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1-28 16: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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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經常賬戶順差收窄、資本和金融賬戶持續逆差的影響，2016年中國國際收支逆差可能小幅擴大。預計2017年中貨物貿易出口小幅增長，服務貿易逆差繼續擴大，經常賬戶順差基本保持在合理區間。在人民幣貶值預期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輸出加快背景下，資本和金融賬戶仍將維持逆差，但企業資產負債結構調整已近尾聲，原來流入的短期資本流出壓力減弱，非直接投資逆差有望收窄，并將帶動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收窄。結匯趨于平穩，投機性購匯將繼續被有效抑制，外匯市場供求趨于平衡，資本流動總體趨穩。盡管人民幣匯率可能繼續承壓，但貶值幅度基本可控，匯率波動幅度將進一步加大。
貨物貿易順差基本穩定，經常賬戶順差處于合理區間
1.貨物貿易順差基本穩定。受外需疲弱、高基數等因素影響，2016年前三季度中國貨物貿易順差3669億美元，同比下降10%。2017年中國出口或將小幅增長，但面臨較大不確定性。美國經濟增長加快可能帶動中國出口增長，但特朗普上任后可能帶來貿易戰，給中國出口增長帶來較大不確定性。歐洲經濟復蘇基礎依然脆弱，而且面臨主要大國政權交替等不確定性。亞太新興經濟體有望保持較快增長，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有望保持較快增長。中國穩外貿相關政策措施將繼續發揮作用，政策仍將大力支持出口增長以及出口結構升級。人民幣貶值對出口也會有一定促進作用。中國經濟運行平穩，工業生產回穩，進口需求有望保持穩定。大宗商品價格回升一定程度上也將帶動進口金額增長。綜合考慮，預計2017年國際收支平衡表口徑貨物貿易順差5000億美元左右。
2.服務貿易逆差繼續擴大，出國旅游仍是最大逆差來源。2016年前三季度，中國服務貿易逆差1830億美元，逆差規模同比增長28%，主要是旅游逆差增長較快。隨著居民收入的增長和對高質量生活品質的追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選擇出境旅游，加之人民幣貶值預期下，個人購匯需求強烈，也可能對旅游逆差產生影響。預計2017年國際收支平衡表口徑服務貿易逆差將增至2600億美元左右。
3.經常賬戶順差有望保持在合理區間。預計2017年經常賬戶順差2400億美元左右，經常賬戶順差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左右，基本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
資本外流壓力趨緩，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小幅收窄
1.直接投資逆差擴大。2016年前三季度直接投資逆差757億美元，預計2016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口徑直接投資將首現逆差。商務部口徑的直接投資數據顯示，2016年1-11月，中國非金融類企業對外直接投資1617億美元，同比增長55.3%，實際利用外資1137.9億美元，同比增長3.9%，直接投資凈輸出479億美元。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的推進及中國企業“走出去”加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繼續快速增長。人民幣貶值預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海外資產配置需求。而隨著生產要素成本的提高，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有減少態勢。綜合考慮，預計2017年國際收支平衡表口徑直接投資逆差將進一步擴大至1400億美元左右。
2.非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及其他投資）逆差收窄。2016年以來，盡管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項仍為逆差，并繼續主導資本外流，但逆差規模總體有所收窄。2016年前三季度證券投資逆差437億美元，同比增長5.8%；其他投資逆差1807億美元，同比下降45.3%。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負債方連續兩個季度為正值，表明外資外撤壓力趨緩。2017年，受美聯儲加息預期、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及人民幣貶值預期等影響，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項仍可能出現一定規模的逆差。但經過兩年多的調整，人民幣升值時期涌入中國的短期套利資金已難再起波瀾，未來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逆差將逐步由內資外流主導。而且美聯儲加息頻率可能低于預期，美元指數進一步大幅上漲空間有限，人民幣貶值幅度可控，加之監管部門對資本流動的審慎管理將持續發揮作用，內資外流規模基本可控。預計非直接投資逆差有望逐步收窄。
3.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不含儲備資產）小幅收窄，國際收支略有改善。2017年直接投資逆差可能進一步擴大，但非直接投資逆差規模有望縮小，并將帶動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收窄。預計2017年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3800億美元左右，國際收支逆差1400億美元左右，略有改善。
4.資本流動各項數據趨穩。受人民幣貶值預期等影響， 2016年以來，市場主體結匯意愿持續低迷，購匯需求增強。2016年1-11月，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2764億美元。2017年人民幣仍面臨貶值壓力，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局面難以根本扭轉，但外匯供求趨于改善。2016年前11個月銀行代客結匯月均規模已萎縮至1000億美元左右，企業正常運營需要一定的流動資金，結匯進一步萎縮空間不大；監管部門仍將持續加強對投機性購匯需求的抑制。同期，銀行遠期凈售匯721億美元，同比收窄近六成，遠期結售匯改善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未來外匯供求趨向平衡。預計2017年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收窄至2300億美元左右。考慮到央行調節市場供求關系可能對外匯占款產生一定影響，預計2017年央行口徑外匯占款降幅2.5萬億元左右。結售匯逆差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一帶一路”建設、多邊金融機構投資及央行外匯市場操作等都將對外匯儲備構成影響，未來外匯儲備或將繼續減少。
