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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內容；現實思考
一、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
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形成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積淀而成的。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深刻剖析，最終在《資本論》中完成了對于經濟危機發生根源的闡述。另外，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創立可以追溯到19世紀60年代的《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理論做出全面解答，并在此創立了科學的系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同時，馬克思還認為，造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實質不是簡單的生產過剩，其危機實質在于生產的相對過剩。生產相對過剩，是一種相對于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過剩。社會生產出的產品并沒有被廣大勞動人民消化吸收，而是顯得過剩，這種情況下，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實質上留有大量剩余，繼而為經濟危機埋下伏筆。
二、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內容
第一，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具體說根源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愈發尖銳，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經濟危機的爆發。馬克思認為，第二，經濟危機的現實性。在當代世界經濟關系中，危機的這兩種可能性形式，取得了新的現實性形式，貨幣危機也轉化為金融危機，并凸顯為經濟危機的新特征。回顧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之路，可以看到，他認為：在封建社會不會發生經濟危機，但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已經存在危機的兩種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態變化本身出現了買和賣的分離，這種分離使原來相統一的 W-G 和G-W之間的統一。“要通過強制的方法實現……要通過強加在它們的彼此獨立性上的暴力來完成。危機無非是生產過程中已經彼此獨立的階段強制地實現統一”。種種事例表明，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認為的經濟危機，只有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才能形成，在其它形式的經濟環境中，很難形成波及范圍較大的危機。因此，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屬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獨特現象，想要徹底消除經濟危機，只能是消滅資本主義；第三，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這是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的描述。過去的經濟危機發生時，其表現形式與現在有所不同，或輕或重，這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具有直接的聯系。現在，全球發生的經濟危機，表現出來為大眾所看到的現象依然是商品的大量滯銷，閑置的生產資料，企業、銀行、商場的倒閉和破產以及激增的失業人員。伴隨著這些現象隨之而來的是物價的飛漲、信用關系遭到嚴重破壞，整個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秩序極度混亂，股票市場、證券交易等方面受到巨大威脅。這些現象背后顯現出來的本質依舊是相對于社會實際消費能力的生產過剩，即生產的相對過剩。
三、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現實思考
2008年，一定是會被載入資本主義經濟歷史中的一年。這一年，美國首先爆發次貸危機（即次級房貸危機）。隨后在資本主義國家大面積地爆發，并且經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傳播逐漸波及世界其它各國，由此導致世界經濟的疲軟。這場經濟危機是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的。截至到目前，這次危機仍然是國際上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從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入手，我們可以看到，這場經濟危機的實質仍然是生產的相對過剩。首先，在美國社會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差較大的問題，而社會中的中低收入者占總人口的絕大部分，這部分人需要安家的房屋，同時需要購入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導致其購買力匱乏。其次，社會范圍內，大部分過剩的房產資源需要售賣，信貸中介在此時發揮作用，將購買者與購買物聯系起來。此時，金融機構充當了無擔保的中介。但是由于社會購買能力無法滿足房產的過剩消費，加上貨幣鏈條的中斷，最終導致美國信用危機的爆發，不但沖擊了國際金融領域，還沖擊了國際實體經濟的發展。也是從這場危機開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他們在這部書中找到了自己想到的答案，并為降低危機的可能性后果努力著。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代表國家，我國在2008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這次危機的影響。如何利用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來更好的解決危機后的問題，成為我國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第一，縮孝收入分配差距，實現公平正義，提高社會實體購買力。這是解決經濟危機的關鍵點之一，因為只有讓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差距縮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一些由此引起的問題；第二，加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防范金融風險，不能單純依靠政府來解決，整個金融業應該從自身做起，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第三，調整產業結構，降低出口依賴。我國是一個出口依賴略顯嚴重的國家，這在經濟危機發生時，對我國的沖擊巨大，所以，只有切實調整產業結構，增強競爭力，才能在發生經濟危機時平穩度過，免受巨大損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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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基本矛盾 經濟危機 生產過剩 資本金融化 資產證券化
