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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產的要素范文

時間:2023-08-29 16: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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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產的要素

第1篇

關鍵詞: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資本積累 全要素成產率動態面板GMM

一、前言

眾所周知,世界各國間經濟增長速度存在顯著差異。以往文獻已對這一現象從生產要素積累、資源稟賦、宏觀經濟穩定、人力資本、法律制度以及國際貿易等角度進行了分析和解釋。此外,金融發展程度這一變量也受到廣泛關注。

Schumpeter (1934) 提出銀行可以通過選擇出具有創新優勢的企業來促進整個國家的技術創新。Levine (1997)認為金融中介可以通過分散風險,促進資源有效分配,提高企業管理效率,促進資金轉移,及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徑促進國內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盡管眾多實證文獻都證明了金融中介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但僅有少數文章分析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兩個部分,即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此外,在一國金融發展的衡量上,以往文獻多集中考慮金融中介,特別是銀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較少考慮資本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雖然,后來也有文獻研究股市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他們并沒有詳細研究股市的發展對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兩個部分的影響。因此,本文從改善金融發展衡量和細分經濟增長兩個方面做出改進,較為全面地研究金融發展對一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具體而言,本文利用2000年至2007年歐洲、亞洲和北美50個國家的數據,借助動態面板技術,探討了金融中介和股市的發展對資本積累增長,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根據本文的樣本數據,我們發現,1)金融中介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但股市對總體經濟增長不具有顯著作用;2)金融中介和股市在促進資本積累方面均起到重要的作用;3)金融中介和股市對全要素生產均不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二、指標衡量

(一)經濟增長、資本積累和全要素生產率

下面式子描述了產出與生產要素之間的關系

在經濟達到穩態前,我們可將人均GDP的增長分為兩部分考慮:資本積累的增長和技術的進步。

在現實中,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不能完全解釋一國經濟增長。因此,本文將經濟增長分解成資本積累和全要素生產率兩部分。全要素生產率是考慮實際人均資本積累率后,殘余的實際人均GDP增長。它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如技術的發展,人力資本積累等等。本文用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代表經濟增長。資本積累用實際人均資本存量的增長來衡量。根據Beck (2000)全要素生產率由實際人均GPD增長率減去0.3倍人均實際資本存量增長率。

(二)金融發展指標

本文將同時考慮金融中介和資本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選用私人信貸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來衡量金融中介的發展,選用股票市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來衡量股市的發展。

三、數據

本文的數據樣本包括50個國家2000年至2007年的數據 。資本存量增長率和政府消費與GDP比率的數據來自EIUCountrydata數據庫。人均GDP,人均GDP增長率,通脹率,人口增長率,進出口總和占GDP比重等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存款性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對私營部門的信貸占GDP比例及股市市值占GDP比率等數據來自世界銀行金融結構數據庫。平均受教育年數數據來自201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報告。

四、實證模型與方法

(一)模型設定

本文選取的基本模型如下:

x是金融發展的衡量指標。本文首先將私人貸款與股市市值之和(金融系統發展程度)加入模型,考察金融系統發展對三個因變量的影響;然后將私人貸款和股市市值同時加入模型,分別考察金融中介和股市對三個因變量的影響。Xi,t是控制變量,根據Beck (2000)選取初始人均實際GDP,平均受教育年限,政府規模,貿易開放程度,通貨膨脹等變量為控制變量。根據經濟增長理論,初始人均GDP水平較低的國家通常會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加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控制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高的人力資本一般意味著更高的生產率和個人收入,因此該國將有更高的經濟增長和儲蓄。政府規模,即政府消費與GDP的比率,可以衡量不直接促進經濟增長的公共消費。貿易開放度,即進出口總和與GDP的比率,可以用來衡量對外開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加入通貨膨脹率這一變量可以控制一國宏觀經濟穩定與否對該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計量方法

為了控制潛在的內生性問題造成的估計結果的偏誤,本文使用動態面板GMM計量方法。由于本文使用的數據時間序列較短(8年),而截面單位數量較大(50個國家),因此適用于該動態面板數據分析方法。此外,考慮到GMM模型估計的一致性取決于工具變量的選擇和無序列自相關的假設,本文也對回歸模型進行了Sargan檢驗和序列相關性檢驗,以確保GMM模型的適用性。

五、回歸結果及解釋

回歸結果與本文的預期一致,金融中介和股市均能促進資本存量增長。金融中介的發展能夠幫助企業募集更多閑置資金,用以擴大生產,并獲得更高的利潤,從而累積更多資本。因此,資本存量的增加與金融的發展有顯著正相關的關系。股票市值也對人均實際資本存量增長率有著顯著的積極影響。從企業的角度來說,股市為流動性不足的項目的融資提供了更多機會,而從投資者的角度來說,股市為他們提供了對沖和分散風險的機會,從而促進更多資金進入股市。因此隨著供給和需求的增加,投入的資金量和交易量隨之上升。

我們發現金融發展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并無顯著的影響。這可能是由于全要素生產率是除資本積累增長之外殘余的經濟增長率,影響其變動的因素極為復雜,在學術界的研究中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釋。雖然有些學者的研究認為金融發展會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但JamesB.Ang(2011)認為隨著金融業的發展,金融業的高薪會使得人力資本將從創新部門轉移到金融部門,從而導致技術創新降低。

六、結論

本文重點從實證上研究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發展對資本積累、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總量增長的影響。運用動態面板GMM分析方法,本文得到以下結論:第一,金融中介的發展對于人均實際GDP的增長有著顯著的積極影響,但股市的發展對人均GDP的增長不具有顯著影響。第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均會對人均實際資本存量的增長有顯著正影響。第三,金融發展,無論是金融中介的發展還是金融市場的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都沒有顯著的影響。

參考文獻:

第2篇

【關鍵詞】 交易性金融資產; 貨幣時間價值; 會計要素

2007年新會計準則中對金融資產進行了具體的分類,其中交易性金融資產是指:企業為了近期內出售而持有的金融資產。通常情況下,以賺取差價為目的從二級市場購入的股票、債券和基金等,應分類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并且一旦確認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及其直接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后,不得轉為其他類別的金融資產進行核算。

在會計準則中有這樣的說明:金融資產滿足以下條件之一的,應當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

1.取得該金融資產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近期內出售。

2.屬于進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認金融工具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觀證據表明企業近期采用短期獲利方式對該組合進行管理。

