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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微觀機制；利潤；成本；收入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7-0020-07
對發端于2008年的全球經濟衰退來說，各國政府和理論界顯然是沒有做好思想準備的。特別是我國政府在衰退發生之前，甚至在衰退已經發生之時，還在不斷加強緊縮政策的力度；但相對于其他各國對本國經濟前景日益悲觀的認識來說，我國政府和理論界卻又是最樂觀的。這種認識是基于所謂的良好的基本經濟面，但市場經濟的經濟運行方向并不是由這些所謂的基本經濟面決定的，而是由承擔生產組織任務的企業行為決定。然而，企業行為是由效益決定的，即由相對價格關系或總收入與總成本的關系決定，或者說是由微觀機制決定。這說明，要揭示宏觀經濟的運行方向，必須從微觀機制著手。
一、當前經濟形勢判斷
實際上，從市場經濟的內在機制看，這次出乎我國政府和理論界預料之外的經濟衰退在兩年前就有可能發生。
根據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經濟周期計算，我國的這次衰退應在2006年底前后發生。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時間約為9年，如以衰退谷底為起點(見圖1)，我國前兩次經濟周期的時間分別是1981-1990年和1990-1998年。從這種現象看，從1998(或1999年)開始的本次經濟周期，約在2006年前后發生衰退，而在2007年達到谷底。所以，從正常的周期關系看，當前我國的衰退實際上比正常期間延遲了兩年左右。
“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周期的平均長度并不能說明每次周期就一定會遵循同樣的運行過程。實際上，經濟運行對人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確定性。之所以說本次衰退在正常情況下應該發生在兩年前，是因為經濟系統的內在機制顯示了這種跡象。市場經濟下的宏觀經濟運行，是由微觀機制決定的。微觀機制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利潤或利潤率的變化。因為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是由追逐利潤的企業行為支配的，所以，利潤或利潤率的變化方向決定著市場經濟下的宏觀經濟運行方向。
對利潤的考察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其中，最直觀的就是考察所有企業或企業整體經營活動過程中成本與收益的相對變化。在勞動生產率等情況不變的條件下，這種變化主要取決于投入與產出之間的相對價格變化。如產出品價格與投人品價格之間的變化方向是否一致；在同方向的變化中，產出品價格的上升或下降速度，是快于還是慢于投入品價格的變化等。如果產出品的價格上升速度慢于投人品和基本要素價格的上升，那么利潤就會減少。只有在產出品價格上升速度快于投人品與要素價格的上升時，利潤和利潤率才會上升。
從這種關系看，我國經濟從2003年以來就出現了日益明顯的緊縮現象。如從2003年到2008年，商品-零售價格比上年分別增長-0.1％、2.8％、0.8％、1.0％、3.8％、2.7％，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品的價格分別上升2.2％、5.6％、1.6％、1.5％、3.9％、4.4％(本年以2008年零售商品中的建筑材料及五金電器的價格指數代替)；工業品出廠價格分別上升2.3％、6.1％、4.9％、3.0％、3.1％、6.9％；原材料、燃料、動力的購進價格分別比上年上升4.8％、11.4％、8.3％、6.0％、4.4％、10.5％；勞動力價格則分別比上年上升12.4％、14.9％、17.1％、17.6％、21.5％、21.4％，1這是各種價格上升中最快的；對于地租與利息價格的上升，這些年同樣是非常快的。可見，在各種價格變化中，最終產品價格的上升速度是最慢的，6年間平均增長速度是1.8％；而中間品價格增長較快，6年間的平均增長速度是4.4％；上游和基礎性產品價格的增長更快，6年間的平均增長速度是7.6％；基本要素價格的上升則是最快的，如勞動力價格6年間的平均增長速度是17.5％。在這種相對價格關系中，必然得出絕大部分企業的效益(利潤率)是很差的，且是不斷下降的。正是這種情況，導致我國在2005年前后就出現大批的中小企業停產、歇業的狀況。正如郎咸平所說，2006-2007年我國的股市泡沫主要就是大量的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停業，從而將資本轉移到資本市場的結果。
對于統計資料顯示的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2006-2007年效益大幅度上升的情況，實際上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結構非均衡變化，也就是上游產業和基礎性產業在經濟快速增長中變得短缺或產品供不應求，導致產品價格不斷上升的結果。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也就預示著宏觀經濟即將發生轉折。由于這些產品的可替代程度較低，產業的調整時間又長，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供給狀況，因此會像瓶頸那樣制約整個經濟的增長。從宏觀經濟看，雖然這些產業的產出也構成社會總產出的一部分，但卻又是中下游產業的投入品。它們的短缺和高價格，不僅會從數量上強性約束其他部門的增長，而且會導致后者成本的不斷上升，從動力機制上抑制它們。上游和壟斷性行業在高利潤作用下，雖然也會進行擴張性的投資，但受資源約束和投資所需時間長等因素的限制，這種擴張力量是遠遠抵消不了中下游行業的衰退力量，導致宏觀經濟在它們之間的非均衡的此消彼長中衰退。所以，當上游產業、基礎性產業和壟斷性部門出現高利潤時，也就是宏觀經濟的運行即將發生轉折或衰退的時候。眾所周知，我國的國有企業大部分集中在壟斷性產業、中上游產業，股票流通市值中占絕大部分比重的也是國有企業。當它們的效益大幅度上升之時，也就是廣大的中下游產業陷入困境，進而宏觀經濟行將衰退之時。
任何社會經濟的運行方向都是由其內部利益分配關系的變化引起的。當社會利益分配的重心轉向生產組織者時，經濟擴張；當社會利益分配的重心背離生產組織者時，經濟衰退。市場經濟是由企業支配的經濟，企業的利益目標是利潤，當平均利潤率提高時，經濟擴張；當平均利潤率下降時，經濟衰退。同時，在利潤分配中，當利益分配的重心轉向中下游產業資本時，經濟擴張；當利益分配重心向上游、基礎性產業和壟斷性產業資本傾斜時，經濟衰退。正是這種利益關系，決定了經濟高漲的后果一定是經濟衰退。因為，在經濟高漲階段，基本要素、上游和基礎性產品變得短缺，價格快速上升，由此使企業的成本不斷增加；而在最終產品需求方面，則因消費傾向下降(收
入增加的結果)、凈出口相對減少(國內價格水平上升而降低產品出口的相對競爭力等)、財政自動穩定器的收斂作用等而相對不足，使企業收入相對下降。在這種成本與收益的非均衡性變化中，利潤率必然會不斷下降。當企業效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時，宏觀經濟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沒有外力的強烈沖擊，在市場經濟內在機制的作用下，宏觀經濟在兩年前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衰退。
這種強烈的外部因素是存在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來自海外的強勁需求與各級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尤其是房地產投資的畸形擴張。這種需求使本應在兩年前發生的衰退延緩了下來。例如，從2006年到2008年，我國的外貿出口(以美元計算)保持了27％、252％、17.2％的增長速度，外貿順差分別達到1774.8億美元、2622億美元、2955億美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則分別保持了23.9％、24.8％、(2008年1-6月)263％的增長速度，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更是分別達到25％、32.3％、(2008年1-6月)33.5％的增長速度。同時，因資產價格大幅度上升產生的財富效應，使得消費也以較高的速度增長。如2006-2008年，消費品零售額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13.74％、16.8％、(2008年1-6月)21.4％，消費增長速度明顯加快。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強力作用下，使本應在兩年前發生的衰退延緩了下來。
然而，正如“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一樣，強大的外部沖擊，雖然延緩了衰退的到來，但也加大了經濟系統內部的抑制力量。如近兩年來，基本要素的價格、上游產品、基礎性產品和進口性資源類產品的價格以極快的速度上升，而扣除受氣候影響的農產品及食品外，最終產品的價格上升則非常緩慢，只是因最終需求的存在和市場競爭的壓力，迫使企業不得不在效益日益下降甚至虧損的情況下茍延殘喘。一旦需求減少，大部分企業必然會在收入減少與成本增加的雙重壓力下萎縮。
最要命的是，企業除了遭受經濟系統內在抑制機制的作用外，還遭受到了來自政府方面的強有力抑制。例如，基于對宏觀經濟形勢的誤判，在經濟系統內部的強大抑制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高漲時期，不合時宜地出臺了一系列嚴重抑制經濟活力的緊縮政策，如新的《勞動合同法》、持續性的貨幣緊縮政策等，更是加強了經濟系統中的抑制力量。外部力量一旦發生轉折，宏觀經濟就會如自由落體般墜落。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2008年中期以來，我國的宏觀經濟急劇衰退，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環比增長率幾乎為零(同比增長6.8％)，企業效益更是大幅度下降，失業大量增加，各種基礎性產品如運輸、電力、鋼鐵、有色金屬等嚴重過剩。這都顯示我國本次經濟衰退的力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筆者曾多次分析過，在經濟高漲階段，是不能實行緊縮政策的。因為，這時經濟系統中的抑制力量已經開始有效地發揮作用。眾所周知，
“繁榮”的過后是“危機”或“衰退”，即使不實行緊縮政策，經濟也很快要走向衰退。實行緊縮政策，無異于落井下石。所以，繁榮階段是絕對不能實行緊縮政策的。實際上，繁榮時期的任何調節都是無效的。不過，如果一定要調節，那么擴張政策比緊縮政策要稍好一點。
二、宏觀經濟趨勢分析
相對于政府和理論界大部分人的樂觀來說，筆者對今后幾年我國經濟形勢的趨勢持謹慎態度。因為，宏觀經濟是一個具有巨大慣性的運動體，在它的慣性力量衰竭之前，要改變其運行軌跡是十分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從周期關系看，我國的宏觀經濟還只是剛剛邁上衰退之路，衰退的力量不僅沒有減弱之勢，反而在繼續加強，如消費在明顯萎縮，出口則急劇下降，自發性投資也在減少等。同時，經濟系統中各部分之間的衰退還在快速地相互傳導，這說明經濟系統內的各種反制力量還抵消不了衰退力量。最近公布的各項數據也都反映了這一點。這些都決定了我國的宏觀經濟衰退必然要持續一段時間。更主要的是，市場經濟中的宏觀經濟運行方向是由微觀機制決定的，也就是由企業效益或平均利潤率決定的。從現有情況看，整體企業的總成本與總收益都在向著不利于平均利潤率的方向運動。
(一)收入趨勢分析
企業效益是通過利潤的大小或利潤率的高低來體現的。在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條件下，利潤的大小取決于收入與成本的差額。只有收入的增加快于成本的增加，或者收入的減少慢于成本的減少時，利潤才會增加；如果相反，則一切反之。這里，首先分析企業收入情況。
對整體企業來說，收入來自于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這些需求可分為消費、投資、政府支出與凈出口等四個組成部分。
1 消費支出預期
那些對我國經濟形勢持樂觀認識的人，大多數是建立在對我國消費支出有巨大潛力的樂觀預期上。因為我國現有的消費率很低，或者說有很高的儲蓄率，中外之間、城鄉之間的消費差距又大，所以，我國有巨大的消費增長潛力。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種樂觀是缺乏依據的。
從形式上看，我國較高的居民儲蓄率，是有巨大消費潛力的象征，但實質體現的則是我國的制度結構和分配結構存在嚴重的弊端。從制度結構看，我國在轉型過程中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人們對未來缺乏信心，甚至抱有恐懼感，以至有錢不能也不敢消費。雖然政府目前正著手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但遠水難解近渴。從分配關系看，我國的分配制度存在嚴重的缺陷。如反映我國收入分配狀況的基尼系數接近0.5，屬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國家，儲蓄中的絕大部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占人口絕對比重的廣大中低收入階層擁有的儲蓄卻很少，以致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如廣大的農民群體等，雖有強烈的消費意愿，但卻缺乏消費的能力。當前啟動的各種工業消費品下鄉，希望通過開拓農村消費市場來為城市經濟解困的措施，注定會以失望收場。如果成功，則必然會以農村經濟的持續凋敝為代價。因為對這些(相對高級)消費品的購買，將會擠占農民用于維持再生產的資金，減少他們對生產的投入。所以，這將會對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持續的傷害。要擴大農村消費，必須首先增加農民的收入，并提高他們的社會保障程度。在當前困境下，應該是城市反哺農村，而不是最貧困的農村來援助城市。
