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08 0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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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門學科的建立、發(fā)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fā)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fā)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xiàn)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xiàn)象、構成體育社會現(xiàn)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xiàn)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fā)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tǒng)的出現(xiàn)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fā)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fā)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xiàn)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xiàn)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guī)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guī)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xiàn)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fā)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shù)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shù)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tǒng)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tǒng)計分析，注重對現(xiàn)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fā)展來看，呈現(xiàn)出由常規(guī)統(tǒng)計、單變量統(tǒng)計分析向多元統(tǒng)計分析發(fā)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fā)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shù)理統(tǒng)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xiàn)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guī)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guī)定性以及數(shù)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shù)理統(tǒng)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shù)，并且具有統(tǒng)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shù)理統(tǒng)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tǒng)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tǒng)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xiàn)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xiàn)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tǒng)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tǒng)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fā)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fā)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qū)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yè)、中國體育事業(yè)發(fā)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yǎng)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fā)表數(shù)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xiàn)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xiàn)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fā)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fā)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fā)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huán)境的影響等內容。總體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fā)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xiàn)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xiàn)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fā)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shù)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xiàn)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chuàng)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fā)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guī)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zhàn)，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yè)發(fā)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shù)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yǎng)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yǎng)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yǎng)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yè)，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yǎng)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yǎng)現(xiàn)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yǎng)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yǎng)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yǎng)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fā)現(xiàn)，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shù)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tài)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zhèn)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fā)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fā)展進程中的對外聯(lián)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xiàn)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yè)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xiàn)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guī)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濃厚的政策導向色彩從對近10年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幾個主題的逐年成果數(shù)量來看，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國家提出“三農”問題、提倡新農村建設、倡導和諧社會建設，則以此為背景的和與此相關的論文相繼涌現(xiàn)，并成倍增長，爾后逐漸冷卻。