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1-06 07: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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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要有國家統一規劃，而且還要有地方城鎮規劃標準。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不僅要嚴格按照中央十二五規劃要求進行統籌規劃、完善功能、合理布局，而且還要再全國范圍內加強城鎮化建設，確保我國東、中、西，以及大、中、小等，全面協調發展。在每一個城鎮建設過程中，要積極結合本地的環境條件、人文地理以及資源稟賦和產業發展基礎等，對其發展進行準確定位，做精、做細城鎮化建設和發展方案，最終形成自己的發展特色，以此來避免千城一貌、格式化發展局面。在此過程中，城鎮規劃應當具有前瞻性、連續性以及權威性和銜接性，一旦形成了規劃方案，除按必要調整或修改的部分，一律不能隨便改動。目前國家已經出臺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對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做了科學、系統的規劃和實施步驟。
2、強化非農用地供應控制，確保糧食安全生產
對于13億的中國而言，只是單純地依賴國際市場發展，可能無法有效地確保糧食作物的及時供應和生產安全性。因此，實踐中為了能夠確保我國十八億畝耕紅線不便，地方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門，應當嚴格控制耕地總量，尤其是在非農用地規劃建設過程中，一定要嚴格把關，確保土地規劃的動態平衡性。在此過程中，還要注意土地的有效利用率，通過城市建成區內部用地結構的合理化和集約利用度的提高，節約土地資源。
3、新型城鎮化要全面提升生態文明水平
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還要注重生態建設。在現代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一定要牢固樹立低碳、綠色環保理念，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生態經濟以及低碳綠色經濟。同時，還要不斷強化和力求節能減排，從源頭上有效控制能耗、防治污染，淘汰落后企業產能，從而促進現代新型城鎮化建設。在此過程中，還要有效利用節能技術、新工藝產品和新材料。在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政府應當優先采用經濟和法律手段，而且還要適當的采用行政手段。其中，經濟手段主要是指收費、排污權交易以及補貼。實踐中，補貼和收費制度已經被廣泛的應用到實處，但對于部分企業而言，寧愿少交罰款，也不愿投資污染治理。在未來的環境監管中應積極研究和嘗試排污權交易制度，以達到污染物總量的控制。
4、要通過信息技術發展，系統推進和引導新型城鎮化的科學發展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正式出臺，為我們展現的絕不是一個大干快上的躍進計劃，而是強調人的城鎮化和綠色智慧城市的偉大藍圖。作為城市信息化建設的新模式和新階段，解決“城市病”的重要途徑，智慧城市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作用引起了特別的關注。在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政府一再強調要把創新放在深化改革的核心位置，尤其要發揮科技創新的作用，因此，在建設新型城鎮化中，李江穎領航動力信息系統有限公司湖北武漢430072信息化被寄予了厚望。如何將信息化、工業化與新型城鎮化進行融合發展，似乎也成為訴求相關者普遍關心的問題。城鎮化的過程往往也是各種矛盾集中爆發的一個過程，在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背后，掩蓋的是城市化過程中衍生的巨大經濟與社會問題。人口擁擠、交通擁堵、環境污染、住房困難等“城市病”層出不窮。這警示我們：在解決了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的問題之后，更大的挑戰是如何解決“以人為核心”的宜居環境，以實現健康、可持續的發展，推動城鄉保障、社會事業、公共服務設施的均衡化。走新型城鎮化道路就是要緊緊圍繞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加快轉變城鎮化發展方式，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綜合承載能力為支撐，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保障，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智慧城市（鎮）是信息化與城鎮化結合的有效模式，這樣可以有效滿足現代化新型城鎮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幫助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提高管理質量和服務水準。城鎮化建設過程中，采取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其中包括污水處理、交通設施、空氣質量監測、水電氣供應、軌道運輸、公共安全、社會保障、金融以及城管等系統，而且對現代信息技術的依賴性不斷增強。從實踐來看，信息化建設不僅可以有效改善供需結構，擴大消費需求，可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及其發展，促進新型城鎮化轉變，促進經濟成功轉型，以此來確保城鎮化建設進程的可持續。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工業化、信息化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互聯網、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等應用的普及，將改變政府、企業和居民傳統的交易和消費行為，推動現代服務業發展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到2020年將發展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與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要遵循城鎮化的客觀規律，積極穩妥推動城鎮化健康發展。新型城鎮化建設是較為復雜、系統的工程，任務艱巨，責任重大，既要積極籌劃，千方百計推進城鎮化的進程，又要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穩中求進，不可急功近利，不搞城鎮化的“”。
5、結語
(一)新型城鎮化
