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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Macroeconomics
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8-2069
國內刊號：11-3952/F
郵發代號：82-791
發行范圍：
創刊時間：1979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社科雙效期刊
聯系方式
期刊簡介
《宏觀經濟研究》（月刊）1998年創刊，是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主辦的專業性學術經濟理論刊物。宣傳黨和國家有關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針、政策，并配合國家計委的中心工作部署，反映經濟改革與發展中重大的政策性問題及理論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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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山寨經濟;回歸分析;協整檢驗;格蘭杰(Granger)檢驗
一、引言
2008年山寨制造以鋪天蓋地之勢闖入生活的每個角落,成為最為流行的話題;如今山寨經濟也已經遍布大江南北,已經在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山寨經濟最初興起于深圳市的手機行業,之后又不斷地往其他行業領域滲透,特別是最近兩年山寨經濟的發展異常迅猛。目前,深圳山寨制造已經從手機行業蔓延到各個消費電子行業領域,市場上已經出現了大量的山寨電子產品,以及山寨服裝鞋帽、山寨玩具等生活消費品也大量出現,并且這些山寨產品在市場上很受中低端消費群體的歡迎。本文將從深圳宏觀經濟出發探析應該如何對待深圳山寨制造。
二、深圳經濟的實證研究
(一)深圳市消費和GDP的回歸分析
1、模型的設定與數據的收集整理
本文選取深圳市1990-2008年的GDP為響應變量并以各年的消費總量為回歸變量兩個經濟時間序列變量進行分析。建立簡單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Y=a+b*c,以此模型為基礎,用GDP代表總產出,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代表消費。用y表示GDP,以x表示消費,假定兩者存在線性關系,設回歸函數為y=a+bx+ε,利用Eviews5.0分析并檢驗。
2、OLS參數估計及結果分析
利用Eviews5.0對相關數據統計,得到模型的估計函數式為:
=76.42001+3.530735X
(1)模型的擬合優度檢驗
判定系數R2值非常接近于1,表明模型對樣本數據的擬合優度很高,這意味著深圳市的GDP和消費的關系可以通過模型99%的解釋,兩者具有高度的線性相關性。也即假設成立,深圳GDP與消費是線性相關的。
(2)模型及解釋變量的顯著性檢驗
F檢驗
取顯著水平а=0.01,由F分布表查得臨界值F0.01(1,19)=8.18,1193.83>8.18即F>F0.01拒絕原假設,F檢驗通過。
t檢驗
取顯著水平а為0.05,查t分布表得臨界值為t(17,0.025)=2.0930,而x的t統計量值為34.55184,34.55184>2.0930,所以拒絕原假設H0,即x對y的預測作用具有統計顯著性。
(3)自相關性檢驗――德賓-沃森(Durbin-Watson)檢驗
由上文知DW=1.724367,趨近于2,所以不存在一階自相關性,因此OLS估計是有效估計,t檢驗的可靠性和模型的預測精度沒有受到影響。
(4)總結
根據以上檢驗分析,可知解釋變量(消費)能很好地線性表示回歸變量(GDP),整體的顯著性檢驗以及系數的t檢驗均通過,而且方程的擬合度很高。但是不能就此認為該方程可以解釋變量間的關系,因為時間序列中的平穩性還沒有檢驗,如果時間序列不平穩,所做的工作就沒有意義,方程存在“偽回歸”的可能。兩者有共同增長的趨勢,所以應該運用協整檢驗在加以驗證。
(二)深圳市消費與GDP的協整分析與格蘭杰(Granger)檢驗
1、平穩性檢驗
在進行協整檢驗分析之前要先對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對GDP和消費序列變量進行ADF單位根檢驗;本文采用麥金農(Mackinnon)臨界值來判斷時間序列變量是否具有單位根,并運用AIC信息準則確定最優滯后階數。由于數據的自然對數變換不改變原來的協整關系,并能使其趨勢線性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對GDP和C(消費)兩組數據取對數,通過Eviews5.0進行數據處理來,得到lny、lnx序列即GDP和C(消費)序列都是非平穩的,經過一階差分后變為平穩序列,就是說lny、lnx均為I(1)序列即一階單整序列,說明深圳市GDP和C(消費)之間可能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所以要繼續進行協整檢驗進一步分析。
2、協整檢驗
這里采用EG檢驗法即Engle-Granger協整檢驗對方程的殘差進行平穩性檢驗,即對殘差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若殘差是平穩的,則響應變量與回歸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反之,則不存在。從殘差的散點圖來看,殘差圍繞0波動,而且沒有時間趨勢,所以,對殘差的單位根進行檢驗時,設定回歸式中不含截距項和時間趨勢。按照AIC定階準則確定滯后階數。利用Eviews5.0得到的檢驗結果表明,殘差序列是平穩的,這也就證明了lny和lnx是協整的即深圳市的GDP和C(消費)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3、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根據上文分析結論和檢驗結果可知,lny、lnx均為I(1)序列即一階單整序列,而且兩序列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但這僅僅是表明了深圳經濟和消費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還不能確定兩者具體的因果關系,即究竟是總體經濟引起消費增長還是消費拉動總體經濟的增長或者還有可能兩者互相因果關系。通過對lny、lnx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知虛擬假設Lny不能格蘭杰引起lnx發生的概率為0.87175,即lny能夠格蘭杰引起lnx的概率值為0.12825,根據小概率事件原理拒絕該假設。即深圳經濟的增長并不必然帶來深圳消費的增長。而虛擬假設lnx不能格蘭杰引起lny的概率趨近于0,相對應的是lnx能夠格蘭杰引起lny的概率值趨近于1,近似的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必然事件。所以,二者是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4、小結
根據以上分析和檢驗,深圳經濟和消費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即二者是協整的;此外深圳市的總體消費和總體經濟是單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即消費促進總體經濟的增長。可以認為深圳消費的增長以幾乎100%的可能性拉動其GDP的增長,而其GDP的增長對其消費的增長的促進作用卻很微弱。所以深圳市在以后的經濟發展中應該把擴大消費需求放在主要地位,積極尋求消費動力以確保和實現其總體經濟在長期中穩定持續地增長。
三、深圳山寨經濟――彌補消費空白,促進宏觀經濟發展
(一)深圳市社會的消費現狀
1、消費率
分析可知深圳市的消費整體呈現下降的趨勢,具體說是呈現波動性的階梯下降的趨勢。1990-1997年為第一階梯,1998-2001年為第二階梯,2002-2004年是第三階梯,近四年在28.5%上下波動。其中1990年最高為38.9%,在一階梯下降到1997年的25.2%,1998年雖然有所回升為27.3%,但是在二階梯又持續下降至2001年的24.5%;2002年又從31.0%下降,至近四年徘徊在28%以上?？傮w上,消費率比較低,消費的作用在弱化。
2、消費對GDP的貢獻率
如果以C表示消費,ΔC表示消費需求增加量,則我們可以把消費需求對GDP的貢獻率的公式表示為:
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ΔC/ΔGDP×100%(ΔC為消費增量、ΔGDP為經濟增量)
消費需求對GDP增長的拉動度=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GDP增長率
由對數據的計算可發現,消費的貢獻率呈現波動起伏的狀態,但整體上,消費對經濟的增長貢獻率多集中在20%-30%上下,總體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較強較穩定。相應地,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度集中在4%-14%上下及之間波動,也呈現出較強的穩定性和很強的拉動作用。深圳消費對經濟有著很好的促進作用,所以,如果發揮消費的拉動作用,深圳的經濟會得到很有效的增長。
3、居民消費傾向呈下降趨勢,消費潛力尚未得到完全釋放
分析可知,消費性支出隨著可支配性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居民消費性支出增長的幅度始終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的幅度,平均消費傾向呈現平穩下降的態勢,由1990年和1995年的0.89和0.90下降到2000年的0.78,截至2005年為0.74,2007年為0.75。全市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下降說明居民增加的收入,并不是同比例的去增加消費,而是有一部分錢存入銀行或進行各種投資,說明居民對未來的期望持觀望態度,因此居民的消費潛力并未完全釋放。
(二)深圳山寨經濟生存空間廣闊
1、山寨經濟彌補消費空白改變消費現狀并能挖掘新的消費空間
據統計,目前我國農民工的數量約在1.2億,而據2006年公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被調查農民工的月工資均主要集中在500元-800元。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500元的占29.26%,500元-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另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全國年度統計公報》顯示,2007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9210億元,但人均僅有6751元;統計公報同時還顯示,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對于消費,一直以來,中國46%的城市人口消費80%的產品,54%的農村人口消費20%的產品。所以對于廣大的農民工來說,他們即使有對品牌產品需求也沒有足夠的收入去消費,除去基本生活開支,他們幾乎沒有剩余的可支配收入甚至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同時說明了,中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和產品消費結構決定了山寨產品有其存在的基礎和市場需求空間。
2、山寨制造能夠創造就業拉動深圳GDP,穩定深圳社會消費的基礎
根據奧肯定律(Okun’s law),失業與實際GDP之間存在著負相關的關系,失業率每上升1個百分點,實際GDP的增長一般減少2%;實際GDP的百分比變動=3%-2×失業率的變動。