人民幣匯率貶中趨穩，波動幅度擴大
1.2017年人民幣仍面臨一定的貶值壓力。從國際因素看，美國經濟有望溫和增長，市場對美聯儲2017年加息預期增強，這仍將是未來人民幣貶值最主要的外部壓力。從國內因素看，盡管近期經濟運行多項指標企穩回升，但經濟運行仍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經濟增長可能繼續放緩。2017年中國加息的可能性不大，中美利差總體仍處在低位，從而給人民幣帶來進一步貶值壓力。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輸入步伐加快。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相互促進、相互加強，容易形成“資本外流-人民幣貶值-貶值預期增強-資本外流壓力加大-貶值預期再增強”的循環。
2.人民幣貶值幅度基本可控。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元指數的走勢表明，美元指數頂部呈下降趨勢。最近一次美元指數接近120出F在2001年，彼時美國經濟占全球的比重超過30%，但目前美國經濟在全球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加息預期可能提前透支，美聯儲加息對美元指數的推動作用趨于減弱。因此，盡管美元仍可能走強，但難以恒強。中國經濟緩中趨穩，監管部門針對外匯和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仍將繼續發揮作用，資本流動趨于平衡。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風險已受到監管部門高度重視，針對外匯和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或將持續加強，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可控。
3.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增強，匯率指數保持基本穩定。未來，在人民幣匯率“參考收盤匯率”+“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的雙參考定價模式下，雙向浮動特征將更加明顯，匯率彈性將進一步增強。波動幅度加大也是分化市場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重要手段。隨著美國經濟穩步復蘇，美聯儲加息預期增強，必將推動國際資本回流美國，包括中國在內的非美貨幣仍將普遍面臨貶值壓力。但從各國經濟基本面來看，相較于其他貨幣對美元的跌幅，人民幣的下跌或將相對溫和，這將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對一籃子匯率的貶值幅度，從而保持人民幣匯率指數的基本穩定。
外匯儲備應發揮平衡國際收支和維護匯率穩定的功能
截至2016年11月末，中國外匯儲備3.05萬億美元，較2015年初下降7914億美元。外匯儲備持續縮減引發市場高度關注。有觀點認為，消耗大量外匯儲備來維護匯率穩定會造成財富損失，這種做法并不可取。我們不認同這一觀點。外匯儲備是由一國貨幣當局持有的、可隨時運用的對外資產。外匯儲備的主要功能是滿足潛在的國際收支需要、維持匯率穩定和緩沖外部流動性。歷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充足的外匯儲備是新興經濟體抵御外部沖擊、防范危機和減少危機沖擊最重要的安全墊。
中國巨額外匯儲備主要是被動積累起來的。前幾年，由于歐美等發達國家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導致資本大量流入，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央行不得不大舉買入美元，使中國的外匯儲備快速增長。既然前幾年人民幣升值壓力較大時，央行在外匯市場上投放人民幣以避免人民幣過度升值，從而形成巨額外匯儲備“蓄水池”，那么當前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時的應對思路也是類似的，即在外匯市場上投放外匯以防止人民幣過度貶值，因而消耗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也是正常的。而從減輕貶值預期及打擊投機活動來看，外匯儲備的消耗也是不可避免的。
對于目前市場普遍擔憂的外匯儲備消耗過快問題，我們認為大可不必擔心。中國外匯儲備大幅下降是由多重因素導致的，包括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非美元貨幣貶值、市場主體資產負債結構調整及儲備支持“走出去”的資金運用等，如果通過消耗一定數量的外匯儲備可以有效減弱貶值預期，穩定人民幣匯率，為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及經濟觸底回升贏得時間，那么，消耗一定數量的外匯儲備可謂正當其時。當然要警惕短期內外匯儲備消耗過快可能會影響人民幣的信心，但如果人民幣出現持續大幅貶值，資本持續大規模外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那持有再多的外匯儲備也毫無意義。
【關鍵詞】國際油價；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通貨膨脹；協整
一引言
外匯市場和國際原油市場是兩個非常重要而復雜多變的市場。兩者都具有高度波動性的特征。
能源對一個國家的影響是深刻的，而在國內經濟作用于國外經濟這一層面，匯率是主要傳導機制。而作為影響出口最重要因素之一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研究就顯得尤其重要。介于兩者的聯動關系，本章將通過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對中國經濟通貨膨脹壓力(以cpi為代表)與國際油價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之間進行實證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指數以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REER）月度數據來自與中經網，國際油價（OP）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的月度數據。其中，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采用1995年數據為基期。數據跨度為2003年10月至2007年10月。分別對CPI,OP,REER三個變量取對數。
二動態計量經濟學的單位根檢驗，協整分析模型研究的是幾個變量間是否保持一種長期穩定的動態均衡。如果若干一階單整具有協整性，則這些變量可以組成一個平穩的時間序列，并且能夠用來刻畫原始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由于只有具有相同單整階數的兩個變量才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因此，在協整分析之前首先要對變量的單整階數進行檢驗。常用的方法是對水平序列進行差分。
1 CPI,OP,REER數據的單位根檢驗（平穩性檢驗）
