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5 16:31:48
序論：在您撰寫環境保護調查背景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工業化一方面使人類有能力大規模地開發自然資源，另一方面又引發了諸多環境問題。市場經濟也在加劇環境惡化，因為自然環境和資源是開放獲取的、無所有權的，它的“零”價格使之很容易被過度使用以致枯竭[1]，因此環境問題變得愈加嚴峻。
旅游業曾經被認為是綠色產業，它賦予高山、河流、森林和生物多樣性以經濟價值，是環境的“保護者”。但學者發現，發展旅游對當地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其中最明顯、最直接的就是環境問題。旅游學者對于如何降低旅游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眾說紛紜，但都達成共識：社區居民應該參與解決環境問題。
1.旅游社區參與
作為當地環境的所有者，社區居民在旅游發展中的有效參與關系著社區旅游發展的成敗，所以“要在社區內開展旅游業，傳統產業的東道主必須成為自愿的合作者”[2]。同樣，社區居民參與環境保護是保護當地環境的決定性因素。目前，國內外都在積極探索建立旅游社區的環境保護模式。
隨著旅游的深入發展，社區內部的人口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包括經濟地位、社會心理、權責分配等方面。這些因素導致了社區內不同群體環境保護中有著不同的參與意識和行為方式，即使在同一個旅游社區中，環境保護參與機制也不能一概而論。因此本文將以巴馬旅游社區為對象，從環境保護意識、參與方式和動力因素三個方面分析不同群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差異。
巴馬是“世界第五大長壽之鄉”，它的長壽秘密歸功于當地獨特地理和氣候、陽光、空氣和磁場、土壤和水資源。通過發展旅游業，巴馬從以往的貧困縣變成了熱點地區，但環境問題也隨之而來：游客消耗了當地獨特的自然資源;大規模的建設造成了森林、河流的退化，也降低了空氣中的濕度和負氧離子的濃度;部分當地居民率先參與到旅游經營中，社區內出現了貧富差距、利益分配不均等矛盾……因此，分析巴馬旅游社區居民環境保護的參與狀況，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2.材料和方法
2.1 材料
調查組于2013年4月在巴馬坡月鎮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坡月位于盤陽河沿岸，毗鄰百魔洞景區，是巴馬主要的旅游地之一。此次調查共發放了 15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02份。回答者為當地的居民，年齡跨度從青少年到老年人，其中大多為中青年(15-59歲之間，占69.6%);男性居多，占60.8%;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中小學學歷為主。另外，有35.3%的被調查者在當地從事旅游經營，如旅游餐飲、賓館、旅游商品、景區等，旅游經營的企業性質涵蓋了個體、集體或合伙、外來企業及政府性質。
2.2 方法
經過實地調查發現，政府和外來企業在旅游發展中占有絕對優勢，集體或合伙企業在利益分配和決策中有一定的影響力，而旅游個體經營者和未參與旅游經營者較少或者沒有與參與當地旅游發展。因此，綜合經濟、決策能力、規模等因素，本文定義以旅游企業性質為基礎的參與程度由高到低為：政府>外來企業>集體或合伙企業>個體>未參與。
交叉分析法又稱立體分析法，是在縱向分析法和橫向分析法的基礎上，從交叉、立體的角度出發，由淺入深、由低級到高級的一種分析方法。本文將采用交叉分析法分析不同企業性質背景的居民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差異。
3.社區居民對環境狀況的滿意度
在“對旅游發展中的環境狀況滿意度”一題中，采用李克特5點量表進行測評，再對比以往的相關研究，發現近六年來當地居民對環境的滿意程度呈下降趨勢：4.0(2009年[3])3.88(2011年[3])3.18(2013年)。他們的不滿主要反映在對環境破壞(47.1%)、噪音污染(29.4%)等問題上。59.2%的居民表示反對污染環境的企業進駐村里，如果政府引進一個項目，可以給村民們帶來豐厚的收益，但是會污染水源和環境，58.33%的村民表示不同意，不利于當地的長遠發展。由此可見，大部分村民已經意識到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重視當地的長遠發展。
4.環境保護的參與差異
4.1 參與意識的差異
由表4-1可知，總體而言，在巴馬旅游發展中，居民認知的決策能力由大到小依次為：政府>外來企業>居民>旅游者，環境問題的責任由大到小依次為：政府>外來企業>旅游者>居民。
在問及“旅游發展中的決策者”時，無論是否從事旅游經營還是參與何種旅游經營的被調查者都表示“政府”是最主要的決策者，其次是“外來企業”。隨著參與旅游發展的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和外來企業決策權的認知程度就越高(不同參與者認為“政府”和“外來企業”是決策者的比例：未參與(828%，406%)<個體(931%，310%)<政府(100%，0)≦合伙或集體(100%，50%))。來自合伙或集體、外來投資和政府性質旅游企業的被調查者忽略了居民和旅游者在當地旅游發展中的決策權。此外，個體經營者對于自己在社區中的決策權認知程度不高，但仍認為其決策權應該在旅游者之上。
相應地，在“環境問題的負責者”一題中，參與程度越高，認為“政府”應該承擔環境保護責任的人數越多(不同參與者認為“政府”是環境保護責任人的比例：未參與(859%)<個體(862%)<合伙或集體(100%)=外來投資(100%))，但從事政府性質旅游企業的居民則對“政府是環境保護責任者”的認可不高(50%)，他們認為“外來企業”應該承擔更多的環境保護責任(100%)。此外，個體經營者對于自己在環境保護中的責任感較低，認為其責任低于旅游者。
總之，政府和外來企業被認為是旅游發展中的主要決策者和環境問題的責任者;隨著參與程度的提高，這種認識也更為集中;但個體經營者和政府背景的旅游從業者在權利感和責任感上存在著不對稱的現象。
4.2 參與方式的差異
盡管不同企業背景的被調查者在參與意識上存在差異，但當地居民已經具有一定的環境保護意識。在此基礎上，表4-2反映了當地居民對待有環境問題的發展項目的應對方式，包括了個體行動(在項目實施過程中不配合)、集體行動(集體向政府、企業抗議)、有組織行動(選代表分別和政府、企業談判)以及其他。整體而言，當地居民偏向于有組織行動(對政府談判667%，對企業談判占421%)，其次是個體行動(368%)、集體行動(351%)以及其他(123%)。隨著參與程度的提高，環境保護的參與方式由分散向集中轉化。未參與旅游經營的居民和旅游個體經營者表現出更強的個人主義，分別有306%和 40%選擇了在項目中不配合，這種個人主義的反應方式在其他企業性質背景的被調查者中未見。旅游集體或合伙經營者和外來旅游企業從業者的集體行動和有組織行動傾向比較明顯，而且更偏向于有組織行動中的“與政府談判”。對于政府背景的旅游經營者而言，其參與方式一致認為應該選取代表向企業談判。表2表明，隨著參與程度的提高，參與環境保護的行為從個體行為轉向集體或有組織行為。
