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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河北省；GDP；碳排放量；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8232
1引言
人類生產活動是人與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必然會造成不同程度的環境污染問題。隨著現代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環境問題已從局部范圍擴展至全球程度，人們對環境問題也越來越關注。全球變暖、自然災害、世界范圍內的極端氣候頻頻出現使得人們不得不對環境問題更加關注。
1955年，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在對收入差距進行研究時發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差距隨著經濟增長先逐漸增大，后逐漸縮小，即收入差距和人均收入之間存在倒U形關系，描述這一關系的曲線被稱為庫茲涅茨曲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在此基礎上將環境污染程度和人均收入水平相聯系進行研究，發現在經濟發展的較低水平階段，由于經濟活動水平較低，環境污染水平也相應較低；在經濟起飛階段，資源消耗超過資源再生，環境情況惡化；在經濟發展的更高階段，經濟結構發生變化，技術更加進步，環保意識加強，治理力度加強，環境問題得到改善，這樣就形成了一條倒“U”形曲線，此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該文將在此處基礎上選取人均碳排放量作為污染指標，研究河北省是否存在碳排放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以及該曲線的形狀與特點。
2河北省經濟增長和碳排放情況分析
21GDP總量與人均GDP
河北省是中原大省，作為華北地區重要的經濟腹地，進入21世紀以來大力發展經濟，處于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主要是看此地區的GDP水平以及人均GDP水平。
河北省1995―2011年生產總值以及人均GDP（GDP單位：億元； 人均GDP單位：元）
如上圖可知自1995年以來河北省經濟總量實現連續增長，由1995年的284952億元增長到2011年的2451576億元，是1995年的860倍，2005年GDP總值為1001211億元，突破了萬億元大關。1995年至2002年呈現緩慢增長的態勢，但自進入21世紀以來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尤其是近幾年GDP總值實現了高速的增長，并且仍然保持著快速增長的態勢。人均GDP的增長趨勢大致與生產總值的走勢一致，由1995年的4444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33969元，是1995年的764倍。2003年人均GDP為10251元，首次突破萬元，并且自此后進入了快速增長的時期。
22碳排放量
碳排放量無法從統計年鑒中直接得到，根據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中的提供的內容，本文選定采用根據化石燃料燃燒的數量以及平均排放因子的方法對河北省的碳排放量進行估算。根據河北省的能源消費情況本文選定了煤炭、原油和天然氣這三種燃料。
計算公式為：
碳排放總量=各種能源的碳排放量=轉換后的消費量×排放系數/氧化率/44/12
根據河北省1995―2011年碳排放量估算結果來看，能源碳排放量逐年增加，由1995年的2037754萬噸增加到了2011年的5794287萬噸，增加了3756533萬噸，是1995年的2843倍。1995年至2002年碳排放總量緩慢增長，2002年之后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與經濟增長呈同方向、同速度增長。從20000萬噸增長到30000萬噸用了9年的時間，而從30000萬噸增長到40000萬噸僅用了3年的時間，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其中由于煤炭消費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占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比重除1999年為8993%與2000年為8959%外均在90%以上，說明煤炭消費是引起河北省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詳見表1。
3實證分析
31模型設定
本文將采取一元二次曲線來描述碳排放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選取人均碳排放量來表示環境指標。用y來表示人均碳排放量作為因變量，用x來表示人均GDP作為自變量，建立一元二次方程Y=α+β1X+β2X2 ，在此基礎上對等式兩邊分別取對數得到模型LnY=α+β1LnX+β2（LnX）2+μ ，其中α是截距項，β1和β2分別是LnX、（LnX）2的估計系數。
32數據來源和處理
人均GDP來源于《河北經濟統計年鑒》，并按照1978年不變價格進行調整。二氧化碳排放數據無法直接得到，按照本文所采用的二氧化碳估算方法，需要用到河北省的煤炭、原油、天然氣共三種能源消費量數據。本文所采用的能源消費數據均來自歷年《河北經濟統計年鑒》。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由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除以人口總量所得，單位為噸/人。其中人口總量源自《河北經濟統計年鑒》。
33回歸結果
對模型第一次的回歸結果為LnY=8.982-2.648LnX+0.220（LnX）2
繼而對此結果進行如下檢驗，首先進行“Histogram-Normality Test”得到其“Jarque-Bera”項的伴隨概率“Probability”的值為0565大于005表明隨即干擾項是正態的假設成立。“White Heteroskedasticity”檢驗得“Obs*R-squared”項后面對應的概率為0596大于005的顯著水平，說明模型不存在異方差現象。“Serial Correlation LM Test”自相關檢驗，結果表明一階時的“Obs*R-squared”項后面的伴隨概率為0005明顯小于005，說明存在一階自相關。