深圳從2004-2008年五年的平均從業人數為601.17萬人,平均失業率為2.36%,以深圳山寨制造所覆蓋的所有人數以25萬計算(實際上遠超過這個數),如果沒有山寨制造,那么將增加25萬失業人數,此時,失業率為6.51%,下降4.15%。運用奧肯定律,實際GDP百分比的變動=3%-2×(6.51%-2.36%)=-5.30%,表明實際GDP將受到很大影響,并將下降5個百分點左右。說明,山寨制造對深圳經濟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在深圳市宏觀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四、結束語
深圳應該培育新的消費熱點,扶持山寨經濟發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山寨”行業制定行業準則,對產品質量、產品銷售、產品售后服務等方面做出規范,保護消費者權利,嚴厲打擊披著“山寨”外衣的假冒偽劣產品。
參考文獻:
1、尚穎.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技術與市場,2007(12).
2、何育靜.青海省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經濟師,2004(12).
【論文摘要】: 文章對2008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困難因素，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的階段性轉變、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出口下降、熱錢沖擊、房地產波動、物價上漲等進行了分析，以期為我國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提供參考。
2008年以來，面對國際經濟的一系列不穩定因素和雪災、地震等兩大自然災害，中國經濟保持了平穩快速發展的勢頭，增長速度與去年同期相比僅略有放緩：2008年上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30619億元，同比增長10.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8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了7.9%，其中，6月份居民消費價格上漲7.1%，較上月回落了0.6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隨著國家宏觀調控措施的得力，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呈現出良性互動的局面，一些積極因素的顯現也有利于經濟的平穩發展。但是，在一系列數據面前，我們還應看到，中國經濟目前所面臨問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都超過以往任何一年，我們必須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確保排除經濟運行中的困難和阻礙。
1. 經濟發展方式處在關鍵的轉變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這種增長模式主要以出口帶動增長，以低成本、高污染、高消耗為代價。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就是原有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已不能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由增長到發展的轉變勢在必行。2008年是實現十七大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一年。由增長向發展的轉變，有一個過程，這一過程中就包含諸多要素的重新的整合。在整合的過程中，許多矛盾暴露了出來，需要我們在經濟運行中逐漸緩解和改善。節能減排，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優先發展步驟。
2. 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元實行了弱勢政策，國際原油、黃金和糧食價格大幅上漲，美歐日的經濟衰退跡象明顯，國際經濟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在增加。由于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世界經濟的波動將不可避免的波及我國，導致我國出口衰退、原材料價格上漲，進而引發全面的通貨膨脹。最近一段時間，美元有了小范圍的升值，原油、黃金和糧食價格有所下降。但這一波段能夠持續多久，仍有待觀察。特別是如果美元在第四季度反轉跡象明顯，則人民幣存在由快速升值到貶值的風險，這是我國當前潛伏的最大金融風險。因此，涉及到的相關部門應對此有所防范。
3. 出口模式的效用下降催生新經濟增長點
投資、出口、消費是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在當前通貨膨脹率仍在高位運行的情況下，利用過渡投資來拉動經濟發展顯然是不適宜的。同時，當前部分資金在以“投資”做掩護的名義下，進行各種投機活動，增加了區域和行業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對此，必要的行政干預是值得肯定的，但更應該充分利用稅收調控機制來控抑制投機和投資，通過差別征稅法和懲罰性征稅來減少投機的比例。
我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個主要特點就是用出口帶動增長。在世界經濟良好運行的時期，這一模式極大了促進了我國經濟的騰飛。但是隨著世界經濟的不穩定發展，我國的出口在逐步下降，沿海中小型外貿出口企業大量倒閉，出口作為我國經濟的重要增長極失去了原有的效用。這就迫切需要我們找到經濟發展的另一增長點，維持經濟良好發展的勢頭。
在投資和出口都受到抑制的情況下，擴大內需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我們有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但這個市場的開發度還不到一半。隨著今年以來股市和樓市的走低，居民存款回流銀行，并由此帶動了今年上半年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的大幅上揚。據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人民幣各項存款增加4.9649萬億元，同比多增1.5774萬億元。其中，居民儲蓄存款上半年共增加2.2070萬億元，同比多增1.3798萬億元。統計顯示，在1-6月份的新增存款中，有超過44％的存款是由居民儲蓄存款貢獻的。如何將居民存款轉化為消費的動力，值得深思。據投資銀行摩根大通報道，我國正在考慮一項總金額至少達2000億~40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方案，其資金規模相當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1.5%。這一利好消息極大的刺激了股市、樓市，若股民、基民能夠在后續發展中解套出來，居民的觀望心理得到改善，則消費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將大大增加。
4. 防范熱錢對中國經濟的沖擊
熱錢是指短期的投機性游資，中國社科院研究表明，當前已有1.75萬億熱錢流入我國。如此巨額的資金，對我國股市、房市形成反復的沖擊，是股市、房市暴漲暴跌的重要因素。央行數據表明奧運開賽后的一個星期熱錢已開始撤離中國。但熱錢撤離的結果是使我國的奧運經濟無法拉升，股市大跌。國家對此提出的策略是靠市場經濟辦法來應對，而不是提前推出救市措施（國務院副總理）。
防范短期熱錢對宏觀經濟的沖擊是我國經濟工作的一個重點，我國對熱錢的流入和流出，不僅要形成有效的監控和預警機制，還要形成對熱錢流動的有效制約機制。如嚴格限制境外個人購房、放緩美元匯率等方法都可以有效阻止熱錢流動。近段時間美元匯率的微升也有助于緩解我國熱錢的流入，為央行的貨幣政策松綁提供了一定的機遇。但對熱錢的處理要注意時間段的把握。如果都集中在奧運后的某一特定時段，與其他經濟措施的重疊將會導致極高的金融和經濟風險，因此對熱錢的反擊戰要打一個“時間差”。
5. 房地產市場處在整合調整時期
房地產價格要平穩，不能有太大波動，暴漲和暴跌都將直接損害經濟的穩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33.5%，房地產業的景氣指數仍然維持在100點以上的高位。這表明房地產開發的繁榮景氣格局尚未改變，或者說房地產開發存在時滯效應，累積的繁榮具有延續性。今年上半年出現的房地產價格環比下降，一方面是政府宏觀調控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國內需求下降的必然：市場觀望氛圍較重，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遠低于房價的增長速度，房價的高位運行必然不具持久性。
對房地產企業的調控和金融支持，要繼續把握好兩個方面，一是繼續實施對房產企業從緊的貨幣政策，收縮銀根；另一方面要對房產企業實施區別對待，對競爭力強、信譽高、開發及時的企業，在符合國家政策的基礎上優先提供貸款，保證其平穩過渡。以此加強土地監督，整頓開發商囤地行為，加快開發進度，淘汰部分競爭力弱的中小房產企業。
6. 平抑物價
2008年7月份，CPI和PPI出現了一升一降的局面，CPI同比上漲了6.3％，這是自5月份以來的第三個漲幅回落月；同期PPI上漲了10.0％，漲幅持續擴大，達到了自1996年以來的新高?！耙簧唤怠北砻?，今年以來我國各項宏觀調控措施已初步見效，但未來物價仍存在上行壓力，抑制通貨膨脹依然不能放松。當前，我國的首要任務是防止物價過快增長，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的位置，而不再是防止經濟過熱。對于通貨膨脹的防治，不僅要在國內嚴格控制物價，還應采取對外統一定價策略，提高我國在國際原材料定價中的話語權。
我們既要正確面對當前的困難和問題，又要對今后的經濟發展和宏觀調控能力充滿信心。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相信我們能妥善地解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為中國下一個30年發展的大戰略奠定基礎，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居民儲蓄加速反彈，成新增存款主力[N]. 上海證券報. 2008-7-15.
[關鍵詞?演經濟波動 ; 內外失衡 ; 通貨膨脹 ; 供給管理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1)07-0001-05
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內外需結構性平衡、經濟周期波動、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等問題上，并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性平衡問題
后危機時期，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關系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劉偉等通過國民資金流量表核算資料，對近年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趨勢及其對國內總需求結構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分析，發現當前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有密切關系。他們分析了這種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認為改善這種失衡是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宏觀效率的重要保證。[1]