3.屬于衍生工具,但是,被指定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屬于財務擔保合同的衍生工具、與在活躍市場中沒有報價且其公允價值不能可靠計量的權益工具投資掛鉤并須通過交付該權益工具結算的衍生工具除外。

交易性金融資產一個非常顯著的計量特征就是:公允價值計量,也就是在期末交易性金融資產都必須根據市場價格以調整日(即期末)的價格進行賬務處理,以合理地反映目前的真實市場價格。

企業在進行會計核算時,如果涉及到了會計特殊中期(半年末)及會計年末的時點時,按現行制度規定,必須按當時市價進行交易性金融資產賬面價值的調整,通過“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予以調節,合理反映賬戶的浮盈、浮虧。

2009年1月1日,某上市公司購入10 000股股票,每股價格10元(不考慮相關稅費),款項全部通過資金賬戶劃轉,企業將其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所得稅率25%。

借: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100 000

貸:其他貨幣資金――存出投資款 100 000

2009年6月30日,該股票市價13元:

借: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30 000

貸:公允價值變動損益30 000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貸方發生了30 000元,在上市公司半年利潤表中導致利潤虛增30 000元,同時導致企業所得稅費用增加30 000×25%=7 500元,凈利潤最終增加22 500元,同時從資產要素來看,導致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虛增30 000元。

2009年12月31日,股票市值16元。

借: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30 000

貸: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30 000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貸方發生了30 000元,在上市公司下半年利潤表中導致利潤虛增30 000元,導致企業所得稅費用增加30 000×25%=7 500元,同時從資產要素來看,導致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再次虛增30 000元。

2010年1月1日,將股票全部售出,出售價格16元(不考慮相關稅費)。

借:其他貨幣資金――存出投資款 160 000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60 000

貸: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 100 000

――公允價值變動 60 000

投資收益60 000

2010年上半年利潤表中,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虛減了利潤60 000元,投資收益卻使利潤增加了60 000元,從利潤總額的角度考慮,并沒有導致利潤的變動,卻使所得稅費用增加60 000×25%=15 000元。

但其中“投資收益”反映的是真正實現的收益60 000元,從原始的投入成本100 000元及最近售出的價款可以得知,真正收益的確是10 000×(16-10)=60 000元。

從理論上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合計數最終趨于零,對整個企業不會產生任何影響,但新會計準則中,也提醒我們:貨幣時間價值對企業的資金有著多么重要的影響,因此在不同的經濟大環境下進行會計業務的處理時,必須考慮到時間對企業的各項會計要素產生的影響。

在實際工作中,更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在市價上漲時期。

接上例,如果在2009年3月1日,以市價11元的價格又購入同一公司的股票5 000股(不考慮相關稅費),款項全部通過資金賬戶劃轉,企業將其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

借: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55 000

貸:其他貨幣資金――存出投資款 55 000

2009年4月5日,出售1 000股,市價11.5元(不考慮相關稅費),在轉出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時,可以參照存貨的發出方式對比以下不同處理方式,對會計各要素產生的影響:

1.加權平均法

加權平均單價=(100 000+55 000)/(10 000+5 000)

=10.33元

借:其他貨幣資金――存出投資款11 500

貸: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 10 330

投資收益 1 170

2009年6月30日,該股票市價13元。

借: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37 300

貸: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37 300

在加權平均法下: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貸方發生了37 300元,在上市公司半年利潤表中導致利潤虛增37 300元,企業所得稅費用增加37 300×25%=9 325元,凈利潤最終虛增9 325元,同時從資產要素來看,導致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虛增37 300元。

2.先進先出法

借:其他貨幣資金――存出投資款11 500

貸: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 10 000

投資收益1 500

2009年6月30日,該股票市價13元:

借: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37 000

貸: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37 000

在先進先出法下: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貸方發生了37 000元,在上市公司半年利潤表中導致利潤虛增37 000元,企業所得稅費用增加37 000×25%=9 250元,凈利潤最終虛增9 250元,同時從資產要素來看,導致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虛增37 000元。

3.后進先出法

借:其他貨幣資金――存出投資款 11 500

貸: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 11 000

投資收益 500

2009年6月30日,該股票市價13元:

借: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38 000

貸: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38 000

在后進先出法下: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貸方發生了38 000元,在上市公司半年利潤表中導致利潤虛增38 000元,企業所得稅費用增加38 000×25%=9 500元,凈利潤最終虛增9 500元,同時從資產要素來看,導致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虛增38 000元。

通過上述分析,得出:在物價上漲時期,無論采用哪種方法,對于企業而言當期資產、利潤要素都會虛增。從貨幣時間價值的角度去分析,對于企業而言,就可以有相對富足的資金去周轉流動,實現貨幣的增值。

在市價下跌時期:

接上例,如果在2009年3月1日,以市價9元的價格又購入同一公司的股票5 000股(不考慮相關稅費),款項全部通過資金賬戶劃轉,企業將其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

借: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45 000

貸:其他貨幣資金――存出投資款 45 000

2009年4月5日,出售1 000股,市價8.5元(不考慮相關稅費),在轉出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時,可以參照存貨的發出方式對比以下不同處理方式,對會計各要素產生的影響:

1.加權平均單價

加權平均單價=(100 000+45 000)/(10 000+5 000)

=9.67元

借:其他貨幣資金――存出投資款 8 500

投資收益1 170

貸: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9 670

2.先進先出法

借:其他貨幣資金――存出投資款 8 500

投資收益1 500

貸: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10 000

3.后進先出法

借:其他貨幣資金――存出投資款8 500

投資收益 500

貸: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9 000

加權平均法下,交易性金融資產將單位成本予以了平均,對于前后各期不同價格的交易性金融資產來講,起到了一個價格平衡的關系,因此對于資產、利潤、所得稅而言,前后各期都相對均衡,差異不大。

先進先出法下,在市價上漲時期,出售的交易性金融資產的成本轉出的是成本較低者,因此期末資產虛增,利潤總額虛增,所得稅同樣虛增。在市價下跌時,出售的交易性金融資產的成本轉出的是成本較高者,因此期末資產虛減,利潤總額虛減,所得稅同樣虛減。

