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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博弈論;實驗教學法;創新能力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2-0260-02
“經濟博弈論”是一門將博弈論原理與經濟問題相結合,分析經濟活動中各博弈方的對策選擇的學科。傳統經濟學往往忽略經濟活動中各個方面行為或決策時相互之間的反應。博弈論彌補了傳統經濟學的這一不足之處。目前博弈論在經濟學領域已經引發了一場全面的革命。在傳統的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側重對經濟理論的闡述,忽視理論的具體應用。實驗教學法能夠讓學生親身參與,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在“經濟博弈論”課程中運用實驗教學法可以使學生取得更好的學習效果。
一、“經濟博弈論”中實驗教學的總體思路與教學體系
在“經濟博弈論”課程中,設計和組織適用于教學目的的實驗,讓學生作為被試參加實驗,甚至參與到實驗設計中來,是使學生理解抽象的博弈理論以及培養創造型人才的好方法。
20世紀40年代,哈佛大學的張伯倫教授首先在課堂上進行經濟學實驗。史密斯教授發展了一系列實驗方法,為實驗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1]。目前實驗經濟學應用范圍遍及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博弈論是實驗經濟學最重要的應用領域之一。經濟學家對博弈論中許多著名的模型都進行了實驗,出版了很多實驗報告。這些研究成果可以幫助我們設計“經濟博弈論”中的實驗。
“經濟博弈論”中的實驗可以分為兩類:驗證型實驗和研究型實驗。驗證型實驗是為檢驗理論所設計的實驗。在簡化的實驗室環境下,實驗者能對被檢驗理論的自變量進行良好的控制,從而能比非實驗方法更好地確定各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學生通過實驗能加深對博弈理論的理解。
對少數拔尖學生還可以讓其參與研究型實驗。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在學習博弈理論的基礎上進行實驗設計。例如,在反復的試驗中發現和前人不同的結論,這為根據實驗數據建立新的理論提供了證據。研究型實驗的一個重要領域是制度設計。過去的制度設計一般通過理論和邏輯推理得出,這可能會導致重大的制度設計失誤。通過研究型實驗可以借助實驗室環境檢驗制度的效果,并進行改進。
二、“經濟博弈論”中實驗教學法的基本環節與內容
(一)基本環節
1.實驗設計。在實驗設計時,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實驗指導語和實驗變量的選擇。在實驗指導語中應包括實驗的重要信息,例如資源與信息的初始存量、各被試可能采取的行動集合、實驗各個階段的簡單的示例說明。指導語應該簡明具體,容易為被試所理解。在實驗中,可以直接控制多個變量。例如,博弈規則可以控制,博弈參與者的可選方案集合也可以控制。為了將無法控制的干擾變量從處理變量中獨立出來,應該將被試進行隨機化分組。
2.實驗實施過程。在實驗前教師應該做好準備工作,如用作實驗的道具以及現金等。有時還應該要求學生提前閱讀實驗規則。在宣布實驗開始后,把實驗指導語發到學生手中,由教師大聲讀出并向學生解釋有關問題。實踐證明,有的學生由于注意力不集中等原因,容易誤解實驗規則,導致實驗結果不理想。然后按照規則進行實驗。教師觀察和監督實驗過程,提醒學生遵守規則,做好實驗記錄。
3.實驗結果討論。實驗結束后,教師及其助手整理實驗數據,得出結果。接著宣布實驗結果,并引導學生思考相關問題,重點是比較理論預測結果與本次實驗的異同,對不同之處認真分析其原因。
(二)基本內容
“經濟博弈論”的許多理論都可以用實驗來檢驗和發展。可以考慮進行以下實驗:
1.協調博弈實驗。協調博弈在許多經濟問題中都存在。協調博弈實驗能夠幫助學生理解合作的困難以及給參與人可能帶來的福利增加。例如,協調博弈實驗可以通過撲克牌來進行。教師發給每個學生兩張撲克牌,一張紅色,一張黑色,兩個學生配對。選擇黑色撲克牌的人得到1元錢。選擇紅色撲克牌的人則要根據對方的選擇來獲得收益,如果對方與自己選擇一致,則紅方得到5元錢,否則得益為0。
2.選美博弈實驗。選美博弈是一種測量重復刪除劣策略步數的工具,可以引發學生思考人們在博弈時是否具備完全理性。教師要求n個學生每個人i同時在區間[0,100]中選擇一個數字xi。用p(0
3.最后通牒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可以檢驗人們對不公平的反應。教師將參與的學生分組,每組兩人,并任意指定一組中兩人分別為A和B。先由A提出按一定比例分配一定數量的錢,而B有權接受或者不接受該方案。如果B接受該方案,則二者各獲得由方案所決定的金額。如果B拒絕該方案,則他們都將一無所獲。如果B最大化其收益,則他會接受任何分配方案。如果A最大化其收益,并且預期到B也追求收益最大化,那么他將決定分給B一個最小金額即0元。我們的研究表明A大多將總金額的30%～40%分給B,當A分配給B的比例小于20%時,超過50%的B選擇拒絕。這個結果與理性經濟人最大化其收益的假定不符 [1～2]。
除上述實驗外,還可以進行囚徒困境博弈以及公共物品博弈等實驗。這些實驗對于學生深入理解博弈論的思想有著重要意義。
三、實驗教學法在“經濟博弈論”教學中的優越性
將實驗教學法運用于“經濟博弈論”課程,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能夠讓學生準確掌握理論,提高創造能力。
1.深化學生對理論的理解。“經濟博弈論”包含大量的理論模型,對大學生來說,由于其實踐經驗較少,會感到很抽象,造成學習上的困難。單純的理論講解使得學生沒有驗證理論的機會,難以引起學習興趣,造成教學效果不好。
2.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學生在實驗中模擬現實的一些情況,進入完整的實際操作情景,通過對實驗程序和規則的掌握以及分析和討論實驗結果,可以歸納出其中所包含的規律,從而培養了學生綜合分析約束條件并進行創造性解決的能力。
參考文獻:
[1]張耀輝.實驗經濟學教程[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1-126.