4.3 參與動力的差異
通常認為，經濟利益通常能有效地激發當地人自發的保護環境。但如果單一的運用經濟手段，環境反而可能被破壞。因為經濟刺激可能會引發當地人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貪欲，他們就無限制地接待游客，忽略環境承載能力;同時，經濟利益刺激了當地對勞動力、技術和資本的購買能力，而這會大大擴大自然資源的消耗[4]。因此，當地居民的全方位參與才能真正保護環境，其中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參與是保護環境的關鍵[5]。在考察當地居民參與環境保護的動力因素中時，假設給予當地居民經濟利益、管理權和所有權，調查居民參與意愿與這三因素的關系，結果如表4-3所示。
總體上來說，居民參與環境保護意愿的動力因素排序為：經濟利益(89.5%)>所有權(46.3%)>管理權(22.1%)。在經濟利益方面，所有被調查者的環境保護參與意愿與經濟利益呈正相關，即參與程度越高，經濟利益對保護意愿的刺激越明顯。如果提高管理權，未參加旅游經營者、旅游個體經營者以及政府性質的旅游從業者的保護意愿會提高，其中政府背景的被調查者的意愿提高更加明顯，而集體或合伙經營者以及外來企業者的保護意愿對于管理權并不敏感。合伙或集體經營者的環境保護意愿完全與所有權相關，只有少于一半的政府性質、未參與旅游經營以及個體被調查者認為所有權會提高他們的保護意愿，外來企業的保護意愿對所有權的反應度最低。總之，目前當地居民保護環境意愿的刺激因素以經濟利益為主，政府性質的旅游從業者和旅游合伙或集體經營者分別在管理權和所有權提提高的基礎上，會提高環境保護意愿。
5.結論和建議
5.1 結論
在巴馬旅游社區的案例中，隨著旅游的深入發展，近年來居民對環境的滿意度在降低;政府和外來企業被認為是旅游發展中的主要決策者和環境問題的責任者;隨著參與程度的提高，參與環境保護的行為從個體行為轉向集體或有組織行為;在環境保護意愿的動力因素方面，目前經濟利益是主要刺激因素，政府性質的旅游從業者和旅游合伙或集體經營者相對比較重視管理權和所有權因素。
5.2 建議
(1)提高當地居民的主人翁意識。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當地居民的權利和責任意識較為薄弱，在旅游發展決策和環境問題解決中過度依賴政府和外來企業。因此需要加大環境政策的宣傳，加強居民知識文化的培訓，提高居民的公民意識。
(2)協助居民建立自組織。在面對有環境問題的旅游項目時，盡管隨著參與程度的提高，當地居民的應對方式已經表現出一定的組織化趨勢，但廣大的未參與旅游經營者和旅游個體經營者仍然較多地停留在個體行為，單純的采取不配合或漠視的態度。因此，應該協助居民自發形成自組織，有效的與其他利益相關者溝通。
(3)對待不同參與程度的居民，分別給予相應的經濟利益、管理權和所有權。在整個旅游社區中，應提高當地居民的經濟利益分配份額，加強政府背景旅游從業者的管理權，給予旅游合伙或集體經營者更多的所有權。通過這種方式，來提高居民自覺參與環境保護的意愿。
[關鍵詞]區域地質調查礦山生產環境保護作用
中圖分類號：TD1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09-0126-01
我國的經濟發展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新常態對地質工作帶來了一系列影響和改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過去，我國在區域地質調查開發方面比較注重“量”的積累，各類資源的產量增長都比較大。現在，按照新的發展模式，根據調結構、轉型升級、建設美麗中國的需要，政府在能源資源保障方面，對勘查開發的資源種類實行了管控，目的是逐步減少勘查開發易造成環境污染的資源，加大對清潔能源勘查開發的支持力度。礦山資源的開采與礦山地質環境是相輔相成。因此在礦產整個開發與開采過程中做好區域地質監測與調查至關重要。既能保證礦山安全有序的生產，又能對礦山地質環境進行保護和修復，能夠合理進行資源開發，實現環境與資源開發的可持續發展。
一、礦山地質問題
由于礦山開采對于礦山周邊水資源的污染影響了植被的生長，造成礦山地質出現松散，為滑坡、崩塌、泥石流的發生創造了條件。在礦山開采過程中，地下巖石的應力發生改變，以前的巖石應力均衡被破壞，以及礦石廢渣的亂堆亂放，易造成邊坡的不穩固，在外力誘發下，極易產生滑坡、崩塌及泥石流災害。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如不注意保護則會引發一系列的環境地質問題和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生態環境的負效應。
1.礦山地質災害。我國礦山地質災害類型較多。礦產資源井下開采導致的地質災害諸如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縫、礦井突水等。主要發生在固體礦床開采中。
2.破壞地下水資源。采礦過程中進行不合理的開采會破壞地下水平衡系統，導致部分區域地下水及地表水滲漏，使區域地下水量減少，引起地表嚴重缺水，影響地表植物生長。其次會造成地表與淺層地下水的污染。酸度高、懸浮物濃度大、含重金屬離子等礦產資源中含有的污染物會對地表水體和淺層地下水體產生了較大污染。
3.大氣污染。礦產采集出來時常常在礦區內露天堆放，會產生大量含有污染物粉塵。特殊礦產資源開發還會排放有害氣體。如不注意開采中的環境保護則會發生環境災害事故。
4.破壞土地資源。在礦產資源的采集過程中，對土地的挖損，不合理設置及維護外排土場及尾礦排棄場都是對土地資源的浪費及破壞。
地質環境問題的嚴重程度與開采的礦產資源種類、開采的方式、地質環境條件、開采規模等因素有密切的關聯，選擇不同時段進行勘探和閉坑會出現不同的礦山環境地質問題。礦山地質環境問題的影響力較強，且持續時間長，產生破壞性大，即使封閉礦山后，長期時間內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在礦山從開發至封閉乃至封閉后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進行區域地質調查，對當地地質進行了解以進行有效的保護。
二、礦山區域地質調查與評價的主要內容
礦山地質環境調查內容主要包括自然環境及社會經濟概況、礦山基本情況及遠景規劃、礦區地質環境條件、礦業活動對地質環境的影響與破壞、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生態系統恢復治理等。
三、礦山區域地質調查的方式
1.利用遙感技術、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地理信息系統技術的科學技術手段進行有效、迅速的現場數據采集。
2.進行水文地質與巖土力學實驗。包括水質測試、淋慮實驗、浸泡實驗、含水層吸附實驗、含水層頂板滲透性試驗、采礦引起周圍地層滲透性變化試驗、礦石固體廢棄物中有毒有害元素測試試驗、土壤污染試驗、溶質遷移與富集規律試驗等。巖土力學試驗諸如室外原位力學實驗和室內巖土物理力學試驗。
3.進行長期動態監測。礦山環境的長期動態監測，對于深入認識礦區環境主控因素和互相間關系以及地質環境演變規律等，具有重要意義。礦山環境監測的主要對象有：地面變形、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大氣等；主要監測內容為：水質、水位、水溫、徑流量、泉流量、應力、應變、土壤質量、大氣質量。主要監測任務為：正確布設動態監測網店，規定動態監測時間和監測頻率，分析動態監測數據資料，預測預報礦山環境演化規律。
