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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城鎮化 農村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是我國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內涵之一，而城鎮化則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在城鎮化進程中，具有傳統特征的農村政治文化也必將隨著農村社會的現代轉型而實現轉型。這種轉型，意味著農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將逐漸轉變為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現代的、民主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國農村政治文化的傳統性分析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本質上屬于農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時期，定型于秦漢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歷史的全過程，甚至在今天依然發揮著它的影響力，特別是在象征著傳統農業社會的農村地區，這種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權主義
在中國傳統社會，王權是國家權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響著社會的各個層面。王權的至高無上性和不受制約的性質，使得社會嚴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級制度進行排序，社會資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級地位的高低和權力的大小來進行的。在傳統農業社會，地位卑微的農民在社會資源分配中自然處于最不利的處境，他們不得不接受來自于上層階級的統治和剝削，同時也不自覺地形成了對政治權力的崇拜意識和依附觀念。在傳統政治結構下，這種權力崇拜和權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的利益，從而成為千百年以來根植于中國農民內心深處的堅固的政治意識。近現代以來，中國先后進行了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政治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民權利狀況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中國正在朝著民主法治社會的目標邁進。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對穩定性的特點，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權力崇拜和權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國農村社會普遍存在，影響和制約了農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長。
（二）宗法觀念
宗法觀念起源于家長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以家長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樣適用于家族、鄉里、郡縣以至于國家。在這種模式中，權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過血緣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傳承，而其他人必須接受和認同家長的權威。家長制的這種等級意識和人治傳統，就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法觀念。宗法觀念以儒家經典為依據，主張三綱五常，主張用傳統的倫理道德來統治整個社會，實現社會的和諧。長幼有序、貴賤有等，尊卑有別的思想，實際上繪制了一幅禮治的經緯圖。宗法觀念在以家族為基本構成單位的傳統社會是有重要意義的，它是統治階級進行社會治理的有效工具，對維護整個社會的秩序和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農村社會，傳統倫理道德的繼承和發揚，對維護社會風氣和構建農村和諧社會而言，也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是，家族式集權管理的模式卻是不適應當前我國農村民主政治發展要求的，因為它忽視甚至抹殺了農民個體的權利和自主意識；同時過分強調血緣關系也會導致農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帶腐敗的產生，甚至會造就一些橫行鄉里的“村霸”行為。這些現象在我國部分農村地區的存在，不僅不利于農村民主政治的成長，還直接危害了農村社會的團結和穩定。因此，對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觀念”，必須秉持“揚棄”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義
在生產力低下的中國傳統社會，平均主義是貧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統治者鞏固其王權的政治策略。所謂“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統治者對社會期望的基本認識。因此，無論從百姓角度看，還是從統治者角度看，平均主義都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個突出表現。這反映了人對于社會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對平均主義過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導致“大鍋飯”現象和對個人利益的否定，這在今天注重生產效率的時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護公民個人權利的基本政治原則。因此，必須將“平均主義”的政治文化逐漸塑造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
二、城鎮化進程對農村政治文化的影響
（一）城鎮化對農村政治文化的積極影響