首先對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國際油價（OP）、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REER）原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分別計算了原序列，一階差分序列的 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驗統計量。對各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仍然非平穩。最后可得，各一階差分序列在 1%，5%顯著性水平上達到平穩。
2建立VAR模型的協整檢驗
本文建立包含 消費價格水平（lncpi），國際油價（lnop），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lnreer）變量在內的 VAR 模型來考察中國當前通貨膨脹的壓力情況。包含一個外生變量 VAR 模型的數學形式是
對三個非平穩變量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根據AC和SC準則判斷，由于本文的數據樣本容量不是很大，因此將最大滯后值定為1。有根據本文的VAR模型一共有三個變量，所以最多存在兩個協整方程。結果表明，三個變量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
3誤差修正模型
根據Granger定理，一組具有協整關系的變量具有誤差修正模型的表達形式，可以用誤差修正模型分析長期均衡與短期動態調整關系。因此，在協整檢驗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對均衡值的偏離來修正當年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在此誤差修正模型中，ecm項的系數為-0.14137，即調整系數為0.14137。表示在t-1期lncpi在方程中的調整速度。即當通貨膨脹率增加1%，誤差修正項會有0.14137%的負向調整力度。在估計誤差修正模型的過程中，我們用序貫法檢驗其顯著性發現，它們的1期滯后是顯著的。給出的誤差修正模型是所選擇的最優模型。
三基本結論
1 中國的消費者價格指數和國際油價以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從本文的研究結果看，石油價格的上升必然會給我國帶來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上升反而能夠使中國經濟受益。
2結構性價格上漲是原材料、能源等的相對價格調整。在未來一個時期，能源價格改革、國際能源價格持續攀升的壓力依然存在。
3不論長期還是短期，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國際石油價格波動都會對中國通貨效應產生影響。為了中國經濟的良性高速發展，我們要盡量減輕這些波動帶來的影響。一方面，要減輕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的影響，中國的匯率制度就必須遵循漸進式的改革方案。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間接反映出現階段中國的匯率政策是符合中國國情和需要的。要減輕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帶來的影響，中國需要改變現有的能源消費結構，不僅要使石油、煤炭、電力等能源的消費更平衡，還要努力發展新式替代能源。
【參考文獻】
［1］《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高鐵梅清華出版社2007
［2］《高等計量經濟學》李子奈2005
［3］“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對我國通貨膨脹影響的實證分析”王風云 《價格月刊》2007年第七期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在逐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將對目前國際貨幣體系產生深遠影響。目前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研究主要是對人民幣國際化策略的研究，尹亞紅（2010）分析發現人民幣――港元一體化可以很好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王元龍（2009）和陳雨露（2012）指出了人民幣國際化要走的三步路；蘇治和李進（2013）指出人民幣實現區域化是國際化進程中的重要戰略步驟。可以看出，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是當下研究的重點。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景研究
（一）從國內層面來看，1.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人民幣國際化。因為雖然中國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但是中國絕大部分的國際貿易仍然是以其他貨幣尤其是美元結算的，這給中國參加國際貿易的廠商帶來了匯率風險。2.人民幣國際化也是合理控制和化解中國宏觀經濟運行風險的需要。中國作為一個非國際貨幣的發行國，事實上存在著國際收支的風險。
（二）從國際層面來看，人民幣國際化也是全球經濟再平衡及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國際經濟金融界已經認識到，人民幣國際化可以讓國際經濟和金融逐步多元化從而增加穩定性。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潛在收益與風險
（一）潛在收益
1.提高資金配置效率。通過國內外兩個融資渠道，一些國內機構將能夠避開國內政策管制和體制束縛；另一方面，國內銀行和企業也能利用海外投資機會、獲得更高回報。2.減少匯率和流動性風險，提升企業定價能力。3.加快國內金融市場改革和發展。人民幣國際化會增加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推動國內金融市場加快改革。人民幣國際化及其相伴的更大規模跨境資本流動也意味著加快推進利率和匯率改革勢在必行。
（二）潛在成本
1.人民幣持續升值可能傷及國內制造業部門。2.國內資金成本或上升。人們通常認為，進一步的資本賬戶開放會增加新興經濟體的海外融資，從而降低其資金成本、促進國內投資。3.經濟和金融部門或受到沖擊。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資本流動的波動可能會增大，國內經濟和金融市場更容易受到全球市場波動的影響，匯率波動更加劇烈，并且由于離岸活動更加頻繁、離岸和在岸聯系更加緊密，流動性條件也因此變得更加復雜。這些因素可能會使人民銀行對貨幣信貸條件的管理變得更復雜，影響國內金融系統和經濟的穩定。
四、人民幣國際化進展
(一）促進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及直接投資中的使用