王晉斌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路徑是要平衡內需與外需之間的關系，而不能采取簡單的替代關系。在改革內需結構的同時，要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規避高新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以挖掘專業化的潛力，并通過穩定人民幣幣值和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實現金融政策與貿易政策的融合，發揮金融促貿易的功能，以形成擴展外需的新增長極。[2]
文貫中認為，面對外需增長的下降,中國急需提振內需，然而，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中國必須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內需，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3]
楊圣明針對人民幣匯率在國際上面臨升值，而在國內又面臨貶值的雙重壓力矛盾對立現象進行了研究，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低懸殊、社會勞動生產率高低懸殊、中國國內價格水平過低等。指出，提高我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是減緩壓力的根本；推進新一輪的價格改革是減緩壓力的關鍵；改善中美貿易結構是減緩壓力的重要舉措；人民幣國際化是減緩壓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從經濟發展戰略、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相關經濟政策與制度建設等方面，對結構失衡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剖析。研究認為，我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與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失衡問題，需要創新完善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環境與體制保障。[5]
二、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
王成勇等運用STAR模型理論探討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的劃分、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性以及經濟在各個波動階段之間轉換的內在演化機理。實證研究表明，把經濟周期階段劃分為緊縮、恢復和擴張三個機制已經能夠較好地刻畫我國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動態結構，但是劃分為緊縮、恢復、擴張和衰退四個機制，在整體擬合效果和對經濟增長結構的解釋能力方面都有顯著提高；經濟在各機制之間的平滑轉換速度和機制狀態是否平穩，闡釋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較強的非對稱性及其內在演化機理。[6]
張成思運用隨機波動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特征的動態變化。實證結果顯示，20世紀90年代末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趨向平穩化的分水嶺。研究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增強了實體經濟抗沖擊的能力，推動了經濟波動趨向平穩化轉變。[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表現出某些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國居民消費波動的幅度大于產出波動；另一方面，我國的就業波動較為平滑而投資和資本波動過大。陳曉光等建立了一個RBC模型對此進行了解釋。模型引入了異質性消費者和異質性廠商以及部分消費者和部分廠商在金融市場上所面臨的信貸約束；鑒于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影響力，模型還引入了政府消費，以反映政府支出對消費者和廠商的外生沖擊。研究發現：信貸約束是解釋中國經濟波動特征的一個重要傳導機制，而政府消費沖擊則是一個重要的波動源。[8]
高士成運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長期識別條件，通過引入貿易依存度等外生變量，采用SVAR方法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沖擊進行分解，并討論了中國短期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的斜率。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短期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為需求沖擊，同時，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的斜率也與理論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謎”。[9]
中國經濟波動可能是由多種沖擊因素共同引發。李猛等沿著“條條塊塊”思路對中國經濟波動沖擊源進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波動有大約30%的部分來源于地方政府沖擊。研究發現，官員腐敗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具有顯著性，而現有文獻所強調的財稅激勵和政治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10]
三、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穩定課題組通過經驗分析，對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進行了國際比較，突出了中國宏觀調控的特色。通過省際分析揭示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及其與主流經濟學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別是“結構性”調控作為中國經驗的意義。提出了后危機時代中國宏觀調控的新思維：①把握宏觀調控主線：突出供給管理，加快結構調整；②完善宏觀調控的基礎：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弱政府性驅動；③轉移宏觀調控的重心：從工業化到城市化；④拓寬宏觀調控的視野：關注世界發展中的中國因素，加強國際政策協調。[11]
李連發認為，當前宏觀調控面對的形勢是資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脹預期逐漸形成。在跨期轉移購買力方面，人民幣作為跨期價值儲存載體的吸引力下降，而房產等有價資產的吸引力上升，這是推動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結構性政策可能仍然會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將隨時間推移而下降，這些措施可能難以緩解中長期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確保我國經濟中長期平穩發展是硬道理，短期內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利率在管理通脹預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面臨極為復雜的局面，既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可能引發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過早退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滑，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好政策調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與主流經濟學的“實物經濟”理論完全不同的“貨幣經濟”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國宏觀經濟面臨“滯脹”的危險，提出以16%的名義GDP增長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13]
劉偉等回顧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狀況，認為，2006年～2010 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但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結構性矛盾，這就要求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調控也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應該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結合，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指出了現階段加強供給管理的必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黃益平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的決定因素。他們分別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環比數據。研究表明，過剩流動性、產出缺口、房價和股價對通脹會產生正向影響。結構脈沖響應分析表明沖擊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前5個月，10個月后基本消失。研究發現，過剩流動性和產出缺口是影響通脹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考慮到資產價格對通脹的溢出效應，中央銀行應密切關注資產價格走勢。同時，管理流動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脹的主要手段，進一步推進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進程至關重要。[15]