后進先出法下,在市價上漲時,出售的交易性金融資產的成本轉出的是成本較高者,因此期末資產虛減,利潤總額虛減,所得稅同樣虛減。在市價下跌時期,出售的交易性金融資產的成本轉出的是成本較低者,因此期末資產虛增,利潤總額虛增,所得稅同樣虛增。

對于一個企業而言,完全可以在合理的范圍內進行利潤的調控及所得稅的調節。每個企業都可以在會計制度允許的范圍內粉飾會計報表,因此計價方法顯得非常重要。

此外,從企業財務管理的角度分析:對于不附帶利息的貨幣收支,與其晚收不如早收,與其早付不如晚付。也就是說,貨幣在自己手上,可以立即用于消費而不必等待將來消費,可以投資獲利而無損于原來的價值,可以用于預料不到的支付,因此早收、晚付在經濟上是有利的。目前在財務估價中,廣泛地將貨幣時間價值運用到了記賬方法里面,而不像原先會計記賬和財務分析有區分。從最新的會計制度看來,貨幣有時間價值的理念已不再是管理上要考慮的,而是在進行會計記賬時就要考慮的問題。

因此,結合這一理念,筆者總結出一條基本原理:應保留更多的資金,前期是資金相對較少的流出企業。在市價上漲時:應采用后進先出法;在市價下跌時:應采用先進先出法。當然,目前會計制度上已將存貨發出計價的后進先出法取消了,所以在許多教材上,我們看到的都是加權平均法,這樣做使前后期成本平均,比較好處理,但從實際工作中,本人建議不妨在制度允許的范圍內根據企業的實際需要,進行合理的會計要素調節。

【參考文獻】

第3篇

關鍵詞:金融資產;經濟增長;彈性分析;回歸分析;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0.2 F12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7)10-0017-05

在我國,政府一直存在著“大財政、小金融”的觀念,貨幣政策只是從屬于財政政策。1992年以來,我國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貨幣政策正式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標志著我國對金融在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重視。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近年來,國家貨幣當局相機抉擇貨幣政策。對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一方面,貨幣政策配合財政政策在1994-1995年經濟過熱、嚴重通脹的背景下成功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擴大內需,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另一方面,隨著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不斷得到加強,其越來越多地對金融資產進行了有效控制,試圖保持一個相對穩定增長的金融資產總量,并積極引導金融資產之間的合理配置,提高金融資產的運轉效率,使之更好地為經濟增長服務。總的來說,在這段期間內,金融資產總量以及內部構成與國民經濟存在高度的正相關。

一、文獻綜述與問題的提出

金融資產增加屬于金融發展的范疇,而對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理論界與實務界都進行了廣泛的研究,觀點眾說紛紜。以Goldsmith(1969)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認為,金融發展以金融資產的形式直接增加儲蓄,從而促進了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以Mackinnon(1973)與Shaw為代表的金融壓抑主義者認為,現金余額的實際收益率是資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與上述觀點相比比較折中的是,Patrick(1966)認為相對于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處于一種“需求帶動”地位,即其通過對經濟增長所引致的新金融服務需求來產生影響,因此金融發展附屬于經濟增長。談儒勇(1999)認為在我國金融中介機構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我國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不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我國金融中介體的發展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限,甚至是不利的。韓廷春(2001)認為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的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史永東、武志(2002)的實證分析表明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非常高的相關程度,并認為它們之間是一種雙向因果關系。楊飛虎(2007)以我國GDP增長率為被解釋變量,以我國金融發展指標、金融深化指標、資本邊際生產率、經濟結構指標、技術進步指標為解釋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得出,我國金融發展指標與金融深化、經濟結構指標高度正相關,說明金融發展推動了我國經濟金融化、貨幣化程度,推動了我國非國有經濟的大力發展;但總體來說,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非顯著的非線性關系,認為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邊際生產率,投資率的提高與技術進步。

當前,經濟增長過熱,流動性過剩問題突出,由此引發的投資過熱、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令人擔憂。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是:綜合以上的觀點,結合宏觀經濟現狀,建立相關模型,試圖解釋金融資產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以及從金融資產角度提出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對策建議。

二、模型(1)――金融資產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一)模型設立

在西方經濟學中,根據Cobb-Dauglas生產函數Q=ALctKB,社會總產出由勞動和資本創造。但在貨幣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今天,單靠勞動和資本創造經濟增長的理論已很難解釋一些社會行為,這逐漸證明,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一個國家的金融發展程度可以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潛力: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財政政策的替代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市場經濟是否完善、是否活躍的重要參考。同時筆者認為,以我國為例,根據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現代金融體系建立以來的經濟發展經驗表明,金融資產在一定程度上既影響社會總供給又影響社會總需求,從而促進經濟平穩增長。

因此,只考慮供給影響,對Cobb-Dauglas生產函數進行補充,建立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模型:

Y=f(F,U)

其中:Y為國內生產總值。F為金融資產作用的要素,U為非金融資產作用的要素。

也就是說,社會總產出是下面兩種要素的函數:一種是金融資產作用的要素。即該要素的獲得和應用必須通過金融資產的運轉才能實現,屬于外顯的經濟創造要素。根據這一定義,Cobb-Dauglas生產函數中的勞動和資本,由于工資的給付和資本的取得都涉及到金融資產運轉,因此屬于金融資產的作用要素(F)。另外一種是非金融資產作用的要素,即該要素對經濟的貢獻不直接依賴于金融資產的運作,如政治經濟體制、科學技術、公民素質、企業家本身的才能等。屬于內隱的經濟保證要素。因此,還可以將模型進一步表示成:

Y=f(f,l,g,e,u)

其中:Y為國內生產總值,f為金融資產,1為勞動生產率,g為資本邊際生產率,e為金融機構運行效率,即金融資產轉化為資本的速度,u為其他因素,如政治經濟體制等。

(二)模型解釋

國民經濟是金融資產、勞動生產率、金融機構運行效率、資本邊際生產率等因素的綜合增函數,在其他任何一因素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其中的任一因素,都可以增加國民產出。這一模型充分表明了政府(調控金融資產、從事科技開發、政治經濟體制優化)、企業(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提高資本邊際生產率)、個人(加強科學文化教育、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國民經濟創造中的共同作用。同時,也實現了外顯要素(如勞動、資本等)和經濟增長保證要素(政治經濟體制優化、社會生產率提高等)的統一。