四、礦山區域地質調查的作用
1、礦山開采前的區域地質調查
礦山開采前進行區域地質調查對礦山的開采具有指導的作用。開發前對礦山進行地質調查，了解和掌握礦區地質環境、自然地理、社會經濟背景目的在于防治和預報，特別是對那些尚未發生但有可能發生礦山地質災害的地區。在礦山開發前進行詳細的區域地質調查，以此為基礎對地下開采進行沉陷巖土變體研究，或者露天采礦邊坡進行穩定性分析及評價，礦山排水控制人口流場等進行分析研究，以在一系列研究分析資料基礎上建立一套合理科學的礦山開采模式。同時對礦山地質環境研究程度作出預測評估，以此為確定礦山企業承擔保護和治理恢復責任的依據，對新建礦山地質環境保護作出規劃安排，將預測成果及時應用于礦產勘查實踐。
2、 礦山生產過程中的區域地質調查
在礦山開采實踐中，經常遇到突發性事故，與模型數據不符等情況。需要即時分析情況，及時進行當下礦山區域地質調查，分析可能產生的地質環境災害，對生產正常有序進行可能發生的影響及損害。同時分析對礦產資源可能發生的損害。以此為基礎進行分析，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案。在避免生產安全事故的同時對環境進行保護，并有效保護礦產資源。通過對現有礦山開發過程中產生環境地質災害的形成條件和成因分析，結合礦山安全評估活動進行示范，從而對指導礦山生產，建立科學合理的開采。
3、 礦山封閉后的區域地質調查
對于封閉的礦山很長時間內進行地質調查為以防礦山地質污染遺留對周邊環境的影響。同時能得到礦山封閉后周邊環境地質變化的基礎數據，可以以此為基礎為后續其他土地利用開發進行分析。對于已破壞的環境，進行分析以得出治理恢復方案。
總之，區域地質環境調查是針對生產礦山和閉坑礦山環境保護服務的基礎性、戰略性工作，為礦山環境整治、礦山生態系統恢復與重建規劃提供基礎資料，為制定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規則提供科學依據，深入探討成礦構造背景與形成過程，更好拓展區域找礦工作，延長礦山服務年限，為城市規劃與建設提供了重要支撐。從而推動我國區域地質調查方法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環境意識 環境教育 大學生
1引言
環境意識是指人們在認識環境狀況和了解環保規則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基本價值觀念而產生的參與環境保護的自覺性、積極性，是人類意識進化的新表現形式，最終體現在保護環境的行為上。公眾環境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社會道德水準和現代文明程度。
目前，針對海南省普通高校在校大學生開展的環境意識調查較少。高校環境教育成效直接影響大學生環境意識水平。大學生作為高素質人才，其環境意識如何對我國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具有重要影響。海南省建設國際旅游島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對海南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海南生態省建設和國際旅游島建設背景下，樹立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的理念具有重要意義。筆者曾于2003年對海南省大學生的環境意識進行過調查分析，結果表明環境意識水平為中等，主要停留在中綠層，環境教育的實效性較差。鑒于此，本文選擇海南省普通高校海南大學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大學生的環境意識進行調查分析，旨在了解目前海南省大學生的環境意識現狀、變化及其特點，為進一步改善海南省高校環保宣傳教育工作提供依據。
2研究方法
2.1調查時間與對象
此次調查集中在2015年3月2日至17日進行。本研究采用分層隨機整體抽樣法。海南大學是海南省唯一的211重點大學，學生數量多，專業門類齊全，因此調查對象選擇海南大學在校本科大學生。對象盡量覆蓋多個專業和不同年級，男女生比例基本接近1：1。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550份，回收542份，回收率98.5%；其中有效問卷528份，有效率96.0%。
2.2調查方法
主要采取無記名問卷的方式進行抽樣調查，輔以訪問調查及座談交流。調查問卷的設計包括內容設計和答題方式設計。調查問卷的內容根據環境教育的內容，主要從環保知識、環境保護態度和預期行為等方面編制了26個題目，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反射環境意識水平。調查問卷的答題方式包括單選和多選兩種，采取5分制。
2.3數據處理與結果解釋
應用國際通用SAS軟件和微軟EXCEL軟件進行處理。結果解釋以統計結果為依據，以訪談、與專家討論等方式進行。
3結果與討論
3.1環境認知狀況
3.1.1整體狀況分析
環境意識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受訪人的環保知識水平。在問卷設計時，環境保護相關知識包括環境保護基本概念與常識、環保組織與活動、環保法規制度以及海南生態省建設、生態文明示范區建設、低碳省建設等內容，分值累計11分。統計分析表明，總體得分最大值為11分，最小值為3分，平均值為8.3，得分變化的標準差為2.19。
得分低（3-6）、中等（7-9）、和高（10-11）所占比例分別為9.5%、63.4%和27.1%，表明目前海南省大學生對環境保護相關知識的掌握仍顯缺乏。
從答題正確率來看，大學生對日常生活中接觸較多的環境知識較為了解，而對生態環境問題及法律法規等了解較少。環境意識分為三個層次：淺綠層（關注環境衛生綠化等身邊的具體事）；中綠層（關注環境污染、噪音污染等惡化環境因素的解決）；深綠層（側重于水資源問題、土地荒漠化和生物多樣性等生態環境問題）。按此標準定位，海南省大學生環境問題認知水平處于中綠層。
筆者曾于2003年對華南熱帶農業大學（該校已于2007年與原海南大學合并）在校生環境意識進行調查，結果表明人均得分僅為6.8，環境認知水平處于中綠層。此次調查的得分明顯高于十二年前，表明環境教育取得一定成效，學生對環境保護意識有所加強。
3.1.2環境意識水平的差異分析
為了解海南省大學生環境意識水平的差異，在a=0.0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調查數據進行了顯著性分析，包括不同學科類型、不同學歷層次或年級和不同性別等的顯著性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性別學生之間的環境知識水平差異不顯著；高年級本科生的環境知識水平顯著高于低年級本科生；文學和農學、理工學、管理學等學科間差異達顯著水平。這說明，在海南省高校開展的環境教育對于促進大學生環境保護意識和認知水平有積極作用，但也反映出不同學科間存在著不均衡性。
3.2環境態度和預期行為