一、引言
在20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美國經濟經歷了低通脹高增長的黃金時期。西方學者們樂觀的認為,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可以避免了經濟危機的發生,使資本主義制度再次煥發了活力。他們認為,金融深化理論的發展使投資不再受到資金流通情況的制約,消費也不會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即使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 信貸也不會完全枯竭,即使收入驟減,也可以憑借信用貸款繼續消費,這樣就打破了“收入和消費之間僵化的關系”。這樣的改革確實達到了短期內推動資本主義經濟快速、平穩增長的目標,但最終卻沒能阻止經濟危機的發生。
基于此次危機的教訓,西方學界將危機爆發的原因歸罪于金融信用領域。有“金融期貨之父”之稱的梅拉梅德認為此次危機的根源在于信息的不透明和政府監管缺位。在08年“中美金融高峰論壇”上,經濟學者將災難歸因于資產證券化所導致的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創新。而格林斯潘在為自己的辯護中指出,危機的根源在于經濟的高速擴張導致投資者過分樂觀,低估了風險。這些問題只是引發經濟危機的表面原因的解決只能緩解、延遲危機的爆發,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危機。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資本主義自我調控能力有所增強,但它卻無法擺脫經濟危機的陰霾,因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內生的,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決定的。
二、資本主義對抗性分配制度決定的勞動者貧困化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生產條件的分配就是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生產資料歸誰所有,誰就能支配生產過程并占有生產成果,所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決定了個人消費品的性質。因此,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根本特征的資本主義分配制度必然使分配方式有利于私有制基礎上的有產者。勞動者通過辛勤勞動創造的財富未必會被勞動者享用,財富的分配取決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
美國從1996年至2007年,美國經濟持續擴張,實際GDP的增長迅速,達到每年3.3%的水平。與此相對應的是個人收入的增長卻低于GDP的增速,而且作為個人收入重要組成部分的個人工資收入的真實值在2001年和2002年連續兩年出現了負增長,分別是-0.48%、-0.81%。
經濟發展了,國民收入增長了,以上的數據卻表明勞動者分享的經濟發展成果的份額在不斷的降低。在美國,過去的二十年中最貧困的40%的人的人均財富下降了59%,同時,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收入增長總額的33%;處于金字塔頂端最富有的1%的人掌握著34.3%的家庭凈資產,最富有的10%的人掌握著將近71%的國民家庭資產,而處于金字塔底層最貧困的80%的美國家庭僅占總資產的15.3%,而處于最底層的40%的家庭只占有0.2%。
三、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使資本主義通過促進消費緩解生產過剩的危機
剩余價值的積累與實現,內在的要求消費需求相應比例的增加,而資本主義對抗性的分配制度導致勞動者由于貧困化而消費萎縮,這就不可避免地引發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表現為生產的起點與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與目的”。這一趨勢使得資本主義生產脫離了社會需要而呈現出無限擴張的態勢。而與此形成明顯對照的是,以廣大勞動者為主體的社會需求卻相對萎縮。加速擴張的生產規模最終在狹窄的市場中無法獲得市場實現,不得不面臨著剩余價值的生產與剩余價值的實現之間的矛盾――一個與需求相對的潛在生產過剩問題。
在美國,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致使生產能力過剩,表現為實際工業產出始終低于潛在工業產出。美國工業能力利用率從94年的峰值80%逐年下降,直到01-02年的低谷63%,雖然工業能力利用率在04年伴隨著固定投資的迅猛增長回升到了70%,但仍然低于90年代平均76%的歷史記錄。為滿足生產無限擴張的要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得不促成消費在絕對數量上的增加來緩解剩余價值生產與實現之間的矛盾。
美國的GDP中消費占到了2/3,消費是推動GDP增長的主要動力。近十年中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始終高于投資、進出口和政府支出。網絡泡沫的破滅造成了美國經濟發展的停滯,2001年GDP增速只有0.8%,其中一季度和三季度出現負增長,分別是-0.5%和-1.4%。與以往經濟出現停滯或衰退不同的是:消費支出并沒有隨之大幅下降,反而增長了2.5%;在當年投資與進出口均出現下滑的情況下,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率達到了1.74個百分點。2002年,消費支出增長了2.7%,貢獻率1.9個百分點,高于GDP實際增長率。2003年消費支出增加2.9%,略高于2.7%的GDP增速,它為增長貢獻了2.05個百分點,占全部經濟增長的76%。消費成為阻止美國經濟下滑和推動之后又一輪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四、借貸消費的現實根源是:勞動者維持艱難的勞動力再生產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消費的增長應該是以收入的增長為前提的。從此次經濟危機發生前幾年的統計數據來看,個人收入在1999和2005年增幅明顯小于GDP,消費支出的增速在這幾年始終高于個人收入增速。同時,個人儲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呈下降趨勢,且出現負儲蓄率。2002年個人收入僅增長了0.2%,但是消費支出卻增加了2.7%;2005年個人收入增長了2.2%,消費支出增加了3.0%。
在收入增長緩慢,且呈現“零儲蓄”的情況下, 對消費支出和個人收入的解釋,只能到家庭債務中去尋找答案。從2000年開始,美國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從91%上升到120%,家庭負債與家庭資產的比率從13.3%升為16.9%,債務實際支付比率從12.6%升至13.7%。截至2007年底,居民債務(不包括房地產貸款)總額達2.9萬億美元。其中37%為信用卡,63%為汽車貸款和學生貸款。住房貸款余額在2007年已超過13萬億美元,與GDP規模相匹敵。加上房地產貸款,居民債務總額將達到16萬億美元之巨,平均美國每個公民要擔負50000多美元的債務,而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2007年調查顯示,美國中等家庭的年收入為50233美元。雖然各種形式債務的快速增加在短期內推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增長,但是這樣的經濟增長是難以維系的。債務的不斷增加不僅會加劇金融信用的過度膨脹,同時也會使金融信用機構因不良貸款增加而面臨巨大的經營風險。