三、模型(2)――實證分析:經濟增長對金融資產的彈性

(一)金融資產的界定

本文從宏觀角度把金融資產定義為具有經濟價值的金融產品,不局限于“有價證券”的一般解釋,主要包括現金資產、金融機構貸款、證券資產、外匯儲備等四個部

分。另外,本文定義的金融資產是從全社會的資金直接作用經濟的角度出發的。根據這一定義,有以下四點說明:(1)居民儲蓄和企業存款雖然屬于個人和企業的資產,但是它們對經濟的作用取決于信貸規模,本身不能直接作用于經濟實體,因而存款和儲蓄不列入金融資產的范疇。(2)黃金儲備雖然也是中央銀行的一項儲備資產,但隨著紙幣化的進程,黃金儲備對經濟實體的作用已經大大下降,貨幣當局若非迫不得已不會動用黃金儲備干預經濟,而且黃金儲備存量通常趨于一個穩定值,基本沒有變化,因而也不列入金融資產。(3)保險資產近年來增長迅速,但是其作用經濟的渠道仍需要通過證券市場或銀行中介,所以貸款資產和證券資產基本上包含了保險資產對經濟的作用;當然保險資產有保障經濟單位安全生產的間接作用,但無法用數量衡量,所以保險資產也不列入本文規定的金融資產的范疇。(4)貨幣供應量M。雖然是央行的負債,但它作為居民手中的現金資產,滿易需求,直接作用于經濟實體,因此屬于金融資產。

(二)數據選取與模型設立

表1列出了1993-2006年我國金融資產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情況。

通過表1的數據,可以看出在這段時期內,各項金融資產與GDP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增長趨勢。以國內生產總值對數為被解釋變量,各項金融資產的對數為解釋變量分別建立簡單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回歸結果和檢驗如下:

即:InY=0.77333 InL+2.54044+u

InY=0.457347 InB+6.97758+u

InY=0.402758 InST+7.401857+u

InY=1.034691 InM+1.580762+u

InY=0.452872 InR+7.979285+u

InY=0.436454 InSe+6.812359+u

(三)變量說明

Y指國內生產總值;L指金融機構信貸資產,B指債券余額,ST指股票市價總值,Se指證券資產總額,M指貨幣供應量MO,R指外匯儲備,u指隨機誤差項。

(四)模型解釋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國民經濟的增長率與各項金融資產的增長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線性相關。同時還可以得出:

1、我國金融機構貸款資產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實際平,均貢獻率在0.77左右,與理論上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理論上假設貸款資產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個人消費貸款――主要用于自發性消費;企業融資貸款――主要用于自發性投資。根據凱恩斯二部門經濟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Y=E=C+I=Ct+BY+I,可得Y=(a+I)/(1-B),自發性消費和投資的乘數為:k=1/(1-B),其中B為邊際消費傾向。

我們知道,貸款規模的擴大,可以促進消費C和投資I的增加,或者可以這樣理解,貸款的增加額AL=自發性消費的增加額(a+自發性投資的增加額(I),根據乘數原理,Y=1/(1-B)xAL,我們可以得到,在兩部門經濟下經濟增長對貸款資產的彈性應該為:

E=(Y/Y)/(t/L)=(y/L)×(L/Y)

=(L/Y)×1/(1-B)

=信貸資產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自發性消費和投資的乘數

以1998年為例,E:(L/Y)×1/(1-B)=3.33(L/Y),而實際上E’=(Y/L)×(L/Y)=(78345-74463)/(86524-74914)×fL/=0.33(L/Y),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而且根據有關資料顯示,這一彈性要低于發達國家。其主要原因至少有以下幾點:

(1)凱恩斯乘數理論忽略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現實因素:貨幣流通速度。他假設貨幣流通速度足夠快:事實上,這些年來我國的資本市場主要是間接融資,與發達國家的直接融資相比,流通速度慢,而且我國的不良貸款問題嚴重,也阻礙了貨幣的流通速度。因而貨幣運行效率的低下造成了實際彈性E’與理論彈性E的差距。

(2)理論上假設貸款資產只用于個人自發性消費和企業自發性投資。也就是說,信貸資產與個人可支配收入以及市場利率無關,這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事實上,在一般情況下,信貸規模與個人可支配收入呈負相關,與市場利率相互制約。同時我國信貸資產的用途也遠不止這些,而其他用途的乘數效應與1/(1-B)相比要小。因此,衡量信貸的乘數效應應該是消費和投資乘數效應以及其他用途乘數效應的加權平均。另外,我國實際是四部門經濟,如果考慮到政府稅收和進出口貿易,乘數會變小。這樣,理論上計算出來的E要與現實中的E’接近些。

(3)由于我國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社會文化差異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原因,我國的個人邊際消費傾向B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不高,從而造成乘數效應不如發達國家那么明顯,經濟增長對信貸資產的彈性不強。

2、在我國,債權資產、股權資產、證券總資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0.46、0.40和0.44。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國證券資產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程度不如信貸資產,這也基本符合我國主要靠間接融資的客觀事實。同時,分別考察股權資產和債權資產,可以看到,國民經濟對債權資產的彈性要高于對股權資產的彈性。這也是對當前宏觀經濟情況的一種真實反映――我國的上市公司總體素質不高,而且股權資產存在著很大的投機性質,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不如債權資產。另外國內投資總體效率低下,強大的政府支出對私人投資造成擠出效應(因為債券余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國債)。當然,我國的證券市場在不斷完善,自2006年以來,隨著股改的順利實現,證券市場的進一步規范和大牛市的到來,企業的價值逐步得到回歸,與國民經濟的關系也將更加密切,對國民經濟所作的貢獻將越來越大。

3、我國貨幣供應量Mo(現金資產)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約為1.03。這一彈性比其他任何金融資產都要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該資產用于消費,直接作用于經濟實體,貨幣周轉速度最高。但是也應看到,貨幣供應量Mo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剛超過1。這說明我國的貨幣政策所起的作用還不明顯,并不能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4、我國外匯儲備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0.45.這基本上反映了客觀實際情況。我國的外匯儲備增長比較被動,用途仍然是支付國際結算、穩定匯率、防范化解國際金融風險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而用于國內直接投資的比例相對不足,因此其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受到國制。但是,外匯儲備的增加仍然能帶動國內投資的增長和物價水平的提高,因而促進當年名義GDP的增長。隨著對外匯儲備的認識不斷深化,國家貨幣當局對外匯儲備的規模和運用會更加合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將越來越大。