農村地區是我國傳統政治文化最堅固的陣地，農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漸消除傳統政治文化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塑造具有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市，接受了現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傳統政治觀念逐漸發生轉變，政治認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為也顯得更加理性。這些勞動力在返鄉之后，會對農村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發揮一定促進作用，加之農村自身現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現代政治觀念引入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共同促成了當前我國農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實現現代轉型。概括來說，城鎮化進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對農村政治文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增進了農村公民的權利意識。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王權主義”思想留給中國農民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根深蒂固的權力崇拜和權力依附意識，即在無條件服從權力的同時忽視了自己的利益訴求，并形成了對個人權力的盲目崇拜。這種觀念不僅不利于公民權利的維護，而且會助長農村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風。在城鎮化進程中，大量農民工外出打工，在參與城市生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諸如拖欠工資等許多侵害自身權益的行為，在他們團結起來維護切身利益的過程中，實際上正是其公民權利意識不斷成長的過程。而公民權利意識的成長，是現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之一。
2.培養了農村公民的法制意識和規則意識。建設法制社會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我國農民由于受傳統人治思想的影響，加之長期以來農村法制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農民的法治觀念淡薄，缺乏規則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在城鎮化進程中，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和經濟往來加速，觀念和思想的交流融合也進一步加深。已經在城市地區成長起來的法治觀念也逐漸影響到了農村公民的思想意識，促使他們逐漸樹立起了尊重法律和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的觀念，也使得農民的政治參與行為變得更加理性和克制，這對于農村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風氣的維護是非常有利的。
3.激發了農村公民的創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而不再是傳統的“平均主義”、“大鍋飯”。農村公民在城鎮化進程中深度參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培養和鍛煉了他們開拓進取、堅忍不拔和與時俱進的精神，同時也獲得了在社會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認識。這一觀念的形成，使他們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經濟生活的快節奏，也更加能夠積極有效地參與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認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鎮化進程對農村政治文化的消極影響
城鎮化進程為農村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帶來了契機，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影響。首先，城鎮化造成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至城市地區，給農村地區的政治文化建設帶來了主體缺失的根本性影響。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大量涌現，使農村地區喪失了政治文化建設的最活躍的生力軍，同時也造成了農村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其次，城鎮化進程中隨著城鄉交流的日益頻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墮落的思想也隨之影響到了部分農村人口，特別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輕人，從而對農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長產生了不利的影響。這些消極影響都是今后應當著重注意預防和消除的，但總體來說，城鎮化給農村政治文化帶來的更多是積極和正面的影響，我們應當進行客觀全面的評價。
三、農村政治文化現代轉型的路徑思考
我國農村政治文化現代轉型的基本目標，是將傳統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轉變為現代的、民主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鎮化進城中，要實現這一轉型，必須考慮到以下幾方面的路徑：
（一）完善農村政治參與機制，營造民主政治氛圍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國農村政治參與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平臺，長期以來承擔著農村社會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許多農村地區，政治參與的制度和實踐經常脫節，導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農村公民民主習慣的養成。因此，必須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設，更重要的是，真正將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參與落到實處，形成村民參與鄉村事務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圍，從而促進現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強學校教育，提高農村公民的政治認知水平