為了消除模型中的一階自相關問題，需要對模型進行進一步調整。從OLS估計結果中提取DW統計量的值為060，根據DW檢驗的原理ρ=1-[SX（]DW[]2[SX）]計算出殘差序列的自相關系數ρ=1.7，說明殘差序列存在正的自相關。利用計算出的自相關系數ρ對原模型中的自變量和因變量進行廣義差分變換，利用生成的廣義差分序列對原模型進行OLS估計得到結果見表2。
得到模型為：
GLnY=-12.737-5.187GLnX+0.394G（LnX）2
由表2可知模型的判定系數和校正后的判定系數分別為0906；0965說明該模型的擬合優度較高。DW值為19302，經查表該值在合理區間，說明方程序列相關問題得到解決。并且各解釋變量的P值均小于005，表示各解釋變量在5%顯著水平下顯著。
該模型β2的值為正，根據拋物線的性質，此回歸曲線的開口向上，說明河北省存在正“U”形的人均碳排放環境庫茲涅茨。根據拐點理論計算得出在e6即人均GDP為109265時處于拐點位置。也就是說河北省在1998年達到人均碳排放量的最低值，而后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碳排放量也不斷增加。
4結論
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關系具有一定的時間效應，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雖然經濟增長也會伴隨著碳排放，但尚在環境的承載范圍內，自然系統可以自行消化吸收，因而經濟增長不會帶來碳排放量的急速增加；然而隨著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碳排放量迅猛增加超過了自然環境自身的承載能力，就會出現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同方向增加的情況；當經濟發展到更高級別的階段時，由于技術的進步、人們環保意識的增加會出現經濟不斷增長和碳排放量下降的雙贏局面。
河北省的人均碳排放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呈現正“U”形，但是自1998年起已經過了碳排放量處于最低值的拐點，也可以理解為現階段河北省的人均碳排放量處于倒“U”形曲線的左側還未達到碳排放量最大值的拐點，處于經濟增長和碳排放量同方向增加的階段，尚未出現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雙贏局面。該種情況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根本上質的轉變。河北省正處于經濟快速發展階段，人們對于GDP增長以及生活水平提高的欲望要遠遠大于對環境保護的期待。作為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能源以及原材料的鋼鐵、建材、機械等重化工業，產業結構偏重不合理。能源消費也是以碳排放系數較大的煤炭為主，相對清潔的非化石燃料消費量占很小的比例，能源消費結構較單一。雖然這些問題導致了河北省位于倒“U”形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左側，但若是對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升級，淘汰落后產能，改善能源的消費結構，提高清潔能源的消費比重，引進先進技術提高能源的加工轉換率等措施還是可以改變該省的碳排放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形狀，提早到達碳排放量最高的拐點的，這就需要河北省政府協調好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在確保經濟水平平穩增長的情況下更好地履行保護環境的職責，實現經濟的循環增長。
參考文獻：
[1]許廣月，宋德勇中國碳排放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實證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數據[J].中國工業經濟，2010（5）
[2]谷蕾，馬建華，王廣華河南省1985―2006年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特征分析[J].地域研究與開發，2008（8）
[3]李玉文，等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研究進展[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5（5）
[4]吳開亞，等安徽省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水平的關系研究[J].重慶環境科學，2003，25（6）：9-11
關鍵詞：污染物排放；環境治理；經濟增長
想要實現污染物排放、環境治理、經濟增長這三者的共存，我們必須要辯證地看待他們之間的關系。經濟的增長勢必要導致污染物的排放，而污染物的排放是引發環境問題和環境治理的重要因素，有效的環境治理又能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文以污染物排放環境治理與經濟增長的現狀作為文章內容的切入點，并對我國經濟增長和環境治理協調發展的有效路徑進行了詳細地闡述。
1污染物排放環境治理與經濟增長的現狀
我國在實施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雖然經濟總量實現了大幅度增長，但是，由于資源過度消耗致使污染物的排放量劇增，可以說，我國污染物排放與環境治理的現狀不容樂觀。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污染物排放的現狀
現階段，我國污染物的總排放量始終居高不下，環境問題已經十分嚴峻。主要體現在：SO2、COD以及氨氮的排放負荷依舊非常大，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呈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同時，農業源污染問題和機動車輛尾氣污染問題也已日益凸顯。污染情況的不斷加劇，使得我國環境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化，以往我國的污染物介質主要是以水和大氣為主，而現在卻向著水、大氣、土壤這三種污染介質共存的方向轉變，而污染物的來源原先主要是以生活、工業污染為主，而現在的污染源是以農業、工業、生活污染物的共同存在。由此可見，我國的環境問題非常嚴峻，治理任務艱巨。
