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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其幫助犯的界分,仍然應當以該罪正犯的正犯性為判斷基準,因此與第287條之二所列舉的行為之間不具有相當性的行為不能構成本罪的正犯,而只能是幫助犯。此外,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幫助犯應采取客觀歸責的判斷方式,將沒有制造法所不允許的危險的中立幫助行為排除在幫助犯的處罰范圍之外。

在互聯網環境中,既有的金融秩序法益觀暴露出固有的體系性缺陷。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構成要件在實務認定中的異化,與對金融犯罪的秩序法益的理解不當有關。基于政府端的"舊秩序說",因過于強調市場參與者服從行政管束而與金融市場的發展規律相悖。

從政府端倒向市場端的"利益說",因誤將規范保護效果當作規范保護目的而與刑法體系相悖。試圖在政府端與市場端之間取得折中的"風險說",則因混淆了金融風險、政治風險和法律風險而與社會系統功能分化的趨勢相悖。前述三種觀點所存在的問題,均源于先入為主的主體性法益觀。

只有從主體性法益觀轉向主體間性法益觀,確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保護法益是市場參與者圍繞金融市場形成的主體間信任關系,才能準確把握金融秩序法益的內涵,進而厘清該罪適用中罪與非罪的界限。在騰訊與抖音的用戶頭像和昵稱之爭的背后,實際上是關于用戶社會關系鏈這種數據財產之上的權利束體的分割與歸屬爭議,有必要從一個"開放的權利束"視角來理解和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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