張曉慧等通過構建一個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兩部門悖論”的簡單模型框架，對全球通脹變化及其機理進行了經驗分析。研究發現, 近年來全球通脹呈現幾個突出特征：一是“結構性”價格上漲已經并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通脹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初級產品價格暴漲成為導致 CPI 、PPI大漲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顯上漲時，往往已處在經濟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變化上CPI特別是核心CPI會相對滯后。研究認為，鑒于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運行和通脹機理所發生的變化，在宏觀調控中更加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價格變動，探索更為科學合理地衡量整體價格水平的途徑和方法。[16]
四、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2010年，對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研究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張延運用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對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通過對 1992年~ 2009 年中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有兩期滯后的正相關關系，中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兩期滯后的“通貨膨脹效應”。[17]
王立勇利用HP 濾波方法估計了我國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并測算出我國通脹缺口，進而從目標實現角度定量分析了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結果表明，1996 年后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方面的績效明顯改善，財政政策調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處于不斷提高進程中。研究認為，在穩定物價方面，財政政策績效不容樂觀，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調控目標是經濟增長，而非物價穩定，通貨膨脹主要還是一種貨幣現象，應該主要利用貨幣政策來調控。[18]
閆坤等認為，在良好復蘇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經濟中的擴張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貨膨脹的壓力驟然增大。總體上我國主要稅種的收入呈增長趨勢，財政收入體系的自動調節功能得到完善，財政支出重點逐步向社會事務轉移，形成了由經濟外延性擴張向社會外延性擴張的轉變。為防范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快速復蘇，應采用帶有內部收斂性的政策協同，在推動經濟復蘇增長的同時，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首要目標。[19]
郭杰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入手，實證研究了國家財政預算內資金、企事業單位自籌資金與貨幣供給、工業品銷售率以及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之間的動態關系。通過分析我國經濟制度方面的識別條件，構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私人部門投資對總需求變動敏感，政府投資通過影響總需求會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影響，從而揭示了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路徑。[20]
王智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個權衡了經濟穩定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兩大目標的整體目標變量，然后用隨機前沿模型分析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對整體目標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更高，采用財政政策實現經濟目標更有效，而貨幣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較小，對其使用要更為謹慎。面對經濟危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合理和有效，而貨幣政策更多情況下應該配合財政政策，起到穩定和輔的作用。[21]
五、非均衡運行中的貨幣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萬曉莉等利用對數據穩定性沒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統地考察了我國貨幣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間的特征。結果發現，在考慮匯率（預期）和外部因素的條件下，我國在長期里才有穩定的貨幣需求。雖然我國的資本賬戶還未完全放開，但是貨幣替代和資本流動效應表現明顯。人民幣貶值（升值）預期將顯著減少（增加）居民和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這意味著央行在對匯率進行控制的條件下要進一步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難度將越來越大。[22]
李成等通過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多個非有效資產市場的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理論推演得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即最優利率規則。研究顯示，利率調控不僅需要對產出與通貨膨脹的動向做出反應，還要對資產價格及匯率變動有相應的調整。利用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顯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整體上遵循了最優利率規則，該規則能夠為中國貨幣政策實施提供一定的參照尺度，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變化；我國利率調控主要針對產出和通貨膨脹，對資產市場價格及匯率變化的反應系數相對較小或不顯著，說明中央銀行沒有對資產價格等因素給予過多的關注。[23]
王立勇等對開放條件下的VAR模型進行非線性檢驗后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具有非線性特征。應用LSTVAR模型分析發現，低增長狀態下，信貸正負沖擊的產出效應和利率正負沖擊的價格效應都具有顯著非對稱性；高增長狀態下，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產出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貨幣、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價格皆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在正向沖擊方面，貨幣和信貸的產出效應以及利率和信貸的價格效應在不同經濟狀態下具有顯著非對稱性；在負向沖擊方面，信貸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都具有較明顯非對稱性。而且，低增長狀態下，信貸的產出擴張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擴張效應較強；高增長狀態下，貨幣的產出緊縮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緊縮效應較強。[24]
彭方平等應用非線性平滑轉換面板模型，從微觀層面對我國貨幣政策成本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成本效應，即在短期內加息可能引起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成本效應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相比經濟過熱時期，經濟蕭條時期的貨幣政策成本效應更顯著。上述結論所蘊含的貨幣政策建議在于：在宏觀經濟復蘇基礎尚未穩固、通貨膨脹較為敏感的背景下，對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經濟滯脹。[25]
黃武俊通過修正后的Karras產出與價格模型，對開放經濟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①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動機在開放經濟下受到制約，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對中國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起著積極作用；②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和影響工資―價格調整速度兩個渠道影響貨幣政策效果，兩個渠道對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機制不同；③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減弱，對價格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強。研究認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逐漸由數量性指標向價格性指標過渡，最終應確定為以穩定物價為單一目標。[26]
范從來考察了實踐中貨幣政策目標由多目標向單一目標收斂的現象，指出了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重新定位問題，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應該包括經濟增長目標，但是中國失業問題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涵蓋充分就業的目標。[27]
張雪蘭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經濟金融季度數據，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行了經驗探查。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并不存在很明顯的時滯，但操作目標、中介目標、最終政策目標間的相關性不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通暢，繼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認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從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著手，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宏觀和微觀基礎，并加強其與其他經濟政策的搭配與協調。[28]