1.2環境治理的現狀
我國的環境治理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在起步階段，這一階段我國整體環境還較好，國民的環境保護意識不強，在治理的資金投入方面也不足，經驗也較為缺乏。
（2）在發展階段，我國正處于經濟建設的關鍵時期，和經濟發展、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環境保護也受到了更多地重視。而相關的法律法規也已經逐步健全。
1.3中國經濟增長的現狀
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我國的第二產業在GDP的構成中非常穩定。和世界其他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GDP結構還有非常大優化空間，我國的第三產業發展潛力仍舊很大。從我國經濟增長質量來看，我國的GDP能耗呈現出下降趨勢，而能源利用效率呈現出整體性提高的趨勢，經濟增長質量有所提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地區間的經濟增長差異在進一步擴大，區域差異明顯。
2我國經濟增長和環境治理協調發展的有效路徑
2.1升級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1）樹立科學發展觀念，想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順利轉變，必須打破傳統發展觀念的藩籬，運用科學的發展觀念指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2）創新體制，以經濟增長方式提供法律支撐。通過行業標準的制定，推動生產要素市場化的進程，將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凸顯出來。
（3）加速推進科技進步，實現自主創新。科技創新，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助力。而科技創新能夠在最大限度范圍內節約原材料、時間和勞動力，可以說，集約型經濟增長模式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經之路。
2.2將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出來
節能減排作為構建環境節約型社會的重要途徑，政府應充分發揮好自己的職能，開展好相關工作。我國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高碳排放將一直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為了能夠盡快結束高碳排放的經濟發展模式，應將節能減排變成硬性指標。政府的工作人員應把節能減排作為提高正經濟運行的入手點，通過節能減排指標來對政府只重GDP增長不重環境的行為進行制約，對那些資源利用效率非常低，碳排放量較高企業生產結構進行優化，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2.3提高政績考核綠色化、科學化
轉變傳統的考核方式，打破唯GDP論的思維模式，提高征集考核的綠色化和科學化。自我國實行開放政策之后，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一直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內容，而對官員政績考核也主要是圍繞經濟增長來開展。但是，我們應充分認識到GDP不能將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涵蓋進去。如果政府官員的征集考核仍是以之前的經濟發展為標準，那么改善環境質量的目標無法實現。因此，在低碳環保發展理念的倡導下，應注重政績考核和綠色經濟協調發展，建立有助于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政績考核體系。
3結語
總而言之，通過分析污染物排放環境治理與經濟增長方式之間的關系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雖然，現階段在開展相關工作的工程中還存在著一定的不足，但是，只要相關部門積極探索新的工作模式，轉變工作理念，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來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我國的長遠、高校發展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1]徐文成,薛建宏.經濟增長、環境治理與環境質量改善———基于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實證分析[J].華東經濟管理,2015,(02).
[2]侯景新,沈博文.經濟增長與環境治理的EKC模型分析[J].區域經濟評論,2015,(04).
一、FDI對碳排放的效應分析
1.FDI對碳排放產生的規模效應
FDI碳排放規模效應是指一國FDI流入量增加的同時帶來碳排放的變化，其對碳排放的影響包含正、負效應兩個方面。正效應表現為FDI規模擴大減少了東道國的碳排放量。
改革開放后，我國FDI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在2010年成為世界上利用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總額超過1000億美元。這個時期FDI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最主要形式（90%以上）。吸引外資的增多促進了我國GDP的不斷增長。GDP的逐年遞增也導致我國CO2的排放量不斷增加，在2013年碳排放量達到109.37億噸。但是自2004年開始，CO2排放量增長率逐漸減低，由15.35%降到2013年的2.65%。所以，FDI規模的增加加大了我國CO2的排放量，但它較小的減碳作用也開始顯現。
2.FDI對碳排放產生的結構效應
