對畫鄉工作確定了“建好一個基地、抓好一只隊伍、抓住一批作品、打響農民畫品牌”的目標，并由文化館直接負責民間繪畫活動的業務工作。2009年至2012年，先后承辦了3次全國性的民間繪畫大展和理論研討會，組織全國現代民間繪畫大聚會、大交流，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民間繪畫創作群體的建設與發展。
農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文化活動是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加強對農民宣傳的有效載體。民間繪畫的作者以農民為主體，具有較為廣泛的群眾性；反映農村實際、表現農民生活、為群眾所喜聞樂見，作為群眾文化的一種藝術形態，人們在參與其創作、展示農村活動過程中必然產生陶冶情操、振奮精神、啟迪民智、普及文化、傳遞信息、進一步提高覺悟、規范道德、優化環境等方面的社會功能。其活動開展對活躍農村文化生活、發掘農村藝術人才、提高農民文化素質、促進民間藝術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民間繪畫：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有效載體
[關鍵詞] 傳統文化商品經濟制約畬族
畬族是分布于我國東南贛閩粵三省交界山區一個雜散而居的少數民族，畬族人民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傳統文化。所謂畬族傳統文化，是指畬族人民創造和傳承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歷史上畬民族所處自然環境及特定社會條件下積淀的產物，包含著畬族人民對自然和社會所進行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和優良傳統的傳承。這些民族文化對畬族的生存和發展起過重要作用；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某些與現代生產力和社會進步要求不相適應的落后因素，它們通過其所具有的巨大慣性力，或多或少對畬族地區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著一些消極影響，其制約因素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畬族文化是一種農耕文化，二元結構型小農經濟是畬族傳統文化的基石。畬族傳統小農生產在歷史上曾一度對贛東南山區的開發有過不可磨滅的功績，對畬族的生存和發展起過巨大作用。但小農經濟畢竟是一種封閉式自然經濟體系，具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
畬族主要居住在贛東南地區的山腰帶，屬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早期生產方式是游耕和狩獵，以后逐漸發展到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旱地雜糧耕作為核心的生計模式。封閉傳統的小農經濟造成畬族生產方式陳舊、產業結構單一，相當程度地保留著傳統手工勞動，依賴于牛耕、手挖、肩挑等農耕形式。社會分工仍延續男女性別的自然分作，家家戶戶束縛于幾畝田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種自食，程序分工和專業化協作尚屬少見。在產業結構上，畬族農民大多局限于單一糧食生產，多種經營開展很少，新興產業更加難以見到，農本思想普遍存在，習慣于傳統單一的農業經濟。由于山地生態的限制和耕作技術的落后，絕大多數畬區很少有剩余糧食作為商品出售，即使與漢人之間有一些商品交換，也主要是以柴炭、木材等換取一些犁鋤、鍋碗、鹽油等生產生活用品，而專以商品出售為目的的大宗生產發展不起來。適宜發展林、牧、經濟作物而不適于種糧的山場溝地仍在沉睡，自然優勢得不到發揮，這與原有的傳統產業格局和農本思想的慣性作用以及生產方式的落后無疑有很大的關系。
第二，歷史上民族間不平等和所處的弱勢文化地位造成畬民文化心理的矛盾性，一方面是極端自尊，另一方面是嚴重的自卑。極端的自尊往往導致排外心理和封閉式社會關系，表現在經濟生產領域，就是排斥外族人進入自己的經濟生產圈子，害怕外族及其先進技術和新產業的滲入導致本民族失去文化傳統。歷史上漢人在畬區進行的不等價交換行為使畬民形成鄙商心理，社會關系主要限于血緣關系和狹隘地域范圍，經濟生產上橫向聯系幾乎沒有，畬族農民經濟心理脆弱，對新興生產技術或項目的引進，往往要觀望很久，長期的落后貧窮狀態使部分畬民能力信心不足，宿命思想根深蒂固，看不到畬族山區可以開發利用的優勢，因而也就無法根據自身特點來發展商品生產。一些畬民尚未充分利用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和財力支持，通過開展商品經營富裕起來。少數畬族群眾由于自卑心理，對貧窮落后感到束手無策，很難做到窮則思變。