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時期,面對日益加劇的朝鮮核導威脅,強化協調機制建設與運作成為日美重要政策選項之一。兩國通過整合關鍵資源、提升協調機制效能,強化防衛協調、多維塑造協同一致態勢,推動機制外溢、構建多邊協調平臺體系等舉措,強化機制整體建設。協調機制為日美帶來有限收益的同時,消耗了兩國大量顯性、隱性成本,并引發諸多負成本。其主要原因在于內部存在明顯機制建設與運作的非對稱性,缺乏戰時統一指揮要素,缺乏對運作邏輯的全面遵循,缺乏對革新的有效反饋機制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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