FDI碳排放結構效應是指一國FDI的流入改變了東道國產業結構進而引起碳排放的變化。引資初期，FDI憑借自身優勢和政策支持輕松地進入了我國的污染行業和能源密集型行業，造成了能源過度開采、使用、浪費，排放物增加等環境問題。隨著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我國加大第三產業的引資力度，在2011年服務業FDI流入額首次超過制造業，達到582.5342億美元。近年來，我國加大產業結構升級，注重外資質量，合理優化三大產業的引資規模。從而進入我國的FDI產業結構投資逐漸從“二、三、一”向“三、二、一”轉變。所以，FDI的產業結構對我國碳排放的正效應逐漸顯現。
3.FDI對碳排放產生的技術效應
FDI碳排放技術效應是指FDI的流入帶來環保技術的直接進步和間接進步，這種技術進步會降低相同產出下的碳排放量。
我國企業與外商企業存在著較明顯的技術差距，但近些年來通過改變引資方向我國的技術水平有所提高。技術水平的提高不僅改善了我國國內企業的生產方式，而且對我國環境保護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起到節能減排的作用。近年來，我國多個行業的碳強度呈現逐年降低的趨勢，例如，煤炭開采和細選業由2005年的5.22萬噸/億元降到2011年的1.76萬噸/億元；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由2005年的4.82萬噸/億元降到2011年的1.37萬噸/億元。可見，FDI的技術效應對我國碳排放產生了明顯的正效應，促進了碳減排。
4.FDI對碳排放產生的環境管制效應
FDI碳排放環境管制效應是指政府制定、實施環境法律法規、標準、政策，運用各種有效管制手段，協調經濟、社會發展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實現區域社會可持續發展，減少碳排放。外資環境管制政策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不斷完善。在2007年、2011年實施新的外資指導目錄之后，污染密集型的采礦業、制造業等行業吸引外資額逐漸減少。可見，我國通過設置環境準入壁壘來阻止低質量外資進入，對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減少碳排放做出一定貢獻。
總之，FDI規模的增加加大了我國CO2的排放量，但它較小的減碳作用也開始顯現。FDI的結構效應對我國碳排放產生一定的正效應。FDI的技術效應對碳排放的正效應越來越明顯。FDI的環境管制效應對碳排放的正效應逐漸顯現。
二、對策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FDI帶來的正效應顯而易見。因此，我國要繼續加大引資力度，充分發揮FDI對碳減排逐漸顯現的正效應。
首先，我國進一步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法律體系，健全監督機制，提高執法能力，強化行業監管，改革、創新管理體制，加大對外資項目的環保審查力度。從而在法律層面保障引資的清潔性，并且為優質的外資提供公平透明的投資環境。
目前我國環境污染總體上處于“爬升”階段，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遠遠超過環境容量，環境形勢嚴峻，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普遍存在。環境問題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大挑戰，而環境稅的缺位使得經濟政策對環境問題的解決缺乏有效的傳導機制。
一、開征環境稅對我國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1.對環境問題的態度，影響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工業化轉型的推進，中國的環境問題逐漸凸顯。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表明，環境問題已經日益引起全世界人民的關注。一個國家和政府能否在應對環境問題上做出承諾和切實的努力成為檢驗國家責任感和國際威望的重要試金石。因此，打好“環境牌”對中國具有重要意義。
2.環境稅的實施有助于整個環境經濟政策運行
環境稅是環境經濟政策和環境政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征環境稅，有助于引導全社會在保護環境中謀求發展，實現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同時，環境稅的實施將改變以往以行政辦法為主導的管理模式，轉變為綜合運用經濟、法律、技術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環境保護工作水平。
3.發達國家利用環境稅差異制造貿易壁壘，對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產生不利影響
環境稅作為重要的環境經濟手段，被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采用。近年來，發達國家利用環境稅差異制造綠色壁壘，對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開征環境稅，既符合國際環境政策發展趨勢，也有助于消除不利國際影響，保護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二、征收環境稅的具體實施方案及須注意的問題
隨著我國的稅收改革逐漸深入，環境稅作為一個全新的稅種，不僅是經濟發展趨勢所向，也是對我國財稅制度體系的重要補充。
1.開征環境稅的主要目的
通過對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征稅，強化稅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調控作用，減少污染排放，促進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相協調。
（1）控制和減少污染物排放
對特定排污行為或消費對環境有害的產品直接征稅。如通過開征碳稅以確保在某一個目標年度前使碳的排放量低于基年的水平，對污水排放征稅以保護飲用水源、恢復江河湖泊水質。
（2）節約能源消費
開征環境稅，提高能源消費成本，引導和調整能源消費結構，有利于減少能源消費，促進提高能源利用率、節約使用能源。
