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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法律理論知識
法律理論知識是高校學生在現代的社會環境中對法律以及法律現象在一定的反應過程中形成的系統化以及整體化的一種理性思維體系，也是現代法律觀念在理論上的表現。具體來說，它具有形態系統化以及指導性地位等特性，它是高校學生能夠樹立起科學的法律意識并形成出色的法律能力的基礎與前提、如果沒有對于法律知識的全方位的了解與科學的認識，就無法形成較高的法律能力以及科學的法律意識。相關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大部分高校學生整體上缺乏對于法律知識的全面了解，并且他們對于與本專業相關的法律知識的掌握情況以及對部門法律的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都不容樂觀。
(二)淡薄的法律意識
隨著在我國公民中深入進行，大部分高校學生的法律意識已經比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通過思修課的學習和其他的相關途徑，他們了解并已經掌握了一部分的基礎法律知識，能夠了解到依法治國方針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然而，在思修課程的實際教學過程中，由于學時較少以及課程的安排不多等情況，教師在授課過程中仍舊偏重于對于基礎法律知識的講授。所以大部分的高校學生仍然缺乏對于法學中的理論知識的深層次的了解。在發生日常糾紛的情況下無法用法律理論知識將其解決。同時，大部分的大學生不僅缺乏對于法律本質的認識，還缺乏應有的權利意識。一部分的高校學生錯誤的認為學生只有義務，沒有權利。也就是這部分學生只有被動的法律意識，并沒有主動的法律意識。
(三)欠缺法律能力
這里所說的法律能力指的是能夠體現出大學生的具體的法律素質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它主要包括了護法能力、守法能力以及用法能力三個要素。在當下，大部分的高校學生在這三個能力上都有所欠缺。第一，大部分的大學生缺乏守法的自覺性，近一段時間內，大學生中出現的違法犯罪行為層出不窮，在我們身邊的大學校園里，人身傷害、詐騙、盜竊以及性犯罪等案件出現的頻率并不低，狀況不容樂觀。第二，大學生使用法律的能力比較低，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善于應用法律。第三，在高校學生中能夠積極主動地去維護法律尊嚴的行為仍然不夠普遍，大部分的學生缺乏能夠與違法犯罪的行為斗爭到底的決心與勇氣，護法能力比較弱。
二、如何使大學生的法律素質得到提高
(一)應在大學生中加強對于法治理論知識的相關教育
要想使學生的法律素質得到提高，就離不開大量法律知識的積累。學生只有做到知法、懂法后，才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主動做到用法、守法以及護法。才能夠把法律法規變成自己的內在行為準則，對于大部分非法學專業的高校學生來說，他們的大部分法學知識都是通過思修課程獲得的，由于大學課程中的思修課程安排有限，無法讓大部分的學生在短暫的課堂上理解并掌握大量的法律知識，這就要求各大高校要盡可能在有限的課時中盡可能向廣大學生傳播法律知識。同時還要對大學生的法律意識進行培養，讓大學生即使在課外也可以更好地加強自身對于法律知識的相關學習。如果學生自身所掌握的法律知識越多，他們所具備的法律素質也就越高。這樣他們就可以對自身的法律意識進行更好地培養，也可以使自身運用法律的能力得到提高。
(二)高校應建立起比較合理的法律教育體系
在各大高校中的法制教育里，應努力促進學校、家庭以及社會的全方位的教育體系的確立，并且與高校中的普法教育相配合，不斷對社會中的法制環境進行改善。在現階段這三個方面里，學校的法制教育應起到首要的所用，但由于高校中關于法制課程的課時較少，內容較多，為解決這一問題，大多數學校會采取上大課的方式來解決，這樣一來就十分容易造成學生關于法律知識的認知層次出現不同等情況，無法使教學收到滿意的效果。面對這樣的情況，各大高?？梢猿碎_設法律基礎的公共必修課以外，還可以有計劃、有選擇地開設一部分的法律課程，以便喲與不同層次法律知識的學生來進行選擇。同時，學生也可以通過系里向教務處申請希望增設的法律課程，經過匯總以及整理工作后，教務處可以制定出相應的教學計劃以及教學大綱，再根據本學校內教師的具體情況來安排教學任務，從而減少在課程設置上可能出現的雜亂情況。
(三)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還要注意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各大高校在實施法制教育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在教學過程中需要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其中既要對法律的基本理論進行闡述，還要將其與典型案例以及社會熱點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的分析，同時還要充分利用社會實踐活動以及第二課堂，從而實現對課堂教學內容的補充、延伸以及深化，讓學生能夠體會到直觀的、生動的法律教育。
(四)還要注意教師在教育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生動有趣的講解往往比枯燥乏味的照本宣科更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所以，教師在備課時應對教學內容進行精心的設計，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要多使用反問與設問等提問方式，對學生的思維進行一定的啟發，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體性的作用能夠得到發揮。讓學生能夠參與到教師的教學活動中。另外，還要注重實踐環節，對學生的思維能力、行為能力以及表達能力進行培養。教師可以通過布置篇幅不長的專題論文來對學生的文字表達能力進性培養;通過在課堂上的提問以及對辨析題的解答，對學生的邏輯思維、直覺思維以及形象思維等能力進行必要的培養以及鍛煉;對于一部分學生中存在的賭博、抽煙、打架、作弊以及喝酒等不良行為，要使學生學會自我管理以及自我約束，也對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進行培養。
三、結語
論文關鍵詞 高校 學生 法律援助 診所教育
一、研究背景
法律援助，是指國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免費的法律幫助。廣義上的法律援助主體并不限于政府，社會各界在現有的法律制度之下均可提供相應的法律援助。國務院于2003年7月21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條例》第8條規定：“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痹诮涍^不斷的摸索和總結后，我國已經形成了政府與社會混合型的法律援助運作模式。
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晚，援助力量薄弱，法律援助供求嚴重失衡，因此需要全社會的力量共同支撐。而高校法律援助組織的出現一方面對于緩解供求矛盾、補充政府法律援助發揮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這對于高校的法學教育也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可以提高法學專業學生的實務能力，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然而，在現階段，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發展還遠不成熟，存在著諸多問題和障礙，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機制來規范，法律援助的效果也受到影響。但可以預見的是，高校法律援助的發展潛力是巨大的，讓其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對于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二、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現狀
高校的法律援助活動與診所式法律教育是相伴而生、相輔相成的。診所式法律教育，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其特點在于仿效醫學院利用診所培養實習醫生的形式，由診所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法律實際運用。診所式法律教育一方面讓學生參與法律援助服務，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職業責任感；另一方面，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出現和普及也為高校學生開展法律援助鋪平了道路。
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的起步則相對較晚，直到21世紀初才引進這種法學教育模式。2000年9月，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大學、武漢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分別開設了診所法律課程，并依托其開展法律援助活動。截至2012年12月，我國已有151個高校的法學院或法學系開設了診所法律教育課程，這為高校學生開展法律援助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以武漢地區的高校為例，武漢大學1992年成立了我國第一個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與保護中心”；中南民族大學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診所法律教育中心，并依托該中心開展法律援助活動；華中科技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后與社區居委會有機結合，為社區居民提供法律咨詢和援助活動。
