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柯一生的三個思想階段分別以知識、權力和主體為軸心,提出了三種分析現代性經驗的方法,即20世紀60年代對話語實踐的知識考古分析,70年代對規訓身體和治理人口的生命權力配置的權力譜系分析,以及80年代對主體化模式的倫理問題化。中國藝術史研究在90年代全面展開時,遭遇了"福柯效應"在當代各個學術領域中引發的沖擊和挑戰。福柯在三個思想階段的三種分析方法之間的差異和錯位,讓我們陷入理論適用性的困境。中國藝術史學派的中國"藝術史的知識生成"研究在分析藝術史知識生成的譜系時非常有效,但集中于西方現代繪畫的視覺認知結構分析,在處理非西方繪畫時則顯得格格不入。要想跳出這一困境,福柯晚期發展出來的主體化形式的分析方法會給我們很多啟示。此外,關于福柯對中國藝術史研究意義的討論,很大程度上也適用于中國思想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