關于“北京奧運會”論題的情況如此，關于“陽光體育運動”論題的情況亦如此。北京奧運會后主席提出“向體育強國邁進”的戰(zhàn)略方針，則以“體育強國”為題名的論文不久便見于各刊物，中國知網以“體育強國”為篇名檢索2001－2011年論文共計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來總篇數(shù)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們的體育社會學研究緊跟政策，亦步亦趨，這雖體現(xiàn)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應以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中的社會問題，揭示現(xiàn)象背后的規(guī)律，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以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門做出某一決策后，再一窩蜂地去解讀某一策略的內涵，討論對與錯、可行性等等問題。
作者：王嘉順 單位：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
社會學研究中的演繹邏輯類型及其特點
在前文已經提到社會學研究中的理論檢驗就是借助于演繹的邏輯，才能夠從抽象的理論中得到相對具體的假設，進而通過對假設的檢驗來實現(xiàn)對理論的檢驗，但是在降低理論抽象層次的過程中，如果不能夠嚴格遵循一定的演繹邏輯規(guī)則就有可能出現(xiàn)研究假設與理論不處在同一邏輯體系下的情況，如果是那樣，就不能真正驗證所需檢驗的理論。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要介紹演繹的兩種類型，一個是邏輯演繹，另一個是經驗演繹，這兩種方法都有一些自身的先天不足。對于邏輯演繹來說，這種方法主要在自然科學中應用，而運用最好的就是數(shù)學。數(shù)學可以用非常抽象的語言將處在不同抽象層次的公理、概念、定理聯(lián)結在一起居于同一邏輯體系之下。數(shù)學主要是根據(jù)一些已知的公理為基礎，然后根據(jù)一定的演繹規(guī)則推理出需要的定理。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也借鑒了這種方法，他們也大致應用這種定理化方式來演繹理論假設，所不同的是他們演繹的基礎不是一些不證自明的公理，而是一些暫時假定成立的理論，而這些理論可能是通過歸納邏輯得到的，也可能是經過前一階段的檢驗而獲得暫時的穩(wěn)定性，但是不論何種，都存在各自邏輯方法上的缺陷帶來的理論有效性的質疑，因此在應用這些理論來演繹出更低抽象層次的假設時就有可能使研究假設帶上理論本身固有的某些缺陷。此外，社會學中的理論都包含必要的概念，而有一些流傳甚廣的理論中的概念沒有被清晰定義過，并且社會科學內部并沒有對所有的概念及其測量方法達成一致的認識。但是邏輯演繹的一個優(yōu)點就是它能從原先那些無法被驗證的公設①中推演出研究命題，并且保證這些研究命題和推演出它們的公設處在同一個抽象層次。而對于經驗演繹來說，由于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畢竟不如數(shù)學的研究對象那樣單純，社會學不太可能根據(jù)邏輯演繹方法推演出如數(shù)學那樣抽象的命題或者研究假設。所以實際上，社會學的研究者為了能夠得到可以被直接觀察、直接檢驗的研究假設往往運用經驗演繹的方法。這種方法實際上就是將理論抽象層次更加降低。在得到研究假設之后，運用經驗演繹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將假設中的概念與其變量聯(lián)系起來，在經驗層次上得出更加具體的假設也即工作假設。在得到工作假設這一過程中很重要的步驟就是操作化，即給概念下操作性的定義，正是通過這一步驟，研究者可以收集到能夠反映概念內涵的資料。可以看出經驗演繹可以克服邏輯演繹的不足。經驗演繹能夠將抽象的理論及概念降低抽象層次使之轉化成可以被觀察到的指標，從而使理論在經驗材料中得到檢驗。并且由于有了具體的指標，研究者可以根據(jù)具體的指標收集所需的資料，從而避免收集資料上的盲從性。但是與邏輯演繹所擅長的相反，經驗演繹的缺陷就在于理論中的概念及其變量、指標是處于不同的抽象層次上的。
社會學研究中的演繹邏輯使用通過簡單的分析
我們可以在理論檢驗的初步階段應用邏輯演繹的方法從既有的理論中推演出理論假設，應用這樣的推演方法可以保證研究假設和推演出它們的理論處在同一個抽象層次，從而使理論和收集的資料保持一致的邏輯關系；而在檢驗的后一個階段，研究者可以應用經驗演繹的方法，在得到具體的研究假設之后，運用經驗演繹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將假設中的概念及其變量聯(lián)系起來，以使理論得到具體的驗證。但是還應該看到即使將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后，雖然可以解決部分方法上的不足，但是還有些缺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其中之一就是概念的內涵檢定及其變量、指標的確定。某個概念究竟具有哪些維度，不同的維度究竟需要哪些變量、指標來代替是一個理論素養(yǎng)和經驗積累的問題。社會學研究中有時需要對某些概念進行測量，而選取概念的哪些維度則要視研究者的需要而定。當然每個概念的情況各不相同，有時是不同的研究者對其認識不同，而對于一些相對比較經典的概念，就算研究者之間已經形成比較接近的認識，但是對于概念的內涵及外延的界定不清楚，仍然會造成對概念的內涵檢定及其變量、指標的確定的不清楚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科學心理學；知識社會學；背景
1879年，德國心理學家馮特在萊比錫大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專門的心理學實驗室，標志著科學心理學的誕生。本文試圖在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考察科學心理學誕生的背景。
一、實證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對傳統(tǒng)哲學的沖擊
19世紀下半葉興起于德國的科學心理學思潮，既是對傳統(tǒng)的哲學心理學思想的直接繼承，又是對當時德國哲學狀況的一種富有建設性意義的直接反應。因此，馮特心理學的理論性質，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間接地決定于當時的德國哲學狀況。馮特作為心理學家和哲學家．成長于是19世紀中葉，成名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而19世紀中葉，正是西方哲學從它的近代形式向它的現(xiàn)代形式的過渡期，因而在理論上處于極度的貧乏和混亂的狀態(tài)，這就使得當時的哲學家們的首要任務，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尋求和探索哲學的出路。馮特的科學心理學事業(yè)，就是這種探索的特殊形式。
19世紀中葉德國所面臨的哲學狀況，在很大程度上與黑格爾于1931年的去世相關，黑格爾的去世意味著整個傳統(tǒng)哲學的終結，因為他的哲學體系“以最宏偉的形式概括了哲學的全部發(fā)展”。在他的“博大”體系中，以往哲學的全部雛雞都終于到家棲息了。如果不拋棄黑格爾哲學由之孕育而成的，由笛卡兒的“我思主體”所確立的近代哲學的“第一原理”，如果不突破傳統(tǒng)哲學的思維方式，那么哲學要想還有所作為是不可能的。
19世紀中葉，實證自然科學已經得到充分發(fā)展，對傳統(tǒng)哲學產生著強烈的沖擊。首先，在自然哲學最終被清除的意義上，實證自然科學的發(fā)展使傳統(tǒng)哲學不斷喪失它的“世襲領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如果世界模式不是從頭腦中，而僅僅是通過頭腦從現(xiàn)實世界中得來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則是從實際存在的事物中得來的，那么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學，而是關于世界以及關于世界中所發(fā)生的事情的實證知識，由此產生的也不是哲學，而是實證科學。”其次，就哲學和自然科學作為知識體系而言，實證自然科學的發(fā)展，使二者無論是在世俗生活世界還是在理智生活世界，在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地位以及人們對它們的社會情感發(fā)生逆轉：自然科學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對象的素樸客觀性、理論體系的感受性、精確性和社會實踐的直接可感性。因此，實證自然科學的充分發(fā)展，一方面使其自身受到人們的普遍青睞，另一方面又普遍地使人們對任何形式的思辨的哲學形而上學體系發(fā)生懷疑，并導致曾經令世人嘆服的、在邏輯上極為精致的古典哲學體系在德國理智生活界的地位和聲譽El漸衰微。為了適應歷史條件的變更并拯救哲學的命運，有一大批學者，包括一些哲學家自己，采用了自然科學的實證態(tài)度，并試圖利用自然科學的經驗和方法來研究或“治療”哲學，以把哲學建設成為一門像自然科學那樣精密的知識體系。此時，剛剛興起的實驗心理學，特別是科學心理學思潮，既是這種理論沖動的表現(xiàn)，又是這種理論努力或嘗試在學術實踐上的主要形式，并被它的倡導者們認為是為所有的哲學問題提供基礎的一項真正的哲學事業(yè)。這就是哲學思維中的對后世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自然主義”態(tài)度和“心理主義”思潮興起的歷史根源。