種種心態或多或少都對畬民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第三，畬族地區存在畸形消費與擴大再生產和搞活流通的矛盾。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方面的消費需要，消費與生產之間有著循環性的互動關系。消費水平要與生產發展水平相匹配，與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消費就是畸形消費。過去畬族農民生活水平低，但多數人家逢到生孩、蓋房、作墓或婚嫁時，哪怕是借高利貸，也要殺豬宰羊大擺酒席，鬧他三兩天，以為這樣才顯得光彩，否則會被人取笑。少數畬民即使依靠農副業獲得一些收入，也很少用于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經濟，而是被奢侈消費掉了。加之畬族群體重視血緣關系，親戚間的應酬往來也就特別講究，這些禮俗關系上的錢財耗費，使畬民的生產資金更加困難。此外，畬族地區宗教儀式活動的消費也很大，在祭祖、“做功德”等方面，有的畬民在無錢還債、無糧過年的情況下，還要想方設法弄些錢糧去修宮建廟、燒香拜佛，這些畸形消費造成了畬族民眾深受高利貸困擾，陷入還不清的債坑之中。
第四，由于歷史原因和傳統文化背景的影響，畬族地區文化知識和科學技術教育水平低下，勞動力素質不高，這也是其商品經濟受到限制的重要因素。畬族傳統文化是一種無文字文化，傳統畬區的內部社會關系，很少超越面對面的范疇，社會信息交流勿需通過文字也能進行，正如先生指出的那樣：“在面對面的親密接觸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們，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認得，而是沒有用字來幫助他們在社會中生活的需要”。畬族個體的傳統社會化或文化習得過程，自然也就無須通過以文字為傳遞方式的學校教育，而僅以口傳身示和勞動實踐來完成。因此畬族歷史上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教育體系，后來雖采用漢字作為交流和文化傳承的輔助手段，但終因封建統治階級的民族歧視，剝奪畬民接受教育的權利，加之畬族居住分散，兒童入學不便，山區自然條件的限制，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由于畬族民眾囿于一個傳統封閉的社會，人們安于現狀，科技人才奇缺，無法對舊的生產方式進行變革，無法進行科學種田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也不懂間套種植方法，土地利用率低，難以適應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合理安排種植業內部結構，造成土地和勞動力潛力得不到充分發揮。可見，教育水平的低下，已成為畬族人民脫貧致富發展現代商品經濟的障礙。
以上論述表明，畬族傳統文化中存在著一些不利于現代生產力發展的消極因素，這些因素對畬區現代商品經濟的深入發展具有阻礙作用。畬族地區自然經濟結構長期延續，生產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這與畬族傳統文化中落后因素的制約很有關系，從這個意義上看，“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亦是歷史的惰性力”。
參考文獻：
論文關鍵詞 民法 現代化 意義
一、中國民法現代化的含義
隨著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不斷發展，民法現代化已經成為現代法律體系構建中一個核心的問題，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法現代化就成為人們非常關注的話題。所謂民法現代化就是指中國民法為了適應當前的先進水平而進行各種運動發展的過程，簡單來講就是說我國民法與時展、世界發展共同進步，時刻保持自己處于時代和世界的發展前列。
從上面來看，我國民法的現代化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先進性的問題，而這一問題最重要的體現就是民法與時代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民法與時代之間的關系就是指民法與時代保持共同發展，時刻保證自身的先進性，這也要求民法時刻與時代的先進水平保持一致，并隨之發展而改變；民法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就是指民法要與世界范圍內的其他民法共同進步，時刻保證自身處于先進行列，并代表著世界先進民法的趨勢。