[2]董志勇.實驗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77-81.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the Economic Game Theory
YAO Tao,LIU Qian-qian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unications,Chongqing 400065,China)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 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 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 同理， 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 （Jenkins， 2008: 10）。 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 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 是繼“信息社會”、 “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 “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 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 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 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 “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 ，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 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 2002: 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 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 12）。在互聯網時代， 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 Shin (2006) 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 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 (2001) 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 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 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 (Casta?eda， 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 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 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 (p. 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 (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 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 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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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1 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同理，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2 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3 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4 總結與未來趨勢
【關鍵詞】博弈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
自80年代中期開始，博弈論的廣泛應用促使經濟學經歷了一次巨大變革，而且，目前這場變革還在加速進行。博弈論是數學的一個分支，1951年納什的文章和1953年夏普里的文章都是發表在數學雜志上。但博弈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上的應用卻最為廣泛成功。經濟學是研究資源如何有效配置以達到或實現既定目標的一門學科。但從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來看，這種觀點將被另一觀點所取代：經濟學是研究人的行為，即研究理性人的行為。博弈論在短短10余年對經濟學產生的如此深刻的影響是史無前例的。近年來，博弈論的思想和建模方法已滲透到了幾乎所有的經濟分析領域。而影響最大的便是微觀經濟學，甚至可以說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
80年代以后博弈論迅速地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其原因在于它建立起了一個內容豐富、體系健全、邏輯合理和更加貼近現實的經濟學分析體系。博弈論不但強化了經濟分析的深度，而且拓寬了經濟分析的廣度，從而不但使經濟分析以更加符合現實的方式揭示經濟活動的內在規律，而且也使信息經濟學得以迅速發展。