大學生的環境態度總體表現為積極、樂觀、負責。調查表明，多數學生在環境保護方面具有正確的價值觀和認知。與2003年的調查相比，情況有所改善，但環境教育效果仍有待加強。例如，在談及處理海南的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關系時，贊成“先污染后治理”發展模式的比例由3.6%下降為0.9%，這體現出大學生對環境資源價值與環境保護理念的認同。但從調查中也發現，大學生對實踐環境保護行為方面的自律性較差，不利于環保的生活習慣仍普遍存在。如有81.2%的學生認為不應該使用一次性筷子，但98.4%的學生在調查前3個月內使用過。95.2%的學生認為不應該在海灘上燒烤和亂扔垃圾，但高年級的大學生中93.9%的學生曾經1次以上在海灘上燒烤，主動清理垃圾的僅占75%。84.3%的學生曾經為了抄近路從校園草坪上走過，這個比例遠高于2003年調查中63.3%的比例。以上說明，學生的環境價值觀仍不穩定，易受外界因素條件影響，因此，如何培養并鞏固學生的環境價值觀，是海南省高校環境教育所面臨的艱巨任務。另外，除自律性有待加強外，大學生在制止他人破壞環境和生物多樣性方面的態度欠積極。如外出就餐食用保護動物時，80%的學生回答不會食用，比2003年的調查結果有所提高，但多數學生表示不會干涉他人食用。
從統計分析來看，法學、農學學生的環境態度及預期行為表現較好，與其他學科大學生之間差異達顯著水平。女生的環境態度及預期行為表現明顯優于男生。高年級學生得分優于低年級學生，表明環境教育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3對環境的觀察、對環境教育和活動的參與態度
筆者在本次調查中發現，多數受訪者已認識到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也自知環境保護知識的欠缺。電視、廣播和學校教育等仍是大學生的主要環保信息來源。與2003年調查相比，網絡是當前大學生信息來源的重要途徑。因此，如何在環境教育上推進“互聯網+”行動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另外，多數大學生愿意參與“地球日”“環境日”等宣傳活動，但是實際參與率僅51%，低于2003年的調查水平。這一方面表明，社團組織及相關部門的宣傳力度不夠，也反映出學生的參與意識不足。
4環境教育路徑選擇
4.1分層次開展大學生環境教育
通過定期開展環境意識調查與訪談，深入了解不同專業、不同年級和不同層次的在校學生（含本科生、研究生）的環境意識水平及其需求。應分層次地有針對性地開展環境教育工作。如不同專業學生應結合專業特點，將環境類知識從不同學科進行滲透。環境保護在農、工、理、法、文和管理等各學科均有交叉。在不同年級應由淺入深地將環境保護理念逐漸引導至專業教學中。環境教育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工作，很難有一整套通用的手段或模式。只有將對象合理的分類，然后分階段地開展環境教育工作，才可能取得較好的效果。
4.2多渠道開展大學生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應更多的走出課堂，深入社會，在生活中教育，在教育中提高。筆者多年的實踐表明，環境教育很難通過傳統課堂理論講授取得好的效果。在進行海岸帶退化、紅樹林生物多樣性保護、水體富營養化等專題教育時，應盡可能讓學生參與環境實踐并積極創造條件，讓學生能夠身臨其境親自感受，會極大激發大學生的環境保護熱情，并使相關環境知識掌握得更加牢固。對于很難親臨現場或大尺度的生態環境問題，可以通過視頻等方式讓學生先思考再討論。如在討論資源、環境及經濟協調發展主題時，可結合《可可西里》等影片開展等系列討論；在討論全球氣候變化主題時，可結合《后天》等影片開展討論。
另外，可將非環境類專業環境類課程設置成專題講座，改變傳統的章節式教學模式。這樣可將一門理論課程由多名教師共同承擔。環境保護知識由于涉及面廣，專業教師亦各有所長。由每個老師講授一個專題，可以保證環境教育的實效性。
4.3有特色開展大學生環境教育
在“互聯網+”背景下，應充分利用網絡、多媒體等資源，激發大學生學習的興趣和熱情。海南省的高校應充分利用區域氣候和環境特點，在冬季邀請國內外環境領域的知名專家來校授課，讓學生享受更多的優秀教育資源，分享更多的環境保護理念與研究成果。另外，還可將環境教育與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緊密結合，在形勢政策、法律基礎、創業創新教育等課程中開展相應的專題，這樣環境教育普及率將大大提高。筆者在多年的環保協會指導過程中發現，環境保護類社團組織是開展環境教育的重要載體。應充分發揮社團的作用，營造積極的環境保護宣傳和活動氛圍，開展各類環境論壇或環境主題活動（如綠色營等），亦能取得較好的環境教育成效。
參考文獻：
[1]丁淑杰，徐平，劉京中.非環境類專業大學生環境意識教育的探索與實踐[J].教育與職業，2011，694（18）：166-167.
[2]陶文娣，王會，王瑾芳，周萌，徐福留. 北京市大學生環境意識調查與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4，14（1）：130-134.
［關鍵詞］大學生環境教育環境意識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437（2013）08-0143-02
環境教育有多種解釋或定義，普遍認可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Tbilisi宣言中的定義。根據UNESCO定義，環境教育著眼于通過學習來樹立環境意識，使得大學生具有參與環境保護活動的自覺性，并最終體現在有利于環境保護的行為上。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決策者、管理者和執行者，他們所具有的環境保護意識將對我國環保事業產生影響和作用，因此提高大學生的環境意識對于實現中國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目前，大學普遍開設了環境保護的相關課程，這是大學開展環境教育的具體實施。大學在環境教育方面任重而道遠，應積極探索如何使環境教育達到樹立環保意識和自覺行動的預期目標，應對大學環保課程方向和側重點有準確定位。本文作者為多個專業的大學生開設了環境教育的課程，通過思考在教學和調查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提出對大學實施環境教育的一些思考和建議。
一、環境意識調查為先