正是因為這樣的弊端，導致消費需求不振。這是成為長期制約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痼疾。如從2000年到2006年，我國的最終消費率由62.3％下降到49.5％，居民消費率則由48.2％下降到36.2％。這種趨勢近兩年還在持續(2008年可能接近33％)。隨著經濟環境的持續惡化，這種情況必將更加突出。為應對嚴重過剩的局面，許多企業進行了近年來力度最大的降價促銷，由此提前釋放了相當部分的消費需求。同時，政府又出臺許多鼓勵消費支出的政策，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2009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同比增長15.2％，遠低于上年同期的20.2％。這種情況說明，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指望通過刺激消費來促進
經濟增長的做法，是不可能達到目標的。
實際上，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在衰退階段往往會下降。如危機以來，美國、西歐等國家的居民儲蓄率都出現了明顯的上升傾向，政府刺激經濟的相當部分支出變成了居民的新增儲蓄。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除菲律賓的消費傾向略有上升外，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消費傾向都明顯下降。相對于這些國家，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更加薄弱，兩極分化更加嚴重。所以，衰退階段的消費支出也必然會更加疲軟。
2 投資需求
這里將政府直接投資作為政府支出對待，因而僅分析市場自主性投資。
改革開放以來，強勁的投資支出一直是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引擎。在當前經濟困難之時，投資是否能夠充當引領經濟、避免衰退的主要力量呢?答案是否定的。
市場經濟中的投資需求是由社會平均利潤率的高低決定的。2008年中期以來，我國企業效益的大幅度下降，必然會嚴重阻礙投資的增長。從統計資料看，2008年中期以來，雖然投資保持了穩定狀態，且在各方面有明顯萎縮之時，2009年1-2月投資增長速度仍然維持了穩定的增長速度26.3％，但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靠政府投資的增長。如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增長了35.6％，中央項目投資更是增長了40.3％，扣除這部分投資后，由市場調節的投資增速明顯下降。二是投資在一定時期內具有剛性。這也就是說，2008年中期以來，我國投資速度的穩定應該看作是前期經濟過熱時大量新增項目投資的延續。隨著市場前景的日益暗淡，企業繼續投資的愿望與能力必然會受到極大影響。
因此，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內源性的投資必然會出現比較明顯的下降。如前幾年推動投資快速增長的兩大熱點――房地產泡沫和中上游資源價格的畸高現象都已消失，導致這兩方面的投資呈現快速下降態勢。2009年1-2月的房地產投資增速已從上年同期的32.9％下降到1％，且這種趨勢會加速。其理由是，前些年的過度投資形成了大量的過剩生產能力，如我國空置的商品房數量是年需求量的數倍，過剩的鋼鐵生產能力超過l億噸等，這種現象在絕大多數行業都普遍存在。在這些過剩產能被消化之前，新增投資是不會明顯增加的。2可見，投資的回升將會明顯落后于其他的有效需求。
3 凈出口
出口曾是長期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雙引擎之一。在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快速增長而消費需求持續疲軟的情況下，就只能通過持續的出口增長來吸納過剩的生產能力，其后果是造成我國極其嚴重的對外依賴。如2007年我國的對外依存度竟高達64％(2008年因人民幣升值等原因而降到58％)，其中出口依存度為36％，與此對應的則是巨額的外匯儲備。這種狀況對于我們這么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極不正常的，反映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存在嚴重的問題。
顯然，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日益惡化的背景下，未來的出口需求顯然是令人沮喪的。如2008年11月我國的進出口形勢發生重大逆轉，出口增速由10月的增長17.6％逆轉為下降2.2％后，在三次提高出口退稅率的情況下，出口增速竟如自由落體般墜落。如與2008年同期相比，2009年1-4月出口分別下降17.5％、25.7％、20.9％、22.6％；外貿順差也大幅萎縮，2月份貿易順差只有48.41億美元，只及1月份391億美元的8.7％。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繼續惡化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出口形勢會更加嚴峻。這意味著，長期以來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出口引擎已經熄滅。
不過，比之依賴出口的發達國家，如日本、德國和韓國等來說，我國出口受到的不利影響要輕得多。這些國家2009年1-2月的出口下降幅度都超過40％，遠高過我國的27.2％。主要原因是，兩者間發展水平不同形成的產品層次存在差異，即前者出口的是價格與收入彈性較大的、相對高檔和奢侈的產品，而我國出口的是彈性較小的、低檔的必需品，由此前者受經濟衰退的影響要更明顯。這正如西方發達國家的商品零售額明顯下降之時，出售大眾普遍消費品的大型超市的銷售額卻仍在上升一樣。可以樂見的是，如果世界經濟繼續衰退，同時不出現嚴重的貿易保護，那么不排除中國出口有發生逆轉的可能――會替達國家的高價商品。這種情況也給人們一種警示，盲目地進行產品升級和技術進步，很可能會適得其反。
4 政府支出
在各項有效需求中，最值得期待的是政府支出。如自經濟表現出明顯的衰退跡象以來，政府就采取了有史以來力度最大的經濟刺激計劃，不僅180度彎地改變了貨幣政策，而且啟動了兩年4萬億元的新增投資計劃。同時，采取了一系列擴張需求的財政政策，如大幅度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對許多產品的消費需求實行財政補貼等，由此使2009年的財政赤字達到創記錄的9500億元，實際結果甚至還會遠遠超過(收入增長的下降可能會超過預期)。所以，在各項支出中，政府支出應該是增長最大的部分。
順便指出的一點是，當前各界對政府4萬億投資的作用可能抱有過高的期望。實際上，相對于原有的投資規模(17.2萬億)和經濟規模(超過30萬億)來說，該投資額是不大的，并且還是分兩年進行。其中，政府的財政投資僅僅只有1.18萬億，其余的還得依賴各方面的投入。在各方面需求呈快速萎縮之勢，指望這點投資來扭轉經濟運行的態勢，真有“山羊拉大車”之感。從受益者的結構看，結論會更加悲觀。因為，其中的絕大部分投資將落人大型國有企業等壟斷利益集團，所以會極大地降低其乘數效應和就業效應。
還有一點值得指出的是，雖然政府較強的調控能力是我國應對危機的重大優勢，但卻不能對此抱有過高的期望。在市場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內在(微觀)機制。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證明，政府既缺乏對宏觀經濟趨勢的基本判斷能力，也缺乏正確調節經濟運行的基本能力，甚至往往得到事與愿違的結果。如數次所謂經濟過熱的降溫調節(1986-1989年的控制經濟過熱調節、1996-1998年的“軟著陸”調節、2007-2008年的緊縮調節等)，都導致我國經濟持續數年而政府束手無策的衰退。本次調節政策的轉換之快，即使思維最活躍的人也會目瞪口呆。近兩年政府對股市調節的結果，更是反映了這種情況。令人擔憂的是，目前我國正在執行的一些政策，如所謂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很可能給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無窮后患。因為，其內容主要是“官進民退”、壟斷取代競爭、破壞行業之間的公平競爭規則等，實際上是這些行業中的壟斷集團在特殊時期瓜分國家利益的行為，這不僅起不到擴大投資和促進技術進步的目標，而且會適得其反。中外歷史證明，所有的產業政策幾乎都是以失敗告終。
從以上各項需求的綜合內容看，今后數年內，我國有效需求，或者說企業總收入的增長將非常緩慢。
(二)成本趨勢分析
在收入預期悲觀的情況下，如果要宏觀經濟的運
行態勢發生轉折，就只能希望成本的快速下降了。
從宏觀角度看，整個社會企業的總成本由基本三要素的支出――資本折舊、稅收和進口要素支出等部分組成。在這些成本中，對企業整體來說，有些是外生性的，如稅收；有些是內生的；有些則具有外生與內生的兩重性，如資本折舊和進口要素的支出等。
勞動工資支出是整個成本構成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本次經濟周期以來，在各種價格中，勞動工資的上升是最快的(2000-2008年算術平均增長率是15.3％)。尤其是2008年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以來，更是以年均18％以上的速度增長。可見，這是侵蝕企業利潤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然而，隨著經濟的衰退和就業形勢的惡化，企業的勞動支出壓力會有所減輕。如失業會使企業節省部分勞動支出，同時也會減輕工資上升的壓力等。3但要看到的是，工資水平本身有易上難下的剛性特點，新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更是限制了工資水平下降的空間。所以，工資成本的減少雖會減輕，但像產品價格那樣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則是很難的。
利息支出的大小，取決于借貸資本的總量和利率水平。對企業來說，借貸資本量往往變化不大。因為，大部分資本屬于過去投資形成的存量資本，變化的主要是季節性的流動資本，它們占總資本的比例較小。所以，衰退階段因此減少的利息支出在企業總成本中的變化是不大的。總體而言，衰退以來，中央銀行已5次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因而企業的這方面負擔已得到明顯減輕。但要注意的是，這部分利益的分配卻是極不均衡的，也就是大部分降息的好處被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獲得，廣大中小企業獲得的利益則是極其有限的。因為，后者難以從正規渠道獲得銀行貸款，而民間借貸資本的利率在經濟衰退期間則往往是最高的(風險最大)。所以，對那些仍在營業中的廣大中小企業來說，利息支出的下降是有限的。
在衰退階段，雖然企業對土地及其附屬物需求的減少，地租有所下降，但對那些持續經營的廠商來說，租約的期限往往較長，由此決定了地租下降的空間有限。
資本折舊，對企業來說屬于長期固定費用，且折舊率由“稅法”決定，因而不會有明顯變化。只有對那些破產重組的企業來說，因資產大幅貶值，這方面的支出才可能明顯下降。
為了減輕企業負擔，政府最近出臺了一系列的減稅措施，如上調出口退稅率等，每年可減少稅收負擔數千億。
進口要素，其中包括技術、設備、人員和原材料等各種投入品。隨著世界經濟的衰退，它們的價格水平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原材料價格的下降幅度更是明顯，如石油價格已下降2／3以上。最可喜的是，自2008年9月以來，進口商品價格的下降速度開始快于出口商品價格。2009年1月份更是出現了進口商品價格大幅度下降，而出口商品價格上漲的現象。如2009年1月份進口價格下跌10.6％，出口價格則上漲23％。從世界經濟形勢看，進口商品，尤其是初級產品價格的低迷會持續一段時間。這種情況說明，世界經濟利益分配的重心將由近幾年的初級產品生產國轉向制成品生產國。
從以上各項成本的形勢看，在經濟萎縮的作用下，各項成本都會下降，但進口成本、稅收與利息支出的下降會更明顯。在整個生產成本下降的過程中，還出現了另一種可喜的現象。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尤其是在加工工業中，最終產品的價格下降速度最慢，中間品次之，上游產品最快。如在2009年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CPI)下降1.6％，工業品出廠價格(PPI)下降4.5％，而最終端的生活資料出廠價格下降0.4％(同比。下同)，生產資料出廠價格的下降則達到5.7％，其中，加工工業下降3％，原材料工業下降8.4％，采掘工業的下降則達到17.4％。而前幾年，如上面指出的那樣，價格的變化速度是完全相反的，即采掘工業產品的價格上升最快，中間品次之，最終產品最慢。這種變化說明，在整個經濟系統中，經濟利益分配的重心開始逐漸向中下流產業傾斜。這是經濟系統中的抑制力量開始衰竭，擴張力量逐漸加強的標志。
(三)企業利潤的變化趨勢
從上面收入與成本的分析中知道，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企業整體將面臨收入減少與成本下降的局面。由于前者是降低利潤的，后者則是增加利潤的，因此，企業利潤會向哪個方向運動，也就取決于雙方的力量對比。
從當前形勢和經濟運行的內在趨勢看，在今后兩年時間內，企業收入的下降會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因為，收入減少產生的乘數效應會更直接，而成本方面則受到存量資本和工資剛性等因素的限制而難以同樣的速度下降。所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兩者間會出現非均衡性的變化。受收入與成本之間這種非均衡變化的作用，平均利潤率會繼續下降，由此會促使宏觀經濟在慣性作用下繼續衰退。這種機制是造成我國的宏觀經濟衰退將要持續數年的主要原因。