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深深地影響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成為經濟學家的必備分析工具之一，多位博弈論專家也因對博弈論的貢獻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博弈論獲得了經濟學的中心地位，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熠熠生輝，引人注目。
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十分廣泛，如寡占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并形成了經濟學新的分支――信息經濟學。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對博弈論做出開拓性的三位博弈論專家納什、澤爾騰和海薩尼。相隔十年，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再度授予在博弈論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兩位專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C.Schelling)和羅伯特?奧曼(Robert J.Aumann)。博弈論廣泛而深刻地改變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為研究各種經濟現象開拓了新視野，博弈論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取得了主流經濟學的中心地位。
博弈論之所以被經濟學家普遍使用，是與傳統經濟學的缺陷和經濟學自身發展的要求分不開的。傳統經濟學在談到人(或其他經濟主體)的決策時，往往是假定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個人的效用也只決定于自己的選擇，其他所有人的行為都歸結在價格這個參數中；市場是充分競爭的，壟斷和寡頭是特殊情況；信息是充分和對稱的。然而現實中這些條件都是很難成立的。第一，充分競爭的市場是很少有的(例如，國內具有一定規模的鋼鐵生產廠家屈指可數，占據一定市場份額的彩電生產廠家也為數不多)，由于存在產品差異、地域差異和信息差異，任何一個廠商總是處于某種壟斷地位(正是這樣他們才有利可圖)，所以與充分競爭相比，壟斷和寡頭倒很常見；第二，每一主體在做出自己的選擇時不僅要受到其他主體的影響，而且自己的選擇也往往影響到其他主體的選擇(考慮一下1998年長虹大規模吸納彩管的情形)；第三，在市場競爭中信息幾乎總是不充分、非對稱的，獲取信息經常是有成本的，有時成本還是相當大的。如果不考慮以上這幾方面因素，經濟學所討論的決策其實僅僅是規劃問題，是在沒有競爭對手時的決策，所解決的也只是資源分配問題。現實世界中決策者要在面對有智能和充分理性的對手與之激烈競爭時做出選擇。在競爭對手日益明顯、競爭越來越直接的情況下，博弈論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一種不可替代的工具。另外，經濟學現在已經越來越重視對經濟個體的研究，而在各個經濟個體之間，博弈是無時無處不在的。
博弈能夠融入主流經濟學，為主流經濟學家所接受，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博弈論分析范式與新古典經濟學不謀而合；二是博弈論符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化趨勢。
1.分析范式的趨同。即強調個人理性，也就是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經濟利益主體各自追求效用最大化，最終達到一種穩定狀態，實現均衡。可以說博弈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鍵鏈接就是理性人的假設。任何一門學科都有一套有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體系，而經濟學不同于物理、化學等學科就在有它的理性人假設。對此，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舉過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如果我把一張百元鈔票放到游行人的街道上，沒有風吹，也沒有警察，我敢打賭，這張鈔票會不翼而飛，在人類發明的所有科學中，只有經濟學可以推斷，可以解釋。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大廈便基于這樣一個假設之上，即人類在其經濟選擇行為中是絕對理性的。這個假設意味著，每個人的所有行為，都是在局限條件約束下爭取最大化報酬。消費者根據自己的偏好和市場既定價格，在收入約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廠商根據外生的價格水平選擇利潤最大化產量。各經濟行為主體的趨利行為通過競爭，最終達到穩定狀態，實現均衡，這包括從單個市場的局部均衡到所有市場的一般均衡。而博弈論研究范式是給出個人的支付函數及戰略空間，然后看當事人都選擇其最優戰略以最大化個人支付函數時將發生什么，這與經濟學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完全吻合。博弈論從行為分析入手，堅持并突出了個人理性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不論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因的“最小最大解”，還是后來的“納什均衡”及其精煉，都是以個人理性為基礎的，并對理性人的行為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理性人行為背后心理作用的過程，加深了對個人理性的信念。博弈論通過研究擁有不同利益的主體在發生沖突時是如何進行理性決策的，并研究利益沖突的主體如何通過理性決策最終達到均衡，從納什均衡到精煉納什均衡再到貝葉斯納什均衡和精煉貝葉斯均衡，博弈均衡概念的創立、精煉和完善及模型界的存在、性質與應用的研究是現代博弈論的主要內容。正是由于分析范式的趨同，經濟學家很容易用博弈論工具對經濟問題進行研究，使博弈論在經濟學有著廣泛的應用領域。