5、按照我國金融資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將其

由高到低排列:現金資產、信貸資產、外匯儲備資產、證券資產。這一方面表明了貨幣流通速度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國資本市場總體水平不高,經濟單位融資仍然主要依靠間接融資,直接融資規模近年來雖不斷擴大,但與間接融資相比力量還比較單薄。同時,縱觀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宏觀經濟表明,我國的證券市場渠道單一,效率不高,進而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受到限制。

6、根據1993-2006年間的金融資產總額和分布利用加權平均方法可以求出經濟增長對總體金融資產的平均彈性(即金融資產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根據前表計算得:

其中Lt、Set、M1、Rt、Ft分別指在t年的貸款資產、證券資產、現金資產、外匯儲備和金融總資產;Et、Ese、Em和Er分別指經濟增長對貸款資產、證券資產、現金資產、外匯儲備的彈性;以貸款資產為例,Lt/Ft表示在t年貸款資產余額占金融總資產的比重,加總求和再除以總年份T得出平均比重,其他同理。通過計算可得,金融資產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0.7044左右。

四、檢驗與建議

1、模型(2)中對金融資產的定義使貨幣當局更加簡便有效地調控社會上的金融資產。假設金融資產完全被實體經濟吸收,即不存在投機性資產,則在經濟不景氣時,央行只要通過各種手段增加任何一種或多種金融資產都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按照不同金融資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應優先選擇通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存款利率來增加貨幣供應量Mo,其次降低貸款利率鼓勵貸款,再次是將外匯儲備轉化為國內投資,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增加證券資產。在經濟過熱時,央行可同樣按上述順序進行相反的操作減少社會上的金融資產。

如果金融資產不能完全被實體經濟吸收,即存在投機性金融資產(如我國目前股票市場存在結構性泡沫)。央行在調控金融資產以實現調控宏觀經濟目的的時候,應酌情制定政策優先選擇被實體經濟吸收程度較高的金融資產進行調控,如貨幣供應量Mo、貸款資產、而后考慮被實體經濟吸收程度相對程度較低的外匯儲備和證券資產。實際上,上述兩種情況所得出的結論一致。也就是說,不同金融資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其被實體經濟所吸收的程度成正比,不管金融資產是否完全被實體經濟所吸收,央行都應該選擇經濟增長彈性高的金融資產進行調控。

第4篇

關鍵詞:股指期貨;會計要素確認;會計計量;會計信息披露

2008年12月3日,“第四屆中國國際期貨大會(深圳)”正式召開,股指期貨何時推出成為參會各方關注的焦點,各方認為股指期貨已準備多年,希望監管層不要因為美國金融海嘯而放慢國內金融改革的腳步,可見,股指期貨推出在望。我國一旦推出股指期貨交易,就有可能同新加坡、日本等國家一樣,其規??赡苎杆俪^股票現貨交易市場,現行的會計理論實務必須做出相應變革以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為此,會計實務必須及時準確地反映這種大量發生的衍生金融產品交易。

一、 股指期貨對會計要素確認的影響與改革

(一) 股指期貨給會計要素確認實務帶來的新問題

按照傳統會計要素理論對合約的平倉交易事項則難以確認或無需確認。因為:第一,合約平倉交易屬于未來發生的事項。第二,未來發生的平倉交易行為,并不完全是由交易者所能控制的經濟資源,例如,保證金不足時的強制平倉終止交易以及合約到期日的終止交易等。第三,合約的終止交易所形成的經濟資源的流出流入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股指期貨開倉交易,雖然形成交易者經濟資源的流出,但僅僅是極有限的交易傭金、印花稅等能夠確切計量的費用,然而這種費用的支出并不是交易者的目的,交易者的立足點在合約開倉時的股票價格指數與合約平倉時的股票價格指數的差額所形成的資本利得。然而就會計實務而言,這種合約的未來平倉交易事項,對企業管理當局以及會計信息的其他使用者來說,更具重要性和相關性,在會計實務中必須確認,這就給會計要素確認實務帶來了新問題。

(二) 股指期貨對會計要素確認實務的改革

為了解決股指期貨等衍生金融品交易給會計要素確認所帶來的難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在第32號準則中提出了“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和“權益性工具”等新的會計要素。所謂“金融資產”,包括“從其他企業收取現金或金融工具的契約性權利”。“金融負債”則是指“向另一企業轉移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的契約性義務”。 “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新概念的提出,突破了“過去的交易和事項”、“已經發生的經濟資源的流入與流出”等傳統會計要素定義的束縛,我國推出股指期貨交易以后,可參照以上準則,對傳統會計要素實務進行改革。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簡稱CAS22(下同)規定,股指期貨的確認應分為初始確認、合約持有期間確認和終止確認。

1.股指期貨交易的初始確認。CAS22規定,企業成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時,應當確認為一項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由于買入股指期貨合約時,與股指期貨合約的風險和報酬已轉移給合約買方, 按照衍生金融工具會計的一般原則, 投資企業應當在股指期貨合約開倉(交易者初次買進或賣出期貨合約)同時作初始確認。初次確認時, 應根據合約的實際成交價格確認為一項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2.股指期貨合約持有期間的確認。股指期貨合約持有期間的確認,即合約持倉階段的確認,已初始確認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若在會計報表日(如果企業在報告期內),其公允價值發生變化且該變化能可靠計量時, 則應對股票價格指數的變動所導致的潛在資本利得或損失進行確認,可稱之為“動態確認”。因此再確認就是股指期貨合約價格變動當日(其確認時間以報告期的時間為標準)。

3.股指期貨交易的終止確認。在CAS22 中, 終止確認是指將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從企業的賬戶和資產負債表內予以轉銷。金融資產滿足下列條件之一的, 應當終止確認:(1)收取該金融資產現金流量的合同權利終止; (2)該金融資產已轉移, 且符合《企業會計準則第23 號———金融資產轉移》規定的金融資產終止確認條件。金融負債的現時義務全部或部分已經解除的, 才能終止確認該金融負債或其一部分。根據準則的規定, 股指期貨投資企業應當在合約平倉(交易者買進先前賣出的期貨合約或賣出先前買進的期貨合約)時, 必須立即對交易進行確認, 可稱之為“終止確認”。其確認時間以平倉交易時間為標準。金融負債全部或部分終止確認的, 企業應當將終止確認部分的賬面價值與支付的對價(包括轉出的非現金資產或承擔的新金融負債)之間的差額, 計入當期損益。