五、信用制度的發展強化和加速了危機的出現
金融信用體系的基本職能是動員社會閑散資金用于企業的積累擴大。而在當代,由于對產業性投資進行充分融資的機會減少,導致消費信貸和住宅融資的重新啟動,以勞動大眾為融資對象的貸款得到擴大。在具有廣泛分工的市場經濟中,由于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市場的不確定性日趨增大。金融機構紛紛利用資產證券化來分散經營風險,降低運營成本,同時提高非流動性資產的流動性。在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金融機構創造了種類繁多的信用衍生品。
金融機構在將原始的金融產品分割、打包、組合開發各種金融衍生品的過程中,原始的金融產品被變形為高出自身價值幾倍甚至幾十倍的金融衍生品。從這些金融衍生品的本質來講,它并沒有降低投資的風險,而是將風險分化轉移,而且風險在分散的同時,也變得越來越隱蔽。隨著金融衍生品的不斷推出,金融交易鏈條也在不斷拉長,由于信用杠桿的作用,不但使金融產品的價格成倍上漲,而且也使面臨的風險成倍增加。至2006年,美國的金融票據和證券規模已經達到129萬億美元,是當年GDP的9.7倍,其中債券占28萬億美元,住房按揭貸款占12萬億美元,消費貸款占2.5萬億美元。而且與消費貸款相關的信貸違約掉期市場的估值已達到60萬億美元。至2007年上半年,美國次貸余額為1.5萬億美元,在按揭貸款市場所占份額從2001年的2.6%增加到15%,連同中間級貸款,非優質貸款所占份額已達到46%。次貸余額通過杠桿作用產生的影響也超過了10萬億美元。如此規模的貸款利益鏈條,一旦借款人違約,則風險將沿著利益鏈條逐步蔓延,其后果不堪設想。
2004年至2006年7月,為對抗通脹,美聯儲通過17次提高利率,使聯邦基金利率從1%上升至5.25%。利率的升高、房價的下跌,使次貸借款人越來越難以承受房貸的負擔,至2007年,次貸拖欠60天的比率超過15%,是2005年同期的3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文件顯示,截止08年10月,美國17家大型信用卡托管機構逾期30天未還款的違約賬戶已經激增26%,信用卡壞賬率上升18%。信用貸款機構的壞賬激增與信貸市場的流動性緊缺已經使美國5大投行以及12家商業銀行倒閉,金融危機爆發了。
六、金融危機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主要表現形式
縱觀過去這一百年資本主義體系下發生的幾次重大的經濟危機,都是由股票、外匯、債券等金融市場發生,并最終導致了以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企業大規模倒閉為標志的經濟危機。因此,很多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已經過時,危機的根源已經從生產領域轉移到了金融領域。當危機來臨的時候,他們總是在金融領域里去尋找經濟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在最近二十年推進的以金融深化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要求消除資本流動的障礙,利用市場機制進行資本的自由配置,其實質就是要減少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和干預。而政府對金融市場監管和干預的缺失必然會導致市場的過度投機,過度的投機必然使金融泡沫迅速膨脹。但是當泡沫破裂,經濟學家又將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歸因于市場的過度投機和政府的監管缺失。這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這些背棄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經濟學家始終無法找到現代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
在市場經濟空前發展的當代,金融深化所造就的具有吸引力的各種新型金融衍生工具提高了其吸收這些資本的能力。金融深化一方面為資本開拓了增殖的空間和市場,另一方面也使資本家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從金融市場中獲得資金。在這兩方面的作用下,金融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金融信用已經深入到了整個經濟的各個領域,因此以前以工業經濟為主要內容的資本主義經濟貼上了金融經濟的標簽。“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危機顯然就會發生。所以乍看起來,好像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雖然危機發生在金融信用領域,但是其根源還是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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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危機的演變 原因 啟示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普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其爆發也是存在一定的規律。
一、在經濟危機的原因分析方面：制度因素和有效需求不足因素占主導
西斯蒙第把經濟危機的總根源歸結為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即資本主義大生產和它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的生產無限擴大和消費不足的矛盾。他認為消費不足是經濟危機的前提，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破壞了生產和消費的平衡，造成了生產和消費的尖銳矛盾，這是爆發經濟危機的根源。
凱恩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也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生產過剩的危機。在凱恩斯看來，資本主義之所以經常出現失業和危機，那是由于在通常的情況下，社會的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即需求不足造成了失業和經濟危機。
需要強調指出，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是相對的，即社會生產的產品同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比而言是過剩了，而不是絕對過剩。但不管是相對過剩 ，還是絕對過剩 ，都是過剩。這是馬克思和凱恩斯的共識之處。
熊彼特把創新作為他研究和解釋經濟危機波動的基石，從而把各種經濟周期波動統一起來，以創新活動去加以說明，創造西方經濟學中統一研究各種經濟危機波動的理論體系，開創了研究經濟危機波動的一大流派。熊彼特熱衷探索商業周期中蕭條走向繁榮的基本動因。
二、分析經濟危機角度方面：矛盾分析法和心理分析及邊際分析的較量