1.發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2009年4月，中國啟動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允許國內5個城市符合要求的外貿企業與其香港貿易伙伴進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2010年6月，試點范圍進一步擴大20個省市區（占中國貿易總額的95%）。2013年3月，范圍進一步擴大至全國所有從事經常項目結算的企業。
2.人民幣結算業務發展迅速，但人民幣貿易計價進展緩慢。2013年，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達4.63萬億元，較2012年增長40%。2013年上半年，中國約11%的貨物貿易以人民幣結算。不過，大多數以人民幣結算的貿易活動仍以其他主要貨幣計價，尤其是美元。
3.推進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從2011年1月開始，國內企業可以使用人民幣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當年10月該政策范圍進一步擴大至外商直接投資，并且簡化了人民幣結算流程。2012年，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額達到5337億元，比2012年增長88%，其中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規模大幅升至4481億元。
（二）提供人民幣流動性、放松證券投資管制
1.與其他央行簽訂人民幣互換協議。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人民銀行已與22個國家和地區的央行或貨幣管理局簽訂了人民幣互換協議，總額超過2萬億元人民幣。
2.放松對證券投資的資本管制。提高在岸人民幣金融資產的可得性對促進人民幣的國際使用意義重大。近年來這個方面有不少進展，包括：擴大QFII額度，出臺人民幣QFII (RQFII)使離岸人民幣能投資于中國大陸。截至2013年6月，QFII投資總資產達到約450億美元，截至7月RQFII投資總額達到1220億元人民幣。
3.除了加快審批投資額度，外國投資者的投資選項也日益豐富，國內銀行間債市逐步對外開放。2010年8月份，參與人民幣清算及貿易結算的離岸銀行以及一些外國央行獲準可以投資于國內銀行間市場。2013年3月，這一范圍擴大至18家RQFII和部分QFII投資者（需獲得人民銀行批準）。2013年7月，人民銀行將RQFII范圍擴大至新加坡和倫敦。
4.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及產品。中國政府一直鼓勵并支持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新加坡、臺灣及倫敦最近也加入了這個行列。目前香港仍然是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流動性充足，占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的80%，人民幣產品種類也最多。
（三）外國央行持有更多的人民幣資產
2006年12月，馬來西亞正式宣布將人民幣納為主要儲備貨幣，泰國、韓國及尼日利亞也先后跟進。2012年3月，日本也公布了購買中國國債的計劃，日本成為首個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發達國家。2013年4月，澳大利亞宣布計劃將不超過5%的外匯資產投資于中國國債。
五、人民幣國際化的走向
（一) 匯率制度改革：漸進可控的市場化道路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方向應當是浮動區間放開，而體現政府管理的匯市日常干預減少，但政府管理匯率的能力絕不會降低。中期來看，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越透明，人民幣匯率離市場化浮動就越近。另外，匯率浮動區間擴大降低了貨幣當局干預匯市的壓力，為外匯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間。中國外匯管理的原則已由“寬進嚴出”向“雙向均衡管理”轉變，其間伴以逐步減少行政管制，逐步取消內資與外資企業之間、國有與民營企業之間、機構與個人之間的差別待遇。
（二）利率市場化
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一方面，應當促進和鼓勵銀行間拆借市場、企業債市場以及國債市場的發展，建立完整的利率聯動體系，實現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影響市場利率這一機制的良好運轉。另一方面，中央銀行應該依照“先長期后短期，先大額后小額”的順序，循序漸進地放棄對商業存貸款利率的直接干預，控制短期信貸的增長速度，減少短期沖擊對經濟的影響。
（三）資本賬戶開放：循序漸進的有限自由化
在匯制改革逐步推進的支撐下，中國的資本賬戶會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而逐步自由化。但是，資本賬戶開放也是一把雙刃劍。國外大量的危機經驗表明，在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如不注重必要的管理和引導，容易出現短期資本逆轉、過度借貸等種種問題，對本國金融體系穩定造成沖擊，不少經濟體因為各種沖擊，經歷了長期的資本賬戶自由化進程，中間不乏反復。
（四）在境內建立具有國際水平的金融中心
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原因及其未來走勢
2016年以來，人民幣匯率波動較為劇烈，這背后有外部和內部兩方面的深層次原因。
從外部來看，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之間經濟周期和經濟政策分化所帶來的外溢效應沖擊是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重要原因。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新規則――“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表明，人民幣匯率走勢更多與一籃子貨幣相關聯。2016年以來，上述國家的匯率均呈現明顯波動，美元指數最高接近100，最低值不到92。而且，由于美國經濟數據的搖擺、英國退歐等事件，匯率市場波動劇烈。
從內部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和靈活性上升也是匯率正在更多由市場因素驅動的表現。伴隨著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深入，匯市的參與主體更加多元化，預期也更為多元化和分散，主體的多元化和行為的變化可能會在短期內加劇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2016年以來，受企業外幣負債去杠桿以及海外兼并收購意愿不斷升溫等因素影響，中國外匯市場呈現階段性的外匯供小于求的局面，人民幣對美元收盤匯率階段性地呈現較中間價貶值的走勢。