從現實情況來看，學校教育是當前我國農村政治社會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農村公民政治認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徑。而政治認知水平的提高，是現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礎。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農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學校教育，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公民。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強對農村中小學教育的人員和資金投入，努力實現教育公平，促進農村教育現代化，為農村社會的現代轉型打造良好的基礎。
（三）對傳統政治文化進行合理“揚棄”，使其融入現代政治文明
我國傳統政治文化雖然整體上是一種“依附型”政治文化，與現代民主政治原則不相符，但在某些具體內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現代價值，如對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的重視等。因此，在農村政治文化建設中，應當注重現代政治文化與傳統政治文化的適當結合，塑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民主法治的農村政治文化。
（四）通過城鄉一體化建設減少農村勞動力轉移，為農村社會的整體轉型創造條件
[關鍵詞]信貸資產證券化；風險；控制
一、資產證券化和信貸資產證券化
1資產證券化的概念。資產證券化(Asset-backedSecurities，ABS)，是指將缺乏流動性但具有可預期的、穩定的未來現金流收入的資產組建資產池，并以資產池所產生的現金流為支撐發行證券的過程和技術。
2資產證券化的起源。資產證券化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當時，由于通貨膨脹加劇，利率攀升，使金融機構的固定資產收益率逐漸不能彌補短期負債成本。為了緩解金融機構資產流動性不足的問題，政府開始啟動住房抵押貸款二級市場，為房地產業的發展和復興開辟一條資金來源的新途徑。1968年美國推出了最早的抵押貸款債券。1983年針對投資者對金融工具不同的期限要求，又設計發行了抵押保證債券。到1990年，美國3萬多億美元未償還的住宅抵押貸款中，50％以上實現了證券化。當前，資產證券化已成為美國資本市場上最重要的融資工具之一，遍及應收賬款、版權專利費、信用卡、汽車貸款、消費品分期付款等領域。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巴塞爾協議》的實施，也大大刺激了資產證券化在世界各國的發展。
3資產證券化出現的意義。資產證券化在很多國家都是政府為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而出現的，這宣告了一種全新融資技術和金融工具的誕生，它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和豐富了國際金融市場，并且在現代經濟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能成為未來資本市場融資方式的主力軍。
作為一種有效的結構融資方式，它通過對流程進行精妙的設計安排，使融資者和投資者等各利益參與方按照它們各自的承諾所確立的各種合約，能夠相互支持、相互牽制，為發起人和投資者各自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和投資渠道，進而達到風險分擔、互利共贏的目的。然而，由于收益和風險的伴生性，資產證券化業務在給融資者和投資者帶來收益的同時，整個證券化業務過程每一業務環節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風險。
4信貸資產證券化是狹義的資產證券化。廣義的資產證券化包括以下四類：實體資產證券化、信貸資產證券化、證券資產證券化、現金資產證券化。狹義的資產證券化是指信貸資產證券化，即以信貸資產作為基礎資產的證券化，包括住房抵押貸款、汽車貸款、消費信貸、信用卡賬款、企業貸款等信貸資產的證券化。本文探討的重點是信貸資產證券化，即狹義的資產證券化。
二、我國實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的意義
1增強資產的流動性，提高銀行總體盈利水平。資產證券化的初衷就是使缺乏流動性的資產組合起來變現和出售，以盡快收回資金，增大貨幣的擴張效應。在傳統的信貸管理方法下，短期存款負債與長期貸款資產期限的不匹配，增加了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如果將貸款證券化，使長期被占用的銀行貸款轉化為證券出售給投資者，則整個金融系統就有了一種新的流動性機制，銀行就可較快地回收資金，擴大金融資金來源渠道。資產證券化本身并不意味著收入的增加，而在于釋放資本，以獲得更好的投資機會。把釋放的資本用于其他較高邊際收益的項目，將增加更多的潛在利潤。此外，通過資產證券化，商業銀行可以獲得更多的收入途徑：如利用收取本息與轉交托管人的時間差可獲得浮利收入、附加收入等。另外，銀行可在降低風險的同時保持對地區和行業的相對優勢，擴展其他業務，實現規模經濟。
2增進銀行資產的安全性。證券化的金融制度不但提供了高度的資產流動性，而且導致了大量替代品和投資機會的產生。通過證券化組合、出售、購入，商業銀行的風險被分散給了其他投資機構和單個投資者，加強了銀行系統的安全性。資產證券化也為處理銀行不良資產提供了一個新的解決思路。
3改善信貸結構，優化商業銀行的資源配置。通過建立資產證券化市場，實現貸款等資產的流通轉移，回流資金，獲得新的投資機會，可以在較大程度上盤活資產和轉移信貸風險。同時還能夠刺激居民住房貸款、汽車貸款及耐用消費品貸款，有效地解決消費信貸的資金約束問題。可見，信貸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典型的金融創新，為貨幣政策更好地發揮作用拓展了空間，為商業銀行配合貨幣政策實施提供了更多的手段。
4開拓銀行業與證券業合作的新領域。資產證券化的推出，改變了傳統銀行以“吸存放貸”為主的角色，使其同時具有“資本經營”的職能。首先，資產證券化帶來了融資方式的創新，貸款資產組合多樣化能滿足不同投資者的要求，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其次，證券化可以使商業銀行通過在市場中較好地匹配長期和短期的投資者與融資者，真正發揮金融中介的作用。資產證券化同時也可以拓展證券公司的業務領域，在發達國家的證券市場上，已經有許多資產證券化所需的結構化工具被創造出來，如抵押擔保債券，高級或附屬證書結構及過手證書結構等都是最常用的資產證券化工具。這種多元化、合作化的發展趨勢，將有助于國際金融業由分業到混業經營的實現。
三、我國實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存在的風險問題分析
可以把我國的信貸資產證券化簡單地分為優良資產證券化和不良資產證券化。