黨的十提出了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戰略，“新型城鎮化”其在人口集聚、非農產業擴大、城鎮空間擴張和城鎮觀念意識轉化四個方面與“傳統的”城鎮化概念并無顯著差異，但在實現這種過程的內涵、目標、內容與方式上卻有所區別。“新型城鎮化”的戰略重點是“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同時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加快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推動各地區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定位發展，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農業發展格局、生態安全格局”。因此，“新型城鎮化”的“新”，涵蓋了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等內容，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過程，實現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的協調發展，實現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城鎮化。推行“新型城鎮化”，一是順應世界各國實現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加快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二是推動國民經濟健康持續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是解決高速城鎮化帶來的弊端，最大限度地將改革開放成果惠及廣大人民;四是建設包容性、和諧式城鎮，實現中國城鄉的可持續發展。
(二)城市生態安全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分工分業的擴大，人類逐步創建了城市并建立起現代城市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模式。在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對交通、能源、建筑、信息等方面的需求迅速擴張的同時，城市對大氣環境、水環境影響凸顯，城市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著日益嚴峻的風險，人類在享受現代城市為自己帶來幸福生活的同時，也伴生出越來越多的生態安全問題，日趨嚴重的城市生態安全已經極大地妨礙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生態安全，是指城市環境和生態條件(如食物、居室、大氣、水環境、交通及生物環境)對市民的身心健康、生命支持系統的繁衍、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威脅程度和風險大小。典型的環境問題為城市的“五色效應”，即紅色的熱島效應、綠色的水華效應、灰色的霧霾效應、黃色的沙塵效應、白色的禿斑效應。此外，大多數城市的“生命線”缺乏自我保障能力，遇到自然災害，抗災、減災能力差的公共設施往往無能為力。更有人口疏導布局缺失、產業布局不當造成交通擁堵引發額外化石能源消耗，停車困難出現的“人與車爭地”現象，由此而來的焦慮進一步造成公眾的身心傷害。城市生態安全受到的影響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在社會發展發面也表現突出。如盲目的城市人口擴展使城市中的中低產階級迅速壯大，中低端的醫療教育服務建設難以跟上。城鎮人口存在生態健康危機，包括環境病加劇、適應能力降低、心態脆弱與心理亞健康。城市生態風險和生態危機加劇，城市生態安全維護的形勢極其嚴峻。為改善人居環境，建設宜居城市，提高城市生態質量，維護城市生態安全刻不容緩。
二、生態安全格局構建的必要性
“生態安全格局構建”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舉措，十報告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應該增強生態系統穩定性，以明顯改善人居環境為核心目標;以構建國土生態安全格局為主要途徑，并強調生態保護應該“給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和“順應自然”。因此，構建生態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一)傳統的城市用地布局規劃對生態安全極為不利
我國傳統的城市用地布局規劃方法主要是:在“預測城市人口規模并根據人均用地指標確定用地規模”的基礎上，編制土地利用規劃以及空間功能布局。經過多年的城市化發展，實踐證明，這種傳統的規劃方法不能有效地解決城市生態問題，而且逐漸暴露出了諸多弊端。
(1)傳統規劃用明確的規劃界限人為地劃分出城市、各個功能區塊的用地界線，對生態綠地景觀系統的整體性與有機聯系性考慮欠缺，造成了區域、城市及單元地塊間的聯系不足。
(2)城市是復雜的人工生態系統，確定城市用地規模和功能布局的自變量(如人口等)通常較難預測，從而導致規劃的滯后和被動，或因“超前”規劃而造成大量土地閑置。不管是“滯后”還是“超前”，這都會造成城市擴張的無序和土地資源的閑置浪費等問題。
(3)綠地系統、環境保護等規劃在我國傳統的城市規劃中僅僅是后續的“點綴”，傳統規劃的本質其實是城市建設用地配置。這樣的規劃方法與理念下，自然環境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也忽略了它的區域特性、功能連通性、空間易達性等生態功能。
(二)生態安全格局構建是城鎮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國大多數的城鎮建設在經濟發展的利益驅動下不斷向無序擴張。各種形式蔓延的土地開發和建設，不考慮環境與道路體系，不僅帶來了許多城市問題，還造成了城市以及周邊生態環境嚴重受損，生物多樣性面臨危機。城市的生態安全格局正由于城市的無序發展而遭到嚴重破壞。如今，人們逐漸意識生態環境對于社會、經濟以及人類自身的重要意義，“變粗放為集約式經濟、變掠奪為調控式資源開發”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已成為現今乃至未來指導城市發展的重要原則之一。過去“以經濟優先原則的城鎮建設”和“以交通優先原則的城鎮建設”兩種規劃模式存在的共同問題是“缺乏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和尊重，忽視了人居環境的建設”。未來城鎮的發展，決策者和規劃師必須注重人與自然的生態和諧，制定正確的、生態化的城市化發展戰略，發揮人為因素在城市人工復合生態系統中的正面效應，加強城市生態安全的建設，以減少“切碎斑塊、異化廊道、蠶食基質”等破壞原有生態格局的開發行為，加強城市各層次、各系統和各要素之間的建設和聯系，改變以往城市的無序蔓延，這才是今后城鎮發展的必由之路。
三、成都市天府新區生態安全格局構建的思考
(一)天府新區概述
建設天府新區是實施《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落實成渝經濟區發展國家戰略的關鍵內容之一，按照“再造一個產業成都”的目標，新區建設確定了“以現代制造業為主、高端服務業集聚、宜業宜商宜居的國際化現代新城區”的總體定位。新區位于成都市主城區東南，規劃范圍1578平方公里，其中建設用地面積650平方公里，規劃人口600萬～650萬人，屆時成都市主城區總人口將超過1100萬人。
(二)天府新區生態基礎與城市格局
成都平原地處我國青藏高原———中部丘陵區的大生態過渡帶，而天府新區處于山地———成都平原的生態過渡區，具有典型的生態過渡帶環境，生態要素豐富多樣，相互融合。成都天府新區范圍內擁有森林、湖泊、河流、平原農耕等多種生態系統，生態資源豐富，囊括了龍泉山、牧馬山、彭祖山、龍泉湖、錦江、鹿溪河等多種生態要素，各要素交錯聯通，山水相融。《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區總體規劃(2010～2030)》確定的城市空間拓展方式為“中心集聚，走廊拓展”。城市空間格局以成都“一核、兩區、雙中心”的整體結構為前提，按照組合型城市理念，構建“一帶兩翼、一城六區”的新區空間結構。這樣的空間結構體現了以資源約束和生態保護為前提，防止城市粘連發展的組團式布局理念。