不過，隨著衰退的持續，經濟系統中的擴張力量會逐漸加強。當衰退到一定程度，消費傾向會重新上升，政府的凈支出也會大幅度上升，由此會扭轉收入減少的力度；而成本的下降力度則會隨著衰退的持續而加強。所以，在衰退中，抑制與擴張的力量是此消彼長的。到一定程度時，擴張的力量就會超過衰退的力量，由此推動宏觀經濟的運行出現反轉。對我國來說，這個時間將出現在2011年左右。因為，只有利潤回升，同時利潤的重心向中下游產業傾斜，企業才有擴大生產和投資的動力和能力，由此帶動宏觀經濟的擴張，而利潤的明顯回升，只有在兩年后才會見到。所以，宏觀經濟起碼要到2011年才會出現明顯的反轉。
三、結束語
市場經濟的組織者是企業，企業是追逐利潤的，只有利潤回升并達到一定程度，宏觀經濟才能真正反轉。這說明，要促使宏觀經濟早日回升，就必須在增加企業利潤方面著力。
雖然對政府調節宏觀經濟的能力存有疑問，但在幫助企業脫困，提高利潤方面，政府還是能夠有所作為的。就短期來說，在成本方面，主要是降低企業稅負，加速資本折舊力度，增加對中小企業貸款規模和擔保力度，適當放松《勞動合同法》對企業在勞動力成本上的約束，限制基礎性產品的價格(以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損失為代價)，以降低廣大中小型企業的成本；在長期方面，應該完善經濟環境、破除壟斷等，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等。在收入方面，短期主要是加大政府的支出力度，尤其是大幅度增加民生工程的支出，發放非替代性的消費券等；在長期方面，應努力消除各方面的二元化現象，縮小分配上的兩極分化，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秩序，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解除人們消費上的后顧之憂，并將收入分配重心由政府和壟斷集團等向民眾轉移。
應特別指出的是，各界都認為我國的基本經濟面比較健康，因而會先于其他國家進入復蘇。筆者認為，這種樂觀的依據是不牢靠的。一個內需乏力而嚴重依賴外部需求的經濟體，是不可能先于外部環境的好轉而全面復蘇的。雖然我國實施了強有力的擴張政策，但面對急劇下降的出口和明顯萎縮的消費與民間投資等，其作用是有限的，難以扭轉經濟運行的趨勢。更主要的是，我國還是世界經濟規則的接受者，不僅不能像美歐等發達國家那樣對外轉嫁危機，而且要分擔它們危機的部分損失(目前情況是美國“吃藥”，全球“買單”)。所以，從各方面看，那些認為我國基本面好于歐美發達國家并率先復蘇的樂觀認識，都是缺乏客觀依據的。為此，必須做好應對各種困難的充分準備。
①本文的各種數據資料，主要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包括“統計年鑒”、月度資料和季度數據等)和海關網站的“統計數據”。
②這種情況說明，政府對房地產不救市，而直接進行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開發建設投資的思路是對的。這種投資可以直接帶來產出和就業的增加，而前者則只是救了開發商，但不會對產出和就業產生影響。
③假設經濟體系封閉，工資是勞動者的唯一收入，且消費傾向小于1，那么就整體而言，企業不僅不可能從就業者身上獲得利潤，而且一定會出現虧損。因為，企業的付出大于收入。只有從失業者身上，企業才可能獲得利潤(失業者的消費支出構成企業收入，而成本為零)。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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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好數據背后藏隱憂，經濟好轉趨勢尚難定論
5月份，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均現積極信號。出口經過4月份的下探后大幅反彈，同比增長15.3%，較上月上升10.4個百分點。投資在房地產、基建投資的支撐下出現企穩跡象，1—5月份累計同比增長20.1%，較1—4月份繼續下滑0.1個百分點，不過下滑速度明顯放緩。當月增速則上升0.9個百分點至19.9%。名義消費同比增長13.8%，較上月下滑0.3個百分點。不過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11%，較上月略升0.3個百分點。在需求趨好的情況下，工業產出增速也有所上升，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6%，較上月小幅回升0.3個百分點。
5月份經濟數據沒有繼續惡化，顯示出一定程度好轉的跡象。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今年4月份較去年同期少一個工作日，5月份較去年同期多一個工作日，由此產生的基數效應不容忽視。特別是近期外部實體經濟并沒有明顯積極的變化，出口卻出現超過10個百分點的反彈，這或許更多的是來自于數據擾動等短期效應，實際情況恐怕不容樂觀。而投資雖現企穩跡象，但動力仍然較弱，消費也增長乏力。總的來看，5月份利好的經濟數據背后仍然藏有隱憂，宏觀經濟形勢還很難做出趨勢性向好的判斷。
出口大幅反彈缺乏需求支撐。5月份，我國進出口總值為3435.8億美元，同比增長14.1%，當月進出口規模刷新去年11月創下的3341.1億美元的歷史紀錄。其中，進、出口規模雙雙創月度歷史新高，當月出口1811.4億美元，增長15.3%，較上月上升10.4個百分點；進口1624.4億美元，增長12.7%，較上月上升12.4個百分點。
3、4月份進出口增速連續下滑，并維持在10%以下低位，5月份則雙雙大幅反彈。但是我們很難找到內外需明顯轉暖的證據來支撐這樣的大幅反彈。這樣的反彈恐怕主要是由于上述所說工作日變化導致的基數效應等因素的擾動，實際的出口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從主要出口地區來看，5月對美國出口同比增長22.99%，與4月相比上升了13個百分點。對歐盟出口同比增長3.43%，與4月相比上升了5.81個百分點，結束了連續兩個月的負增長。對東盟同比增長28.05%，與4月相比上升了22.67個百分點，對亞洲地區的日本、韓國、香港同比增長分別為13.03%、6.25%、15.87%。
從近期的歐美經濟情況來看，美國近期新出爐的GDP及新增就業情況遠低于市場預期，失業率更是不降反升。歐元區失業率持續上升，PMI頻創歷史低點，歐債危機更是不斷升級。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也持續放緩。由此可見，5月份出口的大幅反彈沒有得到外部環境明顯改善的驗證。此外，5月對美出口強勁可能還和匯率因素有關，自5月初起美元兌人民幣持續升值，這或稱為拉動中國對美出口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歐出口上升則還可能受到另一個短期因素的影響，即歐洲杯的舉行從而拉動了中國對歐出口。
總的來看，5月份出口的反彈缺乏外部絕對需求的支撐，更多的是一些短期效應，缺乏需求支撐的出口反彈或難以持續。未來出口維持10%以下低位增長仍是大概率事件，而外部經濟中的一些不確定性可能帶來的風險更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房地產、基建支撐投資企穩。1—5月份，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108924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0.1%，增速較1—4月份繼續回落0.1個百分點，不過回落幅度明顯收窄。5月份同比增長19.9%，較上月上升0.9個百分點，投資增長現企穩跡象。在三大投資領域中，1—5月份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18.5%，增速比1—4月份回落0.2個百分點。5月當月房地產投資增長18.2%，較4月份上升9.0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累計同比增長24.5%，較上月略升0.1個百分點，保持相對穩定。在國家“穩增長”的背景下，交通運輸、公共設施等基建投資整體繼續上升。具體來看，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累計增長19.4%，較上月上升0.4個百分點。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累計增長-6.4%，較上月上升1.6個百分點。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累計增長9.3%，較上月上升0.9個百分點。此外，施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和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累計增速分別回升1.5和0.4個百分點，也體現出國家穩定投資增長的導向。
5月份房地產投資累計增速僅略下滑0.2個百分點，降幅明顯收窄，當月增速則大幅反彈，超出市場的普遍預期。當月增速的大幅反彈存在基數擾動等影響，不過觀察近期形勢可以發現，房地產市場的確出現了回暖的跡象。首先從本月數據來看，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累計繼續呈現同比負增長的態勢，不過降幅較上月分別收窄1.0和2.7個百分點，呈現量價齊升的態勢，也從數據上驗證了市場所謂的“紅五月”。在整體經濟持續下滑的背景下，近期全國多個地區繼續“微調”房地產調控政策，央行年內已兩次下調存準率，6月8日更是3年多來首次下調了利率。盡管6月份的降息不能解釋5月份房地產市場的回暖，但在宏觀經濟持續下行的情況下，國家穩增長力度不斷加大，市場對房地產的預期也開始改變。央行近日的調查顯示，15.7%受訪居民準備購房，為去年以來最高值。統計局的5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數據顯示，在70個大中城市中，5月份房價環比上漲的城市數量比4月份增加了一倍。同時近期，北京、深圳、廣州等城市住宅成交均價也紛紛走高。這些現象均說明房地產市場確實出現了回暖跡象。在此背景下，房企拿地熱點也向積極方向轉變。1—5月份，土地購置面積和成交價款增速分別較上月回升0.6和3.7個百分點。
盡管房地產市場出現了回暖跡象，中央也的確提高了對地方微調樓市的容忍度。不過中央調控房地產市場的總基調仍然未變，至少目前來看，樓市調控放松要重述2008年的歷史幾無可能。同時未來經濟形勢仍然嚴峻，在這種背景下所謂的“剛需”恐怕難以支撐房地產市場的持續反彈，房地產投資恐仍將繼續下滑，可以預期的是，在國家穩增長的背景下，這種下滑的速度和幅度將放緩。不過另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是，在調控的限制下住宅市場較為低迷，而商業地產則一片紅火。今年1—5月份，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投資分別同比增長44.7%和31.6%，均大幅高于住宅以及整體投資增速。我們要提醒的是，在經濟基本面較為低迷的情況下，資本大量涌入商業地產將吹大并引發其泡沫的破滅。
總的來看，房地產的反彈和基建投資回升以及制造業投資的穩定支撐了5月份整體投資的企穩。5月份，發改委集中審批了一批投資項目，不過這在5月的投資數據中表現并不明顯。在國家穩增長甚至保增長的背景下，未來投資有望逐步企穩回升。盡管難以再續2008年“四萬億”的投資盛宴，投資穩增長依然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真正值得擔心的是這次投資再刺激還會積累更大的產能，而外部消費需求難以復蘇，國內分配改革難以啟動，更大的過剩危機在后面。
消費名降實升但仍增長乏力。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671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3.8%，較上月回落0.3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較上月回升0.3個百分點。1—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4.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9%）。從環比看，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0.84%，繼續呈現回落態勢。
按經營單位所在地分，5月份，城鎮消費品零售額14536億元，同比增長13.7%，低于4月份的14.0%，鄉村消費品零售額2179億元，增長14.3%，低于4月份的14.6%。剔除價格因素，5月份城鄉與農村消費增速10.7%與11.4%，分別高于4月份的10.6%和11.2%。從具體商品來看，日用必需品類和汽車消費企穩，降幅在0.5個百分點內，但家電、家具和家裝持續回落，降幅超過1個百分點，表明房地產消費鏈依舊處于調整中。
總的來看，由于物價水平的快速回落，5月份名義消費增速繼續下滑，不過實際增速有所上升。受制于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滯后，在內外整體需求疲軟的情況下，我國消費增長很難表現出獨立的走勢，加之前期消費刺激政策的退出，消費增長表現乏力。從未來形勢來看，隨著國家新一輪消費刺激政策的陸續出臺，實際消費增速有望繼續企穩，不過在價格水平快速回落的情況下，名義增速恐將繼續下滑。
工業產出回升趨勢未定。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9.6%，比4月份加快0.3個百分點。分輕重工業看，5月份，重工業同比增長9.8%，增速較上月回升0.9個百分點；輕工業增長9.1%，是2010年2月以來的最低點，增速下滑1.2個百分點。重工業增速回升是5月工業增速超出預期的主要原因，而輕工業增速回落則拖累5月工業增速。重工業的回升與投資的企穩相關。具體來看，通用設備、鐵路船舶等運輸設備業、電氣機械和電力熱力等重工業行業同比增速較上月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發電量、水泥、十種有色金屬和汽車等主要產品產量呈現顯著回升。從產銷率看，5月份產銷率下降0.2個百分點至97.9%，反映企業庫存有所上升。總的來看，雖然5月份工業產出增速出現上升，不過如果考慮到工作日的因素，實際的增長情況仍然不容樂觀。而在需求持續低迷的情況下，目前工業仍處于去庫存階段，短期內工業增速仍將波動調整。