馬克思運用矛盾分析法進行深刻的制度分析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與馬克思相反，凱恩斯避開了矛盾分析法，避開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采用心理分析和邊際分析解釋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根源。
在凱恩斯看來，資本主義爆發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凱恩斯認為總需求是消費和投資之和，把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說成是消費需求不足和投資需求不足的結果。馬克思的矛盾分析和制度分析要優于凱恩斯的心理分析，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表現在流通領域，而根源于生產領域，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
此外，熊彼特對經濟危機的分析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第一，是從理論分析、歷史過程和統計資料三個方面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進行分析；第二，以創新活動為中心，對經濟周期的起因和過程進行實證分析：第三，不給出任何有關對策的建議。
三、在經濟危機的特點方面：周期性是一大亮點
西斯蒙第斷言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永續不斷的、永久性的經濟危機而不是周期性的，因為今年的產品是用去年的收入購買的，只有今年的生產與去年的收入相適應才不會發生生產過剩，但資本主義下生產年年擴大，今年的產品總是超過去年的收入，這就發生了一種永恒的收入不足因而經常存在著過剩的產品，所以資本主義經濟會永遠處于生產過剩的危機中。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并非持續存在，而是每隔一定時間爆發一次，具有周期性。馬克思寫到"大工業中最有決定意義的部門的這個生命周期現在平均為十年。在周期性的危機中，營業要依次通過松弛、中等活躍、急劇上升和危機這幾個時期。"
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把經濟周期分為高漲、恐慌、蕭條、復蘇四個階段。凱恩斯認為，在經濟周期繁榮階段的后期，資本家對資本品之未來收益作樂觀的預期，故使資本品逐漸增多，其生產成本逐漸加大，俱不足阻遏投資增加。由于資本家不能對"資本資產的未來收益作出合理的估計"，使得資本邊際效率突然崩潰，投資大幅度下降，于是經濟危機就降臨了。
在經濟周期性的研究方面，熊彼特的四階段模式把經濟周期分為"繁榮"、"衰退"、"蕭條" 和"復蘇"四個階段。繁榮階段和蕭條階段分別由創新和諸如投機、恐慌、經濟政策不當之類的外生的、非實質性的現象所引起。同時熊彼特還指出，不同的創新活動，所需要的時間可能是不同的。
四、對擺脫經濟危機的設想
西斯蒙第認為這一途徑是回到小生產去，發展小生產。因為小生產是為消費而生產，生產不是無限的；其產品就近銷售或為人定做，最能了解市場需求狀況，不會發生生產無限擴大和消費不足的矛盾。而作為革命家和舊制度的批判者，馬克思認為克服經濟危機的途徑只能是用生產資料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讓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生產在社會的統一計劃指導下避免盲目性，從而避免經濟危機。
凱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理淪為依據，得出國家必須干預經濟的結論。通過國家干預經濟，使總供給等于總需求， 資本主義經濟就恢復均衡了，經濟就能發展 ，資本主義則能堅持下去，就不能滅亡。熊彼特并沒有對周期現象提出什么政策建議，但從他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冒昧地推斷出，他可能承認人為的政策干預會有助于緩解或消除來自外生振源的影響，但除非禁止創新活動，來自內生源的振動將不能被任何人為政策加以消除。
五、對次貸危機的反思
從制度的層面進行考察可以發現，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依然是馬克思當年分析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所導致的生產過剩，這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進行剖析：
首先，盡管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了歷史性的變革，但資本對剩余價值貪婪的本性沒有變，其結果造成在社會財富不斷膨脹的同時，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為了實現資本的貪婪本性，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采用信息技術等技術革命成果，并運用企業并購重組等組織創新實現規模經營；另一方面，通過相對減少員工的工資和社會福利支付以更快地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積累率。這樣，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在財富總量不斷增長的同時，社會財富分配的差距持續擴大。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強化了資本對剩余價值貪婪的本性，導致在私人經濟利潤率持續提高的同時，工人實際報酬持續下降。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強調自由市場的存在與擴張，削弱政府宏觀調控；強化自由競爭和資本對勞動的控制，主張減少社會福利支付等等。這些政策主張在實踐中使資本對剩余價值貪婪的本性得以進一步強化。為維護私人經濟利潤率的持續提高，形成了"工資擠壓"和"工資崩潰"趨勢，工人實際工資（報酬）持續下降。
最后，在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美國為了避免引發生產過剩的危機，只得通過無限度擴大消費信貸（如"次貸"）的辦法來刺激需求，結果無可避免地導致嚴重金融危機。擴大消費信貸的辦法就是為勞資雙方共同認同，并為政府肯定的"透支消費"。從本質上說，它只是為相對過剩的生產創造"虛擬消費"條件，因而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危機。所以，21 世紀初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其根本原因看似一些人所認為的"消費過度"，實則還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所導致的生產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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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多數人都會贊同，這是一個充滿金融危機的年代。1992年的歐洲貨幣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尚未淡出人們的記憶，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一場金融海嘯再次席卷了全球。在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金融危機之后，人們迫切地想知道，金融危機從何而來，又將帶來什么?