二、生理學的發(fā)展及其哲學意蘊
生理學本身純粹是自然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屬于生物學范疇，是在解剖學的基礎上理解以物質形態(tài)而存在的人類有機體及其結構的功能活動。它與哲學的“聯(lián)嫻”產生了實驗心理學。這是因為，在傳統(tǒng)上，人的意識或人類精神活動現(xiàn)象屬于哲學的問題領域。但是，意識作為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產物，最終只能在作為個體組織而存在的人身上得到實現(xiàn)。因此。一旦生理學萌芽，便會在理論上構成一個素樸的信念，即將人的各種心理活動或精神活動如感覺、運動、思維等，理解為就是人的物質的神經組織的功能活動，從而將意識或精神納入生理學的研究領域。這就是無論歷史上還是現(xiàn)實中在接受過嚴格的自然科學傳統(tǒng)訓練的生理學家之間普遍流行并被堅持的一個理論構思。這一構思在理論上的成熟化，就意識或精神這一實質上構成了哲學前提的論題而言，必將否定哲學的權威性并取而代之。
在自然科學體系中，生理學經歷了艱難曲折的發(fā)展過程，波林曾對此進行過廣泛的考察，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生理學已經發(fā)展成為一門較為成熟的實驗科學，而且德國在這一領域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實驗生理學在19世紀上半葉的漸趨成熟，特別是有關神經生理學、腦的結構與機能和感官生理學的研究及其發(fā)展，直接導致了科學心理學亦即實驗心理學的誕生。關于實驗生理學和實驗心理學之間的這種過渡關系，波林曾提出了一個隱含重大理論意義的歷史事實。19世紀上半葉的生理學多以動物實驗為主要手段，這就決定了運動生理學先于感覺生理學。這個時期關于感覺現(xiàn)象的研究，多以感覺器的物理學為對象。與此同時，雖然生理學家不易處理感覺的問題，因為這一時期的研究沒有機械的記錄器可以構筑一個動物的感覺神經的終端，但他們在自己身內卻有可以接觸到的直接經驗，因而此類研究與心理學的關系更加密切的部分便采用了一種非正式的內省法。這種缺乏批判性的內省法若能產生任何其他科學家都易于證明的結果，我們便不必將此法精益求精。也不必子此法以一名稱，更不必提出現(xiàn)代行為學所提出的唯我主義的問題，盡管學者完成了這些種種觀察。可卻沒有對于其中一個因素即經驗的性質作批判性的討論。
正是因為當時的生理學家們沒有批判性地討論他們在自己身內可以接觸到直接經驗的性質，才使他們得以僭越自己的研究領域而進入心理學和哲學領域，從而直接推動科學心理學的誕生。這就是前述生理學家們的意識問題上的理論素樸性。后來的“純”哲學家們，特別是現(xiàn)象學傳統(tǒng)的哲學家們，堅定而強有力地掀起一場運動，以驅逐哲學思維中的“心理主義”并取得成功，正是以對我們每個人所擁有的這種直接經驗的性質進行自覺的批判性反思為基礎的。而在心理學領域，甚至直到現(xiàn)在，對經驗的性質的這種批判性反思卻令人遺憾地未達到這種自覺程度。例如，赫爾姆霍茨關于神經沖動傳導速率的研究，就其自身的性質而言，是純粹生理學的范圍，因而他很自然地就并未考慮其對心理學的影響。雖然就事實而言，歷史證明，這種影響對實驗心理學或稱科學心理學的誕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在以下意義上來理解這種影響的意義，即認為其研究的重大意義在于，對一種心理過程是可以進行實驗和測量的，過去無法形容的“靈魂”居然可以時間化了，從而增強了19世紀生物科學中的唯物主義傾向，那么，這種理解就以上述理論素樸性為前提的。
關鍵詞:共管理；管理學；社會管理論
內涵是關于事物的本質屬性。揭示事物的內涵是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的基礎和前提。然而，我國關于公共管理問題的討論與爭鳴雖早已開鑼，但對其內涵卻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見不一。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將管見和盤托出，就教于行家、學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與類型辨析
（－）關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與教育正在華夏大地興起，專家學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論文頗為可觀。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問題上，可謂見仁見智。不說中國，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國家也有類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學者認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難以確定。在此，本人擬作一次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嘗試，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為：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xiàn)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對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
作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運作等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但作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對象及其特點上，又與其他管理有明顯區(qū)別。以公共管理與工商管理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政府與社會公共組織的公共事務及其管理過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工商企業(yè)及其經營過程。兩者的具體差異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社會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組織利潤；二是管理性質不同，傳統(tǒng)的公共管理具有壟斷性，工商管理則具有競爭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傳統(tǒng)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工商管理以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們既要把握二者的聯(lián)結點，更要著力找出二者的差異處，以求對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認識。
（二）關于公共管理類型
為了加深對公共管理概念的認識，我們須進一步對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該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務。為了對“一切”有概括性認識，我們又要對它們作“類型”求解。筆者認為，就宏觀而論，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務可分為三類：一是國家公共事務二是政府公共事務，三是社會公共事務。
1．國家公共事務。據(jù)英國《大眾百科全書》對國家作出如下定義：“由政治單位在其管轄的范圍內制定規(guī)則和進行資源分配的機構。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執(zhí)行、行政管理。”這是廣義的政府（國家）觀。應當指出，這里所指的國家是特指狹義的國家，即廣義國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這種國家公共事務主要包括維護國家統(tǒng)一和，制定法律、法規(guī)，維護社會秩序等，側重于與國體、政體方面有關的，關乎整體職能把握的宏觀控制和影響類型的公共事務。
2．政府公共事務?！睹绹倏迫珪分赋觯骸罢辉~適應于管理團體和國家的機構及其活動。通常它指的是諸如英國或日本這些民族國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組織機構及法定程序，就這一方面而言，政府對已經確認為某一民族國家中成員的事務進行管理。由此可見，政府就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治理機構?！睉斨赋?，這是狹義的政府，它專指一個國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機關。這種政府公共事務包括政治選舉、行政區(qū)劃與國家禮儀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務、國家安全公共事務、對外關系公共事務、人事行政公共事務、財務行政公共事務以及機關內部的公共事務。