二、物價水平短期加速下行，通脹壓力進一步減輕
3月CPI同比出現反彈，4月重拾回落態勢，5月份則延續了回落的趨勢。5月份，CPI同比上漲3.0%，較上月下降0.4個百分點，漲幅創23個月新低，環比下降0.3%。5月份CPI構成中，新漲價因素為1.26%，相比4月份回落0.32%，翹尾因素為1.74%，相比4月份回落0.08%。因此，5月份CPI的回落，主要是新漲價因素的作用。食品價格繼續呈現季節性回落，5月份，食品價格同比上漲6.4%，較上月回落0.6個百分點，環比下降0.8%。食品價格的下降主要是肉類與蔬菜價格下降所致，其中豬肉價格環比下降3%，蔬菜價格環比下降6.9%，其他食品價格小幅上漲。非食品價格上漲動力趨弱，同比上漲1.4%，較上月回落0.3個百分點，環比持平。受油價下調影響，非食品價格中交通通訊及服務的價格同比下降0.1%，環比下降0.3%。
5月份，PPI同比下降1.4%，降幅較上月繼續擴大0.7個百分點，同比創30個月新低，環比結束了連續3個月的正增長，下降0.4%。其中加工工業PPI同比持續6個月為負表明終端需求的疲軟，而原材料和采掘業PPI同比出現了30個月來的首次下降，表明下游需求疲軟逐漸傳導至中上游。
5月份CPI加速下滑，通脹壓力得到進一步減輕。而進入6月份后，隨著氣溫升高，部分瓜果類蔬菜上市量增加，預計將帶動蔬菜價格繼續回落。國際油價的大幅下跌也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輸入型通脹壓力，就在5月份CPI公布的當天，國內成品油價格再度下調。經過兩次成品油下調之后，一季度油價上漲幅度基本被消化，交通運輸、物流等用油單位有望明顯減負。進入6月份后，CPI翹尾因素將大幅下降，有利于CPI同比增速的繼續下降。在目前經濟保增長需要政策加大預調微調力度的情況下，CPI這一下降趨勢則為貨幣政策的放松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從而為穩增長政策的加力提供了政策空間。而5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在4月同比下降0.7%的基礎上加速下滑，同比下降1.4%，PPI指數已連續3個月負增長，顯示目前經濟增長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反映出目前產能過剩矛盾加深，這也是上一輪四萬億刺激政策的后遺癥。
三、貨幣供應增速有所上升，新增貸款超預期增長
5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同比增長13.2%，比上月末高0.4個百分點。反映企業短期資金周轉的狹義貨幣(M1)余額同比增長3.5%，比上月末高0.4個百分點。5月新增人民幣貸款為7932億元，同比多增2416億元，高于市場普遍預期。
盡管市場普遍預期5月份新增貸款將較4月上升，不過實際貸款規模仍然超出市場預期，為2011年2月以來的第二高水平，僅次于今年3月的1.01萬億元。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增貸款中，中長期貸款比重較上月明顯提升6.2個百分點至34%，顯示出穩增長政策的效果在逐步顯現，投資需求有所好轉。不過該比重仍然處于低位（2011年平均為45%左右），短期貸款和票據融資占比過大的問題依然突出，表明當前投資需求仍處于低位；而票據占比居高不下顯示政策推動范圍之外的貸款需求仍然疲弱。5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較多，是貨幣供應量增速小幅回升的主要原因。另外，5月18日，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下調0.5個百分點，對于貨幣供應量反彈也具有一定貢獻。但M1和M2之間的剪刀差與上月持平，依然處于歷史高位，企業活期存款占比較低的狀況仍未顯著改善，表明當前實體需求仍然疲軟，企業活力以及投資意愿有待提高。
二季度以來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因此穩增長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預調微調力度加大，國家重點項目審批提速，信貸需求有所回升。從后期來看，穩增長政策的效果將進一步顯現，信貸需求隨著政策放松逐漸恢復，而且6月初的降息使得融資成本降低，企業的融資壓力將有所減緩，融資需求也將增加。而從放貸規律來看，二季度放貸在全年占比為30%，與一季度規模持平，4、5兩月共放貸1.5萬億元左右，這說明6月份還需投放1萬億元左右。從銀行的角度來看，5月的降存準率使得流動性壓力減小，而央行將存款利率上限提高至1.1倍，引入競爭機制，銀行可以自主在限定范圍內調整利率，吸引存款，減少存款流失現象，從而減少存貸比限制對放貸的影響。從信貸結構和供應增速來看，當前的實體經濟仍然偏弱，終端需求依然疲軟，因此實體需求有待隨著政策的刺激進一步釋放，貨幣政策還將繼續朝著寬松的方向發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流動性環比將不斷趨松，但在基數的影響下，貨幣供應同比增速仍有可能波動。
四、投資穩增長恐將加劇我國產能過剩矛盾
5月份經濟數據出現了多處利好。不過考慮到工作日帶來的基數效應后，這種利好恐怕需要打一個折扣，實際經濟增長情況不容樂觀。央行在數據公布前三年多來首次下調了基準利率或可成為佐證之一。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出口的大幅反彈并不值得樂觀，投資增長仍在波動企穩，消費也表現欠佳。由于外部環境依然不穩，歐美等國家經濟復蘇不穩，不確定性風險較大，外需仍然是我們需要首要關注的經濟增長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重啟了投資穩增長。
在經濟下行風險不斷擴大的情況下，保持一定的投資力度以穩定經濟增長確有必要，不過投資雖然是需求，但不是最終需求，而是遲早要變成供給的需求，所以增加投資對總量平衡的最終影響不是增加了總需求，而是增加了總供給。在2009年出臺“四萬億投資”刺激政策時，中國的生產過剩矛盾實際已經很嚴重，在四萬億投資盛宴之后這一矛盾繼續深化。這從今年以來鋼鐵行業出現罕見的全行業大幅度虧損中可見一斑。而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國家不得不重新拾起投資這根政策大棒。不過正如我們上述所說，這次投資再刺激還會積累更大的產能，而外部消費需求難以復蘇，國內分配改革難以啟動，更大的過剩危機在后面，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今年以來，隨著擴大內需政策效應的逐步釋放，我國經濟快速下滑的勢頭得到了抑制，經濟運行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
第一，投資快速增長。1-5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2.9％，比2001-2007年平均增速高出近10個百分點。
第二，消費增長平穩。1-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5％，比去年同期回落了6個百分點。考慮到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下降1.5個百分點，漲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0個百分點。因此，剔除價格的因素，社會消費品零售實際增長率仍高于2008年各月的實際增長水平。在國家“家電下鄉”等擴大農村消費政策有力推動下，農村消費增速已連續4個月快于城市消費增長。
第三，工業運行呈現低位趨穩態勢。1-4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5％，其中3、4兩個月增速分別為8.3％和7.3％，均高于去年后兩個月和今年1-2月增長水平。
此外，作為經濟先行指標的PMI指數連續3個月超過了經濟擴張和收縮分界線，汽車消費和資本市場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回暖跡象。總體上看，我國經濟基本遏制了快速下滑的態勢。但能否就此判斷我國經濟開始企穩回升、進入持續上升通道呢?在對這個問題的判斷上，要注意兩方面的內容：
一方面要注意經濟運行的周期性特征。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總是出現擴張與緊縮的交替更迭，如此循環往復，經濟運行的周期性特征是一種客觀存在。奧地利經濟研究所近期對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1977年“西班牙經濟危機”、1992年“日本經濟危機”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這四次對全球經濟造成較大沖擊和有較大影響的經濟事件進行了比較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危機造成工業生產力下滑的時間平均持續2年，工業產值跌幅為9％。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先后經歷了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金融危機三次沖擊。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1998年我國經濟增長出現較大幅度回落(GDP增長下降1.5個百分點)，1999年經濟增長延續下滑態勢(GDP增長下降0.2個百分點)，2000年、2001年經濟開始穩步復蘇，到2002年回復到9.1％的較高增長水平。盡管對我國經濟復蘇時間存在諸多爭論，但一個共同的判斷是，此次金融危機的破壞程度遠遠超過亞洲金融危機，因此，我國經濟實質性復蘇還面臨很大困難。
另一方面，要注意支撐經濟進入合理增長區間的動力是否可持續。從當前的經濟運行看，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并不穩固。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內需增長強勁，外需持續走低。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最近幾年，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0％左右(按照支出法測算的外需貢獻率存在方法論上的缺陷。例如，無法衡量大進大出和小進小出對經濟活動的不同影響)。根據我們的測算，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40％。因此，在我國經濟的回暖歷程中，進出口的走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外貿出口持續下滑。根據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今年1-5月，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同比下降24.7％。其中，出口同比下降21.8％，進口同比下降28％。5月份當月，我國出口下降26.4％，與4月份相比，同比降幅加深3.8個百分點。
從對外貿易的區域結構看。與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貿易額下降更為明顯。1-4月，我國與歐盟貿易額下降21％；與美國貿易額下降16.2％；與日本貿易額下降23.8％。但我國與東盟、韓國、臺灣地區、印度、俄羅斯、巴西貿易額分別下降了27.1％、28.1％、40％、30.4％、41.6％和25.4％。可以看出，全球經濟衰退已嚴重影響到國際貿易，我們面臨的外部環境仍很嚴峻。
新出口訂單指數通常可以用做反應出口形勢變化的一個先行指標，4月份的數據顯示，新出口訂單指數為49.1％，繼續保持了上升態勢，并接近擴張的臨界點。根據2006-2009年數據，計算得到的出口增長率與新出口表定單指數的相關系數表明，二者時間變化的時滯效應約為3個月。按照這樣的判斷，下半年我國出口進一步下滑的空間不大。
二是中央投資強勁，地方配套困難。擴大內需措施和產業振興的規劃實施能否有效地實現短期保增長、長期擴內需和調結構的預期政策目標，關鍵在于落實中央擴大內需的投資激勵措施。目前我國的投融資體制決定了中央政府的投資規劃基本可以迅速貫徹和實施。這樣，擴大內需措施和產業振興規劃實施能否有效地實現預期政策目標的關鍵就在于落實地方和社會投資配套機制。
審計署提供的數據表明，4萬億投資計劃在具體落實中，中央投資資金到位率94.01％，而地方配套資金到位率只有47.98％。地方配套資金不到位，可能導致有些項目不能按計劃及時開工，或者已開工的項目進展緩慢，使新增投資項目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地方配套資金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土地財政”遇到了困難。隨著經濟下滑，房地產市場萎靡導致的土地轉讓收入下降，使得地方財政難以足額落實配套資金。
目前我國的地方和社會缺乏有效的市場化配套投融資機制。現行《預算法》等法律限制地方政府實行赤字融資、發行債券、市場借貸，因此地方政府只能依靠規費、土地批租收入、國有企業產權轉讓收入和稅收返還等預算外資金以及國債和地方政府專項基金等方式配套投資。如果沒有配套政策和措施來引導和確保地方政府和社會投資到位，那么，中央投資一方面可能不足以引導實現保增長、擴內需等預期政策目標，另一方面可能還會威脅中央政府的財政收支平衡和可持續性，以及在長期內抑制居民消費能力。
三是國有投資快速增長，民間投資尚未有效激活。當前，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主要依靠政府投資拉動，2009年1-5月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完成投資同比增長40.6％，比同期固定資產投資高7.7個百分點。國有投資在整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進一步擴大。在經濟恢復過程中，政府投資起著先導作用，經濟能否持續增長，關鍵在于民間投資能否有效激活。沒有民間投資的配合，國家促內需、調結構的目標也不容易達到。民間投資多集中在批零貿易餐飲、建筑、房地產等一般競爭性行業。近期的數據顯示，民間投資意愿不足的局面沒有得到進一步改善。以房地產投資為例，2009年1-5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只有6.8％。民間投資不足一方面是由于資金不足，大量中小企業及民營企業貸款難的問題仍很突出，而另一方面，一些行業門檻仍然太高，民間投資很難涉足。