二、股指期貨對會計計量的影響與改革

第5篇

一、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核算的規定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是指一項資產在取得之后的計量,即后續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時,期末資產賬面價值與其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我國新準則規定要對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以及采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等計算利得和損失,并計人當期損益。

以交易性金融資產為例,在資產負債表日,企業應按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高于其賬面余額的差額,借記“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科目,貸記“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公允價值低于其賬面余額的差額作相反的會計分錄。

出售交易性金融資產時,應按實際收到的金額,借記“銀行存款”等科目,按該金融資產的賬面余額,貸記“交易性金融資產”科目,按其差額,借記或貸記“投資收益”科目;同時,將原計入該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轉出,借記或貸記“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貸記或借記“投資收益”科目。

期末,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的余額轉入“本年利潤”科目,結轉后本科目無余額。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30號――財務報表列報》的規定,在利潤表中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要單獨披露,即以“公允價值變動收益”項目列示,作為“營業利潤”的一部分。

可以看出,當資產公允價值發生變動年度和出售年度一致的情況下,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作為營業利潤的一部分進行列示較為合理,因為此時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是一種已實現的持有損益,將其作為當期損益計入營業利潤是合理的;但在資產公允價值發生變動和出售年度不一致的情況下,還作同樣的會計處理則存在不足之處,因為此時資產并未出售,其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是一種未實現的持有損益,再將其作為當期損益計人營業利潤會使會計報表信息歪曲,喪失了其相關性,報表使用者將會對當期的營業利潤產生誤解。

二.交易性金融資產相關業務的處理

新準則規定,交易性金融資產是指企業為近期出售,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在交易性金融資產業務處理中主要涉及到“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投資收益”、“本年利潤”、“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資產”、“遞延所得稅負債”等會計科目。(1)購置交易性金融資產時,借“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貸“銀行存款”等;(2)在資產負債表日,持有期內交易性金融資產價值變動時,若交易性金融資產價值增加,則借“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貸“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持有期內交易性金融資產價值減少則做相反的會計分錄?!肮蕛r值變動損益”是損益類會計科目反映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價值的利得或損失,期末轉入“本年利潤”科目,余額為零。根據稅法規定只對已實現的損益征稅,因此應納稅所得額會產生暫時性差異,借“所得稅費用”,貸“遞延所得稅負債”,或借“遞延所得稅資產”,貸“所得稅費用”。(3)出售交易性金融資產時,若出售價格大于交易性金融資產的賬面價值,則借“銀行存款”、貸“投資收益”、“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反之則借“銀行存款”、“投資收益”,貸“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投資收益”會計科目反映了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利得或損失。同時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利得或損失轉入“投資收益”會計科目。同時轉回應納所得稅額暫時性差異。

三、引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會計科目的意義

(一)符合現代會計目標與會計信息質量特征。

基于環境和投資理念的變化,會計目標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由受托責任觀轉向了決策有用觀。會計目標與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是一致的,會計目標決定了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決策有用觀的核心內容在于要求企業為現在或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以及其他使用者做出合理的決策提供相關的的會計信息?!肮蕛r值變動損益”會計科目反映了企業所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利得或損失,具有相關性、及時性,符合決策有用觀的會計目標。

(二)符合新準則對利潤要素的定義。

新準則規定:利潤是指企業在一定會計期間的經營成果,包括收入減去費用后的凈額、直接接人當期利潤的利得和損失等。利得或損失包括實現利得(損失)和持有利得(損失)。因此,根據新準則對利潤要素的定義,在資產負債表日,應當確認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利得或損失。若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高于其賬面價值,確認持有利得,反之為持有損失,同時調整交易性金融資產的賬面價值。

(三)有助于區分持有利得(損失)和實現利得(損失)。

第6篇

金融構成三要素

金融在本質上是一個“流”,這個“流”在運動過程中,為經濟體發展帶去所需的能量。經濟學家陳志武對金融給出的定義是:金融是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交換。對這個定義加以解構可以發現,金融的構成有三個要素特性:跨時空、價值和交換(即“流動”)。

“跨時空”是金融的第一個要素。就是說一個人在本地賺到的錢可以拿到外地去消費,這是金融的“跨空間”;而今天賺的錢可以留到未來去消費(存款形式),也可以把未來才能掙到的錢提前折現消費(信用卡形式),這就是金融的“跨時間”。“跨時空”的特征其實是現代金融市場較早前人類“物物交換”市場的根本優勢所在。

而“價值”這個要素很好理解。能夠與金融沾邊的一定是有價值的東西,而這些價值都需要有一個載體,即金融資產。金融資產可以分為貨幣和非貨幣金融資產:貨幣就是通俗上說的“錢”,而非貨幣金融資產則是一種能夠體現權屬關系的財富憑證,如股票、信托、債券、貸款等。貨幣的最大特點是可以隨時、隨地與標的物進行價值交換;非貨幣金融資產則只能通過流動(變現)才能實現價值交換。

“交換”也是金融最根本的屬性。金融的目標就是實現與標的物間順暢的交換,而不斷的交換過程就體現出金融作為一種“流”的運動過程。

流動性解決金融資產錯配

流動是金融資產存在的一種內在要求。我們常把金融比作國民經濟的血液,金融資產就是血液中的紅細胞,紅細胞所蘊含的養分,只有通過流動才能被運送到經濟體全身。

金融資產這種“紅細胞”在形成過程中可能存在著先天性不足,即金融資產的錯配。如拿銀行來說,作為金融媒介,銀行資產(包括表內與表外)在進與出之間始終存在著錯配,包括時間錯配、空間錯配、數量錯配、收益錯配等等,流動性則是解決這種錯配的一種有效方式。

另一方面,對市場而言金融資產的流動不僅可以配置資源,也能夠配置風險,不僅能增加價值,還能防止腐敗。

配置資源是金融資產流動的首要特征。金融流的流向一定是市場中最能創造價值的地方,金融流在流進這些資金洼地的同時,也裹挾著其他各類要素資源一道傾入,所以凡金融流過之處,一定是風生水起,資源積聚。