在開設課程之初，宜先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從而有針對性地根據學生的特點和需求設置相應的知識點，有的放矢地進行教學，有針對性地將環境保護觀念滲透到教學中，使學生能夠自覺為環境保護作出努力。調查活動一般采用問卷調查，調查問卷涉及有關環境意識的“知”和“行”兩方面內容。“知”是基本概念和知識，“行”是指行為取向和實踐，即環境教育的目標包括知識、技能和參與行動，具有很強的知識性和實踐性。以此為原則，調查問卷的設置從大學生日常生活的具體問題入手，調查大學生對環境問題的認知程度和面對實際環境問題時的行為傾向，調查結果有助于了解學生對環境問題所持有的認識與態度，明確環境教育的重點與方針，從而為大學環境教育方面的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目前，對高校大學生環保意識調查的報道得較多。如吳云影的《高校生對環境問題認識的調查》以7個系學生為對象進行環保意識的問卷調查。調查表明，大學生主要通過電視、網絡等媒體獲取環境信息，但新聞性較多，深度不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王媛等在天津大學開展的大學生環境意識調查也表明，大學生掌握了環境保護的常識性內容，但在深度性方面有所欠缺。在環境意識調查的基礎上，針對當代大學生的特點，教師可指導學生收集傳播領域的一些“熱點問題”專題資料，并深入挖掘問題發生的根源，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將課堂環保教育與學生關注的新聞熱點緊密聯系起來，既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周圍環境問題，也促使他們關心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環境問題，有助于提升學生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和知識點的掌握，使課堂教學成為學生認識和理解環境問題的有效渠道。
二、因“才”施教
由于專業背景的差異，不同專業學生的環保認識和掌握程度存在差異，如文科專業的學生在環保技術和理論方面通常較理科專業學生要弱一些。教學過程中，宜根據學生的專業背景差異而因材施教。如有調查發現，在提問“消費時是否會選擇有生態環保標志的產品”時，化學專業的學生選擇“會”的比例較高，而法學專業學生多回答“不知道”。這種差異形成的原因是文科學生對環保知識相對欠缺，不知道、不了解導致他們在實際行為選擇時，考慮經濟因素多于其他方面，從而做出錯誤的決定。在環境保護的教學中，應針對學生不同專業背景的層次性特征，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有所區別。
文、理科學生都能積極關心周圍環境問題，但文科學生對環境問題的理解及行為比較感性，如在提出犧牲個人利益保護環境、重視生態校園建設等方面文科學生積極響應，而理工科學生則比較理性，善于從生活細節入手，采取實際環保活動，如理科學生在生活中能主動關電等。針對文科學生，除理論知識的傳輸外，還應指出具體可采取的行為，如人走燈滅、雙面打印、垃圾不隨手亂扔等，有利于學生通過小的舉措實現環境保護。而理科學生不同專業也有各自特點，如生物、化學等專業學生往往在學習過程中會接觸到生態環境保護等相關內容，針對此類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可深入講解理論知識，引導其積極討論和采取實際行動，并投入到社會性公益組織和參與相關活動，利用自身的知識和行為輻射影響其他人。
從具有環境意識到采取環保行為之間有大量的空間，學生可能會不知不想，有的會想而不行動，或想行動而又動搖，在教學中應針對這些不同類型的學生因材施教。王媛等調查表明，大部分學生認可保護環境很重要，僅 4％的學生認為應以個人利益優先，寧可犧牲生態環境。但當保護環境和個人短期利益發生矛盾時，50％左右學生是猶豫或被動接受的態度，不到10％的學生僅考慮短期個人利益。由此看出，大多數大學生的“行”明顯滯后于“知”。環境教育重點對象是表現猶豫態度的大部分學生，通過適當的環境教育，促使他們樹立堅定的環保意識，并能主動選擇環保行為。在課堂教育中，即注重加強知識的深度傳播，通過對科學道理的解釋與資料的引證，增強對環境問題嚴重現狀的信服。同時，將當代的熱點環境問題帶入課堂，引領他們關注一旦在身邊發生嚴重的環境污染，則對大家的生命健康安全將產生嚴重危害，迫使學生感受到環境保護的緊迫性。如近年來北方頻發嚴重的霧霾天氣，大氣污染使當地患呼吸系統疾病的人劇增，多年的醫療資料也表明該區域心血管疾病患者增多，因污染而致癌的人數較以前增多。
三、“行”是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
如何使學生通過環境教育行動起來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學生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和技能后，“知”要轉化為環境保護的“行”，只有有了行動才能真正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目前，大學生在環境意識“知”上的水平較高，關心環境問題，具有一定的環保科學知識，對環境現狀和危害有較多的認知，環保意識較強。但在環境意識“行”上的水平較弱，能積極選擇環保行為的大學生不到一半，如別人隨地丟垃圾自己也跟著丟的從眾行為等。在調查中，相當多的大學生在犧牲短期個人利益來保護環境需要方面，態度不堅定，甚至有些錯誤想法。對大學生環境保護意識的教育，不僅僅是對大學生進行環保理念的培養，而更深刻的目的在于將環保意識內化為他們的思維方式，繼而成為他們穩定的行為習慣。
戴洪厚等在邯鄲學院進行的“節能環保意識”調查表明，大學生在環保行為方面則較弱，如對日常生活行為“在沒有垃圾桶的公共場所，吃過水果后，您會把手中的果皮放在兜里帶回去處理”的選擇率最高，而對說服與勸阻行為“你看到同學隨便丟垃圾你會說服勸阻”（選擇率僅26.3%）、教育行為（15%關注）的關注或執行程度低，對消費行為“畢業后，如果在您的工資里扣除一定的環境稅（比如20元）”的支持居中，45%的學生支持。王媛等調查發現，只有約 30％～40％的學生能比較堅定地主動選擇以保護環境目標為至上的行為。
如何強化大學生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行”，有不少教師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王建英提倡在環境教學中的應用互動式教學模式，徐永榮等提出直觀式、體驗式、參與式教學的應用應貫穿整個教學過程。一般來說，環境考查法是使用較多且效果較好的一種教學方法。學生對周圍環境問題進行調查，加深對環境污染的認識，從而使課堂教育與實踐相聯系, 學生獲得正確、真實印象的同時，積極思考問題發生的原因及解決途徑，提出自己的觀點，有助于對環境問題的探究。另外，對有條件的學校或化學等等相關專業的學生還可采用實驗法，通過采集環境樣品進行分析，從數據上了解周圍環境的質量，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觀察力。在課堂上，可采用課堂討論的方法，選擇一些熱點生態與環境問題，使學生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促使學生課外查詢文獻資料，提出個人觀點。
四、教師身教重于言傳
環境意識是理論知識的積累，而環保行為需要持之以恒形成習慣。從課堂教學上可以告訴學生一盞燈一個小時耗電多少，但下課后提醒學生人走燈滅才是環保意識的真正實施，一次次的提醒和實踐，學生在往后的生活中會自覺形成習慣。在課堂上，提倡節約紙張，保護森林和生態環境，課后交代作業可用單面打印的廢紙寫或雙面打印是對該理論的具體實踐。對化學專業學生，將濾紙剪成小張來擦拭儀器，也是教師對環境保護的一個實際舉動。
［參考文獻］
［1］方炎明,王亞玲,吳林根.大學環境教育:概念、內涵及合法性［J］.江蘇高教，2004,（3）:97-99.
［2］吳云影.高校生對環境問題認識的調查［J］.廣東化工,2011,38（11）:153-154.
［3］王媛,徐友浩,張宏偉,等.從大學生環境意識看大學環保公共課程的方向［J］.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0（4）:343-346.