3．社會公共事務。這里的“社會”并非“人類社會”的廣義“社會”涵義，而是專指“政府管理社會”中的中觀的“社會”，這里的“社會”，即將社會管理與政治、經濟管理職能并列的一個領域，它主要涉及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聯(lián)系的社會公共事務。這種社會公共事務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醫(yī)藥衛(wèi)生、體育等公共事業(yè)；社會服務、社會公用事業(yè)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公共事務等。這種類型的公共事務與全體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聯(lián)系最緊密，同時這部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是直接以全體社會成員為實施對象，因此，它所顯示的社會公共性也最強。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由于紛繁復雜的公共事務可以歸納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三大類，因此，我們也應該把種種公共管理歸結為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公共管理。正是這“三足鼎立”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統(tǒng)一的龐大的公共管理體系。我們既要從個性去分清它們的差異，又要從共性去歸納它們的統(tǒng)一，用共性與個性相聯(lián)結的辯證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諦。
二、社會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會公共管理構成的，因此，“國家”、“政府”、“社會”都分別是公共管理的內涵之一，然而，比較而言，只有“社會”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對此，可以從如下幾方面闡述：
（一）公共管理主體的社會性內涵
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下面分別闡釋它們的社會職能特征。
1．國家的社會職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fā)展階段上的產物。只有到了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于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因此，國家來自社會，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是社會內部矛盾發(fā)展的結果。
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從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出發(fā)，認為國家的產生是社會契約的結果。該學說認為，在國家產生之前，人類處于一種自然狀態(tài)之下。在這種狀態(tài)下，每個人都有運用上天賦予他自己的價值和趨利避害的權利。然而，每個人在運用上天給予的權利去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的時候，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為了不致于使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將自己和整個社會歸于毀滅，于是人們運用理性來解決沖突。即人們坐下來協(xié)商，將上天賦予他們實現(xiàn)自己價值的權利部分或全部地轉讓給“者”，權利讓渡的過程就是國家產生的過程，而這個“者”就是國家。這種以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為核。動的社會契約學說，把人們契約的原因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把國家說成是人們契約的結果，從而否認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這固然不對，但是，它肯定了消除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契約內容。因此，社會契約理論雖然否認了國家是社會矛盾運動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但表達了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國家來自于“社會契約”的觀點。國家的產生和存在表明國家和社會是不可分的。國家不是從外部強加給社會的力量，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社會是國家產生、存在的基礎。這清楚地表明了國家的社會性特征。還有，國家不僅不是從來就有的，而且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當社會發(fā)展到具備消滅階級的條件時，國家就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這也是國家依賴社會的表現(xiàn)。此外，國家根據(jù)社會發(fā)展的不同，對社會也發(fā)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說，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就整體發(fā)展趨勢和規(guī)律而言，社會越向前發(fā)展，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jié)的能力越強，國家對社會發(fā)生作用的領域就越小，作用的強度也越弱。由此，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呈現(xiàn)出這樣一種發(fā)展趨勢：在政治統(tǒng)治職能不變的同時，國家的經濟職能、社會事務管理職能和科技文化職能不斷擴展；政治性。統(tǒng)治性職能越來越依賴于管理性、服務性職能作用的發(fā)揮?？傊瑖掖嬖谟谏鐣校陨鐣拇嬖跒榛A，我們不能離開社會來談國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會服務作用。作為國家伴生物的政府，與國家一樣，僅僅同社會發(fā)展的一定階段相聯(lián)系，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要永遠存在下去。政府作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其產生是社會發(fā)展的需要，而且其對社會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職能，也是以社會的發(fā)展需要為基礎的。當代政府與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異，都是因為社會的發(fā)展在政府的各個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時代社會的具體發(fā)展要求和時代特征所使然。還有，歷史上政府行使權力的方式和對社會發(fā)生作用的范圍不同，并不取決于統(tǒng)治者個人的意志，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體現(xiàn)了社會對統(tǒng)治者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納、代表和反映社會對它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對社會的要求沒有任何回應能力，那么，這個政府就是一個沒有能力的政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政府的生命力來自于它的社會服務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其行為導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規(guī)定的規(guī)則為行為導向，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強政府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從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來的有效舉措。
3．社會公共組織的社會性特征。至于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各種社會性組織，它們本身就是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組織。只不過在階級社會，各種社會組織是依附于國家和政府組織的，是作為國家和政府組織的附屬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階級的烙印，有著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和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jié)、自我服務能力的增強，這些社會組織必然要逐漸擺脫這種依附的地位而成為獨立主體。在國家、政府消亡了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就將依靠這些社會性組織來進行自我管理，規(guī)劃和實現(xiàn)社會發(fā)展。只不過到那時它們已經完全喪失掉了階級性、政治性。因為，在對人的統(tǒng)治與管理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的時候，這些組織就變成了純粹的管理性的組織。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各種社會組織還不能真正成為獨立的組織，社會仍然將處于國家組織、政府組織與這些社會組織同時管理、雙軌運行的局面。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們的社會性。隨著我國政府公共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與完善，隨著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政府承擔的大量社會職能將更多地由社會組織去承擔。我們應當順應社會歷史潮流，不斷擴大社會組織的社會自主性，擴大這些組織的社會性成分，向著它們成為真正的社會組織遠大目標邁進。
