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志的閱讀人群面多而廣，鮮明的辦刊宗旨和長期穩定的高質量文章，具有深度影響力的好雜志，雜志的獨特風格贏得了廣大讀者喜愛，觀念前衛脫俗，文風生動洗煉。獨特的敘述風格，文字力求生動簡潔而饒有興趣，強調與讀者的交流，具有濃厚的文人氣息和知識分子情調。

在這之前，我沒有讀過左琴科和阿赫馬托娃的作品。就對于在專制統治條件下人性狀態的描述和揭示來說，恐怕很少作家能達到像昆德拉那祥的深刻程度,這也就注定了昆德拉在中國可能引起的共鳴。可惜的是、中國沒有出現這樣的作家，因為無論從歷史資源，還是從現實感受來說，中國都有理由出現類似的作家作品。

就拿一個“”來說，就有寫不完的故事和思考。也許這是由于中國文學的處境太艱難了，作家首先考慮的是生存的合法性問題，根本無法獲得精神上和寫作上的獨立性。但是昆德拉有所不同。他生命的這個追求，他對于社會存在的認定;他的痛苦和困惑，都透露出了鮮明的個人品格，都建立在自我精神價值這一層面上，因此他能夠拒絕世俗的功利性的誘惑，以個人的名義對現存的權利制度挑戰。

這種挑戰是超越了一般的意識形態差異的，所以不僅僅是用一種意識形態壓倒另一種意識形態;他所質疑的是整個人類的生存處境，其在現存的權利體制下如何變得越來越惡劣和尷尬。就這一點來說，流亡生活是昆德拉的眼光更開闊了，思考更深刻了。

世界上唱的人數最多的歌曲，恐怕要數《國際歌》了。這是各國無產者共有的自已的黨歌，而無產者在任何國家都是人數最多的。單以中國而論，幾千萬黨員加上更多準備人黨的青年和非青年，都唱過《國際歌》都會脫口而出地唱它，它的普及程度與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不相上下。

只因唱得太久了，太熟悉了，對于《國際歌》的譯文,我們簡直沒有懷疑過。其實。它是有過改動的。例如，第一節“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就是從原先的譯文“不要說我們一錢不值”改過來的。改得對不對暫且不論，從此使人想到它是翻譯作品，同它的原作相比較，是可以在文字上加以改動的,而且改文還有對錯、好壞、高下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