（一）武漢大學的法律援助
武漢大學是我國最早一批成立法律援助機構的高校之一，其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自1992年成立以來，不斷加強自身發展優勢，在武漢群眾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二十余年來，中心面向全國為社會弱者義務提供法律服務，許多自身權益受到侵害而又無法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弱勢群體在志愿者的幫助下，依法討回了公道，走出了絕望和無助的困境。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已接待咨詢約50000余人次，回復信件近21000余件，電話咨詢約38000余次，通過中心的網站提供法律意見1000余次，訴訟案件達18650余起，勝訴率達78%?，F在的社會弱者權利與保護中心已經不依托于武漢大學，成為一個獨立運作的社會團體，其發展模式在我國高校學生法律援助中獨具一格，特色鮮明。
（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法律援助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美國福特基金會、學校的大力支持下，于2000年5月成立了法律援助與保護中心。作為學校服務社會的窗口，中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為社會提供法律咨詢和案件。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共接待來訪者9000余人次，回復電話、信件2000余件次，寫作法律文書3000余份，各類案件1200余件，其中包括創中國民間法律援助標的額之最的陽新縣8歲兒童石某某高壓電電擊人身損害賠償案；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湖北某船廠150余名職工房屋糾紛集團訴訟案等重大案件，受益人群遍布全國各省市。中心通過這一系列活動，實現了盡最大努力，為最需要法律服務的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服務，以實現維護社會正義，促進社會穩定的目標。
（三）中南民族大學的法律援助
中南民族大學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診所法律教育中心，它與中南民族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相互配合、相互協調開展法律援助活動。通過法律援助維護少數民族的權利是中南民族大學法律診所的特色之一。中心截至2012年12月已接受咨詢2000余次，承辦案件70余起，到社區服務8次，社會調查2次。其中辦理的案件以勞務糾紛、合同糾紛、相鄰權糾紛等案件居多。目前，中心已經與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洪山區人民法院一起，就“少數民族及其他少數人語言法務翻譯診所援助教學法探索”課題進行調研，并已經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四）華中科技大學的法律援助
華中科技大學的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起步相對較晚，其最大的特色是依托于社區居委會開展法律服務，服務對象也僅限于該社區居民。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設立診所式法律教育課程，與華中科技大學社區居民委員會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遴選課業優秀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居委會為據點，為尋求法律幫助的社區居民提供法律咨詢、寫作法律文書等服務。該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來案件及接受咨詢40余次，其中20余起為家庭和財產糾紛。該校法律援助中心運作資金主要是由該校法學院與居委會共同負擔。由于資金短缺等限制，該中心遭遇了不能擴大受眾、進行更深入的法律援助的尷尬。
三、高校法律援助機構存在的問題
盡管高校學生開展法律援助在補充法律援助資源，扶助弱勢群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其中也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高校援助機構在訴訟中存在局限性
第一，目前我國將高校法律援助機構定位為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補充，卻沒有在立法上得到確認和支持，這一狀況使得某些高校法律援助機構遭遇訴訟時身份不明的尷尬和運作不暢通等問題。
第二，高校學生在提供法律援助時并不具有律師身份，他們只能是以一般公民的身份來辦理具體案件，因此學生的調查取證權受到一定限制。由此可見，提供法律援助的學生，要想像律師一樣開展法律實踐，無論在法律規定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都是不可能做到的。這種狀況勢必會影響高校法律援助機構與社會的廣泛接觸，對法律援助活動的順利開展形成巨大的障礙。
（二）對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管理機制不健全
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成立具有特殊性，其依托的是高等院校，因而其首先要受高等院校的領導。其次，由于司法行政部門統一領導全國法律援助工作，故高校法律援助機構又應受司法行政部門的領導和監督。這種雙重管理模式有可能造成因管理權限不明確而帶來的管理缺失或管理沖突。其負面效應在于，一方面使高校法律援助機構運作缺乏合理規制，導致無序發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管理和監督的不明確，會導致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缺乏社會支持，而生存艱難。
（三）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缺乏資金支持
高校法律援助機構遭遇到的最大問題便是資金不足問題。這一問題在不同的高校存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高校，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院?？梢垣@得外來援助，但是相關基金會對于受資助的高校法援組識的審查非常嚴格，因而獲得資助的高校比較少。其他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經費來源主要通過以下渠道：學校團委、院、系資助（如中南民族大學獲得學校專項撥款）；社團會費；商家贊助（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通過拉外援的方式曾得商家贊助）；各種基金會資助；律師事務所資助；社區組織臨時性贊助（如華中科技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主要依托于社區居委會）；律師贊助等等。經費不足使得高校法律援助機構負擔不起進行案件所需要的各種費用，不得已放棄了一些原本可以辦理的援助案件，這直接影響了高校法律援助事業的健康、長足發展。
四、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援助立法
法律援助工作的順利開展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制度基礎上。就我國目前而言，法律援助缺乏系統明確的法律法規。除《法律援助條例》之外，關于法律援助的規定一般散見于《刑事訴訟法》、《律師法》以及相關的法規和行政規章中。尤其是在民間法律援助方面，我國沒有一部統一的法律對民間法律援助組織進行規范。因此，這就需要完善我國法律援助立法，為高校法律援助確立法律依據。
首先，應對高校法律援助組織的地位予以確認。像武漢大學的社會弱者權利與保護中心這樣成功注冊的案例并不多見。只有立法確認高校法律援助組織的合法主體身份，進行統一注冊登記管理，才是高校法律援助組織邁向規范化的第一步。
其次，開展法律援助的高校學生的資格問題應當明確。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從法律職業化教育的角度出發，承認提供法律援助的學生的“準律師”身份，使其在真正地從事法律職業之前，充分地參與法律實踐，同時也為法律援助的高效性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高校與司法行政部門雙層管理體制
高校法律援助機構作為高校內設機構，應當在日常工作、人事安排、行政管理等方面接受本校職能部門的領導，以便正常運轉，獲得支持。作為法律援助制度的一部分，高校法律援助機構應當與司法行政部門加強溝通，在人員資格、場地、工作范圍等問題上服從其管理，接受其業務指導和監督，從而保證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服務質量，杜絕低質量的法律援助機構出現。
（三）開拓多樣化的經費來源
法律診所教學的目的應該體現通過法律實踐來鞏固法律基本知識、達到培養學生法律思維的效果，運用法律知識和法律思維來解決實際問題，最終培養學生的法律實踐能力。因為“法的最終目標是提供實踐性的準則”［2］。所以，以實踐為導向是法律診所對法學教育的最大啟發，也沒有離開法學教育對學生實踐能力培養這一根本目標。
二、法律診所創新法學教育模式的功能