（二）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公共管理的對象，即公共管理客體，就是社會（這是廣義的“社會”）公共事務。根據(jù)各自性質的不同，社會公共事務又可分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在這里，可以說，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和社會性是同義語。因而，我們研究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也就轉換到研究以公共管理為對象的公共特性上來。
“公共”的對立面是“贏利的”、“私人的”和“企業(yè)的”。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可以大略從以下幾個側面去分析。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xiàn)于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門或公共服務機構，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組織。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論述的，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體，就是國家、政府以及社會各種公共組織。
2．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xiàn)了公共管理活動的性質和目的，在于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務。
正如所揭示的，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是統(tǒng)治階級用來進行政治統(tǒng)治的工具。但即使這樣，在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社會之中，運用公共權力所進行的政治統(tǒng)治，也必須是以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為基礎，以執(zhí)行社會性職能為基礎。因為這是國家、政府賴以存在和發(fā)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政治權力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職能為基礎的”、“政治統(tǒng)治只有在它執(zhí)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xù)下去?！彼€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它們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總經營者。”這些論斷表明，理論作為有鮮明階級性的革命的理論，也從來沒有忽視政治統(tǒng)治的社會性基礎。相反，而是把社會性提到了政治統(tǒng)治得以維持的基礎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
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進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礎上，揭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指出：“現(xiàn)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這一著名論斷不僅揭示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而且說明了管理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特征。只不過，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個別資本家或工廠主管理工廠、企業(yè)的方式，它主要是通過立法形式進行管理并具有強制的性質。因此，國家、政府的公共性（社會性）特征，主要的表現(xiàn)在于，它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xiàn)。它體現(xiàn)的正是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因而它總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會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還要認識到，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性質和目的，也在于為了維護和實現(xiàn)公共利益，有時甚至實現(xiàn)個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務，如向貧窮者提供社會救濟等。當代西方國家的政府改革運動，主張以社會公眾的偏向和需要作為政府行為導向，強調顧客意識，樹立服務對象為上帝的觀念，正是在這種公共事務的社會性要求壓力下，采用新的統(tǒng)治手段與方法，從而也使西方國家政治統(tǒng)治進一步鞏固，實現(xiàn)其自身的利益。
應當指出，這里講的“公共”、“社會”是抽象的范疇，現(xiàn)實的“公共”、“社會”卻是十分具體的，是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因此，資產階級要做到真正凌駕于社會、代表整個“社會”是不現(xiàn)實的，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來表述，是很確切的。但其社會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動和過程的社會性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xiàn)了公共管理活動的社會責任和績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動的績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對績效決不能簡單地用利潤或效率標準來進行衡量，而是必須用服務效果、質量和公眾滿意的程度等多種尺度作標準。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公共行政學理論，基于對傳統(tǒng)行政學以經濟和效率為基本目標，忽視了公共行政所應肩負的廣泛的社會責任，其結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經濟發(fā)展時代，長期存在著普遍失業(yè)、貧窮、疾病、無知和絕望，構成對現(xiàn)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脅的批判，從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應將“效率至上”轉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組織設計方案應遵循的兩個基本目標：其一是顧客導向的行政組織形態(tài)，即以公眾——公共行政服務的顧客的需求作為行政組織存在和發(fā)展的前提；其二是應變靈活的組織形態(tài)，即加大組織結構的彈性，以便能夠對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應。將社會公平和廣泛的社會責任提高到作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價值目標，倡導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學理論的主要貢獻。為此，這一理論也成為了西方國家政府改革運動所依據(jù)的一項重要理論。這種強調政府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行為導向，納稅人以政府實際的工作結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過程為納稅尺度的理論，有效地推動了政府提高為社會公眾服務的質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務和活動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體現(xiàn)了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產品供給的廣泛參與，以及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的廣泛參與，主要表現(xiàn)在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通過立法、司法機構對政府行為的約束，以及通過各種渠道對政府活動的輿論監(jiān)督等，從自身利益的關。心和實現(xiàn)角度，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在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由政府的壟斷供給轉變?yōu)橥ㄟ^合同出租和非國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攬?zhí)峁┕伯a品的單一化轉變?yōu)槊駹I化，將其投放市場，由各個競爭主體和社會公眾自己來提供；對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會的公共產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競爭招標手段，交給社會公眾承擔。在實現(xiàn)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方面，也由原來的“黑箱”操作，變?yōu)椤敖痿~缸里生活”，讓社會公眾知曉，讓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介和公眾了解活動內容，隨時可以進行檢查、調查和監(jiān)督。電子政務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進一步增強。上述種種公開性、參與性及其非國有化等關于公共管理過程的環(huán)節(jié)和變化，實際上都是公共管理社會性的體現(xiàn)。