(三)城市生態安全構建模式和實現
1．帶———楔式格局。
《成都市生態系統控制規劃(2011～2030)》確定的市域生態系統格局為“兩帶五楔、雙環多廊、九園十湖”，其中涉及天府新區的重要要素有龍泉山生態屏障帶和三圣鄉———龍泉山綠楔。《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區總體規劃(2010～2030)》提出建設“一區兩楔八帶”的生態綠地系統，其中一區指龍泉山生態服務區，兩楔指三圣鄉———龍泉山綠楔與彭祖山綠楔。上述兩個規劃把握了天府新區內的核心生態要素和資源，將龍泉山生態屏障、三圣鄉———龍泉山綠楔與彭祖山綠楔等大型生態空間確定下來，但是缺乏對綠隔地區與城市之間關系的考慮，帶和楔之間缺乏聯系和協調。
2．掌———指式格局。
1947年哥本哈根提出了手指形態規劃，城市新區開發沿著幾條狹窄的放射狀走廊，走廊間被森林、農田和開發綠地組成的綠楔所分隔。這種間隔式的布局，使城市的人工生態系統與鄉村的自然生態系統交錯而臨，蜿蜒曲折的空間肌理與自然開敞的生態環境協調共存。通過對成都天府新區生態本底和核心資源的梳理，可以發現存在兩只“手掌”，龍泉山現狀自然資源豐富、植被茂密，具有突出的空氣凈化和氣候調節作用，可以作為綠色生態源。龍泉山近年來存在生態環境的逆向發展趨勢，長期的人為活動導致自然原始森林植被被破壞，代之而起的是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栽培的喬木林、果樹林和竹林，因此更應該進行生態修復和生態保護，發揮其生態涵養區的功能。彭祖山具有稀有的原生態之美，彭祖山風景區是國內獨有、世界唯一以長壽養生為特色的文化旅游風景名勝區，有“成都南后長壽宮”之稱，是天府新區周邊重要的生態資源，是天府新區的綠色生態“后花園”。分別以龍泉山和彭祖山作為生態源，可以構建生態廊道手指狀深入城市組團，形成掌———指式生態格局。成都市生態系統控制規劃將龍泉山生態源和彭祖山生態源組織多條生態綠楔和生態廊道，并在生態源之間以及廊道之間構建有機的聯系，將生態環境引入了城市組團，構建一個有機、穩定的生態系統網絡，形成“雙屏藏源，多廊融城”宏觀生態格局。
四、結論與建議
(一)基本結論
生態安全格局構建中的生態系統，不是一個單純的量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質的問題。為構建高品質的生態安全格局，在“新型城鎮化”和宏觀城市空間結構下，成都天府新區的生態建設主要包含兩大舉措:一是對大型的自然植被斑塊、水面等發揮物種生存和水源涵養功能的區域進行保護和建設，促進區域生態系統穩定發展;二是通過生態綠楔、生態廊道和生態節點的建設，以水平方向的鏈接強化城鎮發展空間與生態源的有機聯系，拓展生態源的服務功能，緩解經濟開發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影響和破壞，增加城鎮發展空間內部的景觀異質性。基于此，生態建設主要考慮從水系和林地兩個方面加以推進，生態保護則通過劃定生態控制線和控制生態綠隔地區內的建設用地來實現。在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引導下，成都天府新區未來城鎮發展將應注重生態規劃的運用，考慮將生態安全格局構建引入傳統土地利用規劃中，共同促進新型城鎮生態基礎設施用地和城市發展用地布局的合理性和生態性。在基于生態安全格局的城市發展框架基礎上，從功能布局、產業、交通等多個方面著手構建生態安全格局。城鎮建設和轉型將脫離原本功能單一、服務滯后的發展模式，著力構建“產業集聚化、功能多元化、環境生態化、區域協調化”的新型城鎮。
(二)對策建議
1．建設城市生態安全下的生產方式、產業結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經濟結構實現戰略性調整是成都天府新區城市建設的重點。國際經驗表明，保護環境不會必然減緩經濟發展，而快速的經濟發展并非一定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最有效的節能減排是結構性節能減排，即對城市的經濟結構實行戰略性調整，把城市生態安全要求貫穿到生產活動的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對高耗能、高污染的傳統產業進行升級改造，對傳統產業中落后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工藝進行淘汰、鼓勵企業采用更為先進的設備和技術手段，把傳統產業對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由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轉變為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推進天府新區區域經濟增長與高能耗、高污染“脫鉤”發展。
2．倡導城市生態安全下的的生活方式、消費觀念
生態安全下的城市既包括了城市的生產方式的轉變，也包括了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必須把生態安全要求貫穿到城市生活、消費的各個環節。消費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性活動，是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重要環節，是市場經濟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基礎。消費需求決定社會生產，消費模式的變化將引導社會生產方式的改變。一方面“居民消費結構優化，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斷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務明顯增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另一方面盲目消費、揮霍浪費卻讓我國城市消費觀念、生活方式偏離了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導致經濟發展與能源資源供應矛盾尖銳，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城市人居的生活質量下降。因此，喚起市民的生態安全意識，轉變城市的消費觀念、生活方式，代之以節約能源、適度消費、降低污染的觀念。促進城市居民從自己做起，從生活細節做起，推廣“低碳生活方式”，使“理性消費、綠色消費、低碳消費”由概念變為每個公民的自覺行動。
3．樹立生態文明的新觀念，追求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
成都天府新區建設應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觀念，由只要“金山銀山”不要“綠水青山”轉變為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再上升為“綠水青山”也可以轉化為“金山銀山”。用生態經濟化推動成都天府新區城市建設，不僅包括了生態環境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城市的軟實力，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城市的市場競爭力，還包括了生態建設、生態產品的供給為新興產業、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點。
4．強化和改善政府對城市生態文明建設的職能