法律診所教學，突破傳統的法學教育教學模式，增強法學教育的整體教學效果。眾所周知，法律診所采取的教學模式與教學方法與傳統的理論教學不同，是典型的實踐性教學。法律診所模式是法學教育的一種創新，而創新是提高質量的靈魂。所以，法律診所的開展關系法學教育質量的提升。根據2012年《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的意見》，在協同創新方面，鼓勵高等學校通過多種形式自覺服務于區域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推動高等學校服務方式轉變，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戰略咨詢服務。而法律診所教育正是協同創新的一個良好體現，是高等教育與經濟、文化有機結合的一個平臺。有學者指出：模擬法律診所課程應作為法律專業的一門必修課在本科和法律碩士生教學中設置［3］。法律診所的運行要具有可操作性，要有良好的制度規則。因為診所教育過程中，學生完全參與進來的，這樣可以充分發揮學生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教師是指導者和引導者，而學生在診所教育中始終積極參與且處于一個核心地位。通過教師對典型案例的介紹，更多的是讓學生們分析、學生們討論等方式進行理論授課，再利用課余時間通過教師帶領學生進社區的方式指導學生運用法律專業知識進行法律服務，內容包括法律咨詢、普法宣傳、法律文書、進行公民等活動。這樣的教學方式教師就不再是教學內容的講授者，而也與學生同為參與者之一，讓學生有了自己的定位，才能避免流于形式，使理論和實踐很好地結合在一起。這使得法學教育的整體教學效果有了很大提升。
三、法律診所教學模式下教師的定位
法律診所教學能充分提高教師的教學效果，不斷增強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培養具有較強實踐能力的法學應用型人才，是高等院校法學院系發展的根本目標之一，而高校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是這一目標得以實現的重要保障。但事實是，我國大多數高校教師的實踐能力普遍偏低，需要進一步改善。高校法學院系教師通過法律所教育，可以增強實踐教學能力、提高教學效果，增加法學教育的整體教學效果，這也是法學教育社會效果的一個真實反映。法學教育中，傳統的教師教學是以法學的基礎知識、基本原理為中心的，側重于理論教學。這樣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學生們通過課堂學習后，雖然可以掌握法學基本理論知識，但是法學實踐能力偏弱，而直接的體現是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也不足、教學效果不理想。通過法律診所的案例演繹的實踐教學、帶領學生進社區進行普法宣傳、積極提供法律援助等多種形式，使教師本身也在不斷更新知識、提升法律知識運用的能力，達到了教學相長的效果。由此，法律診所的教學模式改變了以往單一講授的特點，不僅增強了學生對法學實踐的認知，也提高了教師的理論聯系實踐的能力。所以，法律診所模式在法學教育中的重要意義之一，是提高教師的教學效果、提高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
四、法律診所對法學教育的深層意蘊
(一)高校學生管理權法律淵源
高校自是高校在法律范圍內對學校內部事務的自主管理、自己責任的權利（或權力），其目的是排除來自外部尤其是公權力的干涉，內容包括內部管理權和學術自由權，前者如人事、財政、章程制定等，后者如科研、教學、學位認定等。高校與學生的關系體現為管理權和教學權，如《高等教育法》第11條規定高等學校有“依法自主辦學”的權利，第32―38條具體規定了高等學校自主招生、自主設置和調整學科專業、自主組織教學、自主設置組織機構等相關權利。高校自來源于憲法教育權，本質上是高校在法律范圍內依據內部規章制度對內部事務的自由裁量權。在實踐中，高校自依據法律法規規定直接轉化為學校內部章程、條例或實施辦法等對其內部成員實施約束、管理和獎勵處分。對于高校內部成員之一——學生的教育管理而言，高校自則演變為高校學生管理權。
(二)高校學生管理權的法律內涵
理論界對高校學生管理權法律性質的認識主要有特別權利說、民事權利說、行政權利說等。這些理論都從某些方面合理揭示了高校學生管理的內涵，但不能涵蓋目前的管理現狀。結合法律依據及實施目的，本文認為，高校學生管理權是基于教育權與受教育權的實現，圍繞教育、管理、服務事實而形成的，以憲法法律關系為基礎，行政法律關系為主，兼具民事法律關系特點的，高校依法享有的對本校學生的行為進行引導和約束的權力。首先，高校學生管理權來源于憲法。憲法是高校學生管理權形成的基礎和前提，沒有憲法，高校學生管理權就失去了法律依據。高校是學生管理和教學活動的組織者，但首先是憲法意義上的事業單位法人；學生是高校被管理者，但首先是憲法意義上的普通公民。所以，在高校學生管理的諸多法律關系中，憲法法律關系是最基本的。其次，高校學生管理權具有行政性。從立法角度看，2013年12月《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第2條明確肯定了“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行為的可訴性；高校是法律法規授權行使一定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法人，對學生的管理是國家教育權的一部分，在被訴行為主體上高校將進一步得到行政法律的確認。從權力來源看，高校學生管理權部分是國家教育權的法律延伸。在教育管理法律體系中，高校是教育管理權最終的、具體的執行者，高校學生管理權的性質和目的與國家教育權是一致的，屬于行政權范疇，受行政法律的調整。從行為看，無論是高校針對學生管理制定的工作細則、實施辦法和規章制度，還是針對個人、個別行為做出的通報決定，如上述案例1、案例3中開除學籍的處分決定，均具有單方性和強制性，完全具備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的某些特征。最后，從管理權內容看，高校學生管理權遠非行政權所能涵蓋，如對學生生活實施的管理，包括對宿舍、教學設施、圖書館的管理等，應屬民事范疇。因此，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是一種基于教育、管理、服務事實而形成的，以憲法法律關系為基礎的，以行政法律關系為主的，兼具民事法律關系特點的三重法律關系。
二、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法律類型化標準和原則
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應以保障學生合法權益和實現國家教育目的為原則，以高校學生管理事務對學生學籍的影響程度以及雙方法律地位等為標準。
(一)保障學生基本權利
源于國家教育權的高校學生管理權，其目的是為了發展國家的教育事業，保護學生的權利和自由，創造良好的教育環境，而不是約束和限制學生。高校自的存在僅僅是為了在高校內部管理事務范圍內對抗公權力的干涉，它同樣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高校實施自的目的是在保障學生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完成學校的教育教學管理。因此，在對高校管理關系類型化時，不能背離充分保障學生基本權利這一最終目的。
(二)明確高校學生管理關系中的法律關系層次
首先，在高校學生管理關系中應當明確憲法法律關系、行政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的內涵和外延，并區分主次關系。其次，在基礎法律關系——憲法法律關系的前提下，建立行政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區分標準：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權力的行使是否涉及公權力。若雙方法律地位平等、不涉及公權力的行使，雙方的關系屬于民事法律關系，依據私法自治原則，由當事人自行選擇協商或訴訟途徑解決。最后，在行政法律關系層面，由于涉及高校自的排他性干涉，應以憲法人權保障理念，以學生標志性權利——學籍是否改變為標準，劃分內部行政法律關系和外部行政法律關系。學籍是學生享有的一項法定權利，是高校和學生法律關系存續的標志，也是高校對學生管理的前提和重要內容，凡是涉及學生學籍的取得和消滅而改變學生身份的管理事務，應屬于外部行政法律關系，高校絕不可擅自決定或變相提高標準，須嚴格依據法律法規授權或法律規定轉化為校規予以執行，并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對于不改變學生學籍即在學生學籍維持前提下的管理事務則是高校自范疇，屬于內部行政法律關系，應避免司法介入。
(三)區分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法律類型的實然性和應然性
從實然狀態看，應該搞清楚高校的哪些行為已經被區分，即在現行高校管理關系中哪些行為已經歸入民事法律關系或者已經歸入行政法律關系。從應然狀態看，隨著社會發展，應該關注和深入研究高校的哪些行為還沒有明確其法律關系以及它們應該歸入何種法律關系等問題。
三、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法律類型化的構建
(一)憲法法律關系
憲法所規定的基本人權既是作為“社會人”應享有的權利，又是公民基本權利之要義和根本。從高校學生管理權的法律淵源、實施以及法律后果看，高校與學生之間首先具有普通意義上的憲法法律關系，這是二者之間最基本的法律關系，也是二者之間其他法律關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礎。就高校與學生的法律關系而言：首先，高校和學生是憲法規定的一般法人和公民，雙方均負有作為法律主體應履行的權利義務關系，即在享有權利的同時，均負有不妨礙他人行使權利的義務。其次，基于教育權和受教育權這一憲法權利，兩者在學校這一特定場所又形成了一系列權利義務關系。高校應當明確學生的另一身份——公民，即高校應當在充分保證學生的財產權、人身權、受教育權等憲法權利的前提下行使學生管理權；學生在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應積極履行作為學生這一特殊身份的義務，以達到雙方的和諧共處。另外，從權力的運行結果看，無論是民事法律關系還是行政法律關系，雙方產生糾紛后或協商或訴諸訴訟解決，皆源起于憲法，終于憲法，受限于憲法，兩者權利義務必須得到保障，權利義務關系的確立、變更或消除都必須有法律依據，沒有法律規定并經法定程序，高校不得限制或者剝奪學生應享有的權利。