具體分析這期間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可以發現，2016年1月份至2月初，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加大，可以視為8?11匯改的延續，市場對匯率形成機制的變化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離岸和在岸匯差階段性較大的問題也需要一個過程來逐步化解。2016年2月13日周小川行長接受專訪，首次就匯改與市場進行全面系統的政策溝通，是這一輪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注重政策溝通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之后，央行不斷強化與市場的溝通，在匯率引導上也更加市場化，干預頻次在減少，但在市場出現異常波動時積極干預，有助于預期的穩定。
隨著央行強化與市場的溝通，市場對匯率形成機制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不斷提高。2月下旬至今的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擴大，其實更多是匯改的應有之義。隨著人民幣匯率更多由市場來決定，人民幣和市場主要貨幣的雙邊波動都會有所加大。以對美元匯率為例：3月、4月美聯儲加息預期降溫，美元指數持續下跌至92左右，而5月、6月又隨著加息預期升溫持續反彈，這期間，人民幣兌美元也是先升值后貶值。另外應注意到，在當前參考“收盤價+一籃子匯率”形成機制下，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的波動幅度通常會低于兌美元的波動幅度，3月初至6月末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年化波動率為4.28%，而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年化波動率僅為2.31%。一方面，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更為靈活，雙邊波動呈常態化;另一方面，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也在嘗試保持相對穩定的基礎上穩步提高靈活性，進而提升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波動的程度。
那么，接下來人民幣匯率走勢又會怎樣？從2016年到現在，人民幣匯率波動總體上呈現非對稱性策略貶值趨勢，也即美元走強時，更多盯住一籃子貨幣，人民幣兌美元貶值，但對一籃子貨幣仍保持穩定乃至升值;美元走弱時，更多的參考美元匯率，跟隨美元一起走弱，對一籃子貨幣貶值。從趨勢看，人民幣匯率是否延續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與美元走勢密切相關。一旦美元的強勢得到進一步強化，非對稱性、策略性貶值的“兩條腿”走路策略就可能面臨較大壓力。類似的情況出現在英國退歐公投的黑天鵝風波中。美元走強，使CNH一度達到6.7，CFETS人民幣指數同樣走貶，人民幣匯率出現了“雙貶值”。如果未來美元再次上演快速升值，人民幣中間價仍需在“穩雙邊匯率”還是“對籃子貨幣升值”中做出不可回避的抉擇。 巴曙松，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
在新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下，美元的走勢依舊是影響下半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最主要因素。從國內來看，自8?11匯改至今，影響匯率走勢的主要因素中，由貶值預期導致的資本外流和貶值壓力已大幅弱化，企業進一步去化外幣負債的空間也較為有限，但居民和企業部門積極尋求海外資產配置會在中長期持續影響匯率走勢。金融高杠桿和資產泡沫能否平穩化解也會是影響匯率走勢的一個關鍵變量。同時，從更為基本的影響因素看，中國經濟轉型的進展如何，直接決定了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進而直接影響到人民幣匯率的中長期走勢。另外，人民幣與美元利率的相對走勢也有很大影響。
人民幣匯率較大幅度地波動，那什么水平是一個相對合理的匯率呢？理論上說，所謂合理匯率，無非就是指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也就是與宏觀經濟運行中外部均衡目標與內部均衡目標相一致的真實匯率水平。在具體的測算上，學術界有很多研究，如購買力平價法、基本面均衡匯率、行為均衡匯率等，但結果不盡相同。這表明，基于國際收支、價格水平等不同的切入點，匯率存在多重均衡水平的可能。在實踐中，人民幣資本項目還在穩步開放進程中，僅僅基于經常項目的匯率均衡顯然適用性下降。因此，探討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是與央行對匯率的干預導向以及資本項目的開放步伐等密切相關的，它其實始終處于動態變化的過程之中。
監管層對人民幣匯率走勢的態度：支持基本穩定
從目前市場的政策操作以及貨幣當局的官方表態來看，可以大致判斷，貨幣當局可能傾向于重點關注經常性項目順差等基本面指標，支持匯率的基本穩定。近期資本外流趨于緩和也從特定的角度印證了人民幣匯率水平可能已處于相對均衡水平。在動蕩的國際環境下，貨幣當局可能會期望新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既能實現有效匯率隨市場變化波動，又能穩定匯率預期。
在應對匯率的波動中，央行應對匯市波動的經驗不斷積累。可以觀察到的應對策略包括：其一，應對短期市場匯率波動和匯率水平的靈活調整相結合。人民幣兌美元從2014年年初的6.0到8?11匯改前的6.2，再到2016年7月初的逼近6.7，幾度遭受了較大的貶值壓力。在穩定匯率預期的過程中，資本外流收窄、匯率水平靈活調整、波動性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二，注意調節在岸和離岸之間的匯差。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匯差，減少離岸和在岸市場之間的套利機會，也有助于穩定市場預期。同時，這也客觀上提出了如何培育離岸人民幣市場、豐富央行在離岸市場的調控工具等課題，央行要避免在離岸市場進行調控時引起巨大波動。其三，應對匯市波動與堅持資本項目開放并行不悖，在保持相對平穩的資本項目開放預期條件下，堅持資本賬戶開放非對稱推進政策，即繼續推出鼓勵資本流入的措施，但在對待可能引發資本外流的開放措施方面保持謹慎。總體上保持資本管制政策的連續性，避免貿然采取的資本管制措施引發市場的恐慌。
對于監管層的操作，常常有人用“貨幣戰爭”的模式去理解。“貨幣戰爭”如果用于討論匯率政策，實際上是一個籠統的、也有些戲劇化娛樂化的詞匯，很難具體界定其包含的內容。不過，從全球經濟看，目前僅僅依靠貨幣刺激難以解決經濟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正在成為全球主要貨幣當局的共識。從這個意義上看，競相貶值顯然不會成為主要經濟體的長期一致的選擇。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確實在抬頭，去全球化升溫，但主要國家在匯率方面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克制，更多是積極的匯率協調，多次G20會議都一再重申避免競爭性貶值的立場。各國的實際行動也驗證了這一共識性立場：日本在步入負利率時代之后，日元持續強勢，與安倍期望日元貶值以提振出口和通脹的意愿背道而馳。日本政府多次口頭警告，但至今為止，所謂干預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英國退歐過后，市場普遍預期會迎來新一輪全球貨幣寬松，但即便英國也沒有在7月議息會議上第一時間降息，而是確認退歐沖擊經濟基本面后于8月降息。