這正是《東亞金融危機的根源與啟示》一書將要告訴我們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銀行總部豐富的工作經歷和對大量文獻的分析，向讀者再現了東亞金融危機發生時的驚心場景，揭示了隱藏在危機表象下的根源本質，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結論。
關于東亞金融危機的專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數仍然沿用新古典主義與國家主義這兩種主流學派的觀點。本書的創新之處在于作者在對兩大主流學派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四種可供替代的危機根源模式：投機攻擊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機模式和經濟不平衡模式。這為我們理解新興市場金融危機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系統分析框架。
投機攻擊模式是四種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匯率制度本身內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純粹的投機攻擊足以給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經濟體帶來危機，而不受其宏觀經濟基本面等因素的影響的重要結論。
全球化模式認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統的脆弱性造成了許多東亞經濟體的危機隱患。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監管的缺位導致金融部門特別是銀行系統高負債和高不良資產。這是造成金融隱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危機模式則強調了政治因素。作者論證了政局的不穩定和政策的不確定在很大程度上會加劇金融危機的程度，甚至能引發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相互交織的總危機。
關鍵詞：合法化；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話語民主
哈貝馬斯是當代德國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理論是哈貝馬斯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哈貝馬斯在《合法化危機》、《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交往行為理論》等著作中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表現為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動機危機四種形式，合法化危機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單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是克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的根本途徑。哈貝馬斯的合法化危機理論對于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具有諸多重要啟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機理論夸大了語言的作用，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換是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基礎
任何一個社會要存在下去必須具備自身的合法性基礎。哈貝馬斯認為，所謂合法性指的是一種政治秩序值得被人們承認。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說，同一種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的、被承認是正確的和合理的要求對自身要有很好的論證。合法的制度應該得到承認。合法性就是承認一個政治制度的尊嚴性。這個定義所強調的是，合法性是一種有爭議的公認的要求。統治制度的穩定性，甚至取決于對這種要求的(起碼的)事實上的承認。”
哈貝馬斯認為，傳統社會的合法性基礎是自上而下確立的。所謂自上而下，即是說傳統社會借助于文化傳統而鞏固自身的合法存在。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是，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是來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是從社會勞動的根基上獲得的。這是由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特點決定的。哈氏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可以被理解成為—種機制，這種機制能夠保證目的理性活動的子系統不斷發展，從而動搖了傳統社會的制度框架在生產力面前的傳統的優越性。傳統社會里，統治是政治的統治。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場的合理性，即市場交換關系的公平合理和等價交換，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統治制度。統治制度依靠生產的合法關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權利。社會的制度框架在間接的意義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義上是經濟的。
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化危機
(一)危機概念及標準
哈貝馬斯主要是從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的辯證關系上來建構自己的危機概念的。“一種適當的社會科學危機概念應當能夠把握住系統整合(systemintegration)與社會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間的聯系。……我們所謂的社會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語和行為能力的主體社會化過程中所處的制度系統；社會系統在這里表現為一個具有符號結構的生活世界。我們所說的系統整合，涉及到的是一個自我調節的系統所具有的特別的控制能力。這里的社會系統表現為它們克服復雜的周圍環境而維持住其界限和實存的能力。”在他看來，危機的確是系統整合出了問題，但起決定性作用的卻在于社會整合意義上的社會認同、共同的文化價值出現問題，也即是說其根源在于社會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個社會系統陷入了危機之中標準是什么呢?根據哈貝馬斯的分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社會成員的社會認同發生質變。其二、社會系統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會的組織原則遭到破壞。
根據這三個危機標準，哈貝馬斯斷定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陷入危機。
(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及其產生根源