（3）促進環境技術提高和環保產業、再生資源業的發展
污染控制、廢物回收、能源替代等都依賴于環保技術的發展。環境稅應發揮調節作用，鼓勵新能源、新技術的研發、應用以及推廣。
2.環境稅的征稅范圍
（1）污染物排放行為
污染排放稅的計稅依據為污染物的排放量，通過對特定排污行為或消費對環境有害的產品征稅，直接增加排污成本，有助于直接刺激減少污染物排放、促進經濟行為向環境友好的方向轉變。
（2）二氧化碳排放行為
鑒于二氧化碳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影響，應考慮將其納入環境稅征稅范圍。作為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開征碳稅可有效激勵公民和企業削減二氧化碳排放，提高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國際形象。
3.環境稅的制度設計
環境稅的開征初期征稅范圍不應過大，應從重點污染和易于征管的課征對象入手，待取得經驗、條件成熟后再擴大征收范圍。當前我國污染排放環境稅稅目應基本確定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業廢水、二氧化碳四大類。
（1）二氧化硫稅制要素設計
面向我國境內生產過程中排放二氧化硫的單位和個人。對其生產過程中使用的煤炭進行征稅,以其當期煤炭中的含硫量為計稅依據, 規定幅度定額稅率。對于大宗排放者，若其排放達標，可對所征收的硫稅實施返還政策或是補貼政策。一方面促進大宗排放者對二氧化硫末端排放的治理，另一方面又能減輕由于征稅使得成本增加的負面影響。
（2）氮氧化物稅制要素設計
面向我國境內生產過程中排放氮氧化物以及使用運輸工具排放氮氧化物的單位和個人。對其使用的煤、石油、天然氣、汽油、柴油進行征稅，以其當期燃料的使用量為計稅依據。定額稅率，規定每公斤NOX適用稅率。生產過程中排放氮氧化物的納稅人采用自行申報方式，使用運輸工具排放氮氧化物的納稅人采用由燃油銷售方代扣代繳稅款的方式。
（3）工業廢水稅制要素設計
考慮到我國的現實國情，可以先把工業廢水納入到環境稅征收范圍，暫時對生活廢水和農業廢水免稅。
面向我國境內排放工業廢水的單位和個人。對其排放的工業廢水進行征稅，以排放量和污染程度為計稅依據。先確定基準的“污染單位”，廢水排放根據其排放量和污染濃度折換成標準單位后納稅，對超標排放污水實行加倍征收。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企業，在當前減排技術水平下仍承擔較重稅負的給予減免優惠。
4.開征環境稅須注意的問題
（1）分階段實施戰略
環境稅收政策應采取先易后難、先舊后新、逐步推進的實施戰略。首先實施條件成熟、易于推行的污染排放稅、污染產品稅以及生態保護稅，隨著條件的不斷成熟，在適當時機開征碳稅。在長期，逐漸將現行排污費全部納入環境稅體系當中。
（2）與現行排污收費制度的協調
費改稅是我國環境稅制度建設的必然方向。但由于環境稅和排污收費的不同功能定位，環境稅和排污收費政策結合使用將是一段時期內環境經濟手段的基本格局，
（3） 環境稅的收入歸屬
鑒于環境稅的開征并不以取得收入為目的，為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鼓勵地方改善當地環境，建議環境稅作為地方稅，由地稅征收。
關鍵詞EKC；清潔技術；碳排放；畜禽養殖業
中圖分類號F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2）07-0028-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05
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的召開，溫室氣體排放受到更多重視，畜禽污染排放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據研究，全球養殖業中畜禽糞便甲烷排放總量約2 000萬－3 000萬t/a，占已知人為甲烷年排放總量的5.5%－8%，占農業甲烷氣體年排放的12% ［1］。根據FAO報告《牲畜的巨大陰影：環境問題與選擇》中的數據顯示，每年由牛、羊、駱駝、馬、豬和家禽排放溫室氣體的二氧化碳當量占全球排放總量的18%。其中氧化亞氮（N2O）約65%，甲烷（CH4）約37% ［2-3］，而氧化亞氮和甲烷的“增溫效率”分別是二氧化碳的310倍和21倍［4］。在此背景下，中國各地呼吁大力發展低碳養殖，其目的是實現經濟增長與畜禽養殖碳排放量的脫鉤發展。因此，如何處理經濟發展和畜禽養殖碳排放的關系成為低碳養殖研究領域中十分重要的問題。特別是對于作為農業大國的中國而言，深入研究該問題顯得尤為迫切。
國內外學者采用Gene Grossman 和 Alan Krueger［5］提出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簡稱EKC）理論研究了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大多數國家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6-8］，其研究過程中多數以工業污染排放量為研究對象。國內對農業污染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起步較晚，且研究對象大多局限于農業化學品投入和畜禽排泄物［9-10］，而對畜禽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比較翔實的文獻尚不多見。
因此，本文構建畜禽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關系的計量模型，驗證我國畜禽養殖業碳排放的EKC形狀，并分析其內在原因，以期為制定我國畜禽低碳養殖政策和改善低碳養殖環境提供依據。
1畜禽養殖業碳排放的EKC驗證
1.1碳排放量測算方法
畜禽養殖過程中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自于畜禽腸道發酵，以及家畜糞肥處理過程引起的CH4和N2O的排放［11］；而畜禽養殖碳減排主要依靠對利用畜禽糞肥發酵生成的沼氣的利用。因此，畜禽養殖碳排放量的測算公式如下：
Qemi=Qpro-Quse（1）
Qpro=Qf+Qm（2）
式(2)中：Qemi表示畜禽養殖碳排放量；Qpro表示畜禽養殖碳產生量；Quse表示沼氣利用而減少的碳排放量（按照沼氣替代化石燃料產生的碳排放量計算）；Qf表示畜禽腸道發酵甲烷排放量（IPCC（2006）畜禽腸道發酵CH4排放量的測算公式）；Qm表示畜禽糞便管理系統碳排放量［12］畜禽糞便碳減排潛力的計算方式）。畜禽飼養量數據來源于歷年《畜牧業統計年鑒》。碳排放量計算所需參數來源于IPCC［13-14］，其中沼氣熱值本文參照文獻推薦值采用20 934 kJ/m3。