(二)行政法律關系
1.外部行政法律關系——學籍的取得與消滅
(1)入學與注冊
入學本質是學籍取得的條件規定，與之對應的是高校招生權。學生依據招生簡章參加法定入學考試，由高校依據成績和志愿確定錄取后，才能取得入學資格。在此過程中，高校行使的是經法律法規授權的包括制定招生簡章、確定招生人數等在內的招生權，只不過這一權力的行使是在國家教育行政部門監督之下進行的，教育部每年都頒布“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同時各省教育行政部門也會出臺相應的細則，規范招生工作。因此，入學這一環節，高校與學生的關系是行政法律關系，并非是契約自由的民事法律關系。入學包含兩個過程：獲得入學資格，即獲得錄取通知書；履行相關入學手續，即預注冊，也就是說，學生要獲得學籍，必須依據高校學籍管理規定辦理入學手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8條規定：“新生入學后，學校應在3個月內按照招生規定進行復查。經過注冊后復查合格，即獲得學籍。”因此，預注冊和復查工作是招生工作的延續，期限3個月，在此期間學生還未真正成為高校內部的一員，即不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的法律關系。高校行使的仍然是法律法規授予的行政權力，雙方的關系屬于外部行政法律關系。案例2就是因為招生簡章規定的已經在學生中形成信賴保護的獎學金利益受到侵害，理論上學生是可提起行政訴訟的，但是司法結果是令人遺憾的。學籍中止是指高校和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基于主客觀因素而暫時中斷，待相關因素消失或履行相關程序又恢復的情況，這種情況多發生在學期結束。注冊即學期登記，是在籍學生必須按照高校有關要求和規定期限履行的一項學籍登記手續，本質是學籍的延續。在高校逐步推行“電子注冊”管理制度的今天，注冊對學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如無正當理由在規定期限內未注冊的，則以退學論即終止學籍，換言之是終止兩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將嚴重影響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因此，高校注冊與否的行為和決定直接影響學生學籍是否存在，應屬外部行政法律行為。
(2)畢業證頒發與學位證授予
畢業既是高校對學生管理的最后一環，也是兩者之間法律關系消滅的重要法律事實。目前，無論理論界還是司法界都一致認為兩證的授予行為是行政法律行為，具有可訴性。需要說明的是，畢業證和學位證是對學生專業知識和能力的證明與肯定，與其他任何行為和事項無關，僅與專業學術水平和能力相關，只要達到相應標準即可。高校基于行政權力做出是否頒發畢業證、學位證的決定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專業學術權，即專業知識評價與判斷。專業評價是一種高度學術行為，非法律問題，是由專業學者或團隊完成的，這也是法律授予高校或相關科研機構具有授予學位權的主要原因所在。學術評價權屬高校自，是學術自治范疇，由于專業程度高，可阻止司法深層介入。但這種阻止并非完全阻卻，而是說，司法只能有限制地介入，即應堅持程序審查，而避免實質審查。換言之，司法機關審查高校學術問題，只能對相關答辯程序、認定資格和評定標準等是否合法做出判斷。對于學術實質內容，司法機關是不可能也不應當進行判斷的，因為專業學術權屬于高校依法享有的自由裁量權。如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中的爭議焦點就是程序問題，并非是論文的學術水平。二是學生管理權?，F實中，高校將畢業證和學位證的頒發與學生受教育管理情況相關聯，比如，對欠交學費或不服從學校日常管理受到紀律處分的學生扣發兩證，是典型的濫用權力行為。頒發畢業證和學位證與學生管理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行為、兩個問題，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一旦走上司法途徑，高校將被置于尷尬境地。
(3)開除學籍
受教育權是憲法設定的一項基本權利，非經法定程序是不可剝奪的，且國家和高校負有積極保障的義務。開除學籍是對違法違紀學生的一種懲罰，不僅記入個人檔案，而且要終止學籍，堪與刑法中“死刑”有一比，這不僅強制剝奪了學生在本校學習的權利，也剝奪了學生今后在其他高校學習的可能，即意味著學生的命運將因此改變，尤其是將給學生今后的職業生涯帶來極大影響。因此，開除學籍的處分行為關系到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和今后的發展問題，應屬外部行政法律行為。雖然《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規定了開除學籍的具體情形和申訴程序，但從法的效力層面講，以效力層次較低的部門規章設定剝奪效力層次高的憲法、法律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是有違立法程序的。退一步講，在現有法律體系下，高校校規是否可以嚴于法律法規的規定，如案例3中的校規“一旦作弊則一律給予開除學籍的處分”的規定；開除學籍的認定標準是否由高校自由掌握，如案例1中同學行為是否構成嚴重考試作弊，等等問題都值得探討。從審判結果看，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
2.內部行政法律關系——學籍的持續與變更
(1)學籍的持續
學籍持續是在不改變學籍的前提下，高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維持的一種狀態，包括以下內容：A.考核與成績記載，這實質上是教學管理權，是《教育法》第28條第2款的具體化，即高校有權制定教學計劃、大綱，并對學生學習情況進行考核，實施管理。B.校園秩序與課外活動，包括住宿、助學和校園秩序管理及學生團體活動等制度，《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四章對此進行了具體規定，它是高校為了維護學校內部正常教學秩序和其他日常管理秩序而應當建立的管理制度。C.獎勵與處分。處分相對于獎勵對學生影響較大，包括警告、嚴重警告、記過和留校察看。處分不包括開除學籍，不改變學生學籍，是高校依法實施自的內容之一，也是高校對內部事務人員進行有效管理的必要手段。以上處分滿足一定條件，可以申請解除。D.轉專業、休學與復學。這是指學生由于自身的原因和發展需要，提出申請，經學校批準，調整專業或者暫停學業，這些行為不改變學生學籍，只要學生有正當理由并履行相關規定程序即可。對于休學，高校應保留學籍，如果不按規定時間復學，學生應當對自己的行為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被高校終止學籍。
(2)學籍的變更
即學籍異動，指因任何一方原因，改變特定高校和個體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的情況。轉學就是符合條件的學生從本校轉到另一學校，必須辦理相關手續，包括學校審批和教育行政部門確認，學籍才能得以保留和變更。
(三)民事法律關系
1.人身安全
教育部頒布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規定了高校對此應承擔責任的具體情形。結合實際，有兩個方面：(1)校園設施、教學設備、圖書館等既是高校所有財產，又是學生學習之必須，高校負有管理責任，學生則有合理使用的義務。若高校管理疏漏，未盡相應義務，造成學生人身傷害的，學生基于人身權有權要求高校承擔侵權責任或者補充責任；若學生因自身原因在使用時造成校園設施、教學設備、圖書損壞的，高?；谒袡嘤袡嘁髮W生照價賠償。(2)在組織教育教學和校外活動中，高校負有安全教育、活動指導及危險提醒的義務，并在可預見的范圍內采取安全防護措施，若未履行義務并造成學生傷害的，依法應承擔相應責任；學生負有因自身條件等原因不能參加相應活動的告知義務，未履行而造成傷害的，高校則不負法律責任。
2.后勤服務
高校后勤服務主要包括高校為學生提供的飲食、住宿服務。隨著社會發展，高校后勤服務已基本社會化：一是外界民事主體租賃高校場地進行服務經營；二是高校自身作為民事主體經營。無論何種情況，學生與高?；蛲饨缑袷轮黧w均屬平等的民事法律關系，受民事法律調整。需要說明的是，外界民事主體進駐高校場地開展服務經營，高校有監管義務，如高校未盡自己的監管義務而侵害學生權益的，依據《侵權責任法》確定的責任分擔原則，應與外界民事主體共同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高校自身作為民事主體開展經營活動而侵害學生權益的，高校獨立承擔相應責任。但是高校依法負有對飲食、住宿的監管職能，在此范圍內，高校與學生是管理與被管理關系，高校對學生的管理源于高校自，其行為是內部管理行為，即高校與學生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屬于內部行政法律關系，而非民事法律關系。
3.名譽權和隱私權
名譽權和隱私權屬人格權，是指基于人的生存本身而應享有的權利，是不可讓與和拋棄的權利。名譽是對學生的品行、道德、作用、才干等方面的社會評價。隱私是學生在學校特定場所對其信息、活動和領域的排他性支配。我國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將隱私等同于或包含于名譽中，侵犯隱私權以侵犯名譽權論。因此，本文將兩者一并論述。具體情況如下所述：首先，學生的私人信息，即學生個人資料如姓名、肖像、通信等私人信息，有不被公開或傳播的權利。其次，學生的私人領域不被非法侵犯，即學生享有宿舍不被非法侵入、窺視或搜查的權利。但目前大多高校為了達到宿舍管理的目的，擅自進入學生宿舍進行突擊檢查，給予評價并公布，已是常態，這種管理行為實際上已經侵犯了學生的隱私權和名譽權。最后，學生有權要求個人的生活和學習不被非法披露。即學生享有純屬私人情況不受非法搜集、公開和利用的權利以及學習成績、名次、處理或評議結果不被非法公開、擴大知曉范圍的權利。案例1和案例3中，高校對學生處分的張貼公告行為即構成侵權。從高校警示教育目的與保護特定學生隱私、名譽權及其在教育上的再生和繼續成長看，后者價值遠大于前者，因為后者關系到特定學生未來以及高校將處于違法的尷尬地位。