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和城鄉一體化的深入發展，淮北市城鎮化的進程不斷加快，2013年城鎮化率58.6%，高于安徽省平均水平。但與我省合肥、蕪湖等市及沿海發達地區相比，還有不少差距，主要表現在地、礦統籌發展不夠，城鎮化的質量不高；中心鎮規模普遍偏小，集聚度不夠；城鎮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布局不盡完善，承載能力偏弱；第三產業，特別是鄉鎮地區的第三產業發展較為緩慢，對就業的吸納能力明顯不足。因此，要進一步強化市礦統籌協調發展，優化城鎮功能結構和空間布局，著力提升城鎮化內在質量，構建以相濉主城區為核心，以臨渙、百善、南坪等鎮為基礎，以新型農村社區為單位的城鎮格局，引導和推進主城區、濉溪縣、中心鎮、一般鎮和廣大農村地區的協調、一體化發展。1）在地、礦統籌上，淮北市為典型的資源型城市，因此，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應強化地礦統籌，統籌地上建設與地下資源開采。主城區重點治理東湖、中湖、南湖、相湖、乾隆湖，以綠道為串聯，形成五湖連珠的生態公園；濉溪縣城向東拓展盡量避免占壓楊莊煤礦資源，向西發展應與劉一、劉二礦煤炭開采相協調，逐步治理塌陷區，形成以休閑娛樂為主，調蓄、水產養殖為輔的西部生態公園；市轄三區及濉溪縣下屬各鎮，壓煤村莊應及時搬遷，煤炭開采要反哺塌陷村莊搬遷安置，按照城市居住區或美好鄉村的標準完善公共配套設施，改善人居環境，提升城鎮化質量。2）在規模結構上，到2015年，城市主要設施指標和環境指標超過全省平均水平，部分指標達到或接近國內先進水平。建成區面積達到96平方公里，人口達到95萬，建成皖北區域性大城市。形成主城區———開發區新區———縣城———中心鎮———農村新型社區為梯次的城鎮結構體系，從而扭轉城鎮規模普遍較小、人口集聚程不高的不利局面。3）在職能定位上，主城區和濉溪縣城通過產業轉型升級，優化產業結構，實現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共建共享，構筑交通同網，生態共筑的一體化發展格局，使其成為全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各中心鎮通過完善配套服務、強化產業布局，大力培育特色鄉鎮經濟，為新型城鎮化提供經濟支撐；農村地區作為城鎮化的重要支點，充分發揮資源豐富和環境優美的優勢，為城鎮化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4）在產業構筑上，以市開發區新區、龍湖項目區、鳳凰山食品工業園、濉溪和杜集等經濟開發區的建設為載體，構筑產業發展平臺，堅持產城融合發展的原則，以產業化促進城鎮化，以城鎮化帶動產業集聚，通過兩者之間的有序互動和協同發展，加快產城相融，實現產城一體。不僅要把產業發展平臺建成產業集聚程度高、科技創新能力強、走循環經濟發展的主體區域，更要建設成為設施配套、功能完善、環境優美的宜居宜業的城市新區。從而實現產業發展平臺和城市之間的互促互動，為增強城鎮的吸納能力和承載能力提供有力的支撐。
二、創新體制機制，為新型城鎮化提供有力保障
1.強化規劃引導。
不斷完善城鎮規劃體系，強化城市規劃與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以及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協調，提高規劃的科學性，使規劃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始終發揮引導和調控作用。
2.明晰城鎮之間的產業分工。
堅持以產促城，以產興城，用產業發展帶動城鎮化建設，建立健全產業布局跨行政管轄區域轉移的利益協調和補償機制，堅持錯位發展，明晰產業分工合作，延長產業鏈，形成主城區和各鄉鎮之間產業結構合理，產業布局科學的產業發展新格局。
3.建立區域一體化的綜合承載體系。
把城鄉一體化與美好鄉村建設，努力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堅持把城市基礎設施延伸到鄉村，把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到鄉村，建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重要基礎設施一體化的綜合承載體系，實現基礎設施和社會設施的一體化和同城化，不斷增強城市的吸引力和承載力。
4.完善土地保障機制。
要進一步加強土地利用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的協調，注重多規合一，堅持規劃先行。按照新型城鎮化的要求，科學制定村莊合并和美好鄉村建設的目標和時序安排，避免大拆大建，實現土地的集約節約利用；以主城區、縣城、中心鎮、一般鎮和村莊居民點為重點，探索建立土地指標分配機制，保障區域協調發展。
5.創新投融資體制。
城鎮化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經濟長期健康增長的重要保障和主要動力。面對我國城鎮化可持續發展所存在的諸多失衡問題，我們必須積極推動人口遷移轉換、城鎮產業優化升級、城鎮空間積聚和功能完善，實現我國城鎮化由非均衡向均衡發展轉變，推動我國城鎮化可持續發展。人口城鎮化可持續發展是人口遷移和轉換的統一過程。促進人口的遷轉均衡應把人放在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中心，以人為本，既著力解決“進入”問題，更著力解決“融入”問題。第一，要進一步完善福利與戶籍相分離的人口管理制度，加快落實穩定居住為依據的城市戶籍準入制度，以有穩定就業崗位的農民工為重點，把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具有穩定勞動關系的農民工及其家屬逐步轉為城市居民。第二，推動城市戶籍準入與農民土地權利分離。充分尊重農民自主選擇權，同步完善征地和土地流轉制度，支持農村生產要素和資源參與市場平等交換的權利主張，使農民留鄉有地有收益，離開土地也有保障，這樣既有助于解決和減少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的土地矛盾問題，同時也為我國未來城鎮化發展留下一定的緩沖空間。第三，加快推進就業、教育、住房、社保等制度的改革步伐，促進人口城鎮化發展的過程共治和成果共享，尊重與重視轉移人口表達意愿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逐步形成轉移人口與城市居民統一平等的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同時特別重視轉移人口后代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并做好義務教育與高中階段教育的銜接，以避免代際發展機會的缺失。在確保城市效率和生活質量的前提下，使城市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消費和污染最小化，實現城市發展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綠色城市發展模式轉變。
二、遵循生態文明理念，加強城鎮化建設
（一）實行生態文明經濟發展模式