【關鍵詞】長株潭城市群 環境質量 滿意度
一、引言
2007年長株潭城市群獲批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①，從此，長株潭三市進入一體化建設“兩型社會”的新階段，2016年，湖南將啟動長株潭“兩型社會”試驗區第三階段改革建設，加快經濟發展綠色轉型。在“湖南十三五”規劃剛要中，明確指出“要堅持綠色富省、綠色惠民，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和全過程，加快推動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綠色化，建設天藍地綠水凈的美麗湖南”，同時，將“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建成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發揮長株潭兩型試驗區先行先試和示范引領作用，在全省推廣兩型改革經驗”。然而，彭文斌、李昊匡（2016）認為，政府的環境治理行為強度受到利益激勵約束，環境規制政策偏向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需要充分發揮公眾、媒體等利益相關者對環境治理和執法的監督作用，構建共同治理的規制模式。同時，鄭思齊等（2013）發現，公眾環境關注度能夠有效地推動地方政府更加關注環境治理問題，通過環境治理投資、改善產業結構等方式來改善城市的環境污染狀況。所以，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建設成效如何，是否獲得公眾的認可，公眾怎樣參與其中？這類問題都亟需得到解決。基于此，本文從政府環保力度和政府環保效果兩個方面設計詳細的調查問卷②，通過Probit模型實證回歸分析得到相應的結果及政策建議。
二、Probit模型回歸分析
本次問卷調查發放400份，回收382份，回收率95.5%，形成含有382個樣本，三部分調查內容的社會人士問卷調查數據庫。在社會背景調查中，受訪對象經常關注環境保護的有103人，占總體27%；偶爾關注環境保護的有164人，占總體43%；沒有關注環境保護的有69人，占總體18%；對具體情況不確定的有46人，占總體12%。根據“長株潭城市群公眾環境質量滿意度問卷調查”的結果，選用“政府環境保護行為到位”情況作為模型的被解釋變量，包括政府環境保護政策的制定、環境保護法規的執行、環境破壞行為的處罰、環保技術改造的要求、大氣污染的防治舉措、噪聲污染的處罰措施和水資源環境的保護手段，選用“水環境問題嚴重程度”作為模型的解釋變量（X1），包括生活污水排放、工業廢水排放、水體化學污染、水體放射性污染以及水體懸浮物污染，“大氣環境問題嚴重程度”作為模型的解釋變量（X2），包括煙塵污染、霧霾污染、氮氧化物污染和二氧化硫污染，“噪聲污染嚴重程度”作為模型的解釋變量（X3），包括工業生產噪聲、建筑施工噪聲、交通運輸噪聲、社會生活噪聲。由于不同變量中存在多個選項，所以對單個被調查人的同一變量選項值采用算術平均值處理，得到落在集合A={1，2，3，4，5}反映政府行為偏好強度和環境規制效果強度的數值，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變量gbp為政府行為偏好強度，變量X1表示水環境問題嚴重程度，變量X2表示大氣環境問題嚴重程度，變量X3表示噪聲污染樂爻潭齲εi～N（0，σ2）為隨機干擾項。
從表1中可以知道，如果水環境問題嚴重程度越大，則樣本中個體平均選擇“基本到位”、“不確定”、“到位”和“十分到位”的概率相對于選擇“不到位”的概率分別下降0.0164、0.0861、0.1100和0.1563；如果大氣環境問題嚴重程度越大，則樣本中個體平均選擇“基本到位”、“不確定”、“到位”和“十分到位”的概率相對于選擇“不到位”的概率分別下降0.0113、0.0674、0.0988和0.1397；如果噪聲污染嚴重程度越大，則樣本中個體平均選擇“基本到位”、“不確定”、“到位”和“十分到位”的概率相對于選擇“不到位”的概率分別下降0.0267、0.1005、0.1453和0.1704。因此，政府環境治理行為強度對環境規制效果有顯著作用。具體而言，其一，從“不確定”選項來看，對環境質量滿意度的敏感程度由大到小依次為：噪聲污染、水環境污染和大氣環境污染，說明公眾對噪聲污染更為敏感，噪聲污染嚴重程度的變化將會對滿意度結果產生影響，即噪聲污染的嚴重程度越高，公眾對環境質量滿意度評價越低。其二，從“十分到位”、“到位”以及“基本到位”三個選項來看，其變化幅度呈現收斂狀態，即環境污染的細微變化對“十分到位”選項的作用大于“到位”和“基本到位”選項，說明長株潭城市群的公眾認為政府環境保護治理行為執行力度不夠，對環境問題的現狀不滿意。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建設成效為背景，由政府環保力度和政府環保效果兩個方面設計調查問卷，建立Probit模型回歸來分析公眾對環境質量的滿意程度，結果發現：噪聲污染、水環境污染和大氣環境污染中，噪聲污染對公眾的滿意度影響最大，公眾對環境質量現狀不滿意，政府的環境保護行為強度需要加強。鑒于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強化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職能定位，切實履行政府管理、監督、控制職責，充分協調不同部門利益沖突，繼續加大環境規制力度；第二，建立政府、企業和公眾“三位一體”的環境治理體系，利用正式環境規制與非正式環境規制結合的手段，運用問責機制將環境保護的壓力層層傳導，形成全方位、多角度治理模式；第三，發揮公眾參與激勵相容約束，支持、鼓勵環保NGO等自發型公益組織及網絡社區等監督型輿論媒體對污染企業、污染問題和污染源頭的揭發和舉報，營造良好的民眾基礎。
注釋
①詳見《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批準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通知》發改經體[2007]3428號。
②本問卷調查含：社會背景調查、政府環保力度調查和政府環保效果調查三個部分，共9頁71個問題，由于篇幅有限，未能向讀者匯報，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向作者咨詢。
參考文獻
[1]彭文斌，李昊匡.政府行為偏好與環境規制效果：基于利益激勵下治理邏輯[J].社會科學，2016（5）：33-41.
[2]鄭思齊，萬廣華，孫偉增，羅黨論.公眾訴求與城市環境治理[J].管理世界，2013（6）：72-84.
關鍵詞：環境保護；環境意識；公民素質
前言：環境保護意識是現代人類文明發展所產生的，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目前，環境保護意識已經引起了全球各國的重視，成為公民綜合素質的評價因素之一。環境意識就是人們對自然環境和自然環境保護的認識水平和認識程度，包括對自然環境的態度、自身對環境保護的看法和環境保護行為。環境保護意識具體又可以分為環境認識觀、環境倫理觀、環境價值觀、環境法制觀和環保參與觀。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缺乏環境保護意識，就會導致公民在生產活動和日常生活當中對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不利于國家的長遠發展。
一、兩國公民環境意識的差異
為了了解中國、日本兩國公民的環境意識水平，對比兩國公民在環境意識上的差異，中國人民大學下屬的應用統計中心和日本的地球環境學研究機構聯合在2013年11月舉行了一次統計調查。調查地點在兩國的首都――北京和東京，調查采取隨機抽樣訪問的形式，調查對象為市區20歲以上的居民，調查問卷的回收率均在80%左右，調查結果可信程度較高。兩國公民在環境意識上的差異如下：
（一）認知程度
調查問卷針對本國的環境現狀向公民進行了提問，其中包括對“空氣污染”“水污染”“植被破壞”“工業廢棄物排放”“垃圾處理”“噪音影響”“食品安全性”等幾大主要環境問題，每個問題都有具有“非常嚴重”“比較嚴重”“一般嚴重”“根本不嚴重”四個選項。調查結果表示：無論是北京還是東京，公民中認為居住城市的環境問題“比較嚴重”“十分嚴重”的人數達到了八成以上。這說明這兩座城市的市民對居住城市的環境相當關心，對于環境保護的認知已經深入到一定程度。這是兩國公民在環境保護認知程度上的共同點。不同點在于，除了“食品安全性”“空氣污染”兩方面，北京居民在其他幾大問題嚴重性的認知程度上都低于東京居民。這說明我國公民在環境問題的嚴重程度上認識還不足，需要進一步加強。
（二）環境支付意愿
調查問卷中包含了一部分關于民眾對環境支付意愿強烈程度的調查，也就是公民是否能夠接受由于環境保護而引起的一些日常生活上的不方便，是否同意設立環境稅來保護環境，對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優先程度的劃分等等。在這一方面，北京居民表現出了比東京居民更加強烈的環境支付意愿。首先在是否能夠接受由于環境保護而引起的一些日常生活上的不方便上，北京居民有高達75%的部分選擇了愿意，明顯超過東京居民的67%支持率；而在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的優先程度劃分上，北京居民有八成的人數認為環境保護優先于經濟增長，而東京居民認為環境保護優先于經濟增長的人數只有六成；在設立環境保護稅方面，北京居民的支持人數比反對人數多，而東京居民中反對人數比支持人數多。
（三）環境保護行為和公益活動