作者認為，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大體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的含義，從狹義的角度來看，我國民法的現代化就是體現在中國民法典的制定和實施，主要體現在一種形式的層面上。而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所謂中國民法現代代主要是指民法文化層面上的現代化，它包含了民法制度現代化、民法思想現代化、民法意識和價值觀的現代化等多方面內容，它體現了民法的活法化和平民化的思想，這也是當前被普遍認可的一種民法現代化含義，是一種最重要的現代化體現。在對中國民法現代化的認識過程中，中國民法典的制定是其認識的基礎和最重要部分，但總的來講這一現代化過程實際上是一次民法文化運動，更深一層來講是一次思想文化建設。對于民法現代化而言，它離不開相關制度規范以及民法體系的建立，但是這些制度規范以及體系的建立并不能完全代表民法的現代化，因為，民法現代化最重要的本質應該是民法法治的現代化，這就需要大量的實踐活動來證實和推動，并不能簡單的依靠一部民法典的制定和完善來進行體現，這也無法真正的表現處現代化的真正意義。法治的實現，除了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規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相應的守法人，人們的守法行為并不是因為法律的存在而受到約束，而是應該自身具備相關的守法意識和判斷，這也是一種法律文化的重要體現。
二、中國民法現代化的意義
中國民法現代化是民法未來發展和進步的必然趨勢，其發展的基本過程和路徑對我國社會的現代化建設以及國家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首先，民法現代化進程中注重民法與社會的共同發展及其相互之間的適應關系，因此，我們可以將民法的現代化放在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中，在這里并不是為了想表明民法現代化與社會之間的某種必然關系，只是想說明，民法現代化過程就像社會中其他事業的現代化一樣，都需要建立在自身原有的歷史、文化以及經驗的基礎之上。歷史本身有著自己獨特的延續性，文化因為自身強大的內在力量對人們的日常行為和思想產生影響，而經驗是人們通過長期的生活實踐經過對錯的取舍而形成的生活習慣，這三者對民法這一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法律的發展變革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民法的現代化無論是通過立法還是司法的過程得到實現，它都不可能突然之間就出現，民法的現代化的實現都需要相應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社會現實需求的促使。民法現代化理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人們對民法這一重要的社會法規以及相關的調整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法律與社會之間存在的相互內在關系進行一定的了解，只有這樣才能夠使人們對民法的現代化有一個明確的觀察路徑，并對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實際關系進行正確的理解和判斷。
其次，民法現代化的理論利用民法與社會之間關系的闡述，引起人們對民法現代化的普遍關注，也就是說，民法現代化并不單單是簡單的制度現代化，它涉及到民法觀念、制度、形式以及方式的變革，是一項關系內容非常廣泛的工程。民法這一規范體系也是由各種各樣的制度相互組合構成的，但是各種制度之間如何才能形成一個合理的制度體系，各種死板的條文規定利用何種方式進行闡述才能真正適應社會的發展，進而實現它對社會的規范和秩序作用等等，這些問題之間都是相互關聯，互相影響的。所以在對民法現代化進行研究和探討時，除了對相關制度和規定進行現代化改進外，還應該注重各種方法和形式的現代化，此外，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民法觀念培養和更新也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它是民法現代化重要的思想和環境基礎保證。
三、中國民法如何現代化
這是一個關于中國民法現代化實施路徑的問題，有的相關學者指出，我國在清朝末年開始的民法現代化過程中，人們陷入了一個認識上的誤區，那就是將我國的民法現代化簡單的認為是國外先進法律體系的移植過程，實際上，民法的現代化過程最重要的是法律文化的建設，同時現代化過程還要充分結合自身的實際特點，并對原有的文化進行合理的重新塑造。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上個世紀的中葉，我國社會上對民法現代化的認識并沒有太大的改變，仍然沿用著傳統的思維和方式，很多傳統的文化和思想并沒有在法律中得到很好的體現。在推行我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加強對法律文化的建設已經被人們所普遍認可，但按照何種方式進行法律文化的建設成為當前最為迫切的問題，結合以往的經驗以及國際上的慣例，按照西方民法文化的中國化方式是我國民法現代化的最佳途徑。