在加強新型城鎮化中，生態文明經濟呈現“三低一高”（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發展特點，生態文明經濟由生態化技術體系支撐，生態化技術體系從技術研發開始就考慮維持“自然—人—社會”復合生態系統的持續、協調、全面發展。生態化技術體系在應用時不僅考慮其對自然的開發能力，而且充分考慮對生態系統的修復能力，重視提高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能力，以既滿足人的需要又有益于生態平衡為尺度，力圖兼顧當代人的利益、子孫后代的利益以及地球生命系統的整體利益。在加強新型城鎮化中，低碳經濟和生態文明消費型經濟都是經濟與生態的協調發展，使整個地球的生態系統相協調，在比較宏觀的方面，較少關注社會因素；側重生態環境的承載力。綠色經濟有宏觀與微觀之分，宏觀上的綠色經濟是指立足于“自然—人—社會”復合生態系統的持續、協調發展，以人類健康和保護自然為目標，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統一與最優化的經濟發展形態；微觀上的綠色經濟是指工業產品、農業產品、服務產品在生產、加工、營銷和消費等環節，無污染的、不損害人類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符合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產和消費范式；側重自然、人、社會的健康與發展。在生態文明經濟思想的指導下，繼承傳統經濟中發達的水平維和強大的力量維，擯棄傳統經濟發展中對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人類健康和人的全面發展產生的負效益和負價值，應用現代生態化技術體系武裝改造傳統產業，在建設新型城鎮化道路上，把傳統經濟的改造、提升融入到生態文明經濟的發展當中，能夠使它們有機聯系、協同發展，相輔相成，既互相補充又互相促進，構成一個系統，形成生態文明經濟體系，具有更強大的功能。
（二）建立健全生態保護法律法規
隨著我國環境的日益惡化，體系較完備的法律系統，對城鄉環境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顯得越來越重要。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能夠將引導環境指導思想從環境末端治理向環境的防治改善轉變。我們亟需填補有關環保領域法律、法規的空白，出臺必要的支持實施措施，使環境工作法律監控無死角。現提出以下幾點措施：第一，以法律的形式明晰企業關于環境治理的權利和義務，采取守法激勵政策切實發揮企業的主觀能動性，提高企業的社會責任感。第二，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執法的規范化和可操作性。以美國為例，美國環境執法的主要行政機構是美國環境保護局（簡稱USEPA），在USEPA的推動下，美國已經建立起一個高度完備、嚴密法律制度體系。有《清潔空氣法》、《清潔水法》、《瀕危動物保護法》等，涉及到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各個細則，凡構成對環境造成污染的污染源都在法律的嚴密監控下。第三，應制定嚴格的處罰條例，加大環境違法行為的查處力度，明確環保部門環保責任制度，對環境違法行為，既要處罰環境違法單位，又要處罰環境違法行為所在環保部門的相關責任人，確保執行讓法律不再成為一紙空文。第四，應該制定針對農村環境治理的法規及具體實施的細則，農村城鎮化進程中的問題比城市的環境治理更加復雜，需要進行大量的研究考證制定嚴密、科學的法律規范。雖然相繼出臺了《土壤環境質量標準》、《農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標準》等農業環境制度性標準。
（三）制定和完善生態保護經濟政策
1.1新型城鎮化對房地產投資的影響作用
1.1.1對城鎮新區進行建設以及舊區改造促進了房地產投資的增加
由于新區建設需要房地產的直接相關投資，房地產資金會直接注入，從而帶動了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另外，城鎮舊區的搬遷改造也會帶動當地房地產市場發展，以及房地產投資的增加。同時，搬遷戶對住房的需求也會增加，供求效應促使房地產投資增加。
1.1.2新型城鎮化中人口的增加相應推動了對住房需求的增加
據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化每年以約1%的速度推進，城鎮人口年均增長4%~5%，從而帶動新增住房需求快速增長。由于新型城鎮化的速度不斷增快，大量的人口向城鎮涌入，他們對住房的消費需求也不斷擴大，對住房面積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房地產投資也會相應地增加。
1.1.3新型城鎮化帶來的生活水平提升帶動了房地產投資的增加
由于城鎮化的不斷發展，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于房地產有著更高的需求。如房屋置換、休閑旅游、娛樂消費等，這些都對房地產消費投資提出了新的要求，帶動了房地產投資的增加。
1.2房地產投資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作用
房地產業是城鎮化的重要物質載體，積極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需要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在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人口和城市面積都高速膨脹，必然會帶動房地產市場快速發展，相應地房地產投資在一定時期內的快速增長會推動新型城鎮化的發展。
1.2.1房地產投資的增加解決了城鎮化中一部分人口的就業
由于房地產資金的增加，房地產市場的發展，需要更多的工人來參與到房地產建設中來，因而解決了部分人口和進城務工人員的就業問題。另外，房地產相關產業的發展也會使得相關行業人員的需求增加，解決了城鎮化中部分人口的就業問題。
1.2.2房地產投資的增加擴大了新型城鎮化的建設資金
城鎮化建設的不斷發展也要求建設資金的不斷投入，房地產投資的逐年增加、配套建設的不斷增大，促使新型城鎮化朝著環境更和諧、配套更完善、服務更全面的方向發展。房地產投資為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加快了步伐，兩者之間是相互依存的。房地產投資要和城鎮化發展相適應，與產業發展相協調。投資滯后會影響房地產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投資超前則會造成資源和能源的浪費。
2結論與建議
2.1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城鎮化發展水平與房地產投資存在正相關協整關系，二者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系。在短時期內，我國城鎮化水平的變化對房地產投資增加影響不大，不是其增加的原因，而房地產投資的變化則會使城鎮化水平發生一定的變動，即城鎮化水平對于房地產投資的影響不顯著，而房地產投資對于新型城鎮化的影響顯著。在長時期內，我國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對于房地產投資具有一定的影響拉動作用，而且這種作用力大于房地產投資對于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推動作用。
2.2建議
從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發展經驗來看，房地產本身的逐利性會給城鎮化的發展帶來一定的難題，會導致城鎮化的片面發展，房地產的健康發展才能有效促進新型城鎮化。鑒于此，我國在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應合理引導房地產投資的方向，使兩者協調健康發展。
2.2.1城鎮化方面
首先，根據城鎮自身特點，科學規劃其長遠的發展，引導房地產在城鎮化發展中的合理投資，避免盲目的開發投資或者是滯后的房屋建設。其次，重點做好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工作，在保障性住房的規劃、容量、地址、分配和管理等方面合理設計，加大過程控制與服務管理。再次，完善城鎮的基礎配套建設，建立生態宜居、宜業的城鎮，提升城鎮居民生活質量水平。最后，根據住房市場的供需合理供應房地產市場的土地，做好舊城改造和征地安置補償工作，保障人民的正當利益。