調查問卷就兩地居民的生活環保習慣進行了調查，列舉了六項常見的環保行為，向兩地居民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節約用水、乘坐公交車、節約空調電能等方面，兩地均有40%以上的居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而購買無農藥蔬菜、購買環保用具等方面，能夠做到的居民就比較少。這說明公民是否保持行為要結合環保行為所花費的經濟成本來決定的，如果環保行為花費的經濟成本低，居民就能夠保持這種行為習慣；而當環保行為花費的經濟成本高的時候，居民就不樂意去保持該種習慣。而在各種公益活動的參與度上，兩次參加過環保游行等活動的人數不足城市居民的30%。這說明環保公益活動在兩地開展的次數不多，公眾的參與度不高。
（四）對兩國之間環保協作的態度
環境問題是不分國籍的，作為地理位置鄰近的國家，中國與日本更應該積極開展環境保護上的協作，積極改善社會環境。而在北京和東京，市民普遍對兩國之間的環保協作表示支持態度，認為兩國之間進行合作對解決環境問題，營造良好的人類生存環境具有重大意義。
二、中日公民環境意識差異的產生原因
（一）價值觀
公民的價值觀是受民族道德觀念的熏陶所形成的，對環境意識的產生具有一定的影響。比如在我國的傳統文化當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助于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滴水之恩，涌泉相報”的思想能夠促使公民對自然環境予以回報。這些思想觀念與環境保護觀念具有很大的相通性。而我國與日本地理位置相近，在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過程中深受我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十分注重公民的“勤勉”“忠誠”“誠信”等品質。據調查結果顯示，北京居民和東京居民都對傳統文化具有極高的認同感，而兩國在文化價值觀上的差異也影響了兩國人民的環保意識。
（二）生存環境
生存環境是導致兩國公民環境意識出現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國國土面積比較廣闊，資源種類多，資源含量大，我國公民普遍具有“我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的印象，這就導致我國公民對環境問題的敏感程度比較弱。但是，隨著近年來我國環境問題表現的日益嚴重，公民在這一方面的輕視程度有所降低，對環境問題的擔心程度開始增加。而日本屬于島國，國土面積比較小，大部分資源依賴于進口貿易，各種自然災害出現比較頻繁。這就導致了日本公民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和環境保護意識，對環境保護的關注程度比較高。尤其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發生了幾起重大的環境危害事件，給社會大眾敲響了警鐘。
（三）積極事件
社會上發生的各種重大活動和重大事件也會對公民的環境保護意識產生影響。比如說我國北京在成功取得2008年奧運會的申辦資格之后，向全世界發出了“舉辦綠色奧運”的口號，這是來自政府的聲音，對樹立民眾的環保意識、號召公民參與到環保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在這種背景下，北京市政府推行的每月少開一天車、不實用一次性筷子、節約生活用水用電等活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得到了公眾的熱烈支持。
（四）環保宣傳教育
對公民進行環境保護方面的宣傳教育，可以提高公民對環境問題的認知水平，認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自覺遵守各項環保法律法規，在平時生活中養成良好的環保習慣，積極參與各種環境保護的公益活動。日本就是這一方面的成功典范。日本政府在各地都建設了環境保護的教育機構，同時環境保護設施的建設非常完善。日本政府推行的環保宣傳教育是全方位的，融入各行各業的，不僅學校要向學生灌輸環境保護觀念，企業和社區也要分別向員工和居民宣傳環境保護的相關知識。所以，環保宣傳教育是需要全社會共同合作的，而不僅僅是媒體和環保部門的責任。而我國，環保宣傳教育僅限于學校之內，企業和社區的環保宣傳力度還不夠，這是我國環保工作需要改進的地方。
（五）環保政策法規
法律法規具有強烈的強制性，對人民大眾的環境意識具有直接的影響。日本在環境保護的立法方面已經形成了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環保執法相當嚴格，對于破壞環境的行為懲罰嚴厲，而且效果顯著。另一方面，日本在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方面，強調社會公眾的參與，提高人民大眾的環境意識水平，提高了社會民眾對環保工作的支持程度。在這一方面，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還有所不足，執法過程中容易被違法分子鉆空子，執法手段的可操作性比較差。這是由于我國環境保護的立法工作起步較晚，體系還不夠完善。我國政府要積極借鑒成功國家的經驗，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制定環保法律條款，加大對各種破壞環境行為的打擊力度。
（六）社會經濟條件
通過兩地居民環保支付意愿的調查我們可以看出：北京居民的環保支付意愿比東京居民的環保支付意愿強烈，北京居民認為環境保護優先于經濟增長的比例也高于東京居民；北京居民普遍認為環境稅的設立是合理的。這些觀念上的區別是受到兩國經濟條件的影響的。以環境稅的設立為例，日本正從長達十幾年的經濟蕭條當中走出，國民經濟初步復蘇。這讓經濟增長在東京居民心目中的地位直線上升，公民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抱有很大的期望。而一旦設立環境稅，很容易導致產業結構發生劇烈變動，對國民經濟造成強烈的沖擊，所以在東京居民中反對設立環境稅的人數比較多。而在我國，國民經濟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經濟結構趨于穩定，環境稅的設立不會對經濟結構產生太大的影響。所以，北京居民普遍對環境稅的設立抱著支持和贊成的態度。
三、提高我國公民環境意識的建議
（一）發展環保事業
我國公民在環境問題認識上與日本公民存在差異，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國環保事業不夠發達，環保宣傳教育的力度不足。對此，我國要大力發展環保事業，向全社會大力宣傳環境保護觀念。首先，在學校教育當中，學校要注意在各個學科的教學當中滲透環境，向學生普及環境保護知識，帶領學生參加各種社會上的環保活動，讓學生養成環境保護的良好習慣。其次，企業和社區是環保宣傳教育的重要環境之一。企業的環保宣傳教育主要是面向員工，社區的環保宣傳教育對象主要是面向居民。最后，各種媒體要積極承擔起環保宣傳教育的責任。廣播、電視、報紙、雜志、書籍是公民了解環保知識的主要途徑。這些媒體要廣泛收集并全球各國的環保信息，培養公民的危機意識，普及正確的環保行為習慣。
（二）保障公民環境權益
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能夠有力地保障公民的環境權益，對公民的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目前，我國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還不是很完善，沒有形成成熟的體系，有待于近一半的補充完善。在改進環保法律法規的過程中，要遵循“保障公民環境權益，提高公民環境意識水平”的原則，明文規定公民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基本權利和基本義務，讓公民在基本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能夠拿起法律武器，通過正規、合法的手段維護自身的權益，履行自身應盡的義務。我國公民在調查統計中表現出了對環境法律完善的極高支持度，具有強烈的遵守法律的觀念，這也是我國完善環保法律法規的有利因素之一。
（三）發動全社會參與
日本公民相比我國公民，具有更高的環保參與度，這是日本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國政府進行借鑒。在日本，有很多非政府性質的環境保護組織。這些環境保護組織規模龐大，能夠有效匯集民間力量來解決各種環境問題，在日本公民心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我國，公民普遍認為環境保護的責任主要在于政府，政府在環境保護所起到的作用是最大的。這更表現了在我國的環境保護視野當中，非社會組織起到的作用很小，社會民眾對環境保護的參與度不高。對此，我國政府應當發動全社會參與到環境保護當中，而不僅僅是依靠政府單方面地發揮作用。
四、結語
環境保護對我國的持續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能夠有效緩解我國環境問題嚴峻的現狀。我國必須加強公民的環境保護意識，借鑒日本國家在樹立公民環保意識方面的經驗，向全社會滲透環境保護的觀念，提高公民的環保參與度，培養出高素質的公民群體，推進環境保護的各項工作進程。
【參考文獻】
[1]許雙.中日高中化學教科書中環境教育內容的比較研究[D].新疆師范大學，2014.