六、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經濟資本化的角度，對中國資本積累、技術選擇行為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研究認為，中國經歷著一個漸次推進的經濟資源存量快速資本化過程。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濟資本化表現為實體經濟中的資本形成。新世紀以來，資本化則伴隨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向國際接軌，土地等要素價格重估而推進。經濟資本化對于經濟趕超和效率改進有正面激勵效應，但對于技術創新卻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導致中國的TFP增長率在低水平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當前經濟資本化出現偏移，資源向資產部門過快集中，出現了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產能過剩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等問題。只有對現行制度和政策進行調整，才能有效激勵內生技術進步，轉變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29]
湯向俊等運用 1970年～2008 年間跨國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勞動者獲得的報酬低于勞動力的邊際貢獻，GDP中資本形成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間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政府生產性傾向以及國有部門較低的融資成本，使中國較高的資本形成率得以持續。研究認為，我國應繼續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和金融業的改革，改變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為實現高投資增長模式轉變提供微觀基礎。[30]
陳彥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資本的增長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國TFP增長率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資本投入，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需要完成向集約型經濟的轉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現出來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很可能在未來難以為繼，人力資本、科技進步和制度改革應該是未來中國經濟保持健康持續增長所需要依賴的主要動力。[31]
鐘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人口紅利、空間外溢與省域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顯著增加促進了省域經濟增長；從區域來看，人口紅利對東、中、西的省域經濟增長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彼此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應不顯著；從區際來看，東、中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其他區域之間均不顯著。同時還發現，地區之間、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均存在顯著的空間外溢。[32]
陳詩一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改革以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重新估算，發現正確考慮環境約束的實際全要素生產率比傳統不（正確）考慮環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來中國實行的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有效地推動了工業綠色生產率的持續改善，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中國工業綠色生產率增長最快并達到頂峰，且重工業生產率、效率和技術進步增長首次全面超過輕工業，初步彰顯環境政策綠色革命成效。雖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業膨脹暫時惡化了工業生產率，但基于國家對節能減排與發展新能源和低碳技術的高度戰略重視，中國新一輪綠色工業革命為期不遠。[33]
[關鍵詞?演經濟波動 ; 內外失衡 ; 通貨膨脹 ; 供給管理
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內外需結構性平衡、經濟周期波動、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等問題上，并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性平衡問題
后危機時期，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關系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劉偉等通過國民資金流量表核算資料，對近年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趨勢及其對國內總需求結構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分析，發現當前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有密切關系。他們分析了這種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認為改善這種失衡是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宏觀效率的重要保證。[1]
王晉斌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路徑是要平衡內需與外需之間的關系，而不能采取簡單的替代關系。在改革內需結構的同時，要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規避高新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以挖掘專業化的潛力，并通過穩定人民幣幣值和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實現金融政策與貿易政策的融合，發揮金融促貿易的功能，以形成擴展外需的新增長極。[2]
文貫中認為，面對外需增長的下降,中國急需提振內需，然而，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中國必須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內需，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3]
楊圣明針對人民幣匯率在國際上面臨升值，而在國內又面臨貶值的雙重壓力矛盾對立現象進行了研究，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低懸殊、社會勞動生產率高低懸殊、中國國內價格水平過低等。指出，提高我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是減緩壓力的根本；推進新一輪的價格改革是減緩壓力的關鍵；改善中美貿易結構是減緩壓力的重要舉措；人民幣國際化是減緩壓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從經濟發展戰略、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相關經濟政策與制度建設等方面，對結構失衡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剖析。研究認為，我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與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失衡問題，需要創新完善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環境與體制保障。[5]
二、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
王成勇等運用star模型理論探討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的劃分、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性以及經濟在各個波動階段之間轉換的內在演化機理。實證研究表明，把經濟周期階段劃分為緊縮、恢復和擴張三個機制已經能夠較好地刻畫我國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動態結構，但是劃分為緊縮、恢復、擴張和衰退四個機制，在整體擬合效果和對經濟增長結構的解釋能力方面都有顯著提高；經濟在各機制之間的平滑轉換速度和機制狀態是否平穩，闡釋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較強的非對稱性及其內在演化機理。[6]
張成思運用隨機波動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特征的動態變化。實證結果顯示，20世紀90年代末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趨向平穩化的分水嶺。研究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增強了實體經濟抗沖擊的能力，推動了經濟波動趨向平穩化轉變。[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表現出某些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國居民消費波動的幅度大于產出波動；另一方面，我國的就業波動較為平滑而投資和資本波動過大。陳曉光等建立了一個rbc模型對此進行了解釋。模型引入了異質性消費者和異質性廠商以及部分消費者和部分廠商在金融市場上所面臨的信貸約束；鑒于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影響力，模型還引入了政府消費，以反映政府支出對消費者和廠商的外生沖擊。研究發現：信貸約束是解釋中國經濟波動特征的一個重要傳導機制，而政府消費沖擊則是一個重要的波動源。[8]