2.2.2房地產投資方面
1.從發展速度來看：城鎮化水平加速提高，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的局面得到扭轉。
城鎮化首先表現為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城鎮人口規模不斷擴張的過程。全市城鎮常住人口由1990年的71.5萬人增加到2013年的260.3萬人，增長264%，遠高于同期常住總人口增長幅度（44.1%）。帶動城鎮化率由1990年的22.6%提高到2013年的57.1%，年均提高1.5個百分點。自2010年開始，嘉興城鎮化率首次高于工業化率（工業增加值/地區生產總值），到2013年，兩者間的差距由2010年的1.4個百分點擴大到7.5個百分點，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的局面得到改觀。
2.從發展動力來看：由依靠工業化核心主導向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支撐轉變。
一方面，以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為特征的新型工業化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第三產業尤其是生產業將迅速發展，2013年，全市服務業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2位，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40%，科技研發、信息軟件、商務服務等新興服務業增長11.8%，分別高出GDP增速、服務業增加值增速和工業增速2.2、2.4和0.5個百分點；另一方面，隨著工業優化升級，資金和技術對人工的擠出效應更加明顯，服務業對就業的吸納作用進一步凸顯，成為推動城鎮化向縱深躍進的后續動力。
3.從發展布局來看：嘉興已由依靠單個城市平面擴張轉向市域城市群式發展。
嘉興于2006年在全省率先出臺第一個覆蓋全市域的城市總體規劃，在此基礎上形成了“1640300”的布局體系。經過多年推進，嘉興城鎮空間格局體系不斷優化，城鎮化區域協調程度較好。2013年，嘉興市區城鎮化率67.7%，居縣（市）首位，所轄的5個縣市城鎮化率均達到50%以上，其中最高平湖市城鎮化率為55.3%，最低桐鄉市城鎮化率52%，相差并不大。
4.從發展質量來看：嘉興城鎮化發展綜合水平在全國和全省處于中上位置。從全國比較來看，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的《中國城鎮化質量綜合評價報告》，基于2010年的統計數據，從城鎮自身發展質量、城鎮化推進效率和城鄉協調發展程度3個維度共34個評價指標，對全國28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城鎮化質量進行了評價。根據該報告，嘉興城鎮化質量指數位列第31位，處于中上水平。在112個20萬-5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中，嘉興城鎮化質量指數位居第5位，優勢比較明顯。從省內比較來看，根據省統計局的《2012年浙江省新型城市化進程綜合評價分析》，2010-2012年，嘉興新型城市化綜合評價依次位列全省第6、第5、第4位，呈逐年上升趨勢。
二、面臨四大制約
1.省級開發區（園區）產業規模檔次偏弱，制約新型城鎮化對高端要素的集聚作用。
總體看，嘉興省級以上開發區（園區）的畝均投入產出率不高、經濟總量偏小、主導產業不強、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足。2013年，全市12家省級以上開發區（園區）畝均工業產值199.2萬元，低于全省平均的253.2萬元，與杭州畝均工業產值446.3萬元相比更是相差甚遠；經濟密度（工業主營業務收入/投產工業用地面積）為248.8萬元，低于全省平均的321萬元；主要產業集中度為48.4%，一般集中度較好的多在60%-70%以上；高新技術企業數占園區內工業企業總數的比重僅為1.6%，研發人員數占園區內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僅為3.2%。
2.城鎮發展能級和規模效應偏弱，制約新型城鎮化整體發展水平的提升。
城鎮化最主要的效果就是集聚效應和規模效益。就嘉興看，一方面，中心城市在帶動整個區域發展、提升城鎮化整體水平上應起的核心主導作用并不突出。2013年，市區常住城鎮人口占全市比重由1990年的41.1%下降到26.7%，市區GDP占全市比重只有24.8%，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GDP低于全市平均4804元。規模以上高新技術總產值比重只有21%，低于全市平均及多數縣市。地方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資等主要指標增速也均低于全市平均。另一方面，中心城鎮在帶動腹地區域發展、推進農村就地城鎮化上應起的關鍵節點作用并不突出。全市44個新市鎮中，常住人口達到10萬人以上的只有5個鎮，人數最多的許村也僅12萬人。平均每個鎮常住人口數5.7萬人、建成區面積6.1平方公里。城鎮規模偏小，功能偏弱，產業支撐乏力，對周圍農村地區難以形成有效的吸引。
3.資源環境承載的實有人口數量已近極限，制約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核心作用的發揮。
根據浙江大學米紅教授的研究，嘉興人口總量在422萬左右較為適宜，如犧牲部分滿意度，到2020年最高人口容量在539萬人。2013年，嘉興實有人口549.6萬人，常住人口455.8萬人，資源環境承載的實有人口數量已近極限。按照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務的要求，嘉興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只有34.9%，遠低于57.1%的水平。按照2006-2013年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3個百分點的增速計算，到2015年，全市城鎮人口約270萬人左右，2020年城鎮人口約325萬人左右。目前嘉興城鎮人口數約260萬人，即未來還有60多萬人將集聚到城鎮。據測算，一個農民進入嘉興這樣的中等城市，城市配套成本約10萬元/人，如將所有外來人口全部轉化為市民，配套資金超過600億元，成本巨大。
4.資源環境基礎薄弱，制約新型城鎮化內涵集約式發展。
新型城鎮化是綠色、生態、集約、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在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影響下，嘉興資源貧乏與粗放型利用并存，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居高不下與生態環境容量的矛盾依然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全市城鎮建成區面積由1990年的66.4平方公里擴大到2013年的24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長6%，是同期城鎮化率年均增速的4倍，城鎮發展所占用土地的增長與城鎮化水平的提升不相適應。城市環境污染嚴重。全市市控以上地表水監測斷面，五類和劣五類水質河流斷面占比為76.1%，全市在役9個飲用水水源地水質全部不達標。市區環境空氣優良天數比例只有58.9%，空氣質量在全省排名第9位。能源消耗居高不下。2013年，全市七大高耗能行業能耗995.1萬噸標煤，增長3.6%，占全部規上工業能源消費的比重達78.5%。