1優良資產證券化不存在風險問題。商業銀行的資產可分為優良資產和不良資產。優良資產是指資產按照協議使用，已經及時實現了到期的權益，并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保證未來權利和義務的實現，沒有其他可能影響資產信用的情況出現。
優良資產本身意味著較高的信用和可預見的現金流，通過適當的組合和大量的資產，可以產生穩定的現金流。通過真實出售，可以獲得外界高級別的信用支持，實現信用增級。可以認為，采取適當的營銷策略，優良資產的證券化能夠順利進行。
2不良資產證券化存在的風險問題思考。自1999年4月以來我國相繼成立的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將資產證券化作為處理不良資產的主要方法之一，標志著國家大規模處理不良資產的決心。但我國商業銀行20％左右的不良資產率，隱藏著很大的風險。因此，不良資產證券化成為廣泛關注的焦點。
按照人民銀行2002年1月1日開始正式實行的貸款五級分類，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類貸款中，次級、可疑和損失可以歸于不良資產。損失是指義務主體不復存在或完全沒有履行義務的可能。可疑和次級是指存在或明顯將存在違約可能的資產，但未來仍有全部或部分收回權益的可能。次級相對可疑來說，流動性要好，保全的可能性大，違約程度輕。不良資產的證券化和優良資產證券化相比較，存在以下目前無法克服的困難：
(1)如何處理損失。資產證券化的核心在于解決資產的流動性問題，實質是對資產的收益、風險、流動性等的重新組合與分配，不會產生額外的收益，不能用來彌補損失或虧損，因此對于損失，資產證券化是無能為力的，損失必須通過核銷或其他方法處理。
對于次級和可疑類，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在處理這兩類貸款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存在損失。如果通過賬面價值處理，誰將承擔這種一定存在的損失?商業銀行不會承擔損失，因為資產證券化的核心是真實出售，證券對商業銀行沒有追索權。特設交易載體SPV作為一個特設機構，實際上相當于一個“空殼”公司，投有能力承擔損失。外部擔保機構對于這種損失更加沒有動力承擔。
另一種考慮是根據次級和可疑貸款的期望收益進行折價處理。但一方面，商業銀行根本不愿意折價處理，因為次級和可疑貸款以賬面價值掛在賬上時，不必確認損失；但如果在他們在位時確認損失，他們就可能會承擔部分責任，盡管最終總會追究責任，但只要不發生在他們任上就行了。另一方面，商業銀行有動力掩蓋不良資產的資信狀況，通過一些處理減少賬面上的不良資產，把損失轉嫁出去，從一定意義上說存在道德風險。
(2)不良資產的穩定現金流問題。宜于證券化的資產最關鍵的條件或者最基本的條件，是該資產能夠帶來可預測的相對穩定的現金流，而銀行不良資產能否產生未來現金流或者產生多大的現金流就是一個疑問。按照我國商業銀行對不良貸款的認定方法，能夠按期付息的貸款都是正常貸款，是銀行主要的利潤來源，自然不會被列入剝離范圍。列入剝離范圍的不良貸款中，損失貸款由于不可能產生現金流因而不可能證券化，有可能進行證券化的只是次級貸款和可疑貸款，但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因為體制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長期“沉淀”。根本不可能產生現金流。可以說，不良資產本身就意味著存在極大的違約風險，現金流是極不穩定的，資產證券化其本質上只是一種交易手段而已，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風險而不可能消除風險，更不能挽回實際上已經形成的損失。
(3)信用擔保問題。資產證券化，尤其是不良資產的證券化，必須有信用擔保才能使該證券為市場投資者接受。由于銀行不良貸款已存在有明顯風險，因此擔保主體的尋找將極為困難，雖然國家財政在特定時期必須承擔保證責任，但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畢竟是有限的。
(4)道德風險問題。不良資產的處理，需要高超的技巧，但SPV沒有這種能力，也沒有相應的信息；不良資產和商業銀行有很大的關聯，但真實出售后，變得與它無關，它將不會花精力去處理有關問題，有時甚至會損害投資者的利益，例如商業銀行可能要求債務人將用于歸還證券化資產的款項轉移到非證券化的資產上；商業銀行如果可以通過資產證券化處理不良資產，則對放貸質量也更加漠視，反而使不良資產有膨脹的危險；債務人原先可能為了不破壞與銀行的信任關系，盡力履行義務，現在權利義務關系轉到與之沒有關系的SPV上，債務人更有動力賴賬；如果投資者預期到這種情況，將不會購買這種證券，存在“逆選擇”問題。
(5)商業銀行的“舊車市場”效應。再考慮這樣一種情況：市場上同時存在兩種證券，一種為優良資產證券，一種為不良資產證券，因為信息是不對稱的，信息的披露也是有限的，投資者不能充分了解證券所依附的資產的資信狀況或者了解的成本很高，更重要的是可能存在虛假信息。在一個劣質品充斥的市場里，根據著名的“舊車市場模型”，劣質產品將把優質產品趕出市場，但根據上面的分析，只制造劣質產品對商業銀行的意義不大，優質產品對商業銀行更有意義，因此，商業銀行為了樹立只生產優質產品的聲譽，必須放棄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想法。
四、我國不良信貸資產證券化的風險控制
根據國務院的有關規定，四家資產管理公司(AMC)可以綜合運用催收、轉讓與出售、資產置換、債務重組及企業重組、債權轉股權、租賃、資產證券化等多種手段處置接收的不良資產。為了提高回收率，已經開始運作的AMC把接收過來的企業債權大體上分三類處理：一是對既無還款意愿又無還款能力的企業(主要是中小客戶)，采取破產清算進而核銷債權的方式一次性處理；二是對于有能力還款但不愿還款的企業，采取提起法律訴訟的方法，通過法律手段追回債權；三是對于愿意還款但目前沒有能力還款的企業(大多數為這種企業)，采取債轉股、分拆重組、行業重組、資產置換、債務置換等方法處置，其中國家經貿委推薦的技術先進、制度不存在問題、產品有市場，只是財務成本高的該類企業，采取債權轉股權的方法處理。
關鍵詞土地制度家庭承包制土地股份投包制創新
21世紀上半葉，中國將完成農業的現代化改造。隨著現代化程度的提升，現代農業對規模經濟的要求與現行分散承包的土地制度之間的矛盾將日漸加劇。如何通過現行土地制度的創新加速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研究課題。
一、土地制度創新的約束條件和方向選擇
土地制度不是某種因素、某種力量作用的簡單函數，它是某個特定時期特定政治、經濟及社會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土地制度創新必須充分考慮到制約其生成的種種條件。制約我國當前土地制度創新的主要條件有：
第一、我國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始終被認為是決定經濟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由于土地的特殊重要性，決定了土地制度不僅是農業部門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整個社會經濟制度最基本的方面。特別是對于那些農業比重還很高甚至是國民經濟主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土地制度更成為整個經濟制度的基礎和核心。鑒于我國整體經濟性質和土地制度在整個經濟制度安排中的重要地位，現階段土地制度的創新不能也不應當越出公有制的框架。