總之，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都是公共事務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社會性都是它們的共同性內涵、基礎性內涵。我們應從最普遍、最基本的意義上去準確把握這種社會性特征的內涵，并以其為一個重要依據(jù)，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建設，包括構建嚴謹?shù)墓补芾韺W學科體系。
三、應當注意的兩個問題上面集中闡述了公共管理的社會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蓋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內涵。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一定階級的國家機器（包括政府）是實現(xiàn)該階級政治統(tǒng)治的政治組織。因此，歷來國家、政府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性，這已是常識性的問題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義上的社會公共管理組織，也或多或少具有階級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會政治團體，不可能沒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講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講政治”的。因此，這里就有一個正確把握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問題。
（一）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是相輔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會性是政治性的基礎，政治性寓于社會性之中，沒有社會性就沒有政治性。我們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時，一定要明確社會性的這種基礎地位與作用，堅持以是否推動社會進步，是否符合社會發(fā)展方向作為先進的與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標準。
2．政治性是社會性的保證，社會性以政治性為指導。在階級社會和存在著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沒有政治性也就很難或者無法體現(xiàn)社會性，實際上，沒有全面地體現(xiàn)社會性，在階級社會里，不靠國家、政府把社會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內，社會難以存在，更不用說進步與發(fā)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堅持用先進的、科學的政治去保護和發(fā)展社會。
（二）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不斷向最高（終）目標邁進
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是相互依存、對立統(tǒng)一的關系，從徹底的唯物辯證的宇宙觀來看，從時間論，社會性比政治性更長久。因為國家、政府產生之前就有人類社會了，國家、政府還將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而社會將長期（不是永遠）存在著。再者，從空間論，廣義的“社會”是指人類社會，包括國家、政府以及社會上的一切存在，而國家、政府則是人類社會系統(tǒng)中的一個或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簡言之，社會性要比政治性寬泛的多。從時間論，政治性存在于社會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漫長的階段，社會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長久得多。作為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路就在腳下”，應該著眼長遠，著手當前，正確地做好當前所承擔的每一項公共管理工作，為實現(xiàn)無階級、無國家、無政府的，我們的先賢所謂的“世界大同”的目標而奉獻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熱和光。公共管理的社會化改革也稱得上是朝著這個遠大方向努力的一個工程！
四、根據(jù)公共管理的客觀屬性構建公共管理的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和重點。公共管理研究在這方面雖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問題了。事實上，尚有不少問題需要深入地研討。其中，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就是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建問題。
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建需要解決的一個難題是“界域”問題。即這里講的學科體系是“門類”學科體系，還是一級學科體系，或者是一門公共管理課程的體系。就“公共管理”而言，還有一個綜合“三界”（國家、政府、社會）的公共管理與分門別類的公共管理的關系問題。筆者這里擬按“公共管理概論”的范圍定位提出一個研討意見。
社會心理學是心理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受到來自兩個學科的影響。在社會心理學內部一開始就存在著兩種理論觀點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謂社會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和心理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在解釋社會心理現(xiàn)象上的不同理論觀點，并不妨礙社會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應具備的基本特點。
一般來說，普通心理學是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客體包括自然客體與社會客體。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特殊關系，即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普通心理學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所獲得的規(guī)律可以應用于社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關系所獲的規(guī)律也可以豐富普通心理學。普通心理學傳統(tǒng)上著重于研究個體、個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社會心理學則著重于研究群體中的個體、群體、人與人、人與群體的關系。
社會心理學與個性心理學的關系更加密切、更加復雜。美國心理學會迄今仍把個性與社會心理學放在一個分支里。一般說來個性心理學是研究個性特質形成和發(fā)展的規(guī)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關系、涉及較穩(wěn)定的心理特質，而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直接社會情境對個人的影響以及個人對這個情境的解釋的作用。社會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發(fā)現(xiàn)表明，直接社會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會心理學的專題研究，開始于19世紀下半期。1860年出現(xiàn)了拉察魯斯和斯坦塔爾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系列論文。此后，塔爾德的《模仿律》西格爾的《犯罪的群眾》、勒邦的《群眾心理學》等著作陸續(xù)出版，為社會心理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908年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和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分別出版了社會心理學專著。這標志著社會心理學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德國心理學家默德開創(chuàng)了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雖然用實驗方法研究社會心理學問題，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關于社會促進的實驗研究，但真正開創(chuàng)、推廣這個方向的是奧爾波特和默德。在他們之后，實驗社會心理學才開始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成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流。