二、宏觀調控的方向
為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國家
連續出臺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并取得積極成效。但同時也需要認識到，當前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政府投資拉動和政策刺激效應的格局越來越明顯，由此形成的產能過剩、投資和消費比例不平衡以及產業結構不平衡等問題也越來越突出。保增長仍然是下一階段宏觀調控的最重要內容，但要避免急于求成，正確認識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在保增長、擴內需的同時，宏觀調控更要突出強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提升。在積極推進和落實已經出臺的各項政策的同時，做好政策儲備，從容應對國際和國內可能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第一，調整投資結構，要在優化投資結構的基礎上實現投資適度地快速增長。一方面，要引導、鼓勵增加民間投資，建立有利于中小企業信貸的金融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加大政府財政性的公共投資，并充分利用好財政的公共投資，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財政在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例，促進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合理調整。政府積極加強民生工程建設，才能改變居民收入與支出預期，釋放居民消費潛能，擴大居民消費能力，從而改變拉動內需單純依靠增加投資的方式，實現投資消費雙拉動，并從根本上解決投資偏高消費偏低這一結構失衡的深層次矛盾。
關鍵詞：跨國公司 國際法主體地位 可行性
一、全球經濟復蘇勢頭趨緩，有效需求增長放緩
受制于內生經濟增長動力缺乏，全球經濟不均衡復蘇，發達國家債務危機和財政壓力等不利因素影響，2010年全球主要經濟體GDP增速較上年放緩，顯示出復蘇乏力的跡象和信號。2011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仍未完全消除，世界經濟難以進入穩步增長的良性循環，系統性和結構性風險依然較為突出。美國經濟復蘇動力依然不足，失業率居高不下，房地產依舊低迷，銀行放貸能力尚未復蘇，以消費為主導的美國經濟尚未有實質性好轉。歐洲債務危機時有爆發，對本來疲弱的經濟復蘇無疑是雪上加霜。在財政重建和刺激經濟的“二難選擇”中，歐洲經濟很難較快恢復到危機前水平。日本經濟在對美國和中國的雙重依賴中有所恢復，但其受外部影響較大，未來仍有不確定性。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盡管回升勢頭較好，但在發達經濟體整體增長疲軟的情況下，高增長能否持續存在較大變數。總體而言，2011年世界經濟將由前期超常規政策刺激下的恢復性反彈轉向平穩甚至低速增長階段，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依然較緊。
作為“十二五”的開局之年，2011年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增長動力，但在外需乏力。貨幣政策收緊和經濟活動調整等因素的影響下，拉動社會總需求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增速將有所放緩。
就投資需求而言，2011年既有促進投資增長的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總體上投資增長將小幅放緩。有利因素主要包括：各地區在“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的投資熱情高漲；“新非公36條”等政策促進民間投資。不利因素主要是2009年為應對危機出臺的刺激性政策逐步淡出；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拉動效應逐年衰減；房地產調控政策趨于嚴厲；財政支出重在結構調整，政策向保障民生領域轉向。201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在2010年回落的基礎上繼續小幅下降，對經濟增長貢獻度減弱。
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或將企穩，外貿形勢不容樂觀
2010年中國對外貿易呈現高增長趨勢。1-11月全國出口名義增長33.3%，進口增長40.3%，而去年同期則分別是同比下降18.9%和15.7%，2010年出口高增長的主要原因有：意識世界經濟復蘇，外部環境好于去年；二是2009年出口增長為負19%，出現低基數效應；三是穩定出口政策繼續顯效。
2011年，美國、歐洲、日本等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進口需求增長緩慢，發達經濟體貿易保護注意趨勢嚴重，人民幣升值預期、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使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降低，我國對外貿易條件有所惡化，同時受上半年基數太高等因素影響，預計外貿進出口增長速度比2010年將有所放緩，貿易順差也將減少，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有所削弱。
北非中東局勢不穩，日本地震危害影響短期難以消除，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不斷提升，貿易摩擦增加，國內勞動力成本快速上漲，這些因素導致出口增速放緩。生產商寧愿更多向本土市場供貨，而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出口明顯減少。許多國家采購商都認為今后中國工人工資將會大幅上漲，產能勢必將會被壓縮。從去年末開始已經有生產廠家出現供貨推遲現象。相對于出口大幅下滑，對美歐的進口增速基本穩定，機電產品進口占比最大的日本呈現下降趨勢，資源類進口穩步增長。總體來看，2季度外貿增速回落已成定局，貿易順差仍將繼續下滑。
三、物價水平居高不下，通脹壓力明顯上升
2010年全國消費物價水平不斷走高，CPI由1月份的1.5%逐月回升到11月份的5.1%，達到28個月以來最高。預計2011年物價總水平（CPI）增長呈小幅回落的態勢，且前高后低。總體看，導致物價下行的因素增多增強，導致物價上行的因素減少減弱，預計全年CPI增長2.5%左右。推動2011年物價上漲的因素主要有三個。一是農產品價格上漲壓力依然很大，一方面來自于二元經濟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來自于國際糧價震蕩和上漲在國內的傳導。二是要素價格上升，成本推動型通脹成為主要形式，特別是勞動力結構性矛盾突出，勞動力成本繼續上升已成定勢。三是人民幣升值預期推動國際資本流入增加。與此同時，2011年經濟增速將比2010年有所放緩，產出缺口縮窄，有利于堅強通脹的壓力。趨緊的貨幣政策將逐步回收過剩的流動性，貨幣供應增長逐步回歸常態，對通脹壓力也有減緩的作用。
受經濟運行慣性影響，2011年上半年CPI漲幅仍處于高位，5月份CPI同比上漲5.5%，創34個月新高。隨著各項調控政策的逐步到位，下半年CPI漲幅將出現回落,全年通脹走勢前高后低，呈現見此回落的態勢。
四、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運行，整體維持上漲局面
2010年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延續著2009年以來的上升勢頭，但速度明顯放緩，波動性加大，主要大宗商品價格回到了2008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的水平。2011年惡劣的氣候表現將導致北美、歐洲、南美等主要農業產區普遍歉收，使農產品供給減少。主要金屬及礦產則受新興經濟體增長強勁的影響，需求將進一步走高。同時美國等發達國家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不斷地為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輸送資金動力。隨著經濟復蘇和通脹蔓延，2011年主要大宗商品價格預計將維持上揚趨勢，但全球經濟的總體復蘇態勢尚不足以支撐持續大幅上漲，其間可能出現較大幅度波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宗商品的金融屬性越來越占據了主導地位，主要國家也加大對市場投機的打擊力度，在多重復合因素作用下，大宗商品短期價格走勢判斷難度將進一步加大。
五、 經濟政策以緊為主，由寬松型向穩健型轉變
貨幣政策取向在上半年以緊為主,2季度往后,政策調控的頻度將有所下降,以尋求抑制通脹和維護增長之間的平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1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積極穩健、審慎靈活，重點是更加積極穩妥地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實增強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可持續性和內生動力。2011年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是抑泡沫、控投資、調結構、強民生。央行去年10月以來實施了包括加息和上調準備金率等一系列緊縮性措施，以回收過分充裕的銀行體系流動性，取得比較明顯的效果。中長期來看，由于阿拉伯世界政治動蕩，日本地震后重建需求的支撐，中國仍然持續面臨輸入型通脹的壓力。
參考文獻：
[1] 王小廣《2011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展望》，時事報告中心組學子專刊2011年04月
[2] 《2011年上半年宏觀經濟及政策:通脹形勢主導預期變化》平安證券，2011年2月
經濟增長走勢分析
對經濟增長的分析應在全球背景下展開，并著眼于長期視角。最近，中國社科院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性課題組研究發現：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周期的波動性顯著下降，并且與全球經濟的聯系逐漸加強。全球經濟波動性的下降主要原因是“全球經濟火車頭”美國的經濟增長趨于穩定。進一步的研究表明以上特征通過對外貿易渠道進行傳導。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對外依存度一直呈上升趨勢，2006年外貿依存度達到峰值，此后受金融危機影響有所下降。就三大需求對GDP波動的貢獻度而言，出口是貢獻度最大的，伴隨著進出口波動增長的是制造業的投資增長。1999年之后制造業投資占比一直呈上升趨勢，2004年后制造業比重超過房地產業投資比重。在外需穩定的前提下，進出口的增長效應在制造業投資兩期之后顯現。
次貸危機和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外需疲軟，中國政府隨后啟動了4萬億元的擴大內需政策，這是危機后中國經濟得以在高位小幅波動的主要原因。從三大需求對GDP的貢獻率看，2007年后資本形成和凈出口形成完全相反的走勢，反映了投資對沖凈出口下滑產生的經濟風險。
總結經濟周期波動性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國內經濟波動趨穩是融入全球化的結果，這一特征主要通過外需渠道傳導；二是對外貿易的增長伴隨著制造業投資的增長，這一階段中國快速工業化主要受益于全球化的進程；三是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采取了積極的擴大投資的內需政策，這是2008年后經濟保持小幅波動的主要原因。
最終消費走勢
對最終消費的分析，重點在于居民的最終消費，其在最終消費中的比重長期在75%左右。可以通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這一相近指標對居民消費進行觀察。從絕對額上講，自1990年以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一直保持增長勢頭，在2011年這一趨勢還將延續。這主要取決于兩個原因：一是中國的經濟一直持續增長，形成了消費持續增長的基礎；二是從國民收入的要素法分析，盡管居民收入并不是所有要素中增長最快的部分，但也一直保持增長勢頭。2000～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280元增加至17175元，年均增長率為11.8%，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253元增加至5153元，年均增長率為9.6%。盡管許多專家學者表示負利率使得居民存款財富縮水，可能會影響消費，但如果考慮收入流的增長，并不會對最終消費產生較大影響。
從增長率角度看，2011年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率大致維持在20%。這主要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經濟周期波動性的研究表明最終消費對GDP波動的貢獻率最低；二是消費的收入彈性逐漸降低，從長期趨勢看，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收入增量部分用于消費的增量是降低的；三是隨著收入的增長,消費結構發生變化，消費產品從以前“吃穿用”為主向“住行學”過度，這其中“住行學”的產品大都具有投資屬性，在統計中并不被計入。綜合以上各種因素，預計2011年消費對GDP的貢獻率略有上升。