第二、從總體技術特征來看，我國尚處于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過渡階段，廣大中、西部地區，傳統農業的特征還相當明顯。全社會70％左右的人口仍然要依靠這個最原始產業提供生存保障，近50％的社會勞動人口仍然只能從農業中得到就業機會。根據馬克思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性質的原理，現階段土地制度安排必須與農業發展過度性階段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而不能超越農業發展階段去建構現代農業階段的先進的
土地制度模式。
第三、農業現代化是我國農業發展追求的而且是希望盡早實現的目標，現階段土地制度安排應有利于將農業生產導向現代化目標。鑒于龐大的人口基數和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以及工業化加速導致農業資源的非農轉移，糧食安全問題已成為政府推動農業發展的首選目標。政府這一農業發展目標偏好，決定了它必然傾向于有利于上地產出率提高的土地制度選擇。增加農業生產收人，縮小農業生產與非農生產之間的利益差距，是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追求的最現實的目標。上地制度的設計必須有利于滿足農民對收人增長目標的追求，這＃才能使農民成為推動農業發展最積極的力量。我國現階段土地制度的設計，既要有利于政府產量增長目標與農民收人增長追求之間的協調，又必須使它納人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早日實現的長遠目標的軌道。
第四、一種土地制度是否合理有效，最終只能由農民在這種制度下的行為反映作出檢驗。一種可行的土地制度，不僅不能背離廣大農民的意愿，相反應當反映他們的利益要求。在我國農業發展現階段，占有土地是廣大農民最基本的愿望，土地的流轉化程度低就是證明；產權不受侵犯是來自農民最強烈的呼聲，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農民對過重負擔的抵制和抱怨；家庭經營是最受農民歡迎的生產組織形式，改革前后農民截然不同的工作態度是最有力的說明。
土地產權制度的有效性，來自制度安排與其所對應的約束條件的協調性。針對不同的約束條件，只能實行不同的土地制度安排。我國新型土地產權制度，只能在上述約束條件給定的框架內生成，并且只能是這些條件的內在要求處在耦合和均衡狀態時的產物。上述約束條件給定的我國現階段土地制度的創新空間是相當狹小的。它們決定了我國土地制度創新只能沿著如下方向推進；（1）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的前提下，尋求產權主體明確、產權權能完善的新型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也就是說，雖然對現行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這種改革最好是集體所有制的完善或新型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的建構，而不應是對集體所有制的替代。（2）在家庭經營不變的基礎上探求土地資源有效配置方式和有利于農業現代化實現的土地利用方式。家庭經營方式的改變，不僅背離了廣大農民的意愿，也會使政府糧食總量增長目標至少經受不確定性的風險。
二、土地股份投包制：新型土地制度模式的設計
在理論界提出的各種土地制度模式中，完善家庭承包制模式對現階段土地制度創新約束條件的考慮相對最為充分，因而它受到政府的推崇并成為我國現階段上地制度建構的主體模式。這一模式最積極的意義在于對家庭經營方式的充分肯定。這種肯定首先源于推行改革20年來農業家庭經營的成功實踐，并且可以從世界農業發展的普遍經驗中獲得支持，同時現代產權理論和農業發展經濟學中亦不乏理論依據。但是，家庭承包制完善模式的最大問題在于，它對傳體體制下形成的土地集體所有的權屬關系存在的固有缺陷采取回避態度，試圖繞過所有制通過經營形式的改善來克服根源于所有制的產權缺陷。不可否認，這只能延緩和積累矛盾，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現有土地產權制度的不足進而刺激農業增長。
在現有土地制度創新模式中，土地股份合作制最具創新意義。一方面它在集體所有制或公有制的前提下比較好地實現了集體產權的明晰化，另一方面又為土地的集中和規模化經營提供了一條極富啟發性的思路；一方面它迎合了農民實實在在占有土地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滿足了政府土地制度創新低政治風險的要求。不難分析，土地股份合制與我國現階段土地制度創新依賴的約束條件之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協調的，因而它的出現受到理論界和決策部門的高度關
注。現有土地股份合作制探索反映出來的最突出問題，是存在著以合作化經營或集體化經營否定家庭經營的傾向。盡管其出發點是試圖克服家庭分散承包帶來的規模不經濟，但這種傾向還是值得認真反思的。因為農業中集體經營的低激勵效應和高管理成本不制轉變為土地股份共有制，并把股份共有制視作集體所有制的新型實現形式。土地股份投包制提出的主旨在于消除一些土地股份合作制理論與實踐中的一個重要誤區，即忽視農業產業特性而試圖以集中化、統一化經營取代農戶的個體經營。因此，與土地股份合作制相比，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突出特點，是試圖使家庭經營方式在土地產權清晰健全、土地配置規模合理的基礎上繼續成為農業持續增長和農業現代化實現的制度性保證。
三、家庭承包制向土地股份投包制的過渡
土地股份投包制設計的基本目標，是希圖在較易得到政府和農民雙方接受并支持的基礎上，建構起土地合理流轉和有效集中的機制，從而實現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順利過渡。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現代化指向和規模經濟偏好決定了其建構的主要條件是，農村非農產業應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農業勞動力能夠實現較大規模的非農轉轉移，使目前緊張的人地關系與勞地關系得以改變。如果沒有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創造出相對寬松的人地比例關系，70％左右的農業人口依然凝固在農業上實現就業和維持生存及低水平發展，那么，以減小土地有效流轉阻力的土地股份化設計必然失去意義，以擴大農戶經營規模的投包機制亦無發揮作用的可能。
>地股份投包制建構條件表明，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特別是二、三產業發展落后的中、西部地區，還不具備該模式普遍推行的條件。因此，上地股份投包制在我國的建構，第一，在時間上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為我國農業人口的比重還很高，農業人口的非農轉移任務還相當艱巨；第二，在空間上將由點到面逐步擴展，首先在二、三產業發展較快地區形成，然后隨著非農產業發展的地域擴張而逐步推開；第三，在農業發展戰略上，應把土地股份投包制的建立與加速二、三產業特別是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結合起來。