田素妍等：中國畜禽養殖業低碳清潔技術的EKC假說檢驗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年第7期1.2模型設定
參考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設定如下對數線性模型進行畜禽養殖碳排放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驗證。
C=c+αlny+b(lny)2+μ（3）
式(3)中：C為人均畜禽養殖碳排放量，y為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a、b、c為模型估計系數，μ為隨機誤差項。根據公式（3）回歸結果可以判斷模型的幾種可能的曲線關系：如果a＞0，b＜0，則為倒U型曲線關系；如果a＜0，b＞0，則為正U型曲線關系；如果a≠0，b＝0，則為直線關系。
根據公式（3）的回歸結果可以計算出環境庫茲涅茨倒U型EKC的轉折點為：
y*=-a′2b（4）
1.3模型計量檢驗
本文采用stata10.0軟件進行計量模型估計，結果見表1。
表1畜禽養殖碳排放回歸結果
Tab.1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livestock carbon emissions
項目
Items東部
East area中部
一、環境稅的概念與內涵
環境稅是把經濟活動中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社會成本內化到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中去，再通過市場機制來分配環境資源的一種經濟手段，可以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理解方式。廣義的環境稅是指稅收體系中與環境資源利用和保護有關的各種稅收和稅目的總稱，除環境污染稅、自然資源稅外，還包括以環境資金籌集為目的的稅種，以及與環境相關的稅收手段，也稱為生態稅。本文主要分析狹義的環境稅，即國家為了限制環境污染范圍和程度而向導致環境污染的經濟主體征收的稅種。
環境稅的本質是促進環境問題外部性的內部化與資源配置最優化。環境污染的本質問題在于其負外部性特征，環境資源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邊際社會成本高于邊際私人成本。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政府強制性實施環境稅收，可以達到如下效果：一是通過征稅提高廠商的邊際成本曲線，消除其與邊際社會成本之間的不對等，使得外部效果內部化，促使企業減少污染排放量，達到了控制污染保護環境的目的。二是環境稅收促使廠商調整產量及污染量，消除超額利潤，達到帕累托最優效果，增加社會福利，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三是邊際成本的提高促使企業在降低排放量的同時優先考慮先進技術的開發，從而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有利于技術進步和環保型產業的發展。四是借助環境稅收政策引導消費者改變消費方式，促進綠色消費行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作用于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二、發達國家環境稅種類及稅制特點
（一）發達國家的典型環境稅種
大氣污染稅。主要是二氧化硫稅，針對排放到空氣中的二氧化硫污染物征稅。1972年美國率先針對硫的排放量課稅，1991年，瑞典根據石油和煤炭的含硫量開始征稅，此外還有荷蘭、挪威、日本、德國等國進行征收。
水污染稅。德國在這方面的征稅制度最為完善，制定了《廢水稅法》,以廢水的“污染單位”(相當于一個居民一年的污染負荷)為基準,按照統一的稅率普遍征收。同時規定,當排放的廢水達到特定的廢水量低標準時,可以減免稅款,納稅人用于改善廢水設施的投資可以抵免應繳稅款。
固體廢物稅。意大利1984年就開始開征固體廢物處置稅，作為地方政府處置固體廢物的資金來源。美國對固體廢物實行飲料容器押金法，比利時在《環境稅法》中對固體廢物的征稅作出環境稅適用于飲料容器、廢棄的照相機、工業使用的某些包裝品、殺蟲劑、紙以及電池等各類產品的規定。
碳稅。針對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稅種，通過對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產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稅來實現減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碳稅最早在瑞典、芬蘭、挪威等北歐國家開征，并于1992年在歐盟推廣，目前也已經在歐盟以外的多個國家開征。
能源稅。針對選定的特別能源商品征收的稅種，目的是通過降低能源消耗來保護環境。多個國家的環境稅以能源稅為主，例如德國目前的能源稅主要向汽油和柴油征收，稅收額每年高達400億歐元。
噪聲稅。對超過一定分貝的特殊噪聲源所征收的一種稅，其目的主要是為政府籌集資金，用于在飛機場附近安裝隔噪設施，安置搬遷居民等。美國、德國、日本和荷蘭等國都征收此稅。
（二）發達國家環境稅制的主要特點
1、發達國家環境稅涉及面廣,稅負較重
發達國家環境稅課征范圍涉及大氣、水資源、生活環境、城市環境等諸多方面，包括與能源相關稅收、機動車相關稅、污染與資源稅、直接稅收中的環境條款4大類，并包含了40余項稅種和相關條款，涉及與環境污染有關的各個方面。同時，發達國家環境稅采用較高的稅率，有效地對廠商決策和消費者的行為產生了作用，從而達到外部性內部化的目的。
2、各國環境稅差別較大，多國以能源稅為主體
首先，各國環境稅地位不同，經濟發展相對發達、民眾呼聲高的國家，如丹麥、芬蘭、瑞典和荷蘭等國環境稅的地位較高；其次，各國環境稅的組成結構不同，例如丹麥和芬蘭較為重視碳稅和硫稅，法國和德國更為重視水資源稅等；第三，各國環境稅的稅率不同。同時，多國以能源稅作為環境稅的主體，凸顯了節約能源在環境保護工作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3、從源頭、產品直至終端排放環節分類征稅