固定資產投資走勢
高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特點，這與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有關。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投資的主要驅動力是工業化過程，即制造業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由2001年的14.4%上升至2003年29%的峰值，在產能形成后的一至兩年，外貿順差有顯著增長。在此過程中，國內經濟環境還伴隨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以及要素資源的價格扭曲，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有著很強的價格優勢，這就形成了經濟增長投資和出口依賴癥。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由于外需疲軟，制造業投資增長率大幅下降，以城市化推動的投資成為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亮點。以擴大內需的4萬億元投資為例，其中1.8萬億元為“鐵公基”項目，1萬億元為災后重建項目，2800億元為保障性安居工程，這些項目都與城市化相關，占總投資的75%以上。這些投資并不是以財政全額撥款的形式下撥，此后出現了地方政府以投融資平臺形式落實這些投資的現象，這對銀行體系的穩定構成潛在風險，此后國務院提出了清理整頓的要求。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伴隨著上述政策起落，經歷了三個階段：2008年的小幅上漲階段；2009年的快速上漲和快速回落階段；2010年的小幅回落階段。
根據固定資產投資的長期走勢，結合2011年政策的新動向，預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情況還將延續2010年的走勢，甚至進一步下滑,其對GDP的貢獻率將大幅下降。這主要取決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制造業投資可能面臨繼續下滑。制造業投資與外需緊密相連，目前美歐經濟前景依然不明朗，盡管外需存在恢復性增長的訴求，但恢復性增長不致引起國內投資的增長；從供給角度看，低成本無限勞動力供給的狀態已經發生改變，這也使得傳統制造業投資不具吸引力。二是商品住房投資將進一步下降，保障性住房進一步加大投資，但后者不足以抵補前者。綜合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兩方面的走勢預測，估計2011年房地產投資會有較大幅度下滑。三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有所下滑。其一，4萬億元投資的效應逐漸消退；其二，去年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發展過快，國務院于2010年6月發出清理平臺債務的通知,可能形成一些爛尾工程；其三，三個重要事件對去年的投資貢獻較大，分別是玉樹災后重建、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而2011年全國并沒有大的會展和體育賽事舉行，這也導致投資下滑。
進出口走勢
2011年的進出口形勢將表現為：進口增長率保持在30%左右，出口增長率略低；但由于出口額的基數大于進口額，對外貿易依然保持順差態勢，估計全年貿易順差達到2200億美元以上。
首先，從對外貿易的歷史看，自中國加入WTO后的2001年至2004年，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保持在200億至300億美元；自2004年開始貿易順差每年保持700億美元的增長，進出口增長率穩定在30%左右，形成穩定的增長趨勢。此后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貿易的影響在2008年下半年才顯現，進出口增長率在2009年經歷了最低谷，但自2010年初，進出口貿易又恢復到歷史增長水平。
其次，受美國以鄰為壑的政策影響，人民幣升值面臨很大壓力。然而關于人民幣升值及升值預期惡化中國貿易收支的看法，筆者并不贊同。這種理論在現實中能否成立取決于兩個條件：其一，匯率變動的價格效應是否完全傳遞，其二，馬歇爾―勒納條件是否成立，即價格變動是否具有數量效應。就第一點而言，國外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因沉沒成本、市場競爭等，匯率變動的價格效應很難傳導；就第二點而言，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價格水平顯著低于主要出口國，因此出口的價格彈性并不大，出口和進口的價格彈性并不大于1，從而“反J曲線”在中國并不存在。
綜合以上兩點，2011年對外貿易還將延續2010年的恢復性增長勢頭，由于投資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對外貿易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可能有負轉正。
物價走勢分析及其治理
2010年，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呈一路上升趨勢，成為宏觀調控的焦點。對此，須弄清此輪價格上漲是長期趨勢還是短期影響，上漲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及能否得到控制。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已經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實體層面主要表現為貿易盈余的增長，在金融層面表現為儲蓄率持續高于投資率。這決定了物價不具備長期上漲的基礎。從CPI走勢可以看出，非食品類的CPI增長率一直維持在3%以下走勢，而每次CPI的大幅上漲都伴隨著食品類CPI的上漲。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的CPI上漲因素是糧食歉收，全國糧食總產量在2000年至2003年一直保持在9000億斤以上，2003年驟減至8600億斤；2007年食品類CPI的大幅上漲主要歸因于豬肉價格上漲，2006年9月全國范圍內爆發藍耳病疫情，導致豬肉出欄數和豬肉產量大幅下降。此輪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同樣是食品類的價格上漲，而食品類價格上漲主要歸因于2010年初自然災害導致的供給沖擊。此外，由于資源類產品（如水、電、燃氣）的價格上調導致居住類價格小幅上漲，但CPI中居住類權重僅為14%，因此并非CPI上漲的主要推手。
對于此輪價格上漲，許多學者將其歸為通貨膨脹，進而提出通過緊縮的貨幣政策進行打壓的對策。對此筆者認為并不恰當：首先，由于此輪價格上漲是供給沖擊造成的，作為總量政策的貨幣政策可能不僅起不到抑制物價的作用，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產出波動；其次，一種觀點認為部分蔬菜價格上漲是過剩資金的惡意炒作造成的，有必要收緊流動性，然而收緊流動性并不能根本上堵住這些微型泡沫的源頭，恰恰相反，大部分蔬菜都是易損品，不易儲藏，也不會成為長期炒作的對象；最后，部分學者認為物價上漲是輸入性通脹的結果，對此應該通過提高利率、人民幣升值減輕輸入性通脹的風險。然而在過去幾年，中國一直是小麥和大米的出口國，而大豆占據中國食品進口的50%以上，因此輸入型通脹不是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出，貨幣政策并不是應對物價上漲的主要抓手。2010年11月19日，國務院的《關于穩定消費價格總水平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的通知》將對物價上漲起到抑制作用。首先，前五項措施都是應對供給沖擊的，可謂切中要害；其次，結構性的物價上漲影響的主要是低收入人群，因為食品類支出在他們總支出的比重較高，而第六項措施即發放價格臨時補貼，主要針對優撫、低保人群；最后，針對游資惡意炒作部分農產品的現象，通知提出了加強價格監管等措施。
在以上政策作用下，物價上漲現象將是短暫的。然而，影響2011年物價上漲負面因素依然存在，甚至要強于2010年。不僅南方遭遇冰凍天氣，而且北方持續干旱，這已經影響到冬小麥的播種，而北方16省耕地面積占全國近60%。此外，2010年年末的翹尾因素還將持續。總體而言，2011年CPI走勢將呈現先高后低的走勢，全年CPI不超過4%。
財政及貨幣政策分析
財政、貨幣政策的搭配是宏觀調控的藝術。2010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基調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就財政政策而言，積極的政策取向將發揮穩定增長、改善結構、調節分配的作用。2011年財政支出的重點領域包括教育投資、醫療體制改革的推進、養老保險體系的擴大以及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應用。以上政策取向與整個經濟轉型的大背景相契合，起到了促進結構調整的作用。目前，東部地區通過融入全球價值鏈進行低附加值工業化的道路已面臨瓶頸，而城市化和經濟服務化的道路是必然選擇。對此，公共領域的投入必不可少，在教育、醫療和養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城市的服務經濟也將獲得大力發展。對于中西部而言，地區發展差異是最重要的議題，對此中西部應抓住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歷史性機遇，通過政府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帶動民間資本的進入，從而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
就貨幣政策而言，穩健是由“積極”轉為“穩健”，實為緊縮的貨幣政策。從具體操作工具看，數量工具居于主導地位。價格工具讓位的首要原因是市場仍然處于低利率環境，提高利率可能引致熱錢流入；其次，過去提高利率的著眼點是物價，然而上文的分析表明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是供給沖擊，隨著沖擊逐漸減弱，提高利率的壓力逐漸減輕；最后，如果多次提高利率，貸款利率將處于高位，這與后危機時代的增長訴求不相稱。總體判斷，2011年加息的次數大致在三次左右，此外由于“南凍北旱”的天氣可能再次造成供給沖擊，因此央行的加息主要集中在上半年。數量工具的著眼點是對沖外匯占款，隨著對外貿易的恢復性增長，外匯占款也將進一步增加。數量工具中存款準備金的應用居于主導，因為在利率上升期，存款準備金相對于央票是成本較為低廉的工具。此外，貨幣政策中的信貸政策將發揮結構調整的作用，如針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以及房貸的準入政策還將繼續執行。
對策建議
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年，為在短期內校正宏觀經濟走勢，使之符合中期的發展規劃，筆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實體領域應消除阻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
第一，在中央層面應加快資源類產品的價格改革。長期以來，高能耗、低工資、低資金成本是支撐出口加工貿易發展的三大基石，這不僅惡化了貿易條件，也導致了工業結構的低級化，使得我國遲遲不能擺脫經濟粗放式增長的模式。對此，必須認識到，經濟事物的內在矛盾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須要通過資源價格改革進行倒逼。通過改革的倒逼機制，傳統的產業部門將做大做強，淘汰的產業資本將尋找新的方向，而通過人為的控制價格從而抑制矛盾發展可能會錯過改革的最佳時機。對于資源價格改革的方式，筆者并不主張通過提價這種簡單方法進行，要防止用于補償環境損失的資金轉變為少數部門的福利，建議采取開征資源稅的方式。
第二，在地方層面徹底改變以GDP增長為標準的政績考核模式。首先，由于上述考核方式并未將環境因素作為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這導致了地方政府在引進項目注重規模、輕視質量的行為模式，加劇了經濟增長的粗放式和低級化特點；其次，這一考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房價快速上漲，一方面暴利的房地產行業可以為地方的GDP增長快速做出貢獻，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土地出讓解決稅收不足的問題。然而高房價對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存在嚴重負面影響：其一，房地產行業的高利潤使得產業資本不愿意進入新興產業，因為相對于高風險高利潤的新興產業，房地產行業則是低風險高利潤的；其二，高房價提高了居住成本，影響了高技術人才的聚集，而人才是創新的根本因素。
財政領域的改革應圍繞實體領域的經濟發展方式進行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包括兩條主線：一是經濟發展由工業化向服務化過渡；二是經濟發展由工業化向城市化擴展。上文圍繞這兩點針對短期的財政支出政策進行了簡要論述，此處重點討論長期調整的財政收入政策。
圍繞第一條主線應做好如下兩項工作：第一，間接稅為主的稅收結構向直接稅轉型。間接稅存在著征收便利的優點，但其計量的基礎是工業產品的流轉，隨著經濟轉型和經濟服務化的推進，稅收結構也應做相應調整。第二，積極推進消費型增值稅的改革。一方面為保障經濟發展的基礎，通過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變繼續為第二產業減負；另一方面為促進第三產業發展，通過營業稅的取消和消費型增值稅的開征解決營業稅和增值稅的稅負差距問題。當然，為了保持地方改革的積極性，這部分收入仍然可作為地方收入入庫。