[2]李軍霞.中?韓?日環境經濟政策影響因素比較研究[D].延邊大學，2012.
[3]黃昌朝.日本東亞環境外交研究[D].復旦大學，2013.
[4]陳玉平.中日環境合作中的不對稱性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11.
[5]王玲.環境經濟政策下環保投資的中日對比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2012.
[6]霍英楠.中日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問題比較研究[D].東北財經大學，2016.
[7]韓娟娟.中日環境犯罪立法模式比^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2015.
[8]秦詩懿.日本環境倫理思想及其對我國環境倫理建設的啟示[D].沈陽師范大學，2014.
[9]劉銘.試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日韓環境合作[D].吉林大學，2014.
[10]楊川林.中日大學環境教育比較研究[D].西南大學，2007.
[11]高幸.中日國有林管理體制對比研究[D].北京林業大學，2010.
[12]劉.東北亞環境問題的博弈分析[D].復旦大學，2011.
[13]周雅桑.試論中日環境合作機制的建構[D].吉林大學，2016.
【關鍵詞】高校 環境保護 志愿者 管理方法 研究
一、環境保護志愿者發展現狀
當前大學生環境保護志愿者活動的發展已經興起，很多大學生志愿者利用自身的時間、知識和技能參與到保護自然、減少排放、推廣節約等環境保護活動中。在社會建設與發展中方方面面的環境問題里提供無償的志愿服務，為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身為新一代有思想的知識青年，大學生正積極投身于環保事業，他們在校園中、社會上廣泛的開展了植樹造林、沙漠治理、水污染整治、清除白色垃圾、清除非法張貼物、回收廢舊電池、保護動物等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環保志愿服務活動，對破壞環境的現象深入調查，呼吁更多的人愛護和保護環境。
二、大學生志愿者服務活動依然存在著一些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1）高校大學生志愿者團隊的內部管理不夠規范，體制也不夠完善。高校大學生志愿者團隊自身發展仍然缺乏有效的、科學的、可持續的管理制度，往往是因人而定，志愿團隊的幾個核心成員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團隊的整體方向和活動方案等。但是由于大學生自身的流動性較大，核心成員的流動直接導致團隊素質的忽高忽低，團隊活動質量的時好時壞。
（2）制約環境保護志愿團隊發展的因素。環境保護志愿者團隊不同于一般性的志愿團隊，要求志愿者本身具有一定的環境保護專業知識，同時其志愿活動的內容也較為特殊，比如中國環境管理干部學院志愿者進行的“走水”活動，即對一定區域內流動水源的污染情況調查，包括污水排放口得尋找與統計，這種活動性質在無形中影響了排污者的利益，這不同于其它單純提供服務或向社會進行呼吁與宣傳的志愿活動。這些主觀與客觀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環境保護志愿團隊的發展和壯大。
（3）組織的志愿服務活動形式較為單一，缺乏應有的內涵沒有發揮大學生的專業特長。目前環境保護志愿活動內容還比較單一，主要集中在污染的尋源、環境保護知識的宣傳等內容，活動缺乏連續性，難成體系。
（4）大學生全體面向社會的宣傳效應不足。志愿活動宣傳難以走出校園與社會接軌、校園內外對大學生環境保護志愿服務活動的形式不能形成統一的認識，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志愿活動的有效開展。
（5）經費支持來源渠道較少。大學生志愿者團隊的經費主要來源于學校支持，自籌經費存在較大困難。
三、研究與思考
通過對筆者所在院校環境保護志愿者得調查與研究發現，前文所述不足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同時，有些不足可以通過一些對應的調整措施而得到彌補，也有些單靠高校內部難以完善的不足則需要社會的支持。
（1）制度體系建設，保持團隊運行的穩定性。環境保護志愿者組織應改變以往“人治”形態，建立團隊運行的規章制度，組織活動的實施方案，并在團隊運行和社會環境影響的雙重尺度下不斷進行修正和完善，讓好的方法和思路在制度體系內得以積累、升華，讓制度的缺陷在一次次調整下不斷完善。這樣無論人員如何流動，都能保證志愿團隊的持續進步，慢慢就會形成一種“團隊文化”得以傳承。
（2）高校自身加強對志愿團隊的技術支持和法律援助。針對上文中提到的志愿者自身素質與志愿活動性質限制其發展的問題，筆者所在院校在過去一年的志愿活動中加強了學校支持，尤其是在技術和法律援助方面。由環境科學系和環境工程系部分教師組成了技術支持，負責對團隊的志愿者進行培訓和志愿活動的指導，這保證了志愿者整體素質，而且在專業教師的指導下，活動方案也變的較為豐富，走出了原來單一的活動內容，也大大提升了學生的參與興趣，既能服務社會支持環境保護，還能學習到新的知識和思路。由法律專業教師針對志愿活動中存在的一些涉及違法違規污染排放的情況進行指導或代為處理，保障學生個人的合法權益，這種做法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志愿者在心理上的后顧之憂，有效促進其參與活動的積極性。
（3）推行鼓勵措施。為了進一步擴大志愿團隊，有效的鼓勵措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讓志愿者的付出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報和認可。例如，將活動的參與者進行記錄，在以后的學生工作中進行針對性鼓勵，比如入黨、獎學金評定、班干部選任等進行一定量得加分。同時，鼓勵并指導志愿者參加社會上一些“環境保護”相關獎勵的申報。這些鼓勵措施推行后，志愿者積極性顯得更高，團隊也更容易管理。
（4）由高校牽頭，帶領志愿者團隊走出校園，尋求社會幫助。活動經費作為物質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身為大學生的志愿者自身社會資源較少，而高校能直接提供的有限經費不能完全滿足活動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學校采取了變直接的資金支持為社會資源支持，利用學校的社會網絡資源，引薦關系企業和對口政府部門，支持志愿者自籌資金和利用國家政策支持。這種形式推行后，即有效的減輕了高校的經濟壓力，也擴大了環境保護志愿者組織的資金來源渠道和總量。利用籌集的資金舉行了更多的環境保護志愿活動，同時也提高了志愿團隊在社會的知名度和聲譽，取得了名利雙收的效果。
最后，筆者希望高校環境保護志愿者獲得更好、更快的發展，獲取更大的成就，為保護我們共同生存的環境作出貢獻。由于時間、視角等原因限制，本文的研究并不全面，不足之處，筆者以后將繼續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