4.財產權
“國無法不立”，法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就像鐵軌對于火車一樣，脫離了這條軌，必將導致國家的混亂甚至國家的存亡。法律對于國家是如此之重要。我國的法制建設雖已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國所處的特殊歷史階段，我國公民在法律知識方面仍然很欠缺。特別是位于西部邊陲的人們。因此，加強法制建設，大力宣傳法律知識，不僅是國家的事，更是我們每個法學專業者的責任。同時，法學專業的學生大力普法宣傳，還是鍛煉自己的一個好機會。本著“學法用法，服務社會”的宗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了。
一、法律援助的產生
據相關材料調查顯示，我國最早出現的從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組織是武漢大學的“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它是一家民間的法律援助組織。由此可見，法律援助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近幾年才產生的，還是個新生兒。7月16日國務院第15次常務會議通過并于9月1日頒布施行《法律援助條例》后，我國法律援助事業進入了嶄新的階段，進入了法律化的階段。那么怎樣來給法律援助定義呢？
廣義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為經濟困難的或者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提供減收或者完全免費的法律幫助的一種制度。服務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訴訟、非訴訟法律事務和公正。狹義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訴訟中提供代表律師（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務，目的是確保任何具備充分理由提出訴訟或答辯的人，不會因為缺乏經濟能力或出于弱勢群體地為而無法打官司，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法律援助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第八條規定，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的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61546;由此可見，社會各界法律援助組織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據的。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據《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依靠法學專業的法律知識資源優勢，經院團委同意，報校團委批準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長歷程
（一）、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內部組織結構
“大學生法律援助組織,是一個以大學生為主體,面向社會,無償為公眾服務的公益性組織,它有著先天的優越性,對于培養法律后備人才和解決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61547;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著“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前身為石河子大學學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1月，它是一個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為主要成員，并聘請校內外教師，律師為指導老師和顧問，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
該中心以理論聯系實際為工作原則，以義務法律咨詢、宣傳法律法規為其基本的工作內容；以論壇、講座等方式學習法律法規，總結實踐經驗；組織其成員深入社會開展多種形式的法律服務活動，并且積極開展同國內各法律院校同類社團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設團支部，主任，秘書處，事務部一部，事務部二部，事務部三部。秘書處（下設網絡組、刊物組、外聯組）的主要工作是辦公室日常事務，值班、負責接待來訪等。事務一部的主要工作為行政復議，勞動糾紛，婦女，兒童權益來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事務二部的主要工作為一部以外的民
事類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事務三部的主要工作為刑事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務范圍，法律援助審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則，以確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順利開展。
事物總在不斷發展中壯大，作為石河子大學學生面向社會開展的法律援助的專業性公益性社團，該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師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
石河子大學學生法律援助中心發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簡了一些部門，其內部組織結構為委員會，團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務部，檔案部，外聯部和宣傳部部門。
（二）、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動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詢為日常工作。同時舉辦自成立以來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傳日活動。例如，舉辦每年的“3&61590;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法制宣傳活動；舉辦每年的“五&61590;一”、“六&61590;一”、“十&61590;一”校園法制宣傳活動；舉辦每年的“12&61590;4憲法宣傳日”普法宣傳活 動；并成功舉辦了首屆“十&61590;一物權法宣傳”活動，承辦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大學生暑期三下鄉”送法下鄉活動，以及協辦每年的“西域法學高峰論壇”。
在活動中，我們組織學生參加，邀請指導老師帶隊，接受相關的新聞媒的采訪報道。我們發放各種法制宣傳單，接待來訪咨詢，現場為他們解決疑難問答，提供解決辦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則有專門人員負責接待，并給予滿意答復。在三下鄉中，我們送出了法律咨詢，普法宣傳，法律援助，不僅發放法律法規傳單，接待咨詢，還進行了問卷調查，深入群眾，知群眾之所難，給群眾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學以致用，服務群眾，并受到了群眾的一致好評。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共接待來訪咨詢上萬次，接待案例上千個，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幫助了經濟困難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9月2日，我校成功舉辦了“第三屆西域法學高峰論壇”。我國著名法學家，刑法學泰斗，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資深法學教授馬克昌來我校作專題講座，并高興地給法律援助中心題詞：“維護弱者權利，保護公平正義”。馬克昌教授治學嚴謹，學貫中西，享譽學界，與中國人民大學高銘暄教授合成為我國刑法學界的“北高南馬”。馬老對法律援助中心給予厚望，他希望我們能夠運用所學知識為弱勢群體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傳工作，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真正做到保護弱者權益，維護公平正義，我們將繼續努力，不辜負馬老厚望。
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舉辦了“第四屆西域法學高峰論壇”。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室主任姜明安，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院長王磊，刑法學研究室主任陳興良一行四人來到我校，分別作了專題講座，并分別高興地給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題詞，對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給予了厚望。
三、大學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義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大學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著多方面的意義，下面筆者結合以上論述來具體分析大學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義。