因為，在我國以往的法律發展建設過程中，并沒有獨立的民法文化，現在的民法文化主要是建立在西方民法文化的基礎上，因此，我國民法現代化最有效地途徑就是西方民法文化的中國化方式，以西方民法文化為基礎，在我國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法律文化的過程，因此，根本不能是一個以傳統法律文化為基礎的，簡單的按照西方民法文化的改造過程。也可以這樣理解，那就是這是一個關系我國民法文化現代化的主體和目標的方向性問題，關系到我國采用何種法律價值來重塑何種中國現代民法文化。在以往，我們解決這一問題通常采用的是在不得不西方化的背景下，堅持一種原有的本土觀念和文化，潛移默化中將傳統法律文化與西方民法文化設立在一個對立面上，沒有采取開放和包容的方式去理解民法文化的本質和現代化路徑，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在我國堅實的傳統文化基礎上，盲目的照搬照抄西方民法文化，從而形成一種所謂的中國民法現代化。在我國的歷史發展過程甚至是現在一些特殊的民事立法過程中，仍然存在著一些有關民法文化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直接影響著我國民法的現代化，與我們真正需要的民法現代化的民法文化有著較大的出入，
這些恰恰體現出的是民法文化中非現代化的彌足文化，嚴重背離了我國民法文化的現代化要求。所以，在進行中國民法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應該時刻防范這種以所謂中國化和民族化為偽裝的保守和陳舊思想，這一問題也是中國民法文化現代化進程中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
還有的學者提出了實現我國民法現代化的三條途徑：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繼承、西方現代法律文化的吸納以及時代法律文化的創新。從理論上講，這三條途徑都是正確和可行的，但是我們經過仔細的分析就會發現，這其中也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正確的理解和運用其中的“繼承、吸納和創新”。如果出現偏差也會給現代化路徑造成誤導。比方說對于怎樣開展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繼承問題上，流行一種通過我國傳統的集體本位思想來替代我國民法現代化中的社會本位思想的觀點。我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集體本位思想在原來很長一段時間里被拋棄在一旁，但是從當前民法現代化的發展動向來看，這一點與其有著非常的相似點。所以，我們應該對現有的社會本位思想進行重新塑造，將其重塑為一種傳統集體本位與現代觀念相結合的文化，然后將這一文化通過合理的方式融合到民法中去，最終實現民法對個人和社會雙重利益的共同維護和均衡保護。在我國傳統思想中的集體本位思想與現在的社會本位思想有著明顯的區別，我國傳統的集體本位思想實際上是一種公權專制思想，它是對個人人格的全面忽略和否定，從當前民法現代化的思想來看，它是一種違反當前社會文化的思想，與當前流行的民法現代化有著根本的區別，也可以說是一種對立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最終目的并不是使民法的現代化更加實際，相反的它會將我國現代的民法朝著原來傳統的、落后的方向發展。由此可見，在開展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過程中，不管是我國原有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還是積極主動的吸收西方先進的民法現代化思想，其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如何處理好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這也是我國民法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如果不能很好的進行解決，那么最終的結果就可能是實現一種在現代化外衣掩蓋下的民法傳統化或西方化，而無論是哪種結果對于我國民法的現代化都是非常不利的。
我國民法的現代化過程應該是建立在西方民法現代化的基礎上，對我國傳統的民法文化進行一定的重新塑造和推廣，完全西方化并不能真正體現中國的現代化，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應該是一種我國傳統的西方化過程。
【關鍵詞】公民教育 法治意識 培育 路徑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08-0025-01