土地股份投包制是土地制度變遷的目標模式，而這一制度變遷的起點則是現行的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由于在土地所有制和經營方式方面的一致，使得兩種制度模式之間能夠實現較好的銜接。其銜接過渡可以通過三個階段完成：
1、由農戶土地承包權向農戶土地股份所有權轉換階段。（1）認定目前集體土地按人均承包的合理性；（2）限定這種合理性的有效期限為截止目前，以后土地不再根據人口的變動而調整；（3）在承包權穩定化的基礎上，賦予農戶對經營的集體土地份額的股份所有權；（4）實行土地股份所有權和相應份額土地經營權的統一，農戶可以直接經營自己應占股份的土地。
關鍵字：傳統文化現代社會價值
一、現代生活與傳統文化的內在關系
關于現代生活與傳統文化的內在關系，借用美國文化社會學家E·希爾斯的話很能說明問題。他說：“即使我們承認，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輩傳遞下來的信仰和行為范例，我們還必然會發現，大量的信仰過去被擁護，現在仍然被擁護，許多行為范例過去被奉行，現在仍然被奉行，而且，這些信仰和模式與近期出現的范型相互并存。”[1]這短短的一句話包含了四層意思：一是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已發生“錯位”，傳統文化已不能完全適應現代生活；二是傳統文化有很大的穩定性，因而現代生活中仍存在著傳統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盡管現代生活仍繼承著傳統文化的某些內容，但這種繼承不是一成不變的拷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發展；四是現代生活在創造著新的文化。這或許可以用錯位——繼承——發展——豐富來表述現代生活與傳統文化的辯證關系。
（一）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錯位
現代生活是不同于傳統生活的生存模式。適應傳統生活而產生的傳統文化，作為一個完整的文化體系，已不能完全適應現代生活的需要。這是由于傳統文化本身以及時代都處于不斷的發展之中。從其本身來說，傳統文化都有兩重性，既有積極進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從其發展的不同時代因素來說，由于現代反差，傳統文化既有適應現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適應甚至阻滯現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導致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發生了錯位。
（二）現代生活對傳統文化的繼承
中國傳統文化雖歷經挫折、甚至像五·四和“”那樣的摧殘而薪火不滅。這里面有著深刻的原因。從傳統文化的本質屬性上看，傳統文化有其時代性，依賴于一定的歷史條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時代性因素，還包含著普遍意義的內容。這部分內容可以為現代社會所繼承。例如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互助、重視家庭、誠實信用、正義勇敢和愛國等等文化特質仍是現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對一個民族來講，傳統文化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它是現代生活的文化基點和歷史條件。任何一個民族的現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虛無基礎之上，而必須建立在一個被批判過的傳統之上。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2]
（三）現代生活對傳統文化的發展
現代生活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并不是原封不動、一成不變地傳給下一代的，而是有選擇、有創造、有意識的文化發展過程。有選擇，是指現代人在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細致的分析之后，選擇其有現代價值的精華部分繼承下來，拋棄其不適應現代生活的糟粕。有創造，是指通過對傳統文化精華部分的重新闡釋，賦予其新的內涵和形式，使其更適應現代生活。有意識，是指現代人作為文化創造和選擇的主體，要有主體意識、自主意識、文化意識和反思意識等等，積極能動地、獨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傳統文化并使之為自己所有。這樣，經過現代人繼承的傳統就有了某種不同于它從前的特點，具有了新的表現形式和規定性，成為以現代生活方式呈現著的文化傳統，成為融入了現代生活并流傳下去的傳統文化。
（四）現代生活對傳統文化的豐富
現代生活也在創造著新的傳統文化。現代人的生活決不是簡單復制已有的傳統，相反，它是指向未來的一種創造。在現代生活中，根據變化了情況，創造出我們傳統中所沒有的、嶄新的東西，它們中具有遺傳活性的就會流傳下去成為新的傳統，從而豐富了傳統內容。
由此可見，傳統文化與現化生活畢竟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存在著歷史反差。現代生活是傳統生活的延續，內在地包含有傳統文化的某些因子。這些因子經過轉化而成為以現代生活方式展現的傳統文化，成為現代人的一部分，并且通過現代人的生活實踐而不斷豐富著內涵。總之，現代生活是傳統文化的現代方式的呈現、歷史繼承、現實創造與豐富發展，傳統文化是現代生活的歷史條件、文化基點與現實影響因素。
二、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生活中的意義
在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傳統文化對人們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簡略說來，它作為社會整合的精神遺產、經濟增長的潛在動力、道德建構的再生資源和生活觀念的導向因素，對現代的社會政治生活、經濟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貫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觀念有著極大的價值。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的整合價值