（一）、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對學生的重要意義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是一個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為主要成員，并聘請校內外教師，律師為指導老師和顧問，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該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
根據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務及開展的活動，（這些已在上文中論述過了，這里不在贅述）組織學生開展案例分析討論，論壇及模擬法庭等內部活動，提高了學生的基礎理論水平，使學生的專業技能更加堅實，還為對外援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由此可見，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首先為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法學專業學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實踐平臺，有利于自身理論的提高，真正體現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61548;
其次，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給學生提供了解社會法律需求的窗口，促進學生良好法律職業道德素質的形成。法援通過對外開展普法宣傳，法律咨詢與援助活動，幫助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為他們提供無償的法律咨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鍛煉了我們自己的專業技能，真正地做到了邊學習邊實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能夠為貧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務創造一種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法援所承辦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貧困者的案件,這有助于學生了解社會最普通民眾的法律需求，使學生在承辦具體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這樣的案件中進行律師職業道德教育所達到的效果是學生在課堂上不可能達到的。這有利于培養承辦案件的學生對于全社會特別是當事人的責任心,培養學生對于實現司法公正目標的奮斗、獻身精神。學生在辦案中能夠培養社會正義感和職業道德,從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質量上的保證。”&61549;
總之，大學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僅可以使法援的成員學到法律方面的知識，更能學到社會實踐的本領。我們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服務于社會，不僅把我們所學的理論得到了應用，還鍛煉的我們的溝通交際等綜合能力。
（二）、大學法律援助對社會的重要意義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是一個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學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從該中心的性質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對社會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節假日和法制宣傳日開展的法律宣傳活動，大力宣傳法律法規，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識，增強了他們的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使廣大群眾受益。另一放方面也為國家普法，進行法制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四年來，法援通過定期的普法宣傳，法律知識講座和舉辦法律咨詢等多種活動方式，使法援在學校師生和觀大市民及周邊團場連隊里有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近兩年來，該中心立足于團場，扎根團場，在團場司法辦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實踐基地，為團場職工全心全意服務。另外，法援以節假日為契機，廣泛開展市內街頭的法律咨詢活動，接觸到諸如勞動糾紛，債權債務糾紛，離婚財產等各種常見的法律問題，為不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解決方案。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由人員值班，接受來訪、來電咨詢。一旦遇到無法一次性給予答復的疑難糾紛，我們會向我們強大的依靠力量——法律系精通各部門法的老師請教，集體協商爭取找到最為經濟有效的方案，以解決當事人的困難。
“naturalrights”在漢語中被譯為“自然權利”、“天賦人權”或“天然權利”。它的根據是代表宇宙秩序的自然法。自然法就是天然的法則或天法。按照古希臘羅馬哲學里的自然法理論，自然法是獨立于政治上的實在法而存在的正義體系，它來源于人的本性，普遍適用，永恒不變。既然自然法被認為來自自然并由自然來規定的標準或規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必須遵守自然法。同時自然法高于人為法或任何社會契約，是一切正義的來源和依據。［4］它超越實在法而存在，是不可剝奪、不可讓渡的。但是，這個理論并不是完美的。因為自然權利理論是基于人本性的理論，而人的本性是多樣的，不同的人對本性的標準也不同，從本性中衍生出來的需求又五花八門。同時，對于每個人如何憑借自己的本性，通過既存的法律來對他人、對社會、對國家主張權利也眾說紛紜。所以通常人們仍然認為，權利需要依托實在法才能得以確立和實現，即使有超越法定權利的權利，也需要通過國家法律來實現。［5］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以法律、秩序為名施行殘酷暴行，使人們意識到:每個人都應該享有一些與生俱來的權利，這些權利無論政治制度或法律規定如何，都不可侵犯。然而，這些“基本權利”與普通權利之間或“基本權利”之間也會發生沖突。
二、權利限制的界限
按照康德的理念，自由的個人是引導其實現自我生活方式的最佳人選。為了實現自由，人們需要行使權利。但并不是所有權利的行使都是絕對有利的，許多選擇對他人甚至自己有害。很多時候，兩種同樣合理合法的權利會發生沖突，必須做出一種選擇。費因伯格拒絕將權利依據價值高地而排出位階。在他看來，權利是個人對于正義的表達和選擇。這樣的選擇不可能僅通過對比其基本價值而以命令的方式下達給偏好各異的人們。因此，他明確地拒絕以“愛”、“憐憫”或“神圣義務”為理由而取舍權利，認為這樣做將會違背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叭绻试S克制一個人的權利，也就是賦予立法機關對于善的選擇以特權?！保?］但是除了像費因伯格一樣的極端自由主義者，大部分學者還是贊成限制權利的，因為事實證明，個人權利的無限制行為將會侵害其他社會成員的權利和自由。但是關于權利限制的標準也是各陳一詞。有人認為，關于權利的沖突和權利的限制，最主要的就是區分哪些權利絕對不能侵犯，哪些權利優于其他，哪些權利可以適當進行限縮。一般來說，對于國際人權立法中的“不可克減的權利”就是公認的無論以何種理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侵犯的權利。例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列舉的七項權利:生命權(第6條);禁止酷刑(第7條);禁止奴役和強迫勞役(第8條第1款和第2款);禁止因欠債而被監禁(第15條);禁止有溯及力的刑法(第15條);被承認在法律面前的人格(第16條);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18條)。另外，也有人將憲法和普通法對公民基本權利與一般權利的劃分作為不能侵犯和可以限制的依據。這樣的方法將所有權利進行人為位階劃分，把權利分為上位法和下位法，以達到保護較優權利，化解權利沖突的目的。但其實不妥。劃分“不可克減權利”與可克減權利的依據是屬于公法的國際法，而國際法的主要參與者是國家，也就是說這七種不可克減權利主要是針對國家而制定的義務。但是我們所謂的權利沖突，更多是從一種私法意義上來講，是平等法律主體之間權利與權利的沖突。蘇力先生在其《“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藥案和言論自由》一文中提出，當兩個權利，特別是非物質性權利發生沖突，“盡管當事人無惡意傷害他人，但事實上有或沒有過錯地造成了傷害，這種傷害應該由誰承擔責任，承擔多少責任，什么才是恰當和必要的限制?！保?］對此，他的解決方式是:當權利發生沖突時，應當優先保護高位階權利(如反映公共利益的言論自由權)，因此而犧牲較低位權利(如私人權利的肖像權)也無需予以賠償。因為社會必然有風險，總得有人來承擔風險的損失或代價。“將這種代價通過法律轉移給他人來支付，或許是可以的，有時甚至是必要的。”［8］蘇力先生認為這種沖突權利配置效率觀念是美國經濟學家科斯的法律經濟學思想的核心，即避免更大傷害或實現產出最大化，認為這是其對法學的最大貢獻之一。那么這種權利配置效率觀是否具有普適性?