公民法治意識也是一種外在的價值象征。法治的目的在于為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創造良好的秩序，“一個民族的國家制度必須體現這一民族對自己權利和地位的感情”，所以人才是法治的目的。中國從改革開放至今，在國家的法治理論研究和社會法制建設的具體實踐方面可謂成果豐碩，然則法治發展的實踐成效與法治理論研究和制度機制建設的相關成果之間尚存在較大差距。換句話說，理論研究和法制建設的雙重推進并未實現國家同等法治化的目標訴求。緣何？國家法治化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人的權利，而法的運行和實現必須以“人”作為主體展開，因此，轉變研究視角，以公民的法治意識培育為基本出發點，進而著眼于社會法治建設的運行規律，在理性選擇諸如文化引領、道德維護、秩序建構等方面的路徑基礎上，最終推動我國法治現代化的腳步和社會管理的創新發展。
1.對公民法治意識生長的條件以及功能的剖析
所謂法治移植論不能忽視一定的條件，要顧及移植體和被移植體之間的差異性甚至排斥性，從根本上避免中國的法治發展發生致命的病變；所謂法治自發論，過于強調條件，忽視了條件的可變性，特別是忽視了培養條件和創造條件方面的努力，是一種對法治道路的偏離。同時，法治意識對一國的法律創制、法律運作、法律文化和人的現代化等方面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成為法治的關鍵。所謂純粹的制度設計論，因為忽視了主體的意識，可能導致惡法亦法、執法不嚴、有法不依、司法腐敗的并發癥。
2.探討中國法治建設的路徑選擇與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方法
在中國，社會主體的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的生成與擴張除了市場經濟的自身培育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對權力觀、法治觀的弘揚和推動。所以，我們不可能等到人們的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自發形成的時候再去著手建設法治，而只能是靠政府自上而下對法律和法律觀念的普及和灌輸，由此加速公民法治意識的生長。同時，公民自身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的提高，反過來又自下而上地推動政府法治建設的步伐。因此，我國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目標是讓法治成為公民的信仰，培育的途徑是制度的完善與意識的更新，培育的方法是推進“培養教育”和“觀念改革”，以期重塑中國社會法治精神。
3.培育我國公民法治意識的實踐途徑
培育我國公民法治意識的實踐路徑應當考慮將“政府主導推動型”模式下形成的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國家培養型”模式與“社會自發演進型”模式下形成的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自發啟蒙型”模式相結合，在雙向互動的資源模式下尋求中國特色的公民法治意識培育路徑。在具體的體例安排中涉及到：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教育機制、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宣傳機制、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調控機制。本文在問題闡述中更多的想說明“是什么”的問題，只有知道了“是什么”，才會更好的知道“怎么做”。
（1）公民法治意識培育中的教育機制
發揮公民法治意識培育中教育機制的有效作用的前提是需要搞清楚什么才是適切的公民法治意識教育。這一問題可以有眾多的討論角度和分析視野。事實上，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主角是符合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的現代社會公民，這種公民身份的性質和內在的人格特質決定了公民法治意識教育的方向。為了培育公民法治意識并使之真正的成長與成熟，對公民法治意識培育中的教育機制應更深入的分析一下。首先，公民法治意識培育從公民社會發展的層面斫燦Ω檬且恢幀霸煬凸民的教育”。其次，公民法治意識培育應該是一種“對公民的教育”。所謂“對公民的教育”涉及到的問題就是這種教育或培育模式的貫通性和長期性。培育的范圍要設定在法治主體成長的每一個階段，如果出現斷層，則延續性無法得到保障，法治意識也無從談起；如果與社會實踐相脫節，法治意識僅停留在美好的理想層面，則國家法治和社會法治的預設目標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空談無意。
（2）公民法治意識培育中的宣傳機制