奧爾波特的著作《社會心理學》問世以后，社會心理學進入一個快速發(fā)展時期。1928年瑟斯頓提出了態(tài)度測量法，把由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開始并成為當時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的態(tài)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諾提出了社會測量法，用以測量群體內人際吸引和排斥問題。1938年勒溫把場論引進社會心理學，提出了個人生活空間或場的概念，認為行為是個人特點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數(shù)。20世紀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勒溫的影響下，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群體影響和態(tài)度問題。
50年代，阿施等人開展順從的研究。以霍夫蘭為首的耶魯學派發(fā)表了一系列有關說服的研究。費斯廷格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這個理論成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際關系心理學》一書奠定了基礎的歸因理論成了研究重點。80年代以來，認知社會心理學和應用社會心理學日益受到重視。
中國社會心理學在50年代以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過。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紹過作為心理學重要分支學科的社會心理學。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眾心理學》、麥獨孤的《社會心理學導論》以及奧爾波特的《社會心理學》等重要著作的譯本，中國學者自己也編寫了一些社會心理學著作。
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課題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會心理學側重于研究大型群體和群眾的心理現(xiàn)象，如拉察魯斯、斯坦塔爾、馮特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塔爾德、西格爾和勒邦關于群眾心理的研究。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還有影響，如塔爾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體極端化和個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紀初態(tài)度的研究成為中心。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出現(xiàn)以后，社會促進的研究成為中心。以后，群體過程、說服、順從、認知失調、歸因等分別成為某一時期的研究中心。
美國是研究社會心理學最多且最有影響的國家，它的研究課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響到其他國家。1980年，美國心理學家斯密斯等人對1979年美國主要社會心理學刊物發(fā)表的文章作過一項調查。這項調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歸因及態(tài)度和態(tài)度改變，論文達50篇以上；其次是社會和人格發(fā)展以及認知過程，達40篇以上。
一、社會科與歷史學之關系
歷史教學是關于歷史學的教育，而社會科與歷史學有密切的關系，由此，便可知歷史教學與社會科可以發(fā)生聯(lián)系。全美社會科協(xié)會對社會科課程的解釋為:“社會科是一門將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各學科領域進行整合研究的課程，旨在促進公民能力的發(fā)展。在學校課程中，社會科運用人類學、考古學、經濟學、地理學、歷史學、法學、哲學、政治學、心理學、宗教和社會學等學科材料，以及人文科學，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中的恰當內容，為學生提供了相互聯(lián)系的，而且又是非常系統(tǒng)的社會研究機會?！保?］從社會科定義的角度可知，歷史學可以作為材料為社會科所用，進行綜合的研究。在韋斯里的社會科課程“六型說”(包括各科目獨立型、非系統(tǒng)相關型、系統(tǒng)相關型、統(tǒng)合型、中心統(tǒng)合型和融合型)中，“中心統(tǒng)合型”便是以歷史學為中心的。反之，社會科作為一門綜合性質的課程，當然也可以為歷史學所用。這體現(xiàn)在如果運用社會科的研究視野，當我們學習和研究歷史時，思路就會更加寬廣些，研究的角度會更加靈活多變，同時更能夠較容易地去理解歷史、感悟歷史。
二、社會科在歷史教學中的應用
如上所述，當歷史學與社會科發(fā)生聯(lián)系之后，歷史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同社會科發(fā)生著聯(lián)系。社會科可以從很多角度去審視歷史教學問題，這種多角度的審視首先體現(xiàn)在社會科對課程觀的理解上。從課程的價值取向上分，課程設置模式可以分為學科本位課程、學生本位課程和社會本位課程。學科本位課程包括了相關課程、融合課程、廣域課程。學生本位課程屬于經驗型課程，它將學生的生活經驗作為綜合課程基礎，通過活動獲得直接經驗，并對知識經驗進行綜合。這種理論來源于杜威的實用主義，強調健全人格的形成。社會本位課程是以社會問題為中心來組織教學內容，打破學科界線，自成學習體系。從這個角度來說，社會科為歷史課程的改善提供了視野，它能夠使歷史課程回歸其求實求真的本真。具體到歷史教學的操作環(huán)節(jié)，運用社會科綜合多種學科的多角度視野，可以幫助教師更高效地完成歷史教學任務，同時使學生的思維得到鍛煉，培養(yǎng)學生積極思考的能力。舉一具體案例來說，在講述岳麓版高中歷史必修二第七課《新航路的開辟》一課時，如果不從社會科的視野講述，一般的教學過程是首先講述新航路開辟的原因，包括對香料、對黃金的追求，商路不暢，擺脫動亂的需要，傳播基督教。其次要講述新航路開辟的條件，這又包括了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兩方面?？陀^條件是羅盤針的普遍使用，繪圖技術的進步，具有較強抗風力的海船的建造，主觀條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的支持。再次要講述新航路開辟的過程，具體說就是四位航海家迪亞士、達•伽馬、哥倫布和麥哲倫的海上探索過程。最后講述新航路開辟的意義，即影響———引發(fā)了歐洲的商業(yè)革命，美洲的金銀礦的開發(fā)及其傳統(tǒng)社會遭到滅頂之災，非洲開始了罪惡的黑奴貿易，白銀大量流入亞洲以及世界由分散走向整體。當我們把《新航路的開辟》放在社會科的角度去思考如何講述時，會發(fā)現(xiàn)更好的方法。首先，我們先要考慮歷史學科的特點也就是本課的主線，即要梳理新航路開辟的來龍去脈。從原來的航線到已開辟的航道的歷史經過。這個過程可以由學生自己根據(jù)教材和搜集的資料去整理出來。教師的角色是提供給學生搜索資料的路徑和方法，指導學生發(fā)現(xiàn)和運用資料。當然這一過程中可以采用小組合作的方式展開。除了歷史學科本身的思路之外，我們還可以動用其他學科的知識，比如在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時，正是因為他不知道具體的地理知識———洋流的作用才會導致他誤認為自己已經到達了非洲。而且整個航海探險的過程完全可以由學生操作地球儀自己動手指出新航線的路徑是什么。再從美術學科的角度，可以讓學生動手畫出地圖上大洲大洋的輪廓圖，用不同顏色的筆標出幾位航海家的航線。從政治學的角度，分析當時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是何種國家形態(tài)，從而可以得出為何兩國會支持四位航海家的海上探險，這同樣可以動用經濟學的知識去分析貴族及皇室支持他們的原因。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講，通過分組討論，培養(yǎng)學生的交流能力，使其能夠自由恰當?shù)乇磉_自己的觀點。
作者：陳芳芳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在威廉斯看來，文化問題的研究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文化并非是獨立的，它的發(fā)展始終受到物質生產方式的制約；二是文化絕不是由物質簡單派生出的從屬現(xiàn)象，它有自身獨特的結構與發(fā)展規(guī)律，文化生產也是一種社會的、物質的過程，它是人類社會發(fā)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生產是一種不斷制造和產出意義的過程（即文化生產是一種表意的實踐活動）。要準確把握文化的社會學性質，必須抓住以下環(huán)節(jié)：