三、重點處理好“三對關系”
1.結合實際，推進新型城鎮化要把握“三個跳出”。
一是要跳出城鎮化發展城鎮化。要更多地從產業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生態的角度和服務的角度來關注以及評價城鎮化發展。二是要跳出模式化發展城鎮化。推進新型城鎮化要更多地從本地現實出發。就嘉興來看，需考慮人口空間分布相對分散的現實，在推進農村人口轉移集聚的過程中，要加強就地城鎮化的探索和嘗試；考慮傳統產業比重長期偏高的現實，重點圍繞產業特定價值鏈環節的技術改造和市場拓展這兩頭，加強研究扶持。三要跳出嘉興發展城鎮化。要把推進新型城鎮化放到以滬杭為中心的長三角城市群發展的大背景中去籌劃，避免被滬杭蘇甬大城市邊緣化、郊區化。
2.注重質量，推進新型城鎮化要處理好“三對關系”。
一是處理好城與產的關系，推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堅持以先進制造業為主導，加強產業選擇的戰略設計，打造“2+1”的產業體系。整合提升產業轉型升級載體，省級以上開發區要憑借資源和政策優勢走品牌式發展道路；市鎮工業園區要探索打破鎮域行政管理界限，整合地理相鄰、產業相近、功能相同的園區，逐步形成“一區一業、一園一品”的特色產業園區。二是處理好城與鎮的關系，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強化中心城市規模和功能的雙重支撐，規模上要穩健拉開發展框架，功能上要重點強化高端制造、科研教育兩大功能，確立其在區域產業鏈中的高端地位。推進縣域經濟向一體化“都市區”經濟轉變，統籌全市規劃體系，實行雙重管理、以市為主的規劃管理體制。突破行政區劃限制，加強市、縣（市）總體規劃的融合銜接。建立公共服務并軌銜接的體制機制和跨行政區域的資源要素交易平臺。建立以小城市為戰略節點的四級城鎮體系。三是處理好城與鄉的關系，促進城鎮和三農建設協調推進。堅持確保糧食安全和發展現代農業相結合，落實穩糧增產各項措施，加快農業和農民的現代化。探索建立以職業、居住地劃分的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探索農村土地承包權長久不變、集體資產股份制的體制機制，改革完善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制度。實行土地指標按產業項目競爭擇優配置機制和差別化地價政策。推動“畝產稅收”政策在服務業等其他行業的全面實施。
3.創新機制，強化新型城鎮化發展“三大保障”。
新型城鎮化核心要解決我國舊型城鎮化面臨的突出問題，一是人的問題，即農民工的半市民化，2.34億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真正享受城鎮的公共服務，大量農業轉移人口未能融入到城市社會。二是地的問題，建設用地的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城鎮人口數量增長的速度，城市的容積率比發達國家要低得多，城市人口的人均占比面積高于發達國家，人均占地面積從2000年的130平米上升到2012年的142平米。三是業的問題，即產業發展和就業問題。產業發展呈現“東高西低”，農民工為尋求就業，跨區域大范圍的流動，導致城鎮和社會也是高流動。四是生態的問題，一些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日趨嚴重，交通的擁堵、環境污染的加劇、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不足等。為解決這些問題，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邏輯是堅持城鎮化要從“市”而來，走市場化的發展新模式，切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同時，要通過政府引導，依靠制度創新建立跨城鄉的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土地和資本市場，打破城鄉二元市場結構格局，推進生產要素的流動和公共資源的均衡配置，實現人、地、業、生態等要素的協調互動發展。城鎮化金融支持路徑的選擇取決于城鎮化的發展邏輯，要通過制度創新，建立多元化、市場化的金融支持城鎮化發展路徑。
二、新型城鎮化金融需求分析
金融是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核心支持因素，是協調人、業、地、生態等要素的中樞環節。當前，我國城鎮化正在快速推進之中，城鎮化將引發巨大的潛在投融資需求。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在金融需求結構上表現為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融資需求占比將大幅提升，在金融需求量上呈現出資金數量大、周期長、低成本等特點，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基礎設施建設的金融需求。
相較于農村地區，城市和城鎮的重要特征就是擁有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系。根據世界銀行定義，基礎設施可以分為經濟基礎設施與社會基礎設施。其中，經濟基礎設施是指長期使用的工程構筑、設備、設施及其為經濟生產和家庭所提供的服務，具體包括電力、通信、自來水、管道煤氣、排污等公共設施，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以及鐵路、交通、港口、機場等交通設施。社會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教育、衛生保健等公共服務設施。據測算，每轉移一個農村人口需要增加城建費用約6萬元，那么僅僅當前轉移就業的2億農村戶籍的城鎮人口就將產生12萬億元的建設資金需求。隨著未來人口的自然增長以及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基礎設施建設中的資金需求將繼續擴大。
(二)人口城鎮化的金融需求。
人口城鎮化主要是部分農業人口選擇從事非農業勞動，轉而進入城鎮生活，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角色轉換。農民進入城市生活，在住房、教育及醫療、社會保障和個體經營方面，需要一定的金融支持。
(三)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金融需求。
新型城鎮化的加快，必然伴隨著主導產業、支柱產業的轉換。意味著需要投入大量的金融資源來支持新型城鎮各類產業的調整以及集約型、低碳型產業的發展，推進城市產業轉型升級，推進小微企業的發展，為新進人口提供就業機會，營造良好創業環境，增強城市經濟活力和競爭力。
(四)新農村建設的金融需求。
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是統籌協調、相互促進的關系，伴隨著新型城鎮化建設進程的推進，強農惠農仍將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中之重，新農村建設資金需求巨大。綜上，根據新型城鎮化規劃，2020年常住人口的城鎮化比率要達到60%左右，未來人口城鎮化比率將以每年接近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每年將有大約1300萬人進入城市。按照2012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2012年的抽樣調查研究顯示，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新增城鎮人口每增加一人，財政支出平均需要8萬元，那么未來每年城鎮化需要的新增財政支出就將達到10400億元。財政資金的配套是解決城鎮化金融需求的一個重要方面，剩余部分資金缺口仍然要通過其他制度設計予以安排。