高士成運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長期識別條件，通過引入貿易依存度等外生變量，采用svar方法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沖擊進行分解，并討論了中國短期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的斜率。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短期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為需求沖擊，同時，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的斜率也與理論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謎”。[9]
中國經濟波動可能是由多種沖擊因素共同引發。李猛等沿著“條條塊塊”思路對中國經濟波動沖擊源進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波動有大約30%的部分來源于地方政府沖擊。研究發現，官員腐敗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具有顯著性，而現有文獻所強調的財稅激勵和政治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10]
三、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穩定課題組通過經驗分析，對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進行了國際比較，突出了中國宏觀調控的特色。通過省際分析揭示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及其與主流經濟學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別是“結構性”調控作為中國經驗的意義。提出了后危機時代中國宏觀調控的新思維：①把握宏觀調控主線：突出供給管理，加快結構調整；②完善宏觀調控的基礎：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弱政府性驅動；③轉移宏觀調控的重心：從工業化到城市化；④拓寬宏觀調控的視野：關注世界發展中的中國因素，加強國際政策協調。[11]
李連發認為，當前宏觀調控面對的形勢是資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脹預期逐漸形成。在跨期轉移購買力方面，人民幣作為跨期價值儲存載體的吸引力下降，而房產等有價資產的吸引力上升，這是推動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結構性政策可能仍然會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將隨時間推移而下降，這些措施可能難以緩解中長期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確保我國經濟中長期平穩發展是硬道理，短期內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利率在管理通脹預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面臨極為復雜的局面，既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可能引發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過早退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滑，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好政策調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與主流經濟學的“實物經濟”理論完全不同的“貨幣經濟”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國宏觀經濟面臨“滯脹”的危險，提出以16%的名義gdp增長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13]
劉偉等回顧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狀況，認為，2006年～2010 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但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結構性矛盾，這就要求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調控也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應該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結合，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指出了現階段加強供給管理的必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黃益平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的決定因素。他們分別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環比數據。研究表明，過剩流動性、產出缺口、房價和股價對通脹會產生正向影響。結構脈沖響應分析表明沖擊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前5個月，10個月后基本消失。研究發現，過剩流動性和產出缺口是影響通脹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考慮到資產價格對通脹的溢出效應，中央銀行應密切關注資產價格走勢。同時，管理流動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脹的主要手段，進一步推進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進程至關重要。[15]
張曉慧等通過構建一個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兩部門悖論”的簡單模型框架，對全球通脹變化及其機理進行了經驗分析。研究發現, 近年來全球通脹呈現幾個突出特征：一是“結構性”價格上漲已經并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通脹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初級產品價格暴漲成為導致 cpi 、ppi大漲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顯上漲時，往往已處在經濟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變化上cpi特別是核心cpi會相對滯后。研究認為，鑒于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運行和通脹機理所發生的變化，在宏觀調控中更加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價格變動，探索更為科學合理地衡量整體價格水平的途徑和方法。[16]
四、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2010年，對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研究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張延運用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對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通過對 1992年~ 2009 年中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有兩期滯后的正相關關系，中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兩期滯后的“通貨膨脹效應”。[17]
王立勇利用hp 濾波方法估計了我國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并測算出我國通脹缺口，進而從目標實現角度定量分析了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結果表明，1996 年后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方面的績效明顯改善，財政政策調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處于不斷提高進程中。研究認為，在穩定物價方面，財政政策績效不容樂觀，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調控目標是經濟增長，而非物價穩定，通貨膨脹主要還是一種貨幣現象，應該主要利用貨幣政策來調控。[18]
閆坤等認為，在良好復蘇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經濟中的擴張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貨膨脹的壓力驟然增大?？傮w上我國主要稅種的收入呈增長趨勢，財政收入體系的自動調節功能得到完善，財政支出重點逐步向社會事務轉移，形成了由經濟外延性擴張向社會外延性擴張的轉變。為防范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快速復蘇，應采用帶有內部收斂性的政策協同，在推動經濟復蘇增長的同時，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首要目標。[19]
郭杰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入手，實證研究了國家財政預算內資金、企事業單位自籌資金與貨幣供給、工業品銷售率以及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之間的動態關系。通過分析我國經濟制度方面的識別條件，構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私人部門投資對總需求變動敏感，政府投資通過影響總需求會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影響，從而揭示了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路徑。[20]
王智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個權衡了經濟穩定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兩大目標的整體目標變量，然后用隨機前沿模型分析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對整體目標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更高，采用財政政策實現經濟目標更有效，而貨幣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較小，對其使用要更為謹慎。面對經濟危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合理和有效，而貨幣政策更多情況下應該配合財政政策，起到穩定和輔的作用。[21]