在對“危機”概念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哈貝馬斯展開了對以合法化危機為中心的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全面批判。在他看來，晚期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綜合系統，發生的危機是一種全面的、普遍的危機，表現為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動機危機這四種形式。
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仍然存在。這種經濟危機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持續的通貨膨脹、不斷的生產停滯、嚴重的財政赤字。但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發生的主要領域已經轉移到政治系統和社會文化領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和動機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
合理性危機實質上是指國家在干預經濟時決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與經濟危機一樣，合理性危機把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矛盾表現為控制命令之間的矛盾”。盡管合理性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決定性的。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領域，比合理性危機更主要、更嚴重的危機是合法化危機。
政治系統的“投入”危機就是合法化危機，也可以稱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則意味著，用行政手段無法維持或確立必要的合法性規范結構。”
“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它不是由于系統整合受到威脅而產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計劃的各項任務使失去政治意義的公共領域的結構受到懷疑，從而使確保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質疑。”合法化危機即廣大群眾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政治組織原則和形式產生懷疑。
哈貝馬斯主要從兩方面分析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的根源。第一，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陷入一個自身無法克服的悖論之中：一方面必須實行國家干預，以解決市場機制下經濟功能失調而頻繁發生經濟危機的問題，以此來減輕經濟危機對群眾物質生活的危害從而獲得他們的忠誠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國家實施干預活動，其統治形式又會受到群眾的懷疑，從而失去合法性基礎，因為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以及“自由競爭”、“公平交換”等對于資本主義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于是，一種矛盾境地不可避免，沖突也就隨之而來。這種沖突是產生合法化危機的一個重要根源。
第二，最為根本的是，國家的干預和行政指令不僅涉及經濟領域，而且也侵入到社會文化系統。對文化進行商業生產和行政計劃，會將它原有的規范力量消耗殆盡，社會文化系統越來越無法向政治系統投入必需的群眾忠誠，以滿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國家干預，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領域政治化，促使社會成員對國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統治對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長，以致政治系統和文化系統之間的關系失調。
關鍵詞：經濟危機;資本積累;有機構成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源于什么？長期以來，對于此問題的探究一直是理論界最困難，也是爭議最激烈的領域之一，時至今日仍無確切定論。自機器大工業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就是一部經濟危機史，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對生產力造成了巨大破壞，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揮之不去的頑疾。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面對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爆發，作為全球增長的“中流砥柱”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亦面臨重重壓力，想置身于危機之外似乎愈發困難。因此，對經濟危機成因與根源的探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當代價值。
總體說來，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邏輯展開為基本線索，從分析商品矛盾開始的。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胚芽，從而產生了商品和貨幣、買和賣之間的矛盾，形成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引出了資本總公式的矛盾，進而出現了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矛盾，于是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二重性矛盾，進一步表現為社會化大生產和價值增殖過程中資本占有制之間的矛盾，還表現為生產力手段發展的無限性和價值增殖目的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進一步通過資本積累使矛盾不斷得以發展和強化，使經濟危機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從而敲響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最后喪鐘。筆者認為，在經濟危機的形成過程中，利潤率趨向下降規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潤實現困難、固定資本的周期性更新是經濟危機產生的重要條件，也是研究危機成因與根源的關鍵。
一、利潤率趨向下降規律