歐盟國家環境稅收分為三個環節：要素投入環節針對造成污染源的生產原材料征收稅費，如能源稅、燃料稅等；產品環節包括生產環節和銷售環節兩部分，如飲料容器稅和汽車銷售稅等；終端排放環節以企業或個人終端排放的污染物為征收對象，如水污染稅、垃圾稅等。
4、差別稅率設計詳細，重視稅收差別和稅收優惠的調節作用
發達國家推行稅收中性政策，通過對納稅人進行補償、補貼等形式或者以減少其它類型稅收的方式，使納稅人獲得與其所支付的環境稅等值的款項，兼顧稅收對各行業和經濟鏈條的影響，注重最大限度地減少稅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如德國在增加能源稅率的同時，規定了一系列減免措施，包括所有的地方公共交通工具只支付增加能源稅率的50%等。通過差別稅率和稅收優惠而保持稅收中性的政策，可以減少高稅率環境稅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同時激勵企業向環保型產業轉型。
三、對我國環境稅制建設的思考與建議
當前我國已處于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借鑒國際經驗，加快環境稅制建設刻不容緩。
（一）立足于我國的基本國情，逐步建立獨立的環境稅種和完整的環境稅制體系
在我國現行稅費體制中，既無獨立的環境稅，也無專門針對能源消耗和環境保護的能源稅，資源稅主要是調節資源級差收入，對環境資源保護并無實質性影響。因此，開征環境稅應先易后難，分步推進。具體包括調整稅制，推行合理的費改稅，進而推行獨立的環境稅種，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征收大氣污染稅、水污染稅、固體廢物稅和噪聲稅等。此外，通過確立專款專用制度提高稅收效率，逐步建立較為完整的環境稅征收體系。
（二）根據理論分析和實際情況，確定合理的環境稅率及征收范圍
在考慮我國尚處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和承受能力的同時，要避免稅率過低導致政策失效的問題。我國目前主要實行的排污收費制度，在很多情況下由于收費設定過低而不能平衡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異，無法起到激勵企業降低污染排放量的目的。如果稅負過輕，將會導致企業寧可支付稅收維持高產量及高排放量也不會削減污染。在征收范圍方面，也要參考國際上環境稅征收涉及面廣的特點，從多個方面合理開展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三）重視稅收差別和稅收優惠的調節作用
較高的環境稅收體系不可避免地會對企業的競爭力產生影響，此時通過稅收中性政策進行稅收優惠，例如減免所得稅、增值稅等方式可以降低對于經濟的影響。而通過稅收差別和優惠，例如對于達到排放標準的企業給予稅收減免，可以提高環境稅的激勵作用，促使企業乃至整個行業轉向環保型。
（四）把征收環境稅與我國當前大力推行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結合起來
學習歐盟經驗，在循環經濟鏈條的源頭、生產過程和終端排放環節設置具有針對性的環境稅種，降低政策實施的成本，提高環境稅制效率。結合兩型社會建設，在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率先進行環境稅征收試點，取得經驗后在全國推廣。同時，高度重視宣傳教育，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與參與意識，加強公眾監督，爭取全社會對環境稅收的理解與支持。
（五）重視開征環境稅所需的配套政策，建立完善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環境污染；博弈
中圖分類號：X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5-000-01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爆發了不少的環境問題，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關系已然成為學者們的研究熱點。近年來，經濟發展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能保護環境，減少環境污染甚至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對環境質量有改善作用，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發展，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問題。
目前，國內外許多學者都對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進行了詳細的研究。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第一次對收入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的研究結果是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呈倒U型特征，即經濟發展的初期，環境污染的程度比較低，當經濟快速增長時，則環境不斷惡化，而經濟達到較高水平時，環境污染逐漸減緩，甚至出現好轉。[1] 1993年，PaJlayotou正式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EKC）這一概念，之后眾多學者對EKC曲線進行了研究，對特定的國家或者地區運用面板數據等進行研究來探究經濟增長與環境問題是否存在倒U型的曲線關系。
中國學者趙細康等（2005）研究指出，EKC曲線這種倒U型關系在中國并不存在，其研究發現環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并不是隨著經濟的增長出現先增加而后減少的趨勢，反而是隨著經濟總量的不斷增加，環境污染物也在不斷增加，是一種正相關關系。[2]許廣月（2011）選取CO2排放量作為環境污染指標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在我國東、中部地區存在著人均CO2與經濟增長的倒U型關系，但在我國的西部地區確不存在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呈現的關系。[3]