加入SDR對人民幣匯率及相關產品的影響
根據計劃安排，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之后，人民幣匯率有望逐步走出市場化匯率走勢，央行會逐步退出日常交易形式的干預。隨著人民幣國際化不斷深入，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開始使用和持有人民幣，參與人民幣匯率市場博弈的供求方日漸增多，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必然更加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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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我們始終認為，不能百分百地使用有效市場假設，市場有時會呈現缺陷，被投機力量或短期情緒及羊群效應所支配，我們的浮動匯率體制仍是要有管理的。我們希望并努力實現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這是相互作用的。――央行行長周小川
我們正在經歷一場自1997年以來最為驚心動魄的貨幣走勢。
2015年“811匯改”后，人民幣持續走低。到2015年年末，市場主流分析師紛紛認定人民幣將繼續下跌，爭論焦點集中在是否維持溫和下探還是一次性貶值到位。離岸市場由于聚集了更多蜂擁而至的投機主體對匯率的反應更為敏感，導致離岸人民幣與在岸人民幣價差曾一度擴大到1600點。而此時，中國央行早已悄悄完成布局。春節前后央行的動作表明，在執行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同時，針對市場出現的投機力量，央行應對有力，基本實現了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及近期市場最關心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他認為從基本面看人民幣不具備持續貶值的基礎，坦言最近投機力量瞄準中國，匯改推進會把握合適的時機和窗口。周小川表示，“不會讓投機力量主導市場情緒”。 一國貨幣幣值和匯率
貨幣執行5種職能：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儲藏手段和世界貨幣。其中價值尺度是指貨幣作為尺度來衡量和表現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而世界貨幣，是指貨幣具有在世界市場充當一般等價物的職能。一國貨幣的購買力，往往才是衡量價值尺度功能的最佳工具，也就是幣值。一般而言，如果一國經濟持續繁榮而貨幣投放適度，則該國貨幣的幣值將增加。
匯率，是一種貨幣兌換另一種貨幣的比率，是用來衡量其世界貨幣功能的工具。從理論上講，將貨幣視為外匯市場上的一種交易商品，其價格應由供給和需求決定。而這種貨幣的價格，又由另外一種貨幣表達。也就是說，如果在市場上A貨幣兌換B貨幣的供給大于需求，則A貨幣相對B貨幣匯率下跌。反之，則A貨幣相對B貨幣匯率上漲。匯率是一個相對的比較價格。當我們考慮匯率的漲跌時，首先要比較這兩種貨幣的供給量，其次還要考慮在外匯市場上這兩種貨幣的兌換需求。
匯率作為世界貨幣功能的衡量工具，與幣值有一定關系，但并不是絕對捆綁共同進退的，與一國的經濟實力強弱相關系數更小。
匯率必須通過外匯市場形成。外匯市場是由外匯供給者、需求者以及買賣外匯的中介機構所組成的專門買賣外匯的交易系統，它的核心參與者是外匯銀行。各家外匯銀行作為外匯買賣方，不僅參與和客戶組成的零售性外匯市場，而且還在銀行間市場互相往來。外匯市場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現在實質是一個銀行間的市場。也就是說，匯率是由各商業銀行在外匯市場頻繁買賣形成的。
匯率也是經常被各國央行強制干預的。由于一方面外匯市場主要是由若干大銀行構成的銀行同業市場，市場干預較有效;另一方面，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對其均衡目標構成嚴重沖擊的匯率水平和匯率安排長期存在，選擇在外匯市場上釋放或收縮基礎貨幣調節，甚至通過銀行直接交易等手段干預市場成為國際慣例。日本銀行在東京市場、紐約聯邦儲備公開委員會在紐約市場都是經常出手并極富影響力的。可以說，在外匯市場上，沒有俠盜羅賓遜，全是伺機保爾森。 美元的反復無常
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貨幣政策的目標在于維持國內物價的穩定，采取先發制人的政策，充分運用理性預期理論，關注市場動向，提前傳遞信息以改變市場預期，從而使市場的選擇與國家利益相吻合，最終維持美國經濟的平穩發展。在這段時期，美國完全根據本國經濟供給和需求自主決定貨幣政策，并通過貨幣政策影響匯率走勢。
進入90年代，美國經濟進入長達9年的低通脹時期。1995年，美國提出了強勢美元政策。時任美國財長的魯賓認為，美元的走強或許會惡化美國經常項目赤字，但美元和美元匯率遠遠不止是經濟問題，而是涉及到國際關系、地緣政治、軍事實力等方方面面。他同時指出，強勢美元政策與匯率每日波動狀態沒有關系，政府不應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
魯賓沒有說明的是，政府不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的前提，是美國的經濟正欣欣向榮，美元已在市場上建立了絕對霸主地位，取代黃金成為世界貨幣并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美國的貨幣政策，不以穩定匯率作為自己的政策目標，而其他國家由于美元的霸主地位，不得不被迫與穩定匯率結合在一起，承擔美元匯率變動的風險。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美國可以不受限制的向全世界舉債。
2006年之后，美國經濟開始下滑。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債務的增長速度快得驚人。美國國債從2008年10.61萬億美元迅速上漲到2015年近20萬億美元，其中6.17萬億美元為外國債權人持有，中國以1.25萬億美元位列美國第一大債權國。美國政府早已將魯賓不得干預外匯市場的聲明置之腦后，不斷使用口頭干預的做法，四處攻擊其他經濟體干預市場、有意高估美元匯率，意圖通過美元貶值刺激本國出口貿易。
2015年12月16日，美聯儲加息25個基點，這是美國十年來首次加息，美元指數強勢反彈。隨后，阿根廷比索暴跌41%，阿塞拜疆馬納特暴跌47.6%，巴西、俄羅斯、委內瑞拉、尼日利亞相繼陷入掙扎的崩潰邊緣，歐洲、日本股市接連暴跌，一個又一個國家陷入被美國剪羊毛的被動局面。 永遠感覺沒踏上正點的日元
談到人民幣國際化，日元是最好的借鑒。因為中國和日本有著太多相似之處：經濟發展都采取了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思路來推進自身工業化進程;貿易對手又都是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相應又先后都是美國最大的債權人;文化又都是典型的亞洲文化，具有天然的高儲蓄習慣。所以，日本對于中國而言，有著無可取代的樣板作用。而這個樣板，偏偏每次都感覺沒踏上正點。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30年的持續高速發展，日本的經濟地位顯著提升，日本政府乘機提出日元國際化戰略。為實現該戰略，日本建立了由政府、大銀行、大企業構成的集中融資體制，確立了銀行主導型金融制度。然而，1980年～1990年期間，日本企業國際化質量不高，海外投資紛紛失誤，尤其在北美和歐洲的投資表現欠佳。1997年，東亞爆發大規模金融危機。日本選擇放棄國際責任，放任日元大幅貶值，使得日元遭遇重大信任危機。這種做法被視為日元國際化進程上最關鍵的戰略性失誤，直接導致日元敗走麥城，日本本國經濟陷入失去的20年。