2.符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化趨勢。對于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這一話題，歷來爭論不休，本文作者也不想就此展開論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西方學者一直致力于將數學、物理學等精密科學的分析方法應用于經濟學，試圖使經濟學變成一門科學，他們把現有制度視為外在，只研究可以純粹用目的和手段來刻畫和判斷的人類理，強調將復雜社會現象簡約成某種可以向物理學那樣可以準確把握的東西進行研究，試圖將經濟學變成一門科學。因此，經濟學的分析和論證盡量仿效精密科學尤其是數學和物理學的做法，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無法回避的規范分析之外，主要是實證分析，大量采用了數學方法。作為一種數學方法的博弈論，其創立之初就是為了是對經濟行為的分析更加精密、科學，《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本身就是用深奧的數學理論寫成的，對博弈論發展起過奠基作用的論文最初都是發表在數學雜志上。運用博弈論分析工具對存在利益沖突的理性人的選擇行為進行定量分析，可以使經濟學向科學化目標邁出一大步。
自從將博弈論引入經濟學以后，經濟學改變了傳統經濟分析地那種以個人孤立決策，其他經濟活動者的行為影響則被典型地簡化為價格信號為基礎的分析方法，而側重于經濟活動中多個利益主體的行為所產生的相互作用和影響的分析，從而使經濟分析更能反應經濟系統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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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博弈論，發展，前景
一、導論
博弈論理論的發展為很多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效的研究思路。但是博弈論的發展歷程是怎樣的、它是如何受到大家重視的、它的未來發展前景又是如何？本文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對上述問題進行梳理，有助于對博弈論有個更為清晰的認識。對博弈論發展的歷史、現狀和趨勢有所了解，對我們更好的掌握這門學科有很大的好處。
二、博弈論的早期研究
很多學者想追溯博弈論的起源，但是針對這個問題并沒有一個公認的答案。如果按照把博弈問題應用到決策問題和對決策問題的研究標準，那么可以說博弈論的歷史非常悠久。因為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生產中常常都會進行博弈分析。有文獻記載的最早具有博弈思想的事例可追溯到兩千多年前我國的“齊威王田忌賽馬”、一千五百年前巴比倫猶太教法典中的“婚姻合同問題”等。如果按照現代經濟學和博弈論中經常引述的最早包含博弈思想的文獻標準，古諾1838年關于寡頭之間通過產量決策進行競爭的模型可以看做博弈論早期研究的起點。1883年伯特蘭德的通過價格進行博弈的寡頭競爭模型也是包含博弈思想的經典文獻。對博弈論問題比較系統密集的研究開始于二十世紀初期。齊默羅和波雷爾對象棋博弈等的系統研究可以代表系統研究博弈理論的開端。諾依曼和摩根斯坦一九二八年給出了擴展形博弈定義。但是，這些研究都沒有完成博弈論的理論體系。盡管如此，這些早期的研究還是對博弈論理論的產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博弈論的形成
對于一個理論的真正發展來說，僅有一些零星的研究還是不足以發展出博弈論的理論體系的，更重要的不是誰曾經有過零星的研究，而是誰的工作或者文章發表以后，它的思想或方法就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和重視，并開始有越來越多的追隨者。就像哥倫布并不是到達美洲的第一人，但卻因為他的發現新大陸沒有“失落”過，所以哥倫布享有發現新大陸發現者的榮譽。同樣的道理，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1944年出版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應該被看做博弈論歷史的真正起點。在《博弈論和經濟行為》中引入了博弈論的擴展表示和正規形表示，并定義了極小化極大解，指出這種解在所有兩人零和博弈中都存在。該書在總結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給出了博弈論研究的一般框架，概念術語和表述方法，提出了相對系統的博弈理論。盡管現在看來該書某些地方還不全面，但是，其對博弈理論發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四、博弈論的成長和發展
博弈論第一個研究出現在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博弈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在軍事領域的應用推動作用下，這時博弈論的研究隊伍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納什加入到博弈論的隊伍是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納什在1950年將博弈論擴展到非零和博弈，并提出納什均衡概念和證明了納什均衡存在性的納什定理，發展了非合作博弈的理論基礎。除了納什的研究成果以外，這個時期還出現了很多博弈理論家和博弈論研究成果。例如，囚徒困境博弈的實驗。五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七十年代也是博弈論發展歷史中產生重要理論成果的階段。例如：“微分博弈”的概念、“強均衡”的概念、關于重復博弈的“民間定理”。這個期間最重要的成果有賽爾騰1965年提出的在博弈方選擇“相機計劃”的博弈中不是所有的納什均衡都是合理的，因為可能存在空頭威脅的問題。1975年又提出了“顫抖手均衡”的概念。70年代博弈論發展中最重要的事件還包括“進化博弈論”的發展。此外“共同知識”在博弈論中的重要性也受到重視。
五、博弈論的成熟與主流經濟學的融合