對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說，社會成員之間的結合和凝聚是其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經濟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種族血緣的親和力，還有政治政權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還是傳統文化所產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對現代生活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巨大的思想統攝性，傳統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階級、黨派、種族、時間的界限，以文化為紐帶，以思想為橋梁，產生巨大的而又無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文化中國”、“大一統”、“兼容天下”、“愛國主義”等觀念，構成了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內容。正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發展，增強了中國人的共識，形成了民族文化認同感，傳統文化成為人們共同意識和自覺奉行的原則，對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進行規范，由此出發產生出思維、行為的趨同性、和諧性和一致性。傳統文化這種整合力，增強了中國人的本根意識，激發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和自豪感。傳統文化正是通過人們心理上的認同、感情上的擁戴、行為上的遵守，如同一只無形之手將人們聯系起來，形成“同心同德”的社會整合力量，將整個民族的感情、意志凝聚成為一個牢固的整體。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民族文化的發展。
（二）傳統文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在動力
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作為現代經濟之樹成長的土壤，蘊含著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在因素與動力。古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學十章半理財”之說，甚至有人把傳統作為調節社會資源的第三種手段。總結起來，這些潛在的動力因素包括：
(l)由“忠”引申出來的愛國精神，社會成員愿意為國家犧牲個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實施宏觀的經濟政策；有助于理順中央與地方關系，體現全局性、利益統一性，減少外在經濟現象，促進國民經濟整體發展。
(2)以“孝”為核心的家庭關系，家庭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起著凝聚和傳承作用，家庭注重對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儲蓄率，家庭成員勤勞、互愛互助。這些為經濟增長準備了必要的資金、人才和勞動力等要素。
(3)在忠孝的基礎上，集體主義成為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從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標同一性的團隊意識和企業精神。
(4)強調剛健自強。《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種自立意識和自強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勵和鼓舞社會成員發展經濟、脫貧致富、自我奮斗、積極進取，不斷開拓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5)強調“厚德載物”。《周易大傳》云：“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種寬厚為懷、虛懷若谷、寬容大量的氣度休現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競爭，另一方面善于聯合，廣納博采、放眼世界、關心大局、以大局為重。
中國傳統文化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一種精神上的推動力，而且提供某種“制動力”，使中國經濟不致脫離常軌，保證社會各方面協調運轉。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發育不健全，市場游戲規則沒有完全建立，導致經濟生活中的種種負面現象，如某些企業唯利是圖，某些個人為謀利不擇手段，影響市場經濟正常運行。而中國傳統文化對這些行為有種“糾偏矯正”功能，它的一些經濟道德資源讓參與經濟活動的土體有了主觀的自主的軟約束，警戒人們不致失去控制，從而保證市場經濟健康、穩定、有序地運行。
（三）中國傳統文化是塑造公民現代人格的精神資源
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繼承價值的部分就是傳統道德。傳統道德中的精華為社會主義新道德體系的建構提供資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重要的原料和營養。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闡發之道”值得我們借鑒。傳統道德從最切近的孝銻之道引發出處理不同社會關系的倫理道德，由近及遠富有感召力；還以人類普遍感受性為基礎，堅持“推己及人”(《論語·衛靈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由己及人，容易引起人的共鳴；由小及大，由家及國及天下，層層推進。古人曰：百善孝為先，從古至今，孝道一直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倫理規范，是一切倫理原則的起點和核心，“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論語·泰伯》)，以孝為開端加以推廣放大，闡發出孝敬父母、贍養老人、夫妻之間互敬互愛忠貞專一、長幼之間友愛恭讓、鄰里之間互幫互助和睦相處、重視家庭、工作認真上進、遵紀守法、愛國等等優良傳統。我們今天開展公民道德建設，要想使各項道德規范深入人心，取得實效，就要效法中國傳統道德的“闡發之道”。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是一種大倫理觀，其“天人合一”思想為建立現代的生態倫理、協調人與自然關系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倫理道德基礎之上的。它的內容包括：把“仁愛”之心擴展到自然萬物，對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愛眾生；認為人與自然萬物同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載《西銘》)；節儉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合理開發，做到不違時，“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祭文》)，“山林澤梁，以時禁發”(《禮記》)，這樣才能得到自然的賜予和恩惠，達到天人協調，“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這些思想與生態倫理學原則息息相通，對協調人與自然關系、樹立環保意識、政府確立經濟及社會發展戰略有一定參考價值。