建立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宣傳機制應當明確，法治意識支配下的行為活動是法治主體在吸收外界信息下的一場信息交換和觀念的活動，其基本的過程可如圖示中標注的那樣，法治意識生成的基礎條件是，外在信息的介入與主體性身份的介入，當兩者結合之后便意味著意識產生的開始，這是一種生產認知的活動，是對外在客觀信息的知識形成與內在主觀認同的知識接受的互動形態，法治意識的生成本質上講是主體性活動的結果。作為具有客觀特質的觀點形態的公民法治意識，其不會主動的發生作用，而是要通過主體的對象性活動達到作用對象的，這便是要進行公民法治培育中的宣傳、教育。這一過程結束之后則產生與前述過程互動的反向動態，即：法治意識主體在形成的法治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形成自我的法律行為價值和規范，抑或是法律觀念，體現在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和具體的實踐行為中。
公民法治意識的培育與成長應當成為我們關注的議題。論文的完成并不代表問題的結束，論文的思緒仍在沿著某個方向漸行漸遠，公民法治意識的培育研究旨在探索使適合我國法治發展要求的公民法治意識得到成長，除了實踐之維，法治理念、法律文化的深層關聯如何得到更好的邏輯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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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從傳統民法到現代民法，始終充滿著濃郁的人文精神。民法人文精神的核心是關心人、尊重人和發展人。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具有了嶄新的表現形式和鮮明的時代特色，主要體現在:人格權保護的強化;弱者權利保護的加強;國家強制的擴張。
人文精神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它對人的價值的關懷和人生意義的追求是人類創設一切制度的基本動因。這一精神始終是民法的基本精神，民法人文精神的核心是關心人、尊重人和發展人。人類自20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民法的人文精神具有了嶄新的表現形式和鮮明的時代特色。
一、人格權保護的強化
人格權制度是對有關生命健康、名譽、肖像、隱私等人格利益加以確認并保護的法律制度。自20世紀以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民法日益面臨著如何強化對人格權保護問題。首先，高科技的發展提出了人格權保護的新的課題，如對個人生活情報的收集和泄露，對個人身體隱私的窺探、對生命信息和遺傳基因的保護、對環境權的保護等。其次，市場經濟的發展所引發的有關信用、商譽、姓名的許可使用以及名稱轉讓、形象設計權的產生等都是民法在人格權制度中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最后，隨著法治的進步以及對于公民的人格保護的擴張，出現了許多各種新的人格利益。如對于通過造型藝術獲得的形象的保護、對于死者姓名和名譽的保護、對于遺體的保護、對于具有人格紀念意義的物品的保護等都需要在民法的人格權制度中有所反映。
21世紀是人更加自由、全面發展的世紀，是人的創造性能更大發揮的世紀，是人的價值更好實現的世紀。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面完善，民法的現代化主要體現在對權利的充分確認和保障以及對人的充分關懷，強化對人格權的保護是實現對人的終極關懷的重要途徑。因為人格權保障了人的尊嚴與人身的不受侵犯，也保障了個人身體與精神活動的權利，而人的尊嚴與人身自由是實現主體其他民事權利的前提與基礎，也是實現個人人格的最直接的途徑。人格尊嚴、人身價值和人格完整是最高的法益，被置于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在現代民法中，人格權的重要意義日益凸現，其類型與具體內容都得到了極大豐富。民法正是通過對人格權的保護，確認了個人的共同價值，并鼓勵個人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人身活動，自主地從事各種正當交往，對維護個人的尊嚴、培育個人的獨立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從而閃現出更加耀眼的人文精神的光芒。
二、弱者權利保護的加強