配置風險是金融資產流動的另一個特征。金融與風險之間是相生相伴的,金融資產的流動過程也就是風險轉移的過程,而應對風險的最有效辦法就是發展衍生品市場。

增加價值是金融資產流動的又一個特征。不流動的金融資產是難以實現市場化定價的,而對同等收益回報的不同金融資產而言,流動性越強的其價值也就越高。比如高信用等級債券(如國債)與低信用等級債券(如城投債)相比,后者就會由于流動性差而不得不給出較高收益率或折價發行。

預防腐敗是金融資產流動的一種“溢出效應”。當一類金融資產處于高流動狀態時,它就會由于市場關注度的增加而減少腐敗發生的機會。

三個板塊層級

流動性也是金融市場孜孜以求的目標。在成熟金融市場中任何一品種均可由三個板塊層級組成:一級發行市場、二級流動市場和衍生品市場。

一級發行市場是金融市場的基礎,其核心是確定金融資產的初始投資人,與實體經濟進行價值交換。比如我國的股票市場或銀行間債券市場,其股票或債券的發行過程也就是確定初始投資者和實體經濟交換的過程;而信托、信貸和理財等存量型的金融資產也是如此,這類金融資產的一級市場也在于確定資產的初始持有人。

二級流動市場是一級市場的支撐,也是金融市場的核心所在。對金融資產而言,所謂流動性即指其可以實現便捷交易的程度。而二級流動的市場是金融資產投資人重新洗牌的地方。我國目前只有股票、債券等數量占比較少的金融資產具有相對完善的二級流動市場,而占比最大的信貸資產以及理財、信托和保險等其他各類金融資產則都缺乏有效的二級流動市場。

衍生品市場是為對沖金融風險而存在的。以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近年推出的信用風險緩釋合約(CRMA)舉例,這種信用衍生產品的核心宗旨,就是金融資產的投資人為對沖風險而與第三方簽訂的一個違約互換協議,當發生信用事件時,第三方必須以約定價格收購參考實體資產。

流動性嚴重不足導致貨幣效率低下

金融資產可分為可流動資產和未流動資產。可流動資產包括債券、股票和公募基金等,未流動資產包括信貸資產、理財產品、信托產品、保險資產和私募基金等。

當前我國金融資產的流動性嚴重不足。可流動資產在金融資產總額中占比相對較小。據統計,我國股票市場2010年融資金額為0.94萬億元,債券市場直接融資金額1.82萬億元,而信貸資產新增規模則達到8.36萬億元。而從金融機構資產總額來看,2010年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達到92萬億,證券公司總資產為2.24萬億,基金公司管理資產為2.51萬億,信托機構總資產為3.04萬億,保險機構總資產為4.9萬億。

首先是流動性不足導致貨幣效率低下。從經濟學角度看,一個正常的金融市場應該是每1元的廣義貨幣(M2)對應1元的GDP產出,即M2/GDP=1。中國的M2高達80萬億,GDP則為40萬億左右,M2/GDP ≈ 2。這一比值顯示,我國存在嚴重的貨幣超發現象。對比之下,美國的M2/GDP=0.6,相當于美國的單位貨幣的經濟產出比中國大3倍,顯見美國的貨幣效率遠高于中國。

其次,流動性不足也極大影響了我國銀行業及其他非銀行金融業的健康發展。由于受利率管控和缺乏二級市場的影響,我國商業銀行對貸款普遍采取持有到期模式,存貸款利差成為銀行的主要收入來源。從16家上市銀行公布的2011年中期數據來看,存貸款利差收入占據了各家銀行業務收入的70%以上,中間業務收入只占較少比例。這使得商業銀行一方面缺乏市場轉型的內在動力(僅靠高額存貸款利差業務就足以養活自己),另一方面貸款持有到期模式也使得金融風險不斷在銀行體系內聚集。

在當前銀行的這種盈利模式下,銀行出于對利潤追求和市場競爭的需要,其擴張不得不采用總資產規模無限膨脹的方式進行;而基于監管層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銀行的核心資本必須要與資產擴張速度保持同步,于是銀行的自有核心資本也會隨之不斷膨脹。在主要銀行均成為上市公司和巴塞爾Ⅲ即將實施的框架下,這種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同時,這種“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再加水”的發展模式由于缺乏一個促進信貸資產流動的市場存在,整個信貸市場的風險就如同“堰塞湖”水位一樣被逐步抬高。而信貸市場在我國金融市場體系中又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也就意味著我國金融市場體系的整體系統風險也在不斷聚積。尤其是在一些特殊行業領域,如地方融資平臺領域、房地產信貸領域和高鐵信貸領域等,其風險尤其值得警惕。

在其它非銀行金融資產領域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例如在信托市場領域,由于2011年以來房地產信托超量發行,其風險已受到監管層的高度關注。

建設二級流動市場平臺

解決我國金融資產流動性不足問題的核心,在于要建設和完善我國的金融資產二級流動市場平臺。

存量金融資產的流動市場可以有兩種形式:一是初級市場形式,即金融資產直接轉讓的市場服務平臺;二是高級市場形式,即金融資產證券化的市場服務平臺。

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對信貸資產一般不持有至到期,而是采取流量管理的模式,就是將表內的信貸資產予以證券化后再向市場其他投資者發行,回籠的資金便可以繼續對外發放。這樣做的效果,一方面銀行在不用擴大總資產規模的前提下就實現了信貸擴張,另一方面也通過貸款轉讓實現了風險的轉移。

我國自2005年以來已進行了兩批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發行了總計668億元規模的信貸資產支持證券,但由于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2008年監管層暫停了這一創新模式。在市場的強烈呼吁下,國務院又批準了第三批500億元規模的證券化試點,信貸資產證券化雛形形成。

規范交易以避免道德風險

我國的存量金融資產不僅需要一個流動市場,還需要有一個能夠保持公開透明的一、二級市場。

我國的金融機構多為國有控股,故市場上的大多數金融資產也都屬于“類公有資產”。這種類型的資產在市場中經常會面臨的一個問題:即公有體制下,“委托-”關系的不正常所導致的道德風險問題。