（一）資本積累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和利潤率趨向下降。資本家由于內在貪婪本性和外在競爭壓力的趨勢，必須不斷進行擴大再生產，把剩余價值源源不斷轉化為資本，即資本積累。在資本積累的不斷增進的過程是，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并在競爭中處于不敗地位，必然會想方設法提高勞動生產率，努力降低生產成本，使得用于購買生產資料的不變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例不斷提高，同時用于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例不斷下降。對于資本主義社會來說，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同時意味著資本利潤率的趨向下降。如果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對生產資料的追加速度大于對勞動力的追加速度，那么過去勞動的增長必然快于活勞動（即新價值）的增長，其結果便是總資本所帶來的利潤率不斷趨向下降，反映在社會中就是各種商品的迅速貶值。
（二）利潤率下降所帶來的停滯和混亂。如果阻礙利潤率下降的因素力量較小，利潤率由趨向的下降變為實際的下降，那么就會帶來更加激烈的資本競爭。在為利潤劇烈地角逐過程中，規模較小、技術相對落后的資本便會因競爭實力不足而黯然退出市場，破產倒閉，成為閑置資本。進一步講，資本的閑置或毀滅，造成了資本在使用價值形態和價值形態兩方面的損失，表現為商品、勞務和要素價格下降，股市下跌，社會信用收縮甚至崩潰。
二、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潤實現困難
（一）對利潤的無限追逐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資本對利潤的無限追逐源于資本貪婪的天性，甚至連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本家也深深打上了貪婪的烙印。資本積累不斷驅使資本家無止境地追逐剩余價值，以便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和瘋狂的貪欲中某得一席之地。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并不是以使用價值為目的，而是以生產價值和剩余價值為目的，使得生產在客觀上具有一種無限擴張的趨勢，不顧一切而盡可能占領市場。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生產的相對過剩，即社會的生產相對于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而言是過剩的。而這種有效需求不足則反映了廣大群眾的貧困和有限的購買力，歸根到底是由于他們在社會分配中獲得的有限工資收入造成的。
（二）利潤實現困難導致經濟危機。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決定生產的擴張與收縮的唯一因素就是利潤率。資本家完全不會考慮生產和社會的需要，即社會地發展了的人的需求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廣大人民群眾的消費力和購買力對資本的擴張與收縮沒有任何影響力。而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進，利潤率具有下降的趨勢，利潤的實現愈發困難。當不斷下降的利潤率達到某一點，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達到甚至超過利潤率的極限時，經濟危機就爆發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不考慮對抗性的分配關系，僅僅把刺激消費、拉動需求作為應對危機的手段，便沒有擊中經濟危機的要害，各項政策和措施是難顯實效的。
三、固定資本的周期性更新
（一）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暫時擺脫危機準備了物質條件。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演進過程中，固定資本的更新具有特殊的意義，它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實現提供了物質條件。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不斷膨脹的過程中，由于供銷都比較旺盛，無論是產業資本家，還是商業資本家都不愿意更新舊設備，擴張中的資本更不愿意轉行到技術含量更高的領域。但是在經歷經濟危機的沖擊后，面對隨之而來的生產大蕭條，加之社會游資充斥，利息率、要素價格水平較低，貸款相對容易，資本家在追逐利潤的驅使下便開始重新謀劃下一步的發展了。他們有的采購新的技術裝備，有的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升級，有的轉投利潤率相對較高的行業部門。總之，固定資本的大量更新和投資帶動了兩大部類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增長，資本主義經濟再次走向復蘇和高漲。
（二）固定資本的更新同時為下一次危機的到來創造了新的物質條件。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和投資，意味著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廣泛采用，生產率提高，生產規模擴大，一方面持續推動著生產的社會化水平，促進了資本集聚和集中;另一方面，投資的大量增加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使得資本對于勞動力的需求相對甚至絕對減少，造成了相對過剩人口的增加，貧富差距擴大，從而使生產和消費的矛盾，即生產的無限擴大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的矛盾進一步尖銳化。當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再生產比例遭到嚴重破壞時，新的經濟危機的爆發就不可避免了。當然，固定資本的更新只是產生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而不是爆發經濟危機的條件。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運動發展，固定資本的更新是不會帶來經濟危機的。
以上所述，筆者分別從利潤率趨向下降規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潤實現困難、固定資本的周期性更新等多方面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成因和爆發的根源。總之，經濟危機的演進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其中的各個因素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復合共同促使了危機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因此，只有綜合全面地把握經濟危機的成因和根源，才能深刻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深層次矛盾，進而在面對西方國家經濟危機沖擊時能夠有效預防和管控危機。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
一、當前世界金融危機的研究
（一）美國金融危機的成因分析
1.運用理論解釋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其具體表現為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這個矛盾如果一直發展下去，必然會產生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引起社會生產的比例失調，從而導致整個經濟體無法正常運行。二是總供給大于總需求，引發生產過剩的情況，一旦生產過剩越加嚴重，加上經濟體運行不協調，積累到一定時候，金融危機就會爆發。美國金融危機的實質就是生產過剩所引發的，次貸危機將美國的虛擬經濟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泡沫，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成為此次金融危機的最大誘因。