三、新型城鎮化金融供給分析
在城鎮化發展的不同階段，資金供給存在不同的特點。1986－1990年期間，以財政投入為主、銀行信貸為輔，1991－1997年期間，以土地資源收益為主、銀行信貸為輔，1998至今，城鎮化建設資金來源主要渠道有政府財政資金、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政府融資平臺、地方債等五個方面。
(一)政府財政資金。
包括中央政府的專項補助、國債資金、地方政府預算內的城建資金以及土地出讓金收入等等，而土地出讓收入成為地方財政支持城鎮市政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重要甚至主要來源。近年來，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30%以上，占地方財政收入的70%左右。
(二)政策性金融投入。
它是介于財政投資和商業銀行貸款之間的融資來源，在我國主要是國家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銀行，根據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要求，向新型城鎮化中的基礎設施等提供融資。
(三)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借入。
主要是設立城司，通過土地或用財政等政府信用作抵押，從銀行取得貸款或者發行建設債券，國家審計署的公告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206988.65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9256.49億元，地方政府債務資金有87%投向了市政建設、土地收儲、交通運輸、保障性住房等基礎性、公益性領域。
(四)地方政府債券。
2011年和2012年兩年中央政府在確定的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內，本著自愿原則，選擇經濟基礎較好、債務負擔較輕、資本市場發育成熟的上海、浙江、廣東、深圳作為地方政府自行發行債券的試點省(市)，其余地區仍由中央財政發行。今年國家又批準了京滬蘇浙等十個地方政府自行發債。
(五)商業金融支持。
商業金融體系有著較強的吸納社會閑散資金的能力，各地在城鎮化過程中，通過大力發展商業銀行、豐富信貸產品，為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務，推動人口城鎮化、產業城鎮化、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的協調發展。金融支持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現有金融體制難以有效匹配城鎮化建設資金供求雙方，與城鎮化旺盛的金融需求相比，金融供給總量明顯不足，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財政收入難以長期支持城鎮化，尤其是土地財政不可持續。二是政策性金融提供資金及服務能力有限。三是平臺融資額度有限且容易累積風險。四是通過資本市場獲得的融資有限，大量的社會資本未參與到城鎮化建設中。五是農村金融服務存在金融抑制現象，難以滿足城鎮化建設需要。
四、金融支持新型城鎮化的路徑選擇
解決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金融供給問題，核心是理順城府和市場功能邊界問題。在城鎮化建設中，政府與市場功能邊界劃分存在以下影響因素。
1.資金規模與投入周期。
投資規模大、建設與回收周期長的城鎮化建設項目，普遍具有外部性，存在商業效益較低或投資風險較大的問題，呈現明顯的公共產品特征，難以通過完全的市場商業性渠道獲得金融支持。然而政府資金規模有限，如何調動市場力量，實現政府與市場的有效結合，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2.區域差異與金融發展水平。
不同區域的城鎮化發展階段不同，其金融發展水平也存在較大差異。以東中西部固定資產資金來源結構為例，根據2013年統計年鑒，西部地區經濟金融發展相對滯后，國家預算內資金投入占比達12.8%，城鎮化建設對財政資金依賴度大大高于東部地區的3.5%與中部地區的4.2%;國內銀行信貸仍是城鎮化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西部地區金融市場不發達，資金主要依賴于銀行信貸，國內貸款投入比例為16.0%，中部與東部地區則分別為8.6%和14.2%;自籌資金主要來源于地方財政、企事業單位貸款、發行債券等，西部地區地方與市場力量較弱，自籌資金比例僅為59.3%，中部與東部地區則分別為76.2%和61.2%。
3.信息透明度。
對于村鎮、中西部地區以及部分建設項目，信息透明度相對較低，信息不對稱致使商業性金融機構難以發展業務。各級政府需要對這些領域進行合理規劃，搭建完善的信息溝通機制，實現市場與政府信息共享，提升信息透明度，健全相關保障機制，保證城鎮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4.風險收益水平。
在城鎮化建設中，部分項目具有公共物品特征與公益性質，如垃圾、污水處理等設施建設，難以產生現金流，需要政府通過財政補貼等政策予以支持，保證還款來源。此外，一些行業、項目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風險較高，擔保不易落實，還款來源有限，商業性金融機構無力承擔，也需要政府介入保障。因此，為解決城鎮化建設資金供需的矛盾，推進城鎮化建設，必須創新融資模式，明確政府與市場的功能定位，處理好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的關系，根據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不同階段，構建差異化、個性化的長效金融支持體系。
(一)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
建立透明的收費制度加強項目現金流建設，推進公私合營PPP項目的選擇，以責權利對等的合約規范各種經營主體的經營行為，吸引社會進入市政公用事業領域。財政資金主要支持無現金流、無收益的純公益性項目，并通過建立財政資金引導基金，全方位吸納社會各類資金投入新型城鎮化建設;政府要積極推進信息透明度、構建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二)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融合發展。
積極發揮政策性金融在支持農業、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等方面的作用，拓寬低成本、長周期、安全性高的融資來源渠道;發揮商業性金融在促進產業發展和結構升級方面的優勢，加強對城鎮化建設中能產生現金流的經營性項目的支持力度，增強對重點產業及中小城市、中小企業的金融供給，實現新型城鎮化的產城融合發展。
(三)建立多元化融資渠道。
賦予更多地方政府自主舉債權，建立健全地方債券發行管理制度，不斷創新市場債等融資工具;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推進資產證券化，建立產業鏈投資基金，為新型城鎮化的建設提供多元化的資金支持，發揮市場在資金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城鎮化資金保障機制。
(四)推進城鎮化金融支持模式動態化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