80、90年代是博弈論走向成熟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領域越來越廣泛，在經濟學中的地位達到了最高峰。這個時期的重要理論進展包括“順退歸納法”、“序列均衡”的概念、《進化和博弈論》的出版、“完美貝葉斯均衡”的概念。正是這個時期，博弈論受到經濟學家真正的廣泛的重視，并被看做經濟學核心的分析方法。也正是這個階段開始，博弈論的思想、詞匯開始在經濟學雜志上大量出現。博弈論之所以會在經濟學中的地位上升的這么快答案首先是現代經濟活動的規模越來越大，對抗性競爭性越來越強，因此，經濟活動的博弈性越來越強。其次，信息技術和社會經濟信息化的發展使得人們認識信息的作用和規律的要求不斷提高。從而促進了信息經濟學的發展要求。因此信息經濟學的發展也對博弈論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六、博弈論的發展前景
由于博弈論本身優美深刻的本質魅力，新的博弈分析工具和應用領域的不斷發現，一定會吸引大量學者加入。而且隨著博弈理論的發展和博弈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認識到這種理論還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它的理論基礎方面還存在一些沒有很好解決的根本問題，這充分保證了博弈論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的發展潛力。在金融、貿易、法律、政治等領域不斷提出新的博弈論應用課題這也是今后博弈論進一步發展的巨大動力。而且，在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兩大博弈中，非合作博弈是博弈的主流，但是，合作博弈也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要比非合作博弈理論更加復雜。正是由于這些原因，博弈論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必然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也會對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參考文獻：
一、博弈論的形成和發展
1、博弈理論的早期研究。一般認為，對于博弈理論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紀初。瓦德格拉夫（Waldegrave）在1713年提出了兩人博弈的極小化極大混合策略解。古諾（Cournot）和伯特蘭德(Bertrand)分別在1838年和1883年提出了博弈論最經典的模型，兩位學者分別從產量決策和價格決策分析壟斷的雙寡頭競爭模型，確定了在競爭之下各自的最優反映函數。這些都是關于博弈問題的早期的零星研究。
2、博弈論發展的不同階段。一般認為博弈論萌芽于20世紀20年代初。博弈論創立的標志是馮?諾伊曼和奧?摩根斯坦（Morgenstern）在1944年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這部著作，他們的貢獻現在看來主要是創立了博弈論研究的基本概念、二人零和博弈的完全解決和對合作博弈的貢獻。現在應用更為普遍的非合作博弈理論的創立，則是以納什（John Nash）1950年的博士論文《非合作博弈》為標志，該文的主要貢獻是提出了納什均衡的概念。此后(20世紀70年代)，美國海薩尼（Harsanyi）和德國塞爾頓（Selten）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論工作進一步完善了非合作博弈理論。當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家開始將注意力由價格制度轉向非價格制度時，博弈論逐漸成為經濟學的基石。
1944年，馮?諾伊曼（Von Neumann）和奧?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被認為是博弈理論初步形成的標志。該書在總結以往關于博弈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博弈論的概念術語、一般框架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較系統的博弈理論。而且，在該書以前，博弈論主要是數學家們研究的課題，主要是一種數學理論而不是經濟學理論。《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極大地促進了博弈論和經濟學研究的聯系。從此，博弈論開始被經濟學家們所接受，對博弈論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雖然《博弈論與經濟行為》的出版標志著博弈論的初步形成，但是這個時候的博弈論還是比較幼稚的，研究的范圍也較小，總體影響也很小。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少數類型的合作博弈和零和博弈。
20世紀的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博弈論的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越來越多的學者進行了博弈理論的研究。1950年，納什（John Nash）在他的博士論文《非合作博弈》中，將博弈論擴展到了非零和博弈，最終形成了非合作博弈理論的思想源泉，納什均衡概念的提出以及納什均衡存在性的納什定理的證明，發展了以納什均衡概念為核心的非合作博弈理論。納什均衡是對古諾模型和伯特蘭德模型中均衡概念的一般化，納什均衡的概念是有關均衡概念的最基本的概念，后來的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貝葉斯納什均衡、精煉貝葉斯納什均衡等概念的提出都是以納什均衡為研究出發點的。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70年代也是博弈論發展歷史上較為重要的一個時期。“微分均衡”、“強均衡”、“重復博弈”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等概念就是在這一時期提出來的，而且在60年代初開始了博弈論在進化生物學中的應用的研究。