圍繞第二條主線應做好如下工作：適當增加地方稅種并增加共享稅的地方分成比例。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稅源相對集中穩定、征管相對便利、收入充足、增收潛力較大的稅種，大多列為中央稅或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留給地方的大多是稅源分散、征管難度大、征收成本高和收入不穩定的小稅種，使得地方政府很難通過地方稅有效組織財政收入和調節經濟，客觀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各種非稅方式――包括土地批租方式籌集預算外資金，以滿足財政支出需要。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地方公共產品的需求還將進一步增加。為打破當前土地財政的困局，一方面可以適當增加共享稅的地方分成比例，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擴大地方政府的稅收管理權限，適當增加地方稅稅種。當前應加大力度推廣房產稅，從稅收效果上看，房產稅能夠起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從而優化產業資本結構的作用；從稅收的技術角度講，房產稅具有稅源集中穩定、增收潛力大的優勢，有利于打破當前土地財政的困局。
貨幣金融領域也要加大改革力度來配合其他領域
貨幣金融領域的改革重點包括三大方面：
第一，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首先，經濟轉型和經濟服務化必然產生新的戰略產業（如新能源、信息技術等七大新興戰略產業），新的戰略產業必然需要金融支持，而實踐表明資本市場在支持技術創新方面比銀行更有優勢；其次，大力發展公司債市場，降低大企業的融資成本，改變銀行主要依靠利差吃飯的局面，增加銀行體系競爭力。
第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完善貨幣政策調控環境。首先，發展短期國債市場，改變貨幣調控的被動局面，形成基準利率。目前，央票主導的公開市場操作產生了諸多弊端，如以自身負債為基礎的調控使貨幣當局不能保持中立，央票在到期后支付利息實際上形成了長期擴張的態勢，導致在應對流動性過剩時調控效果不佳。其次，逐漸取消法定準備金和超額準備金付息制度，恢復利率的零底線。最后，徹底放開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貸款利率的下限。目前存貸款的半管制狀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銀行間的競爭，也使儲戶喪失了選擇權。在當前銀行理財市場逐步發展并形成競爭的環境下，放開存貸款利率市場正逢其時。
一、價格同比漲幅持續下降
2012年4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環比下降的城市有43個，持平的城市有24個，上漲的城市僅有3個，且環比漲幅均未超過0.2％。
4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3.4％。其中食品價格上漲7.0％。與上月比較，消費價格漲幅回落0.2個百分點，食品價格漲幅回落0.5個百分點。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5月份18種蔬菜批發價格季節性回落，三周累計下跌10.7％，預計5月份CPI同比漲幅將加快降低。
4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同比下降0.7％。
價格漲幅回落與各方面預期是一致的。主要因為：第一，隨著貨幣政策調控效果的不斷顯現，價格上漲的貨幣因素逐步穩定。2012年4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88.96萬億元，同比增長12.8％，比上月末低0.6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余額27.50萬億元，同比增長3.1％，比上月末低1.3個百分點。與2009年12月末M2余額同比增長27％比較，貨幣政策調控效果十分明顯，對穩定價格形成了基礎性支持。第二，買房需求趨穩。2011年采取的限購等措施，在抑制投機、投資性購房需求方面取得明顯成效。2012年1-4月份，城鎮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減少了13.4％。受政策控制影響，預計2012年買房需求總體平穩；受預期改變的影響，部分城市買房需求可能出現較強烈收縮。這將是房價穩定以至下調的決定性因素。第三，供給總體不斷增強。2011年農業生產又獲豐收，糧食連續8年穩產增產，生豬存欄數量明顯增加，棉花增產，農產品供給基礎進一步改善；商品住宅上市數量持續增加，存量房數量不斷擴大，保障房建設步伐加快，住房供給明顯增加；服裝、家電、汽車、電子信息產品等工業消費品供給充足；重要生產資料供給水平較高，鋼鐵、建材、生產設備供給充足，能源緊張狀況有所緩解。綜合看，供給面不斷改善，對物價穩定提供了重要支持。支持物價穩定的因素正在持續增加，在這些因素支持下，預計2012年物價漲幅總體趨降。考慮價格改革的因素，預計CPI漲幅也可以保持在3％左右。
二、經濟增長速度繼續下降
在2011年經濟增速平穩回落的基礎上，進入2012年后經濟增速繼續回落。一季度GDP增長8.1％，增速較上年四季度降低了0.8個百分點，而2011年一季度至四季度共降低0.8個百分點，經濟增長回落幅度有所加大。2012年4月份工業增長率由一季度的11.6％進一步降低到9.3％，若5、6月份工業增速繼續下降，按照工業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間的關系推算，二季度GDP增長率將降低到7.5％以下。面對這一經濟走勢，穩增長的任務將變得更突出。
綜合各方面分析,預計2015年四季度GDP增長6.9%,消費物價增長1.5%。2015年全年經濟增長6.9%,消費物價增長1.4%左右。預計2016年經濟增速下滑探底企穩,全年經濟增長有望實現6.7%左右增幅,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增長10.8%左右,固定資產投資增長9.8%左右。出口同比增長1.6%左右,進口同比下降-0.8%左右。PPI全年同比下降1.8%左右,較2015年下降幅度減小,CPI全年增長1.3%左右,略低于今年。M2同比增速在12.8%左右,信貸同比增長14.3%。
全球經濟形勢總體判斷:
今年深度調整 明年緩慢復蘇
2015年,全球經濟呈現深度調整。一方面,發達國家經濟總體復蘇態勢不穩,雖然美國經濟增長勢頭明顯,但歐元區和日本經濟仍未擺脫經濟困境;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呈現明顯的分化格局,在金磚國家中,中國、印度經濟仍保持在7%的經濟增速,但俄羅斯、巴西兩國經濟陷入衰退,南非經濟增速也陷入低谷。
全球經濟增長的不平衡導致了全球貨幣政策的分化。2015年12月17日,美聯儲如期宣布提高聯邦基準利率25個基點至0.25-0.50區間,這意味著美聯儲結束了長達7年的零利率政策,長達半年的首次加息預期終于兌現。針對美聯儲加息,越南、挪威、印尼、菲律賓均按兵不動;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巴林等石油出口國、與美國經濟周期一致的墨西哥和匯率盯美元的香港均以加息應對。
2015年以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低給原材料進口國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帶來了下行壓力,傳導到消費者價格CPI領域,導致消費物價低迷。根據IMF的預測,發達國家通貨緊縮壓力明顯,預計2015年發達國家CPI增速為0.3%,新興市場國家CPI增速為5.6%。預計2016年發達國家CPI上漲1.2%,而新興市場國家CPI上漲5.1%。
全球經濟的深度調整以及全球貨幣政策的分化造成國際金融市場波動性明顯。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家回流歐美發達國家的趨勢明顯,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持續貶值,俄羅斯、巴西等國的通脹率居高不下。
受需求疲軟、匯率波動以及全球產業鏈條與經濟結構調整等因素的影響,2015年全球貿易出現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大降幅,上半年七國集團(G7)和金磚國家貨物貿易總額同比下降了10.9%。
預計2016年,全球經濟有望繼續緩慢復蘇,但是面臨的下行風險在增加。在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的差異化導致貨幣政策的分化,美元在首次加息后進入緩慢加息通道,英國央行預計將迎來10年來首次加息,而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仍有擴大量化寬松政策的可能性,由此帶來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外匯市場的亂局還將繼續困擾全球經濟金融的穩定。在新興市場地區,經濟增速下滑、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以及國際資本外流引發了政治與經濟上的不確定性和金融市場的動蕩。
2015年宏觀經濟形勢回顧:
經濟增長實現軟著陸
結構性通縮應受重視
? 2015年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減速,經濟結構優化,增長動力轉換,改革深化,拓展了經濟發展空間,為“十三五”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經濟增長平穩減速
成功實現軟著陸
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典型特征。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面臨需求放緩、發展方式轉型、產業結構升級的重大壓力。2015年前三季度我國GDP分別同比增長7.0%、7.0%和6.9%,預計四季度當季GDP同比增長6.9%,全年增長6.9%,比去年下跌0.4個百分點。2015年經濟增長成功實現軟著陸。
1、工業和服務業走勢分化,產業結構有所調整。
前三季度,工業生產繼續保持較低增速,但服務業增速加快。前三季度我國第二產業同比增長6%,其中工業同比增長5.9%,較去年同期減緩 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速8.4%,比去年同期提高0.8個百分點。
11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6.2%,比10月份加快0.6個百分點。11月份制造業同比增長7.2%,已從底部初現回升態勢。非制造業繼續保持平穩擴張態勢,對穩定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斷增強。前三季度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為51.4%,比第二產業占比高10.9個百分點。
2015年1-11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以下簡稱國有企業)經濟運行穩中向好,部分指標出現回暖跡象,但下行壓力依然較大。一是國有企業利潤同比降幅收窄。二是地方國有企業利潤連續四月出現同比下降,降幅逐漸加大。三是鋼鐵、煤炭和有色行業繼續虧損。
2、消費增速放緩,四季度略有回升。
1-11月份我國居民消費同比增長10.6%,較去年同期放緩了 1.4個百分點。消費在三大需求中相對穩定,預計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6%。
3、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明顯下滑,四季度投資小幅回升,房地產投資仍負增長。
投資增速下滑幅度較大。1-11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0.2%,與1-10份增幅持平,較去年同期放緩了 5.6個百分點。其中房地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速僅1.3%,較去年同期放緩了10.6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1-11月同比增長8.4%,較去年同期放緩 5.1個百分點;服務業投資1-11份同比增長11.0%,較去年同期放緩6.1個百分點;基礎設施投資,1-11月同比增長18.0%,較去年同期放緩2.8個百分點。從當月增速來看,四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小幅回升,房地產投資仍是負增長。11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已從9月份的低點6.8%回升至10.8%,但房地產投資連續四個月負增長,11月份跌幅擴大至5.1%。
4、進出口增速下降,貿易順差增加,出口市場份額上升。
1-11月我國累計實現出口同比下降3%;進口同比下降15.1%; 1-11月累計實現貿易順差5391億美元,同比增長61.8%。貿易順差增加的原因是
進口的大幅減少,而非出口的增加,呈現出明顯的需求衰退型順差特征。 從中國進出口占世界貿易的份額來看,2014年中國出口占比平均值為12.9%,2015年1-8月中國出口占比平均值上升至14.5%,這表明中國出口份額并未下降。同期進口占比平均值分別為8.5%和8.7%,基本平穩,這表明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對世界貿易需求并未產生相對的緊縮作用。
生產部門物價低迷
成功避免消費領域通貨緊縮
2015年面臨較大物價下行壓力,成功避免消費領域的通貨緊縮。預計全年CPI同比增長1.4%,PPI 同比下降5.2%。