1．構形（formation）。在文化問題的研究中，威廉斯一直不滿意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劃分以及他的反映論思想。威廉斯認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二元劃分不僅否定了文化等因素的自主性，也否定了文化生產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與影響，更忽視了文化生產在物質生產中的地位。如果說馬克思那個時代文化生產還沒有直接參與到經濟生產中去，這種劃分還有一定意義的話，那么，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生產已成為重要的經濟現(xiàn)象時，這種劃分的局限性就顯現(xiàn)出來了。另外，反映論總是把文化看成是社會物質過程的一種反映，這實際上否定了藝術活動自身的特質。在威廉斯看來，藝術活動的產物———藝術品，既是物質性的，又是想象性的。當然，威廉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的唯物主義性質，而是希冀以新的理論成果充實這一理論。在他看來，要準確說明文化發(fā)展在社會發(fā)展中的地位與性質，在文化理論中引入“構形”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威廉斯的構形事實上就是文化的一種能動創(chuàng)造，這種創(chuàng)造不僅表現(xiàn)在文化內容上，而且還表現(xiàn)在文化形式上。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他從藝術理論中的“典型性”概念切入。在他看來，“典型”具有兩種方式，一是作為“形象象征”或“符號象征”，二是作為某種具有重大意義的事物類別的表征性的實例。第二種方式在那里是經常被應用的，但第一種方式卻鮮有提及，它是被法蘭克福學派等西方提出并加以發(fā)展的。威廉斯認為，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十分重要，它對理解文化特別是藝術活動的獨特性起著關鍵作用。威廉斯提出的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實際上是一種組織結構或塑造形式的過程，即“構形”。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我們以威廉斯對語言問題的分析作參照（在威廉斯看來，文化問題的研究離不開對語言的分析，只有準確理解了語言的實質，才能準確理解文化的實質與發(fā)展。因為，文化總是要借語言的形式存在與發(fā)展。換一個角度看，文化也是眾多符號之一，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自然也要符合符號共性規(guī)律）。威廉斯認為，正是沃洛希諾夫的語言理論使語言問題的研究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沃洛希諾夫認為，語言符號具有“二重性”，它既跟外部世界有關，又跟符號系統(tǒng)的內在結構形式有關；但是符號既不等同于客觀對象及其所指示或表達的事物，又不完全取決于結構形式，而是結構形式與外部關系約定俗成的結果，是一種“接合表述”（articula－tion）。這種約定俗成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個人言語活動與社會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威廉斯認為沃洛希諾夫語言理論的獨特貢獻就在于，“他是把整個語言問題放在那種總體的理論格局當中加以重新考慮的。這使他能夠把‘活動’（洪堡之后的那種唯心主義強調之所長）看做是社會活動；又把‘系統(tǒng)’（新的客觀主義語言學之所長）看做是與這種社會活動密切相關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們襲用的觀念那樣，把二者看做是相互分離的。于是，一方面，他吸取了這些不同的傳統(tǒng)之所長；另一方面，他又逐個使它們顯露出相關的缺陷”②。在威廉斯看來，“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就是要發(fā)現(xiàn)文化是如何在不斷構成結構或模型中發(fā)展的。不過，對待這種文化構形，必須像沃洛希諾夫對待語言符號那樣，把它放在總體理論格局中加以把握。既要看到這種文化構形對文化發(fā)展以及社會與個人發(fā)展的影響，更要看到個人活動與社關系的變化對這種文化構形發(fā)展的影響。
2．霸權（hegemony）。只了解文化的構形方法，對文化社會學研究來說顯然還不夠，必須進一步了解文化存在的樣態(tài)。對此，威廉斯采取了與一般把文化納入意識形態(tài)研究不同的思路與方法。在他那里，文化研究是不包括意識形態(tài)問題的，甚至文化處于意識形態(tài)之外；意識形態(tài)是指相對正規(guī)的、被清晰表達出來的關于意義、價值與信仰的體系，而文化則相對而言是指不那么正規(guī)的、不完整的關于意義、價值等的思想意識；意識形態(tài)影響的范圍比較狹窄，而文化影響的范圍則相對廣泛，它幾乎影響到人們生活的每個方面。他認為，人們在現(xiàn)實社會中存在著財產、能力、地位的不平等，由此導致文化的差異與權力關系。對這種差異與權力關系最好的解釋方式就是“霸權”。由于統(tǒng)治階級掌握著社會財富，在社會關系中處于統(tǒng)治地位，因而他們的文化必然在社會中處于霸權地位。不過，霸權不等于強權。他說：“葛蘭西對‘統(tǒng)治’（主導）和‘霸權’作出了某種區(qū)分?！y(tǒng)治’體現(xiàn)為直接的政治方式，體現(xiàn)為緊急時期采用的直接或有效的高壓強制手段。而在更為通常的情況下，它卻是一種由許多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文化力量組成的復雜關聯(lián)體。至于‘霸權’（根據(jù)不同的解釋），則或是指這種關聯(lián)體，或是指作為這種關聯(lián)體必要成分的那些能動的社會力量和文化力量?！雹儆捎谖幕瘽B透在人們生活的全過程，并隨著生活的變化而變化，因而想用一種精神力量統(tǒng)攝所有領域這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威廉斯看來，霸權的影響力不完全在于強制人們接受，更在于通過自我確證讓人們自覺接受，并以此付諸行動從而實現(xiàn)人的社會化過程。因此，霸權不是一種統(tǒng)一的總體力量，不是一種系統(tǒng)或結構，而是一種由種種彼此分離甚至完全不同的意義、價值和實踐適當組合而構成的復合體。依賴這些從根本上體現(xiàn)特定經濟現(xiàn)實活生生意志（從廣義上講，即政治意志）的意義、價值與實踐，霸權就完成了組構文化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功能。由于現(xiàn)實生活是發(fā)展的，總會出現(xiàn)一些新的領域和新的因素，因而霸權也呈現(xiàn)為一種流動的過程。它隨著新領域與新因素的出現(xiàn)不斷發(fā)展自身，并在與對抗因素斗爭中修正自身。所以，威廉斯感嘆地說：“在復雜的社會中，文化分析最有趣又最困難的部分是試圖在霸權的那種能動的、構成性的但也是發(fā)生著變化的過程中把握霸權本身?！雹?．主導文化、殘余文化與新興文化。有霸權自然就有對抗與斗爭。為了更好地說明霸權與對抗的關系，威廉斯提出主導、殘余與新興三個概念。威廉斯認為，在對文化霸權與對抗的關系分析中，首先必須考慮的是“時代”概念，這個“時代”可用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等來表征，與此相對應的分別是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時代文化是對不同時代以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社會整體的反映，體現(xiàn)的是一種文化體系。這種文化體系可以從總體上影響相應時代的文化特征。但由于時代文化過于抽象，若僅僅停留于此，就會失去對不同時代具體階段文化特征特別是對文化發(fā)展具體過程的把握。要想具體了解這一過程，就必須認真分析不同時期文化主導與殘余、新興的關系。所謂殘余，就是有效地形成于過去，但卻一直活躍在當前文化過程中的事物；它既是過去的某種因素，也是現(xiàn)在的有效因素。殘余在社會中存在，不僅因為它是作為傳統(tǒng)的組成部分對文化發(fā)展起著重要作用（威廉斯認為文化發(fā)展是離不開傳統(tǒng)的），更因為任何社會中總會存在一些用主導文化術語無法表達或確認的經驗、意義和價值，它們往往會保留殘余文化及相應術語。這就決定了殘余文化與主導文化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由于殘余文化涉及的都是主導文化無法涉獵的領域，在某種意義上它就取代了主導文化（至少在殘余文化涉及的領域是如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與主導文化存在對立關系。但主導文化對殘余文化這一特點十分清楚，它總會設法滲透或收編殘余文化。威廉斯認為，在社會發(fā)展的某一階段特別是當主導文化在某一特定時期存在明顯缺陷時，殘余文化的作用就會凸顯。人們會因為主導文化沒有很好解決，而殘余文化卻可以解釋某種現(xiàn)象，進而對主導文化產生質疑，并由此對殘余文化產生一定認同。盡管如此，威廉斯仍認為真正代表文化發(fā)展方向并對主導文化產生重大威脅的不可能是殘余文化，而是新興文化。威廉斯指出：“在任何一種現(xiàn)實的社會結構中（尤其是在這種社會的階級結構中）總是存在著某種適應于文化過程中那些要取代主導的或與主導對立的因素的社會基礎。在理論核心論述中，有對于這種基礎中的一類所作的精彩的闡發(fā)：某一新興階級形成了，新階級的意識覺醒了，并且就在這種形成和覺醒中，（通過現(xiàn)實的過程）新的文化構形因素（常常以不平衡的方式）興起了。由此可見，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這種興起在文化過程中顯得格外突出?！雹俨贿^，在威廉斯看來，僅看到新興文化的階級基礎還是不夠的，還要看到新興文化可能產生的社會領域。跟殘余文化類似，新興文化首先產生的領域往往是那些主導文化沒有涉獵或無法確認的領域。在威廉斯看來，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涉及人類生活的所有經驗領域，越是滲透力強的主導文化，問題會越多，暴露的矛盾會越尖銳。這樣反而刺激了新興文化的產生與發(fā)展。當然，新興文化的發(fā)展之路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但它最終會發(fā)展壯大并代替主導文化，成為未來社會的新主導文化。威廉斯說：“在我們這個時代（同其他時代一樣）里，新興文化實踐的客觀存在是不可否認的，它同客觀存在著的能動的殘余文化實踐一道，構成了未來的主導文化必要的復雜因素?！雹?/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