在公有體制下,金融行為的決策者并不是金融資產的所有者,這使得權力尋租成為可能。尤其是在當前中國金融市場體系不健全、法制建設不完善以及監督機制也未到位的情況下,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突出。當金融資產的人在交易利益關聯不正常的環境背景下去做一個決策,如一筆款項該怎樣進行最優配置時,會出現像“保姆賣家產”一樣的逆向選擇可能,人完全可以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拿著委托人的錢去搏短期收益――贏了會有高額的獎金,輸了則風險由別人來承擔。這種情形在當下的中國市場中其實大量存在,只是因為很多情形都是私下的、人情的和隨機性的,難以被發現而已。所以我國的金融資產更需要有公開透明的一、二級市場平臺進行規范交易。

此外,我們還可以借鑒金融危機后美國監管當局的經驗。在次貸危機發生前,美國金融市場的特點是金融體系高度發達,金融創新層出不窮。華爾街的銀行家們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斷地創新出各類衍生品,而美國金融監管當局為刺激經濟發展,也有意放松了對這些創新產品的監管。危機后,美國金融監管當局進行了深刻反思,最終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予以糾錯,包括對金融衍生品提出了“進場”要求,實現對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金融交易的監管全覆蓋,將缺乏監管的場外衍生品市場納入監管范疇;對金融企業實施并表審慎性監管;調整監管權利結構;成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完善投資者保護體系等等。這些舉措的核心是要將金融產品尤其是金融創新產品放入場內進行交易結算,而非以往那樣在場外私下就可以完成。

第7篇

一、新金融工具對傳統會計的挑戰

衍生性新金融工具的出現使得金融市場極為活躍。一方面,由于衍生性新金融工具具有以小搏大的高杠桿效應,投資者只要操作得當,價格變化預測無誤,便可以較少的保證金(投資成本)帶來十倍或數十倍的巨額收益,因而吸引著大量的投資者;另一方面,新金融工具具有籌資成本低,融資手段多樣化的特點,為資金需求者提供了廉價的多種融資手段選擇機會,吸引著許多融資者積極應用新金融工具融資。同時,由于新金融工具的多樣性,還為投資者提供了防范和規避投資風險的多種選擇。但必須看到,如果新金融工具操作失誤將帶來驚人的風險,使投資者遭受巨額損失,甚至導致企業倒閉和破產。英國巴林銀行的倒閉事件,日本大和銀行被兼并事件,美國奧治郡事件,香港期所87清算危機,以及上海的327事件等,均是新金融工具操作失誤的典型例證。由于新金融工具自身的顯著特點而對傳統會計提出了多方面的嚴峻的挑戰,主要是:

1.對某些會計原則的挑戰

傳統會計主要是報告已經實際發生的過去的經濟業務,因而在對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和報告過程中,要貫徹客觀性、穩健性、歷史成本等一系列原則。新金融工具會計主要是要披露未來才實際發生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經濟業務,按照傳統會計的客觀性原則,所有新金融工具的經濟業務均不得在會計中確認;按照穩健性原則,不得確認這類業務的可能收益和資產。至于歷史成本,則根本就不存在,因而也就談不上歷史成本原則。

2.對會計計價基礎的挑戰

傳統會計主要是以歷史成本作為計價基礎,凡是會計要素的計量均采用歷史成本,對于只確認、計量和報告已經實際發生的經濟業務毫無問題,因為這類經濟業務在發生時,其歷史成本就已經客觀地確定。新金融工具會計要揭示的則是未來才實際發生的經濟業務,因而也就無法以歷史成本計價。

3.對會計報告的挑戰

傳統會計報表報告的主要是對會計主體源于過去的交易及事項的會計信息,報表體系、報表內部結構及其項目均無法完全滿足新金融工具的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例如按現行資產負債表的項目及其分類,金融資產和負債無法得到充分的披露;損益表中也無法體現因新金融工具可能帶來的損益。

4.對會計要素的挑戰

傳統會計下所有資產和負債確認的基本前提條件是要符合會計要素的定義,其未來經濟利益從企業的流入和流出都必須來自過去的交易或事項。而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則來自雙方簽定的契約,規定的是未來經濟活動,不能據以確認購銷業務。傳統會計要素已經不能適應新金融工具會計對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迎接新金融工具挑戰的對策

面對新金融工具對傳統會計的上述挑戰,可能的對策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調整會計原則

考慮到會計所確認和計量的業務特點,對已經發生的經濟業務的會計確認和計量仍應堅持一系列現有公認會計原則,以確保這類會計信息的質量。但對新金融工具業務的確認和計量,則采用與傳統會計不盡相同的原則,應更加強調和注重相關性原則和重要性原則。在計價方面應堅持公允價值原則而非歷史成本原則,由于這類業務具有風險大、不確定因素多等特點,因而還應堅持適度調整原則,以提高這類信息的相關性。

2.采用多重計價基礎

傳統會計主要采用歷史成本作為計價基礎,當然有許多優點,但由于新金融工具業務不存在歷史成本,因而也就不能用歷史成本計價。新金融工具會計的計價,最可行的辦法是按公允價值計價,不論是金融資產和負債的初始確認的計價,還是在新金融工具契約生效后的財務報表日對金融資產和負債的計價,均可采用公允價值計價。這樣,會計的計價基礎就不再是單一的歷史成本,而至少是以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并存的雙重計價基礎。不同的會計計價基礎適應了不同的經濟業務的計價要求。

有人主張按持有目的對金融工具分類分別以不同計價標準來計價,這種做法在實務中難以操作,因為對金融工具分類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金融工具的創新一刻也沒有停止。合成金融工具層出不窮,究竟如何歸類計價是個難題。

3.改造會計報表

適應新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要求,最可行的方法是對傳統會計報表進行改造,如資產或負債不再只按流動性分類,而且還按金融資產或負債和非金融資產和負債分類;對非金融資產和負債,可沿襲現行做法,即按流動性大小順序排列;金融資產和負債,則可按風險程度大小順序排列。要按風險程度大小順序排列,是因為人們對風險往往特別關注。又如改造表外附注,使得屬于表外項目的一些新金融工具得以充分披露。對于報表改造后仍無法披露的重要信息,可考慮增設一些諸如“金融頭寸”表等報表。

新金融工具揭示的內容,至少應該包括:

(1)面值或合約金額,如果兩者均無,則應當揭示名義金額;

(2)金融工具的性質及條件,至少應當包括衍生金融工具的信用風險與市場風險、現金要求、金融工具的存續期間、金融工具的交易不履行合約時可能遭受的最大損失的金額和相關的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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