三、法律經濟學與科斯定理
科斯在其《社會成本問題》一開篇就指出，在分析產生“公害”及其類似工商業企業行為時，傳統的做法就是要求企業對其引起的公害給予損害賠償。但這種做法不一定是合適的。因為一旦將問題視為甲給乙造成了損害，人們便常常會不由自主同情“受害者”。但實際上權利并不絕對，權利和權利之間存在交叉重疊，在這種情況下嚴格界定和保護其中一種權利并不意味著界定和保護了另外一種權利。如果我們不事先假設哪一方的權利更重要，就會發現無論法院支持哪一種權利，都必然會損害另一種權利?！八哉嬲膯栴}是:是允許甲損害乙，還是允許乙損害甲?”［9］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法律的本質都是利益的分配，并且是基于國家強制力的利益分配，與私人意思自治的利益交換不同。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經濟學家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技術性因素，而是制度性因素。制度經濟學作為法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為實現法律制度的效率最大化提供理論依據。傳統古典經濟學假定“理性人”，即每個人都能按照成本———收益原則進行最優選擇，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然而實際上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加上市場信息的不完善，人不可能成為“理性人”，此時制度的產生與完善降低了不確定性，減少了交易成本，將人的有限理性所帶來的風險降低。正如科斯所言:“在一個重新安排法律體系確立的權利需耗費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處理妨礙的案件中，實際上是在決策經濟問題和決定種種資源如何利用?！保?0］科斯在其文章的最后部分，將傳統經濟學的生產要素分配轉化為權利配置，并得出如下結論:“顯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為才是人們所追求的?！钡怯捎凇袄硇詡€人”為基礎的經濟學前提下，社會安排的選擇并不簡單等于個人選擇的疊加，依據權利的相互性和利益的分配，現有制度的變化在使得某些人受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讓另一些人處境惡化。無論是市場調控還是政府管理，每一項機制的變化都會產生成本，我們應當考慮總的效果。［11］可以看到，即使科斯定理開創了新的研究方向，但是直接將其運用到權利沖突中仍然是略有不妥。首先，科斯將法院類比為企業，忽視了兩者的差別。企業相當于一個理性個人，以營利為目的，自負風險。但法院不需要負擔盈虧，但卻要對社會公眾負責，因此法律考慮的不僅僅是法院自身的司法執行，而是對于社會公眾在規則選擇時付出的機會成本。沖突權利配置效率觀沒有也無法推廣到社會全部領域，特別是難以估價的精神領域。其次，平衡是法律的基本要求。在大陸法系，法官無權創設法律，只能遵守并運用既存法律。而現有的法律制度安排是多方博弈的結果，即使不完美不合理，一旦破壞也需要耗費極大的社會成本來重新達成平衡。而現存的制度一般規定，除特殊情況［12］外應該保護既存的合法權利，侵害方承擔賠償義務。這明顯與蘇力文中支持的犧牲既存的肖像權的觀點不符，與權利配置效率觀不符。可以說，《秋菊》劇組仍應該承擔疏忽大意的責任。最后，不能忽視的是，經濟學分析的前提是所有競爭對手天然平等，并通過自由競爭實現優勝劣汰的資源優化配置。而在法律世界中，不能草率的貫徹優勝劣汰進行權利優化配置，因為矯正社會分配不公、保護弱者更是法律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片面追求效率目標是無法實現的。［13］
四、結語
衛生法學在我國起步較晚，受傳統教學理念等因素的影響，衛生法學的教學方法較為單一，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沒有將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致使教學效果較差。為彌補理論講授的不足，各醫學院校也嘗試了多種教學方法，比如假期實習、案例教學法、模擬法庭教學法等，但這些方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缺陷，因而不能切實提高學生利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1.1衛生法學實踐教學環節安排不合理
衛生法學的教學內容以醫學和法學并重為教學特色，但在實踐教學環節的安排上，醫學與法學的比重卻有著較大差別。一方面，醫學院校對醫學專業的實踐教學十分重視，一般安排有較長時間的專業實習和臨床見習。另一方面，衛生法學的實踐教學在醫學院校中并沒有得到充分重視，與醫學專業課程的實踐教學學時設置相比較存在很大偏差，大部分醫學院校沒有開設專門的衛生法學實踐課程，僅采用一些傳統的法學實踐教學方法，此種做法并不能體現學科特色。
1.2衛生法學的實踐教學資源匱乏
目前，在衛生醫學實踐教學的場所安排方面，一些醫學院校缺乏政法類院校所必備的模擬法庭、法律診所等場所。加之，醫學院校對于醫學專業的重視程度較高，而對非臨床專業的教學在經費投入方面支持力度較低，這就注定了衛生法學在實踐教學基地的建設上不會輕易獲得學校的高投入，使得醫學院校建立的法學實習基地也僅僅是與當地公檢法機關和律師事務所進行合作。另外，就衛生法學的實踐教學師資隊伍而言，具有醫法交叉知識背景和醫法專業實踐經驗的高層次人才較少，目前衛生法學的大部分教師來自于各政法院校的法學專業，其中也不乏非法學專業背景的教師，這些因素直接影響了衛生法學的實踐教學的開展。
1.3衛生法學的實踐教學手段形式化
衛生法學實習原本是學生培養實踐技能、提高理論服務于實踐的主要教學環節，但基于就業、考研、考公務員的情況，大多數學生對待實習的態度是敷衍了事，只為獲取一紙實習證明。加之，學校和實習單位對學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監督，實習其實已流于形式。另外，在實踐教學中，大多數醫學院校采用案例教學，而案例教學法的運用流程為教師講授—引出案例—學生回答—教師評析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學生并沒有進行討論前的準備工作，在分析案例時也沒有激烈的言辭辯論，只是由教師評析案例后便宣告結束。案例教學法過于注重對法條的解釋，缺乏生動性，尤其是缺少對具體操作過程中有可能發生的各種非法條解釋問題的演練，而模擬法庭教學法是建立在已知案情基礎之上，相關的案件事實和證據材料都事先已確定，僅是審判人員、原被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角色事先已擬定，而且學生早已將模擬法庭的全部過程事先演練多遍并形成了劇本，學生在模擬法庭演練時根本不會遇到真實案件中可能出現的突況，這就無法鍛煉學生的臨場應變能力，模擬法庭教學法逐漸演變成一場表演劇，致使模擬法庭的功能也逐漸在異化。
2診所法律教育的特點
診所法律教育的優勢在于著重培養法律學生的職業技能和職業道德，以真正實現法學理論與實踐的結合［3］。因此，一方面法律診所可為那些承擔不起高額訴訟費的公民提供免費法律幫助。另一方面，診所法律教育通過為社會弱者提供免費法律咨詢服務，將法學教育與法律援助融合，這不僅是一種全新的法學實踐教學模式，而且為法律援助提供了一個新的路徑。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診所法律教育目前已廣泛應用于亞洲、歐洲和澳洲等很多國家的法學教育中，國外診所法律教育對我國的法學實踐教學同樣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目前國內很多法學院校都開展了診所法律教育。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既包括“訓練守法精神”，也包括“扶植法治”。診所法律教育在醫學院校衛生法學課程中的嘗試，對于那些將來走進醫療機構的學生來說意義重大。診所法律教育所處置的案件具有真實性和不確定性，尤其是涉及衛生法的現實情境總是伴隨著醫療救助的全過程，案件的復雜性、針對性、現實性較強，即便指導教師面對此情形有時也難以應付。因此，這對學生而言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但從另一方面看，學生通過親自案件、了解案件事實、調查取證和參與庭審，能夠快速提高他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能力、獨立辦案能力和法律邏輯推演能力。另外，診所法律教育也能完善學生的知識結構，使其以法律專業服務人員的視角觀察社會和思考社會，以醫生的視角重新審視當前的醫患關系。衛生法與社會、醫患權益與社會公正、衛生法與醫藥衛生事業等新的課程教學內容都體現了診所法律教育的價值趨向，這將有利于培養人格健全的、具備豐富法律專業知識的醫學人才。