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關系之所以會呈現出不同的曲線形狀以及不同的拐點，是因為學者們選取的研究對象不同，選用數據的時間跨度不同，以及代表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的指標不一，因此結論不同。本文在借鑒學者們研究結果與研究思路基礎上，以西部地區的數據論述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二、我國西部地區環境問題與經濟增長的現狀分析
本文用人均實際GDP來衡量經濟的增長，用指標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人均SO2排放量、人均粉塵排放量、人均煙塵排放量作為環境問題方面的指標。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與《中國環境年鑒》。
1.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現狀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經濟實力有大幅的提高，在統計的1995-2010年的十多年時間中，區域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巨大的活力，西部地區名義GDP由1995年的10588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81408億元，增長了6.69倍，年均增長15.69%，；人均GDP同樣增長了六倍多，從1995年的3127元/人增長到2010年的22570元/人。
2.西部地區環境指標現狀分析
西部地區的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從1996年以后變化比較平穩，1995年最高為24.23噸/人，到2010年為14.04噸/人。1995年到2000年間，西部地區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先降低后增加，呈現出正U型。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區人均工業廢水量維持在一個較穩定的水平。
1995年到2010年間，西部地區的人均SO2排放量也比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超過了16.2千克，整體趨勢呈現為先下降，再上升，然后繼續下降的趨勢，而且從2010年之后處于逐步的下降趨勢， 2002年之后人均二氧化硫的排放出現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趨勢，拐點于2006年出現。
十多年間，西部地區的工業區人均煙塵排放量也比較高，每年的人均排放量為7.33千克，看其發展趨勢，1998年之前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1998年以后，總體呈現的是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的趨勢，第二次的峰值于2005年出現， 2010年的排放量明顯遠遠低于期初1995年的排放水平。
1995―2010年間，工業粉塵人均年排放量為6.4千克，其變化趨勢呈現為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表現為倒N型，而后再上升，再下降，峰值出現在1998年，從2005年開始，人均排放量呈逐漸下降趨勢，從其2005年之后，這5年是一種好的發展趨勢，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環境保護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我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雖然帶動了西部經濟的迅猛發展，但同時也出現了很多資源與環境問題，這些問題是西部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制約。從上述統計分析發現，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大部分均是呈現倒N型的關系，這與許廣月的研究結論相符，在西部地區并不存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所呈現出的關系，然而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這種關系為政府、企業等實施環境保護提出了很大的難題。
三、兼顧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途徑
為了發揮政府統籌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作用，政府要完善對企業的約束機制，為了阻止企業污染環境，政府必須建立對企業的有效約束機制，政府要完善排污權制度，確定合理的排污總量指標，建立污染權市場；西部地區要實現經濟增長與環保雙贏，要制定適度而嚴格的環保措施；政府還要建立生態環境保護的政策支持導向，企業生產時對環境的破壞很嚴重，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粗放的經濟增長的方式。因此保護環境，就需改變我們的經濟增長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質量、低效益、低產出”方式[4]。改變經濟增長中資源消耗率高、污染嚴重的問題，使經濟增長走上節約型經濟之路、環境得到改善，政府需制定政策來引導企業。
參考文獻：
[1]Grossman G， Krueger.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National Bureau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4， NBER， Cambridge MA. 1991.
[2]趙細康，李建民，王金營，周春旗.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及在中國的檢驗[J].南開經濟研究，2005（3）：48-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