2016年1月19日，日本央行在激進的計劃中宣布執行負利率政策，立刻被金融市場視為直接失敗，凸顯日本在全球市場疲軟的情況下缺乏刺激經濟增長的能力。
在某種程度上，日本央行實施負利率的時機不對，因對中國經濟放緩、美國升息以及油價下跌的疑慮已經導致全球市場陷入混亂之中。此外，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斷言其政策已經達到預期效果，外界的反應似乎在其對立面。日本央行宣布負利率以來的11天內，日經225指數下跌8.5%。同時，日元兌美元攀升6.5%。部分市場參與人士表示，市場將持續大幅波動，日元貶值的預期完全失敗。 應盡力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債券大王格羅斯一再表示：美聯儲和其他依賴統計模型的中央銀行正在變得“越來越糊涂”，他們認為央行的貨幣政策著力點應當在政策利率，短期過高的利率水平會降低經濟增速/通脹水平，而低利率（乃至負利率）則會起到相反的作用。
格羅斯認為，低利率并不能刺激經濟發展。因為過去幾十年實行零利率的日本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實行負利率的歐洲也沒有得到預想中的發展。全球低利率未能推動經濟增速的提高，各國相繼開展的量化寬松競賽只能使得現金退出金融體系。而匯率，僅是反映兩種貨幣兌換價格的比率。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各國央行選擇的并不是經濟實力的競爭，而是比較哪個國家沒有更加糟糕。
盡管美元已是強弩之末，但畢竟其霸主地位仍無人取代。雖然中國政府一再保證人民幣具有內在的韌性，認為預期人民幣貶值是不可能的，但2016年1月，人行公布人民幣貸款1月份新增2.51萬億元，創有統計數據以來單月最高信貸投放記錄，比啟動4萬億貸款投資計劃的2009年1月還要超出9000億元。在數據面前，我們有充分理由將維持人民幣匯率的希望寄托在人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上來。
不過近期人民幣匯率上升走勢與過往有所不同，9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價一直在6.33-6.35之間波動，升值幅度并不明顯，但人民幣即期匯率成交價則出現大幅升值，達到6.26-6.27水平，創下匯改以來的新高。這種人民幣即期匯率成交價與中間價的大幅背離，說明市場對人民幣自發性需求較為強烈，人民幣匯率的上升主要來自市場力量的推動。
那么，是市場扭轉了前三季度對人民幣走勢的判斷，還是出于其他因素？這些因素對人民幣走勢是否具有一定持久性？
從季節性因素考慮，隨著年末臨近外貿企業出于會計核算或支付工資等各種費用的需要，開始將前期尚未結匯的美元轉換成人民幣。由于前三個季度積累了大量的尚未結匯的美元，因此臨近年末，企業結匯意愿出現了季節性回升。
近期多國推出的QE政策也在短期內產生推高人民幣匯率的作用。美國在9月推出第三次量化寬松，日本央行隨后宣布增加10萬億日元寬松規模。世界各主要國家開動印鈔機，美元在短期內也很難恢復到一個強勢地位。在美元走弱的大概率情形下，企業更傾向于將持有的美元頭寸轉換為人民幣。
因此此番人民幣走強，更多的是由一些暫時性因素引致人民幣匯率產生了階段性上升，市場對于人民幣整體走勢判斷并未發生改變。事實上，今年人民幣匯率走勢基本反映與經濟回軟局面，隨著匯率雙向波幅拓寬、市場波動逐步完善，人民幣匯率目前已基本接近均衡水平。
從長期來看，經濟內在成長性（即勞動生產率增速）和內外錯綜復雜的國際資本流動將是決定人民幣匯率走勢的主要因素。目前國際宏觀經濟環境與過去十年已截然不同，人民幣匯率將面臨更為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和國際流動性環境，對其長期匯率水平已經形成一定壓力。
隨著全球經濟再平衡和中國經濟減速，中國出口部門超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計劃生育體制下人口老齡化不斷加速，中國人口紅利正在消逝，勞動力、土地等一系列要素成本上升，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中的成本優勢正在快速消失。
由于資金市場的扭曲，大量產業資本被投向房地產、大宗商品市場或直接逐利型高息放貸，而不是投入到高端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企業的盈利能力及勞動生產率沒有出現實質性的提高，低端、粗放的產業模式難以在短期內得以改善。
勞動生產率增速的放緩使得流向中國的海外資本出現轉向。目前低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已經開始放緩，一些成本更為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如越南、墨西哥與東歐等國家，利用相對于中國的成本優勢開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分流了原本流向中國的國際資本。
美國“再工業化”戰略也在加速推進，信息網絡、云計算、新能源、生物制造等領域已經積極布局，通過新的科技革命來提高增長潛力。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創新科技環境的持續穩定、資本配置體系的更為完善，全球資本可能將再次回流美國，追求更長期穩定的資本預期回報率。
新的技術進步在歐美等主要發達國家逐步醞釀，而中國還需要經歷一段相當長的要素價值重估的調整時期。因此，在未來一階段內，延續多年的全球資本走向，特別是流向中國的趨勢將可能發生改變，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此消彼長，這種變化更可能成為一種趨勢性轉折，進而對人民幣匯率產生貶值壓力。
由于國際資本環境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復雜性，人民幣匯率不可能再復制原有的升值或者貶值模式。中期來看，上下波幅進一步擴大將成為下一階段人民幣匯率走勢的主要特征。今年不斷釋放的政策信號表明，監管機構愿意放手嘗試更為富有彈性的匯率機制，通過不斷擴大市場波動使人民幣匯率達致更為均衡的匯率水平。對人民幣匯率走勢問題的探討實質上需要更加關注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步驟。
相對剛性的匯率水平已經對資金配置出現傳導扭曲，并通過外匯占款、貨幣投放的傳導機制對國內貨幣環境產生影響。在目前的金融市場結構下，效益低的項目投資過度，社會資本已經漏出到逐利性房地產投資等虛擬金融投資部門。資金體系的扭曲使資金投入無法真正用在經濟發展的軌道上，從而資金泛濫造成通脹、資產泡沫問題的加劇將進一步加劇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
匯率浮動范圍的不斷擴大，實際上就是逐步放松行政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效率，通過相對自由的市場機制調整金融市場和外匯市場中數量和價格關系，以配合中國深層次的金融改革和資產要素價格重置。