五、非均衡運行中的貨幣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萬曉莉等利用對數據穩定性沒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統地考察了我國貨幣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間的特征。結果發現，在考慮匯率（預期）和外部因素的條件下，我國在長期里才有穩定的貨幣需求。雖然我國的資本賬戶還未完全放開，但是貨幣替代和資本流動效應表現明顯。人民幣貶值（升值）預期將顯著減少（增加）居民和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這意味著央行在對匯率進行控制的條件下要進一步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難度將越來越大。[22]
李成等通過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多個非有效資產市場的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理論推演得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即最優利率規則。研究顯示，利率調控不僅需要對產出與通貨膨脹的動向做出反應，還要對資產價格及匯率變動有相應的調整。利用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顯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整體上遵循了最優利率規則，該規則能夠為中國貨幣政策實施提供一定的參照尺度，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變化；我國利率調控主要針對產出和通貨膨脹，對資產市場價格及匯率變化的反應系數相對較小或不顯著，說明中央銀行沒有對資產價格等因素給予過多的關注。[23]
王立勇等對開放條件下的var模型進行非線性檢驗后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具有非線性特征。應用lstvar模型分析發現，低增長狀態下，信貸正負沖擊的產出效應和利率正負沖擊的價格效應都具有顯著非對稱性；高增長狀態下，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產出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貨幣、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價格皆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在正向沖擊方面，貨幣和信貸的產出效應以及利率和信貸的價格效應在不同經濟狀態下具有顯著非對稱性；在負向沖擊方面，信貸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都具有較明顯非對稱性。而且，低增長狀態下，信貸的產出擴張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擴張效應較強；高增長狀態下，貨幣的產出緊縮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緊縮效應較強。[24]
彭方平等應用非線性平滑轉換面板模型，從微觀層面對我國貨幣政策成本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成本效應，即在短期內加息可能引起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成本效應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相比經濟過熱時期，經濟蕭條時期的貨幣政策成本效應更顯著。上述結論所蘊含的貨幣政策建議在于：在宏觀經濟復蘇基礎尚未穩固、通貨膨脹較為敏感的背景下，對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經濟滯脹。[25]
黃武俊通過修正后的karras產出與價格模型，對開放經濟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①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動機在開放經濟下受到制約，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對中國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起著積極作用；②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和影響工資—價格調整速度兩個渠道影響貨幣政策效果，兩個渠道對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機制不同；③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減弱，對價格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強。研究認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逐漸由數量性指標向價格性指標過渡，最終應確定為以穩定物價為單一目標。[26]
范從來考察了實踐中貨幣政策目標由多目標向單一目標收斂的現象，指出了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重新定位問題，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應該包括經濟增長目標，但是中國失業問題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涵蓋充分就業的目標。[27]
張雪蘭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經濟金融季度數據，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行了經驗探查。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并不存在很明顯的時滯，但操作目標、中介目標、最終政策目標間的相關性不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通暢，繼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認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從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著手，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宏觀和微觀基礎，并加強其與其他經濟政策的搭配與協調。[28]
六、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經濟資本化的角度，對中國資本積累、技術選擇行為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研究認為，中國經歷著一個漸次推進的經濟資源存量快速資本化過程。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濟資本化表現為實體經濟中的資本形成。新世紀以來，資本化則伴隨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向國際接軌，土地等要素價格重估而推進。經濟資本化對于經濟趕超和效率改進有正面激勵效應，但對于技術創新卻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導致中國的tfp增長率在低水平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當前經濟資本化出現偏移，資源向資產部門過快集中，出現了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產能過剩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等問題。只有對現行制度和政策進行調整，才能有效激勵內生技術進步，轉變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29]
湯向俊等運用 1970年～2008 年間跨國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勞動者獲得的報酬低于勞動力的邊際貢獻，gdp中資本形成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間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政府生產性傾向以及國有部門較低的融資成本，使中國較高的資本形成率得以持續。研究認為，我國應繼續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和金融業的改革，改變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為實現高投資增長模式轉變提供微觀基礎。[30]
陳彥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資本的增長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國tfp增長率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資本投入，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需要完成向集約型經濟的轉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現出來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很可能在未來難以為繼，人力資本、科技進步和制度改革應該是未來中國經濟保持健康持續增長所需要依賴的主要動力。[31]
鐘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人口紅利、空間外溢與省域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顯著增加促進了省域經濟增長；從區域來看，人口紅利對東、中、西的省域經濟增長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彼此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應不顯著；從區際來看，東、中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其他區域之間均不顯著。同時還發現，地區之間、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均存在顯著的空間外溢。[32]
陳詩一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改革以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重新估算，發現正確考慮環境約束的實際全要素生產率比傳統不（正確）考慮環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來中國實行的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有效地推動了工業綠色生產率的持續改善，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中國工業綠色生產率增長最快并達到頂峰，且重工業生產率、效率和技術進步增長首次全面超過輕工業，初步彰顯環境政策綠色革命成效。雖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業膨脹暫時惡化了工業生產率，但基于國家對節能減排與發展新能源和低碳技術的高度戰略重視，中國新一輪綠色工業革命為期不遠。[33]