這個時期產生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海薩尼（Harsanyi）關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論，他在1967-1968年的三篇關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論的論文中，提出了關于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的“貝葉斯納什均衡”的概念，此外還在1973年提出了關于“混合策略”的不完全信息解釋，以及關于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嚴格“納什均衡”概念。同時這個時期也是進化博弈論發展的重要階段，提出了“進化穩定策略”等概念。當然，這個時期產生的博弈論成果還有很多，博弈論更多地應用到經濟學理論的研究當中，為80-90年代博弈論的成熟以及經濟學理論的博弈論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20世紀80-90年代到現在是博弈論走向成熟的時期，期間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獻,表明博弈論已經作為一種一般的分析方法逐漸走進了政治學、軍事學、生物學、統計學等多門學科中。尤其是在經濟學中，博弈論占據了核心地位。這個時期，是對非合作博弈理論的進一步深化，產生了博弈論基礎上的經濟學分支，如信息經濟學，以及一些關于特殊問題的理論，如拍賣理論、激勵理論。早在1983年，因一般均衡理論而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德布魯(J?Debreu)表明，如果沒有博弈論中納什均衡的重要概念，也就沒有他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證明。到了90年代，克萊普斯(D?Kreps)、克魯格曼(P?Krugman)和格羅斯曼(S?Grossman)都是因為在博弈論上的貢獻而獲得了美國的克拉克獎(Clark Prize)，這是美國對40歲以下經濟學家的最高獎。之后，博弈論兩度奪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4年頒給納什(Nash)、海薩尼(John Harsanyi)和塞爾頓(Reinhard Selten)三位博弈論專家；2005年頒給羅伯特?奧曼(Robert J?Aumann)和托馬斯?謝林(Thomas C?Schelling )。
二、博弈的類型及其均衡概念
博弈理論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合作博弈強調團體理性，強調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更強調個體理性、個體的最優決策。按照參與人行動的先后順序，博弈可以分為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個參與者對所有其他參與者的特征、策略空間和支付函數有準確的知識；否則，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下圖是基于上述分類方法的博弈類型以及各自的均衡概念。
三、博弈論的研究趨勢及未來
1、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博弈論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現在的研究更多地是基于非合作博弈的研究，事實上合作博弈也是博弈理論的重要內容。當前合作博弈理論研究的落后，正說明這個領域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基于這方面的研究可能會帶來博弈理論以及經濟學理論的重大革命。
關鍵詞：經濟行為；博弈論；應用
一、引言
博弈論也被稱為對策論、游戲理論，它是運籌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博弈論是由美國數學家在1944年首先創立的，世界上也有幾名博弈論專家因將博弈論應用到經濟學中而成功的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由此可見，博弈論與經濟學一直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博弈論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將一個復雜的經濟現象中抽離出數學基本模型，從另外一個視角來幫助我們更加直觀的來掌握生活中的經濟現象。博弈論成功的應用于經濟學，這就使得經濟學越來越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為研究經濟行為主體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論依據。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博弈論為經濟學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也逐漸占據了經濟學的核心地位。博弈論已經成功的將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緊密的結合起來，為經濟復雜性的現象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市場經濟飛速發展和市場經濟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博弈論為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法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與企業之間既有競爭的關系又是高度依存的，每個企業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夠應該選擇一定的策略，在決定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都要對對手做出的反應進行很好的預估，并相應的做出下一步的對策。
二、博弈論的主體構成部分及其分類
博弈論簡單的來說就是一些個體或者組織，面對一定的環境條件和一定的規則下，同時或者先后、一次或者多次，從各自允許選擇的行為或者策略中進行選擇并且加以實施，各自取得相應結果的全過程。