3診所法律教育在衛生法學課程實踐教學中的應用
3.1診所法律教育與衛生法學的人才培養目標相契合
衛生法學的人才培養目標是著眼于培養“復合型、應用型人才”，即培養具有醫法交叉知識，擅長處理醫療糾紛案件的法律服務人才。這一培養目標的實現不僅要依靠課堂理論講授，更重要的是要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養一種法律職業技能和法律思維方式。因此，法律教育不是單純的法律知識傳授，而是一種法律職業訓練。而傳統的法律教育只注重理論層面的講授，這種紙上談兵的做法忽視了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從診所法律教育的基本要求來看，它對學生的職業能力訓練具有極大地幫助，使學生有機會接觸到真實案例，并以主體的身份去解決問題，全權負責整個案件，學生通過運用所學到的法律知識，對調查收集的證據進行獨立的分析判斷，使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語言溝通能力、司法文書寫作能力等都得到了較大地提高。這既克服了案例教學法易被條文化的缺陷，也解決了模擬法庭虛擬化的難題。
3.2診所法律教育的教學方式已日漸成熟
我國開始啟動診所法律教育始于2000年，當時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北京大學等7所高校開設了診所法律教育課程，2002年中山大學、四川大學等4所高校陸續開設了該課程。2002年7月28日，上述11所高校共同成立了“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診所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該會目的在于與國內外實施診所法律教育的院校加強合作交流。截止到2013年7月18日，全國640多所法學院中已有163所加入了該專業委員會。目前，國內著名的法學院幾乎都開設了診所法律教育課程，并在不同院校中開設了各具特色、有所偏重的專業性法律診所，例如:訴訟法律診所、弱者權利保護法律診所、婦女權益保護法律診所、民事法律診所、勞動者權益保護法律診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診所、公民權利保護法律診所、刑事法律診所、環境法律診所、公益法律診所、社區法律診所等。這些富有成效的法律診所可作為衛生法學課程的實踐教學場所。
3.3診所法律教育能更好地確保實踐教學的效果
衛生法學是一門具有鮮明特色的新興醫法交叉學科，目前衛生法學教學工作大多由更易獲取醫療衛生資源的醫學院校承擔。由于醫學院校向來注重醫學生的見習和專業實習工作，而醫學院校對實踐教學的重視和支持又是開展衛生法學課程實踐教學的基石。然而，鑒于衛生法學課程在醫學院校中的辦學地位，現階段醫學院校對衛生法學課程實踐教學的支持力度不夠，而診所法律教育實際上是借鑒了醫學實踐教學的模式，這更易為醫學院校所理解和認同。同時，也有利于形成一套獨特的衛生法學課程實踐教學模式。
4提高診所法律教育實踐教學質量的建議
4.1加強衛生法律診所基地建設
醫院學校，一方面可以積極申請參加“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暨中國衛生法法律診所專業委員會”，進而以會員的身份接受該專業委員會的指導，以加強與其他醫學院校的合作與交流。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醫學院校教學醫院豐富的資源，加強與教學醫院醫務科等醫患服務機構的合作，建立有特色的衛生法律診所，這樣既保證了醫療糾紛案件的來源，又能發揮衛生法學的學科優勢，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衛生法律診所在實施教學功能的同時，還具有一定的社會服務功能，因而就其設置模式來看，它可以是附設在校內的內置式，也可以是附設于校外的外置式。內置式可考慮將衛生法律診所設在模擬法庭，使其起到律師事務所的作用，學生可以在教師的指導下利用模擬法庭會見當事人，提供衛生法律咨詢，司法文書等。當學生積累起豐富的辦案經驗時，還可以代為調查取證和參加庭審，學生承辦的案件數量應以1－2件為宜。外置式可考慮加強與一些社會組織的聯系與合作，比如當地衛生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法院、社區基層組織、檢察院等，將衛生法律診所附設于上述機構中，以便共同構建衛生法律診所。
4.2開設衛生法律診所教育課程
鑒于衛生法律診所教育實施的現狀，醫學院校應當增設衛生法律診所教育課程，明確其課程性質、授課學時、課程學分、開課對象等?？煽紤]將該課程設置為限定選修課，具體學時可參照各醫學院校的教學計劃而定。在課程時間安排方面，該課程可以考慮在大三年級的學生中開設。這主要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是，受師資力量和教學成本所限，不能在所有學生中啟用診所法律教育;二是，該課程只有在學生完成了法律和醫學基礎知識的學習，并基本掌握了醫療衛生法的相關知識，才能真正地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另外，在課程內容設置方面，應涵蓋衛生法律診所教育的目的與意義、衛生法律診所教育的基本方法、會見當事人的基本流程、律師職業的基本技巧與策略、提供衛生法律咨詢的技巧、司法文書的寫作、案件前的準備工作、談判的策略、民事案件的策劃方案等內容。在考核方式上，應重點對學生的綜合辦案能力進行考核，不宜采用傳統且機械的紙質筆試結業考試，應當探索出一套科學的、富有人性化的、靈活多變的考核方式。
4.3多途徑解決經費問題
診所法律教育的開展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長期以來，衛生法學的教學經費問題是制約診所法律教育發展的最大障礙。鑒于診所法律教育需要較高投入和衛生法學課程在醫學院校辦學規模較小的現實情況，醫學院校應為診所法律教育多途徑的籌集經費。一方面可積極尋求同類型院校聯合辦學，以降低辦學成本;另一方面要積極尋求社會組織的支持，如與當地的律師事務所、衛生行政部門、附屬醫療機構、婦聯、法律援助中心、工會、消費者權益保障協會等建立聯系，通過學生的案件工作，既可推動法律援助工作在基層地區的開展，又能在鍛煉學生辦案能力的同時，獲取一定的工作報酬。
4.4加強衛生法學專業教師隊伍的建設力度
目前，在衛生法學課程的師資隊伍中，相當一部分教師只具備了法學背景或醫學背景，具有醫法交叉知識背景的教師較少，甚至有些專業教師還沒有律師執業資格證書，并缺乏處理醫療衛生糾紛案件的經驗，這些因素都制約著診所法律教育在醫學院校的開展。對此，一方面要積極鼓勵教師通過各種方式外出深造，加深對醫法交叉知識的學習，激勵教師在取得律師執業資格證書的基礎上，通過外出兼職，提高其實踐能力，使其成為教學和實踐的雙師型教師。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外聘的方式，邀請一些資深的衛生法學專家、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對學生進行指導，讓學生更多地了解社會，掌握法律流程運作技能。
4.5建立科學的法律診所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