自20世紀以來，社會經濟結構發生巨變，社會組織空前復雜龐大，壟斷加劇，社會生產和消費大規模化，公用事業飛速發展，消費者、勞動者等弱勢群體權利保護問題突出起來，民事主體在市場經濟交易過程中的不平等尤為嚴重，一方面是愈來愈多的經濟實力極為雄厚的大型企業、跨國公司，另一面是非常弱小的廣大消費者和勞動者等弱勢群體。J·斯通發人深思地指出:“實際上，與法律如何規定毫無關系的社會地位是永遠不平等的。法律對人的一視同仁，在權力、智慧、個人幸福等實際上的不平等狀況下，只能使不平等變得天經地義，甚至加深這種不平等。”現代民法必須面對市場經濟活動中的種種不平等身份，以加強對弱者權利的保護。保護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加強。法國民法承認消費者可享有“直接訴權”，對與其無合同關系的生產者、銷售者提起訴訟，德國民法承認了“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契約”來加強對消費者的保護。
二是對勞工權益保護的加強。一些國家的法律對于雇傭合同規定了一系列限制性的規則，如最低工資標準、資方解除合同的限制及相應的補償、對格式條款和免責條款的限制等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作為弱勢群體的勞工的利益。還有許多國家的法律普遍承認集體合同的效力，在簽訂勞動合同時，由工會代表全體勞動者簽訂集體合同，極大地改善了在勞動關系中單個勞動者的地位，使其成為勞工爭取權益的重要措施和手段。由此可見，弱者權利保護的強化蘊涵著對人的尊重和對人的終極關懷的思想，它使民法的人文精神得到充實，得到升華。
三、國家強制的擴張
人類社會是一個永恒發展的動態過程。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國家強制日益擴張到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國家在私法關系的形成到消滅的過程中，從來就不是一個旁觀者，從民法典到外于民法典的民事規范，國家的強制處處可見。從本質上說，國家強制的擴張并不是對人文精神的侵犯，它仍然繼續著對人的幸福生活的求索和關切。與傳統民法的人文精神相比，他們只有手段上的差異，但內在精神圭臬并無不同，它是真正的人文精神在時代變遷后的新的體現和弘揚。
現代民法中國家強制的擴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對合同形式的必要限制。古代法律倍加推崇形式主義，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必須履行特定的儀式，合同方可對當事人產生效力。但隨著現代社會交易生活的頻繁飛速發展，合同法越來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簡化、實用、經濟、方便，從而在合同形式的選擇上不再具有重視書面、輕視口頭的傾向，而是根據實際需要，對有些合同規定為書面、對有些合同規定為口頭。法律大都允許當事人自由選擇合同形式。但這并不意味著合同形式在現代合同法中越來越不重要了，正如德國民法典的立法理由書所言:“遵循某種形式之必要性、可給當事人產生某種交易性之氣氛，可喚醒其法律意識，促使其三思，并確保其做出之決定之嚴肅性。”因此，現代合同法對合同形式做出了一些特定的要求，以督促人們理性地判斷選擇自己的權利義務，正確謹慎地締約，自己決定自己的福祉。如在最近的幾時年里，在消費者信貸合同、住房租賃合同、全包度假合同、培訓合同等合同中越來越要求采取書面形式，形式上的要求體現了對個人的具體生活利益的關切，充滿著人文精神。
第二，對合同締結的強制。基于對人的幸福生活及生存發展的深刻關切，強制締約成為現代合同法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所謂強制締約，又稱契約締結的強制，是指在特殊情形，個人或企業負有應對方的請求與其訂立合同的義務，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承諾。現代各國民法對此均有相關規定，例如我國《合同法》第289條明確規定:“從事公共運輸的承運人不得拒絕旅客、托運人通常、合理的運輸要求”。《電力法》第26條第1款也規定:“供電營業區內的供電營業機構，對本營業區內的用戶有按照國家規定供電的義務，不得違反國家規定對其營業區內申請用電的單位和個人拒絕供電。”這些規定無不體現著民法濃郁的人文精神。
第三，對格式條款的限制。19世紀中葉以來，由于壟斷的加劇和公用事業的發展，格式條款日漸普及，進而大量流行。至20世紀，格式條款的適用范圍更加廣泛，已成為當代合同法發展的重要趨勢。格式條款的廣泛應用是現代經濟生活的客觀要求。但是由于格式條款的提供者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使其可以將預先擬訂的合同條款強加于對方，排除了雙方進行協商的可能性，極易造成對相對人利益的損害。因此，有必要對格式條款進行限制。到20世紀中葉，各國立法和判例大都高度重視對格式條款的規制，以色列、瑞典、英國、德國等通過單行立法對格式條款施以種種限制。法國、意大利、荷蘭、美國、日本等國則是通過司法手段予以控制。這些手段無不以人為目的，無不體現著對人的終極關懷。
歸根結底，國家為人而存在，而非人為國家而存在，國家強制的終極目的仍然是社會生活中具有根本意義的一切具體的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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