博弈的分類同樣也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根據參加人的多少分為二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據參加者是否選擇合作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據博弈結果的不同分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和變和博弈。在日常的經濟行為中，合作博弈理論和非合作博弈理論是比較經常研究的方向，合作博弈理論主要強調的是集體理性，而非合作博弈理論則是主要研究人們在利益相互影響的局勢中如何選擇策略進而使自身的利益達到最大化。除非是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否則不會去考慮其它個體利益的一種決策原則。這種非合作博弈理論要求參與者中不能存在任何有約束力的協議，這也就是要求各參與者之間不能事先串通。現在大家所說的博弈論基本上是指非合作博弈論，廣泛應用到經濟學等各個領域。競爭無處不在，競爭是一切社會經濟關系的根本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合作是有條件和暫時的，不合作才是普遍的，這也就從客觀上證明博弈論在現代經濟生活中存在著應用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三、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
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市場主體，最大的希望就是想要達到利潤最大化。我們經常說市場經濟中的兩只手，就是“看的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企業在相互競爭過程中就會漸漸發現只有企業之間聯合起來，形成市場壟斷，這樣才能更好的控制市場，達到盈利的目的。但是這樣的結果是消費者是最大的受害者，想買的東西卻買不起。但是企業之間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依然不肯選擇降價，最后會導致市場崩潰，這就是自由競爭中最大的惡果。所以針對這樣的情況，政府必須要伸出調節之手，對自由競爭中產生的惡果進行市場調節，避免更大惡果的出現。這種政府對企業的管制和對市場的調節就是經濟行為中最大的博弈，因為政府想要達到的結果是市場穩健的進行，但是這和企業之間想要達到的利益最大化相沖突，所以這兩種力量之間的博弈是隨時都會發生的，至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不可能消失的。博弈論廣泛而深遠地改變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傳統的西方主流經濟理論都建立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博弈論注重經濟生活中各個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向更大規模和更集中的方向發展，博弈論在經濟行為中運用范圍越來越廣。
博弈論應用于經濟學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發展的大趨勢了，隨著對博弈論研究的日益進步和經濟復雜程度的變化，博弈論的研究也成為熱點。主要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博弈論分為的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在日常的經濟行為中主要表現為企業投資者花錢雇傭管理者管理企業時，通常是采用合同的方式來明確雙方的責任和義務，使雙方都能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這就是合作博弈。另外一種情況則是非合作博弈，這種博弈方式更加看重的是自己一方的利益，這樣做的結果很有可能最后造成集體的非理性，但是合作博弈則是強調的是集體理性，如經濟行為中的討價還價。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已經不再存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日益顯現。這就要求博弈雙方在進行行為決策時，需要一定的條件和規章去約束，進而更好的規范經濟行為，規范市場，最后以達到經濟穩定的均衡狀態。在任何經濟行為中，個體永遠離不開社會這個復雜的大系統，為了維持這個系統的相對穩定，也是需要協議的約束，所以合作博弈成為一種趨勢。在經濟行為中如中央和地方一直都是處于博弈的狀態，最終形成地方強、中央弱的局面。如果建立一種新的更適合的博弈規則，最大限度的保護地方利益，最終達到全局利益的相對均衡，才能更好的解決地方和中央的理性沖突。為了更好的實現協議，可以建立一種激勵政策，對于合作的地方政府以政策上的支持與獎勵，對不合作的地方政府以相應的懲罰。這樣就可以使雙方都獲得合理的利益，避免出現利益的極端化，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2、博弈論對于信息的占有也是有很大講究的，博弈參與者根據各自的信息分布類型來選擇可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在科學技術發展的今天，信息的掌握程度已經成為市場主體間競爭成敗的重中之重，誰能獲得和傳遞更多的信息，誰就能最終獲得勝利，所以，在日常經濟行為中，博弈論中的信息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例如在公共物品配置的過程中，不同的利益主體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做出符合自己實際情況的策略，得到不同的收益和均衡解，任何的經濟行為，都可以通過對策完美均衡解來解釋。
3、在以往的博弈論研究中，參與者的決策大多是非連續性的。但是隨著競爭的越來越激烈化，信息也在決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博弈論的研究也更趨向于連續化。博弈論作為一種強有力 的分析工具，廣泛的應用于經濟學領域。
四、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實例