雖然以CPI指標來衡量,暫時還不能判定中國已經陷入全面通貨緊縮狀態,但是因中國消費占GDP比重低,投資和生產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遠高于發達國家,僅僅以CPI來衡量物價變化并不全面。
PPI連續3年多負增長,對投資和生產部門已經產生了嚴重的緊縮作用。拋開判定通縮的概念和標準之爭,結合中國特殊的經濟結構,我們認為當前結構性通縮比較嚴重,有可能進一步蔓延惡化,對此仍應給予重視。
經濟結構不斷優化
創新創業提供新動力
經濟“新常態”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已告別高增長、高投資、高投入時代,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創新創業提供新動力。
一是消費、投資結構優化。
經濟下行過程中,居民收入快于GDP增長、就業穩定、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消費發揮了經濟增長穩定器的作用。前三季度累計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58.4%,比去年同期提高9.3個百分點。
二是二三產業的結構優化。
前三季度,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51.4%,比去年同期提高2.3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比重高10.8個百分點。第二產業中,新興產業發展迅速。前三季度,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4%,高于規模以上工業增速4.2個百分點;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16.1%,比全部投資增速高5.8個百分點。服務業內部出現轉型,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增長22.6%,比全部服務業投資快11.4個百分點。
三是居民收入增長較為穩定,就業提前完成全年目標,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
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義增長9.2%,實際增長7.7%,分別高于GDP名義增速和實際增速2.6和0.8個百分點;累計新增就業達到1066萬人,提前完成全年就業目標;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長9.5%,實際增長8.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長8.4%,實際增長6.8%。
四是創新創業提供增長新動力。
高技術產業、網上商品零售、快遞業務、手機上網流量、新能源汽車產量、智能電視等符合轉型升級方向的產品生產快速增長。商務便利化措施激發市場活力。今年以來,平均每天新登記企業1.2萬戶。1-10月份,規模以上私營企業利潤同比增長6.2%,好于同期整體工業企業利潤形勢。
靈活運用貨幣金融政策
成功抵御金融風險
經濟增長減速,股市、房地產、債市、匯市等潛在金融風險隱患增大,但中央政府通過靈活運用各種政策,成功抵御了金融風險。
一是穩定股市。
受多重因素影響,2015年中國股市大幅波動。今年8月中旬股市暴跌后,推出各種救市措施,股市恢復了穩定增長。截至2015年12月25日,上證綜指較年初上漲12.16%,漲幅高于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高于泰國、越南、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等亞洲國家。
二是穩定房市。
為應對房地產銷售壓力,2015年中央出臺了包括降息、降低首付比例、公積金政策調整等一系列房地產優惠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銷售,政策效果持續顯現,房價環比上漲城市增加,漲幅有所擴大。11月份全國 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價格環比上漲的城市個數分別為33個和40個,一、二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價格環比漲幅均擴大;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由降轉平,二手住宅價格環比持平。
三是穩定匯市。
2015年人民幣面臨較大貶值壓力,資本流出壓力加大。自2014年下半年后,中國外匯儲備開始轉入下降通道,并延續至今。為減緩資本外流壓力,8月11日實施匯率改革,人民幣在可控制范圍內對美元貶值。截至2015年12月25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較8月10日貶值4.3%。
四是金融市場化和國際化改革有序推進。
3月26日,央行公告簡化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發行管理流程;4月1日,國務院批復同意《存款保險制度實施方案》;6月2日,央行《大額存單管理暫行辦法》并正式實施;7月21日,十部委《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8月11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市場化決定機制出臺;9月15日,央行改革存款準備金考核制度,由時點法改為平均法考核;9月30日,央行開放境外機構參與中國銀行間外匯市場;10月23日央行放開存款利率上限,利率管制完全放開;11月20日央行下調分支行常備借貸便利利率,我國貨幣政策的利率走廊初步成型;11月30日,人民幣成功加入SDR,標志著人民幣國際化的重大推進。
財政政策加力增效
促進經濟增長
今年以來,財政政策積極轉變調控思路,創新方法手段,在穩定總需求的同時,更加注重從供給側完善宏觀調控措施和手段,切實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和提質增效。
一是發揮政府投資穩增長調結構作用。
中央財政繼續發揮投資的關鍵性作用,加快一般預算支出進度,繼續大力推進PPP模式,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市政公用設施、收費公路、生態環境保護等項目建設、管理和運營,切實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繼續支持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進一步加大農村危房改造投入力度;優化水利專項資金支出結構等;支持產業升級和中小企業發展,中央財政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財政資金重點投向智能制造、高端裝備等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關鍵領域。加快設立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注重創新投入方
式,推動體制機制創新;推進水污染防治工作。 二是穩步發行地方債,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中央財政今年落實穩步發行地方債的工作,并適度加大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繼續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同時,中央財政還在今年發行了專項支持投資項目的債券。發行6000億元新增地方政府債券。增加7000億元在建項目后續融資額度,用于支持2015年國務院確定的重點項目及在建項目建設。下達3.2萬億元置換債券額度,主要用于償還2015年到期債務。
2016年宏觀經濟形勢展望:
增長新動力顯現
增速下滑探底
2015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總體上看,經濟增長仍有下行壓力,但隨著增長新動力的不斷顯現,有望探底企穩。
五大發展理念為供給側改革提供理論指引
十八屆五中全會“十三五”規劃建議,首次提出了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為供給側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供給側改革的根本落腳點,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五大理念的指引下,政府將在區域、產業、 國企、財稅、金融、民生等領域推出一批力度大、接地氣的改革方案。
明年經濟工作總基調仍是穩中求進
經濟工作會議對明年經濟總的定調仍是“穩中求進”,“穩”就是要“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進”就是要通過供給側改革,創造新供給和新需求,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由于房地產投資仍難以顯著回升,明年國內需求仍面臨較大下降壓力,而全球多數經濟體復蘇緩慢也制約外需,加上金融行業在今年高基數影響下也會放緩,明年經濟下行壓力仍較大,適當小幅下調經濟增長目標可能更為合理。這意味著經濟工作目標雖然可能小幅下調,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點底線是6.5%,2016年增長目標可能設置為6.7%。
五大任務指明周期性調整的工作重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6年經濟工作“五大任務”,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前四大任務直指經濟下行階段周期性調整的艱巨任務。去產能是指傳統產業尤其是重資產、周期性行業的去過剩產能。去庫存對應去房地產庫存;去杠桿對應降低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控制金融風險;降成本主要通過降低稅費和調整能源價格實現,補短板主要是補齊民生、產品、產業方面的短板,強化扶貧、產品和產業升級、農業等領域工作。去產能有利于經濟長期健康發展,但短期可能使得過剩行業投資繼續大幅放緩,并導致企業融資需求繼續大幅收縮。
加快產能出清可能帶來失業增加和居民收入增長放緩,使得經濟面臨較大的通縮風險。正是基于這些考慮,會議強調“妥善處理保持社會穩定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關系”,這意味著過剩產能去化會相對循序漸進地進行,供給側將是緩慢的產能出清。
財政政策加力發揮托底作用
為維持相對較高經濟增長,政府穩增長力度或加大,尤其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一是“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這可能意味著財政支出會繼續保持較快增長,但力度超出想象的可能性較低。二是“實行減稅政策”,而減稅屬于供給側改革的措施,著重于降低企業成本和提高企業運營效率。三是“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彌補財政減收。2015年共安排財政赤字1.62萬億元。預計明年財政赤字規模增加至2萬億左右,赤字率可能達到2.76%,赤字凈增量增加3800億元左右。上述減稅增支措施有利于經濟增長,但總體來看財政手段仍是托底經濟的政策,經濟真正意義上走出低谷不是靠中央財政加杠桿,而是靠企業加杠桿,中國要重回企業加杠桿仍需先完成過剩行業和地方政府去杠桿過程。
貨幣政策仍將在穩健的基調下保持適度寬松
一是社會總需求仍然偏弱,需要在需求側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二是配合供給側改革,為實體經濟提供適宜的流動性,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三是配合結構性財政政策,為各項財政專項債券、地方政府債務、國債發行提供有利的利率環境,同時降低存量債務的壓力。四是美聯儲加息后為應對資本外流,人民幣溫和貶值。預計2016年一次降息,三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4%左右。
2016年主要經濟指標預測
綜合前述分析,2015年四季度工業生產、投資小幅回升,消費增長基本平穩。2016年宏觀經濟走勢仍受去產能、去泡沫和清理債務等因素影響,企業庫存可能見底回升;物價方面須防止去產能力度過大導致消費物價負增長形成通縮;房地產銷售出現有回暖跡象,房地產去庫存任重道遠,能否帶動房地產投資回升仍有待觀察;總體上經濟增長仍有下行壓力。國際金融市場震蕩的外部沖擊對國內經濟和金融穩定產生極大挑戰,貨幣政策操作難度加大,財政支出仍需加大力度。
假設2016年國際金融市場的震蕩不至于產生系統性風險,基準預測基于以下基準假設:(1)美元波動。因美國經濟復蘇走在發達國家前列,美元匯率波動與美國經濟與歐洲、日本和其他地區經濟復蘇的相對速度密切相關,但美元過于強勢也不利于美國經濟發展,我們假設美元指數在90到100之間波動。(2)美國加息。未來美聯儲的加息周期可能慢于歷史上任何一次加息周期。假設2016年加息兩次0.25%。(3)油價維持相對低位。原油價格回落至40美元/桶左右,我們假設2016年紐約原油價格維持在45美元/桶左右。(4)根據美聯儲公布的美聯儲理事會成員和聯邦儲備銀行行長12月份的點陣圖預測報告,假設2016年美國經濟增長2.4%,根據IMF10月份《世界經濟展望》預測值,假設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分別增1.6%和1.0%。
國內政策變量基于以下假設:(1)一次降息,三次降低準備金。未來根據經濟增長和物價變化情況、金融市場條件和國際經濟環境,降息空間較小,仍有可能繼續降準。假設2016年降息一次,降準三次。(2)人民幣兌美元貶值4%,保持在6.73元/美元左右。(3)財政赤字規模增加至2萬億元左右,赤字率可能達到2.76%,赤字凈增量增加3800億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