最后，金融機構需要以更有效的盈利模式和管制結構應對匯率波幅的擴大。
匯率波幅的擴大將對專業化金融機構的資源配置能力將產生更高要求。匯率機制的改革將不斷發揮匯率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不能及時調整生產效率的企業將越來越難以適應匯率波動造成的盈利壓力，自發選擇退出市場，而專業化金融機構對社會資本進行有效再次分配于高效率和高收益的實業投資項目上，結構性提升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推動長期勞動力生產率的提升，對人民幣匯率長期走勢形成支持。
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的廣泛波及，未來美、歐、日經濟走向，以及他們可能的貨幣政策，都會增加美元匯率走向的不確定性，并將導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性的提高。
罕見的長時間盤整
自從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以來，一直到2008年7月16日，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基本維持單邊升值的態勢，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中間價從8.11升值至6.8128。尤其是進入2008年，人民幣展開了一輪凌厲的攻勢，接連突破數個整數關口。如此升值速度令業內學者和專家始料不及，更令眾多外貿企業遭受重創。
然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中間價自7月16日創下紀錄6.8128元之后，一直在6.81-6.87區間寬幅震蕩，期間只有9月23日突破6.81，報價6.8009，基本回到了6月底時的水平。此輪人民幣匯率的盤整時間，長達4個月左右。這是匯改以來最長時間的盤整。
人民幣兌美元之所以出現這一盤整走勢，與前期人民幣升值太快和目前國際金融市場大幅震蕩有密切關系。在國際金融市場大幅震蕩的背景下，盡管近期美元方面的利空不斷，但是長期來看，相對非美貨幣來說， 仍將相對堅挺，這是因為市場對于非美貨幣的預期已經發生變化。美國經濟的衰退將不可避免地拖累其他經濟體，一方面投資者擔心歐洲金融公司的健康狀況，另一方面歐洲經濟基本面趨弱，因此歐元處于下降趨勢中。
這從最近人民幣兌非美元貨幣的走勢可看出端倪，最明顯的是人民幣兌歐元的匯率走勢。與人民幣兌美元相反，從今年7月開始，人民幣兌歐元從此前的貶值走勢調轉方向，展開了一輪凌厲的升值攻勢，從10.8升值到9.10一線。而人民幣兌美元與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走勢，一直以來恰恰相左。當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時候，往往對非美元貨幣如歐元、日元和英鎊等貨幣貶值；當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時候，往往對非美元貨幣升值。
當然，由于受前期大幅升值的影響，出口快速下滑，加上國際經濟形勢弱化和國內經濟增速放慢，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將進一步對我國出口產生負面影響，中國政府對出口增長的關注度將會提高，因此人民幣匯率政策亦將有所調整，延續3年的人民幣兌美元單向升值走勢將告一段落。分析師表示，在年內余下時間，人民幣或保持適度穩步升值的格局，預計近期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仍將維持窄幅波動。
升值遭遇“天花板”？
不過，很顯然的是，人民幣匯率目前的情況和過去3年有了很大不同。
現在坊間流行著一種觀點：隨著中國出口放緩，人民幣的升值步伐便會停止，甚至會在短期內貶值。渣打銀行全球研究部指出，隨著通脹擔憂的減弱以及歐美經濟放緩，中國內地的出口增長率將持續回調，到今年底實際增長率可能降為負值。基于此，2009年上半年，人民幣對強勢美元溫和貶值將成為市場共同的預期。
事實上，還在人民幣今年上半年一路飆升的過程中，中國銀行的一位高級分析師也指出：“目前人民幣升值已超過可承受范圍，不利中國經濟的短期穩定及長遠發展，因此，政策管理層可考慮，在合適時機采取一次性貶值對策，打消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以維護中國經濟調整和企業利益需求。”
對于該份報告拋出的“人民幣應當一次性貶值”的觀點，業內大多并不認同。他們只是強調人民幣升值不宜過快。大多專家預計，“貶值不會那么快，短期內貶值不現實”，并進一步估計，到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價格可能會達到6.7元左右。分析師認為，人民幣的升值趨勢并沒有改變，“只是步伐較以前有所不同，可能有更多反復”。根據貿易加權推算，許多觀望者已認定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幅度將十分有限。同時，雖然通脹壓力仍然存在，且官方經濟數據比較樂觀，政府的反通脹斗爭似乎進行得很順利。未來12個月人民幣不會有大幅升值，至2009年第3季度結束，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將在6.75的水平。
雙向波動預期提高
眼下，美國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關系到美國乃至全球的發展前景，在多重利空的打壓下，各種貨幣之間難以保持單邊升值或貶值的態勢，上下波動會更加頻繁，抑或更加劇烈。
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也不會例外。盡管許多學者認為人民幣仍然會繼續保持升值態勢，但延續3年的人民幣單向升值走勢將告一段落，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預期進一步提高。
從推動人民幣升值的因素看，雖然我國宏觀經濟面臨一定的困難，如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等，但國民經濟仍然保持平穩較快地發展，因此宏觀經濟面仍然支持人民幣走強，同時國外投資者仍然對未來中國經濟充滿信心，有利于吸引國外投資；我國的貿易盈余仍然保持在較高水平，外匯儲備不斷增加，這決定了人民幣仍然存在升值的趨勢；公眾預期的變化會影響外匯市場的供給和需求，會放大匯率變動的幅度，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市場參與者會盡量減少對外匯的需求，并減持外匯。根據央行統計數據，長期以來我國外匯存款基本保持在1500億美元至1600億美元左右，始終沒有大的變化。這說明了在人民幣有升值預期的情況下，居民更愿意結匯，而不是愿意存款。
然而，人民幣持續的單邊升值已對我國經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比如，紡織品、服裝等勞動密集行業的出口企業，其利潤遭到人民幣匯率升值等因素的不斷擠壓，已經無利潤可言，許多企業面臨破產或已經關門停業。面對這類企業的困境，中央銀行在進行包括人民幣匯率在內的貨幣政策調控時，必須權衡其間利弊。一旦匯率的變動超出央行匯率目標波動的幅度，央行就會在外匯市場干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