在我國的電力市場中競爭非常的激烈，參與者如何在市場經濟允許的條件喜愛運用策略進行合法競爭最后使其利益最大化，并且如何預測和判斷不合理競爭現象，這些都是需要運用博弈論來進行研究的。在上個世紀初，我國的電力企業充分顯示了規模經濟化，市場壟斷可以為用戶提供便宜但是又相當可靠的電力。但是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電力企業的規模經濟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發電機組的效率也是已經達到了極限。以往的規模經濟已不占什么優勢，壟斷經營模式的缺點也一點一點顯現出來，例如生產效率低下、生產成本提高、企業內部缺乏活力等問題。所以在20世紀中后期，為了改變這種情況，許多電力企業開始改革自身的體制，打破壟斷，建立更加公平、公開的電力市場。電力企業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減少最終用戶的用電成本，并最終降低整個電力工業的生產成本，吸引更多的投資，使自身的競爭力增強，最終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社會福利最大化。電力企業在參與市場競爭定價時，企業的收益不僅僅是取決于自己公司的報價，很大程度上牽制了其他發電企業的報價，發電公司的報價過程就是一種競價博弈。這樣發電公司必然要運用博弈策略使得自己的企業在競爭中取得更大的利益。一些電力企業還可以相互組成一個利益集團，聯合在一起來控制電力市場的價格，從而可以抬高市場價格，這些都是博弈論的思想策略。
在電力企業中，考慮到交易模式，這是競價的首要條件。其中交易模式住喲啊有兩種，一種是發電方直接將電賣給用戶，這就屬于雙邊交易模式，這期間不需要任何中介機構的參與，是一種完全競爭的交易模式。發電方可以接受用戶的直接選擇，但同時也取得了選擇用戶的權利，發電方可以很自由的進入或者退出市場。而另外一種則是發電公司通過中介機構（電力企業）和用戶之間進行交易，在這種交易模式下，所有的發電企業都將電賣給電力企業，電力企業負責整個電能的買賣管理和整個電網的安全運行。為了更好的體現經濟行為中的博弈論，本文主要介紹后一種交易模式的博弈論體現。電力企業可以進行區域間功率交換以取得更好的經濟效益，比如我國的西電東送工程，就可以得到錯峰效益和水火聯合調度的效益等，更可以提高電力系統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在過去傳統的發輸電過程中主要是由一個部門統一決策和實施的，相應的定價方法也是以設備和運行的成本作為依據，所以投資能夠確保回收。但是在現在的電力市場中，發電容量的大幅度增加主要是由各個獨立的發電企業自己來決定的，輸電的具體規劃也很難與發電的規劃相適應和協調，并且投資的主體也呈現多元化的趨勢。雖然在市場化經濟的今天，各方面的改革使得社會資金可以自由地進入到這個原本壟斷的行業，但是更多的不確定性也造成了各方決策的困難程度。傳統的發電擴建中，需要考慮的主要有擴建容量、地點和建設周期等，主體目標是以最大的成本來滿足負荷增長的需要。但是在競爭日趨激烈的電力市場中，電力企業的目的是使利潤達到最大化，尤其是想將成本能夠盡快的收回。所以這就不可避免的要求發電廠擴建的周期逐漸的縮短，所以就存在著各個電力企業中的博弈行為。電力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使得原本壟斷的行業逐漸分成各個不用利益的主體。這就不可避免的會出現運行成本要各個電力企業合理分攤，而合作博弈中的關于成本分攤的理論恰好可以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在電力市場中，需要電力企業分攤的成本主要是有輸電網固定成本、網損和輸電阻塞成本。這其中輸電網固定成本的有效回收是電網公司能夠正常運行的有利保障，所以輸電網絡的固定成本在用戶間進行合理有效的分攤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為了降低各自需要承擔的費用，各個電力企業很有可能相互勾結，這也充分反映出博弈論研究在經濟行為中的運用。
由于電力企業的最終目的都是通過各種策略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一些不合理的企圖控制市場的行為也會隨之出現。這就在客觀上要求在市場運營時運用博弈論來判別和分析這些不合理行為，盡最大能力去防止這類行為的發生，并且要進行及時的糾正，這也是博弈論在電力企業中成功應用的一個案例。由于電力商品的特殊性，這些電力企業很有可能聯合起來，運用協作博弈的方法進行投標對市場進行壟斷，所以在市場正常運行的情況下必須要阻止這種寡頭問題的出現。如果一旦出現一些電力企業利用線路阻塞、峰荷運行的工況造成機組必須運行的機會，運用博弈方法和策略哄抬電價的行為更要及時制止。國家為了減少電力企業報高價以獲得更好的利潤及時的采取措施，制定合理的上網競價規則，使這些電力企業的競價能夠更接近邊際成本，合理的競價規則則可以改變競價博弈的支付結構。所以這就要求電力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應注意競爭和調節的關系。政府的監管部門也應該在促進電力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和管理水平的同時，對電力市場進行更好的宏觀調控、制定出合理的競價規則，使電力企業的利潤都存在在合理的范圍之內，才能保證我國電力市場的平穩發展。
五、總結
博弈論是一種獨特的經濟學理論，是研究人類經濟行為的重要放大，在經濟學領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經濟世界中，無時無刻不在演繹著博弈，優秀者們用世人嘆為觀止的手法去贏得最后的勝利。博弈論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科學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有助于人們在負載的經濟現象中做出理性和科學的選擇。從博弈論的角度去看待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經濟行為，每個局的走向都將有理可依。當經濟行為和博弈論這兩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得到完美融合的時候，瞬間就擁有了無限的魅力，引人去深思、去追尋。（作者單位：燕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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