2.從美國金融體系制度的方面研究
次級房地產按揭貸款讓美國人形成了超前消費的方式，在這段時間內雖然成就了美國經濟高速發展，但也在發展的背后潛伏了巨大的泡沫和壞賬隱患。其次，美國的大部分金融機構將次級按揭貸款證券化，巨大的泡沫轉嫁給投資者。加之美國經濟結構比例不合理，第三產業比重過高，制造業所占比例很低，使得美國在制造業方面一直以來依賴進口，貿易逆差大，居民儲蓄少，收入結構與消費結構嚴重失衡。最后，美國金融機構片面追求利潤而盲目擴展業務范圍，致使美國經濟過度虛擬化和自由化，美國本土本來就缺乏實體制造經濟，而在這種環境下，信息科學技術成為了虛擬資本投機的工具，為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馬克思《資本論》關于金融危機的相關論述
（一）從馬克思信用理論看金融危機
馬克思在一百年前提出的信用理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信用的二重作用進行了詳盡的闡述，對現階段的世界性金融危機有著很好的解釋。
馬克思在討論信用與虛擬資本時就指出，信用不是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還是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但信用加劇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加快了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產生和爆發。馬克思認為，所謂信用就是借貸行為，借者和貸者之間發生的關系就是信用關系。他指出：“信用這個運動，以償還為條件的付出，一般地就是貸和借的運動，即貨幣或商品的只是有條件的讓渡的這種獨特形式的運動。”可見，信用就是商品交換中的延期付款或貨幣借貸，是以償還條件的價值的單方面運動，體現著交易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
（二）從馬克思危機理論對金融危機本質的分析
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不同的是馬克思危機理論是從社會制度層面去尋找經濟危機的根源，他認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那么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資本主義無法消除產生金融危機的根源，決定了金融危機周期性爆發。正如恩格斯所說：“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資本主義生產產生了新的惡性循環。”金融危機的這種周期性使資本主義再生產也表現出周期性，這種周期包括了四個階段：危機、蕭條、復蘇和繁榮。
關于金融危機，馬克思說：“生產很快就超過了消費。結果，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所謂商業危機就來到了。”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實質是生產相對過剩。而金融危機的爆發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
我們用馬克思危機理論對美國的次貸危機進行系統分析后可以發現其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華爾街里貪婪的資本家和最大限度盈利的欲望，使其借助信用關系和房地產行業相互推動以及信用鏈條的衍生功能，從而掩蓋了生產無限擴張和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因此，借用馬克思的邏輯：資本制度的內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產過剩――透支消費――違約率上升――金融危機。這樣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整個金融危機的產生過程。
三、《資本論》對我國應對世界性金融危機的啟示
（1）要一如既往的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如前所述，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于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我們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不僅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還要以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己任，承擔起自己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自覺地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的意圖，保證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發展。
（2）對于我國中小企業而言，應該加快和完善中小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提高中小企業經營者的素質、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斷提高產品的質量、正確確立企業的發展目標等，這樣才能構建起中小企業信用管理體系，這是其抵御市場風險能力、疏通和擴大融資渠道、保持持續發展能力的關鍵所在。
（3）不斷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是影響社會有效需求的直接因素，如果一個國家的分配制度不合理，導致貧富差距過分懸殊，兩級分化嚴重，勞動者收入過低，在社會財富中所占的比重過小，這就必然會導致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爆發。而我國在這方面的問題已經日益嚴重了。因此，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成為我們面臨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4）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經過三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對加快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提高經濟效益，增強經濟活力，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起著有效的作用。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市場不是萬能的，它也存在著自身的一些缺陷，如市場的盲目性、自發性、滯后性，存在著市場失靈的現象。為了彌補市場調節不足，防止市場失靈，我們就必須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力度。另外，我國國民應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樹立正確的投資消費觀念，具備應有的危機意識和防范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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