【關鍵詞】RBC理論 RBC模型 經濟周期 經濟波動
20世紀80年代，以基德蘭德和普雷斯克特（1982）為代表的經濟學家開創了真實經濟周期理論（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簡稱RBC理論）。RBC理論在瓦爾拉斯均衡模型中生成經濟周期，第一次系統地從供給角度考察經濟周期。在分析方法上，RBC理論建立在典型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以典型行為人為基本分析單位，采用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RBC理論的大部分研究以美國經濟為背景，以中國經濟為背景的研究較少。近幾年來，我國學者開始嘗試運用RBC模型模擬中國的經濟數據，解釋中國的經濟波動（卜永翔、勒炎，2002；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2004；劉樹成、張平、張曉晶，2005；殷劍峰，2006）。借鑒RBC理論研究中國宏觀經濟問題，我們必須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對RBC理論的模型假設與驗證結果加以充分和謹慎的比較分析，避免簡單的拿來主義。
一、RBC理論的基本模型及結論
1、RBC理論的基本模型
在完全競爭和理性預期等條件假設下建立的RBC模型被稱為RBC基本模型（basic RBC model）。RBC基本模型在拉姆齊模型（Ramsey Model）的一般均衡基礎之上引入真實沖擊，并考慮消費與閑暇之間的替代。為簡便起見，假設行為人的效用函數和面臨的生產函數分別為：
其中：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條件期望；?茁表示貼現率；?啄表示折舊率。
根據上述規劃的一階必要條件，補充初始資本存量、橫截性條件、穩態時行為人的勞動供給等三個邊界條件，可以得到求解最優規劃解的充要條件。補充一些參數條件可以求得解析解。如果采用一階泰勒級數展開法，在穩態附近對約束條件線性化，可以求得規劃的數值解?？梢园l現，資本、產出、消費、勞動受技術沖擊的影響而出現波動，從而給出經濟周期的理論解釋。
2、RBC理論的主要結論
RBC理論的主要結論可以從五個方面進行概括。
（1）經濟波動的根源。經濟周期根源于真實變量異常變化造成的供給沖擊。經濟波動是正常的，與市場失敗無關。
（2）經濟波動的傳播。經濟波動的核心傳導機制是勞動的跨期替代，即行為人在不同的時間段內優化配置自己的勞動時間。
（3）經濟周期的過程。經濟波動是理性的經濟行為人在面對沖擊時所做出的最優反應。經濟周期不是對均衡的偏離，是一系列沖擊引起的均衡本身的波動。
（4）政府無須干預經濟。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旨在熨平經濟波動的政府干預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5）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根據當時的約束條件制定并宣布一項最優政策，這項政策宣布之后各經濟行為人會調整自己的預期和行動，導致政府所面臨的約束條件發生變化，在新的條件下原來的最優政策不再是最優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會采取一項與新的最優政策。前后兩個政策的不一致，就導致了動態不一致性問題。
二、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借鑒RBC理論的可行性
1、RBC基本模型的假設條件
前述的RBC基本模型有著嚴格的假設條件。首先是需要完全競爭的市場；其次是價格靈活調整，市場連續出清，非自愿失業不存在，工作和閑暇在時間上具有高度替代性；第三是經濟主體是理性的，在現有的稟賦約束下追求其效用和利潤的最大化；第四是完全信息，行為人理性預期；第五是不存在外部性。
2、中國的經濟環境對模型假設條件的滿足情況
RBC理論主要研究完全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經濟波動，RBC基本模型有著諸多的假設條件，這些假設條件在中國的經濟環境中是難以完全滿足的。
（1）盡管1978年以來，中國開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還很不完善。因此，研究1978年之前的中國經濟周期問題，直接采用RBC模型是不可行的，即使是對1978年之后的中國經濟周期的研究，直接采用RBC模型也會存在偏差。
（2）由于我國存在最低工資標準等限制條件以及勞動力供需結構性失衡、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現實，價格靈活調整的假設條件在中國也是不完全成立的，非自愿失業在當前大量存在。
（3）由于過去的5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些經濟政策存在著時間的不一致性，政策決策過程的不透明導致了信息不完全，使得行為人難以做出理性的預期。例如，我國的國有股減持政策的一波三折引起了證券市場的非理。
由于RBC理論基本模型的假設條件在中國的經濟環境下難以完全滿足，因此，借鑒RBC理論研究中國的經濟周期問題，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對基本模型進行修訂。
此外，RBC模型中的參數及國外研究中確定的數據難以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例如，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2004）所做的研究中一些參數的取值是采用King & Rebelo（1999）對于美國數據的估計值，這個參數實際上還包含了制度變化的因素，不一定適用于中國。
三、RBC理論模型應用于我國有待修訂的問題
RBC基本模型本身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缺陷，需要予以完善。
1、RBC基本模型無法對經濟周期中就業的變化做出有力的解釋
基本模型需要勞動的跨期替代彈性足夠大才能對就業波動進行解釋，但經驗研究表明勞動的跨期替代彈性很可能小于1。另外，基本模型表明只有工資暫時性變化時才能對勞動供給產生較顯著影響，而研究表明，工資的變化具有較強的持久性。
針對這一缺陷，許多學者嘗試通過修改效用函數（如引入勞動不可分性和勞動契約）或修改生產函數（如引入資本利用率）形成拓展模型。
2、經驗數據表明實際工資與產出的相關性沒有那么明顯
通過模型的公式推導，產出與實際工資的相關系數等于1，實際經驗數據則表明實際工作與產出之間的相關性沒有那么明顯。
針對這一缺陷，克里斯蒂諾和伊齊鮑姆（1992）引入了政府支出。
3、RBC基本模型對于沖擊過程存在很大的依賴性
根據RBC基本模型，如果生產技術的沖擊是一個自回歸過程，才能較好地模擬經濟波動的實際情況。若技術沖擊是一個白噪聲或符合單位根過程，那么真實經濟周期模型的結果將無法模擬經濟周期中的特征事實。
針對這一缺陷，需要對基本模型進行修改，引入勞動調整成本，或者引入資本利用率和凸性的資本折舊函數。
4、RBC基本模型用索洛殘差難以準確衡量真實沖擊
許多經濟學家將索洛殘差作為衡量真實沖擊的標準，但索洛殘差是除去資本和勞動力供給對產出影響量的剩余量，是許多未知因素的綜合，含有很大的波動性，索洛殘差的短期變化也不一定都是由技術沖擊造成的。而且索洛殘差是否能有效衡量真實沖擊也受到質疑。例如，研究結果表明美國制造業的索洛殘差經常出現下降，對于美國而言如果認為真實沖擊主要由技術進步引起，那是否意味著美國制造業的技術出現退步？
5、用校準的方法檢驗模型影響了模型的解釋力
采用校準方法而沒有運用計量的方法，使得RBC模型與數據的匹配有相當大的彈性，所以當模型與實際數據的重要的“矩陣”匹配得很好時，也可能無法判斷模型是否具有良好的解釋能力，模擬結果與實際情況的符合程度由研究者主觀判斷。盡管可以通過廣義矩陣法對參數和變量的變化幅度進行統一的估計，但模擬結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仍受到質疑。
四、主要結論及建議
本文依據RBC理論的基本模型與結論，從RBC理論模型的假設條件以及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借鑒RBC理論的可行性與條件，有如下的結論及建議。
1、需要對模型的假設條件進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RBC理論的模型有著較為嚴格的假設條件，而中國的經濟環境難以完全滿足模型的假設條件，應用RBC理論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應用模型時需要對模型的假設條件進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2、對函數的選擇和模型的架構進行修訂
RBC理論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對效用函數、生產函數的選擇和模型的架構需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一定的修訂。例如：引入政府支出、引入勞動調整成本，修訂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我國學者殷劍峰（2006）基于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存在的典型事實，引入了勞動力的現期跨部門替代，構建了基于勞動力轉移的經濟周期模型，對我國經濟周期問題做出了較好的解釋。
3、重新估算各種參數
模型的參數如何取值是評價標準RBC模型對中國數據解釋力的關鍵之一，需要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對于有爭議的各種參數重新估算。例如，折舊率對于波動是很關鍵的因素，直接影響資本存量的估算，間接影響到估算的技術沖擊變量；再如，勞動份額影響模型中所估計的技術沖擊時間序列，而且決定模型中各變量對外在沖擊如何傳播。
4、實證研究中樣本數據的取值應考慮具體國情
例如資本存量的估計、勞動時間采用的標準，應該予以科學的判定說明。改革開放之前的數據與現在的統計口徑存在很大區別，這些是否需要調整或者是否需要分兩個階段分別校準，以檢驗模型的擬合效果。
盡管RBC模型在我國研究中的應用存在一些限制性條件，且模型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RBC理論對于進行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仍然有積極的意義。例如，通過RBC理論，有助于認識穩定和增長之間的關系，有助于分析政府對教育、高新技術的支持力度問題，有助于指導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加關注長期性、一致性以及完善政策的制訂機制等。
【參考文獻】
[1] 袁志剛、宋錚：高級宏觀經濟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2] 殷劍峰：中國經濟周期研究：1954～2004. 管理世界，2006（3）。
[3] 劉樹成、張平、張曉晶：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問題研究.首屆中國經濟論壇論文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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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什么造成了經濟增長的波動，供給還是需求：中國經濟的RBC分析.世界經濟，2004（4）。
[6] 劉金全、劉志剛：我國經濟周期波動中實際產出波動性的動態模式與成因分析.經濟研究，2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