正是由于傳統道德中蘊含著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思想，75位諾貝爾獲得者才齊集巴黎發表聲明：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總之，我們要建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配套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要建設與現代經濟生活、物質生活相適應的現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統道德文化的資源，補充現代人的精神養料。
（四）傳統文化對現代生活觀念的引導價值
中國傳統文化經過兩千多年的考驗，己深深融入中國人的生活之中。現代中國人要走向現代生活，心須具備現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觀念。中國傳統文化至少有三點對樹立健康文明的現代生活觀念有借鑒價值：一是積極的入世精神；二是務實的實用理性精神；三是樂感文化精神。
所謂“入世精神”，就是關心社會現實的人生態度。積極的入世精神，是以儒道法三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共同特點，它有利于樹立積極的生活觀念。
所謂實用理性精神，是一種普遍現實的生活觀念。中國傳統文化從產生開始就是一種以倫理思想為核心的實用理性文化。傳統文化主干的儒學就是適應中國社會現實需要的、使用兼具、內外無二、本末一貫的“實學”。孔子“不語亂、力、亂、神”((論語·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述而)))，其所學、所思、所論、所教都與社會實際生活有緊密聯系。后儒們秉承著這一精神，無論是在行為方式或者是思想觀念上，都體現出強烈的實踐理性特質，“經世致用”的實踐理性或實用理性一直是儒學固有的內在品質。正是在有著這種內在精神的儒學的熏陶下，數千年來，中國人形成了勤勞實干、踐履篤實、不尚空談、樸實坦誠、反對虛妄的務實主義的生活態度，才能“在一切實際事務中……遠勝過其他東方民族。”[3]
所謂“樂感文化精神”是指一種樂觀的生活心態。積極的入世態度和務實精神都是為了追求和保持今世的幸福與快樂。中國傳統文化中“貴和持中”的思想運用到現代生活中就是一門高深的生活藝術，或說生活技巧，有利于樹立一種辯證、開朗、樂觀、健康的生活心態。“貴和持中”的思想是最具有東方色彩和充滿生活智慧的理論。它運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系上，“和”就成為了一種調和社會矛盾使之達到中和狀態的深刻哲理。“和”不是沒有矛盾，而是對立基礎上的統一，多樣性基礎上的同一性，故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之言。如何才能達到“和”?中庸方能。中庸就是不走極端，而是“凡事叩其兩端取其中”，無過亦無不及，這是圣人才能達到的境界。所以中庸不是折衷主義，不是簡單的靜態的承受，而是一種理想狀態和在動態過程中對程度分寸的把握和選擇，充滿了辯證法的光芒。在復雜矛盾的現代生活中，在時間、空間與心態的交匯中要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態，凡事不強求，講求適度，力求理性自覺、主體意識去緩解人們因價值觀念劇烈變革而產生的不適感和焦躁不安的情緒；以知足常樂、恬靜自然去化解人們的迷失感、疲于奔命和不滿足感；以傳統的深沉感情去撫平人們的逆反心理、懷舊情緒。樂感文化是人們精神的“制衡器”和“減壓閥’，，給現代生活以一定的啟示意義。
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蘊涵著其他對樹立現代生活觀念有借鑒價值的因素：如傳統的儉樸、未雨綢繆、居安思危、量入為出等思想對現代消費觀具有一定意義，其它如中國人獨特的藝術審美觀、重意境美與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識對樹立現代閑暇觀有可取之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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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注：
[1]E·希爾斯:《論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頁.
關鍵詞：傳統法律文化； 現代價值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
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在今后幾千年的發展中，又融合了法家、道家以及佛家的思想，最K形成了以“禮制”為核心的、獨特的法律文化。其主要特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家族本位、倫理中心
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 人們的行為必須維護家族的利益，符合倫理的要求。家族主義是指個人的行為必須以家族和家族利益為目的，個人必須服從于家族。張晉藩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沿著由家而國的途徑進入階級社會的，因而宗法血緣關系對于社會的許多方面都有著強烈的影響，尤其是宗法與政治的高度結合，造成家國一體、親貴合一的特有體制。”家法與國法不僅在本質上一到致，而且適用時想通，凡屬違犯國法的行為定為家法所嚴禁，反之，違反家法的行為也必定為國法所不容，由家法與國法共同組成的傳統法律，是中國所獨有的。倫理中心是對人們在血緣、輩份方面作出的規定， 也是評價人們行為是否得體的標準。人一出生， 就陷入一個由血緣和地緣共同編織的人際關系的網絡中， 這個網絡構成了人們生活、勞動、交往的大致范圍， 親屬關系成為人們主要的社會關系，親情義務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方面，作為家庭成員，他們在嚴密的倫理關系的束縛下，幾乎是做為家長的附屬物而存在，年長的對年幼的具有強制的權力， 這是血緣社會的基礎。
（二）禮法互補，差序格局
中國古代最早的“禮”是原始社會祭祀的一種宗教儀式，隨著社會的發展，“禮”包含的內容越來越多，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由于“禮”的主要功能在于“別貴賤”、“序尊卑，確定了“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的宗法等級秩序。這樣就有了一定的約束功能，因此受到統治者的青睞。經過長期的演變，“禮”就由原來單純的風俗習慣演變成了規范人與人之間行為規范，人人必須遵循，“禮”就逐漸有了法律的作用，后來就以國家制度的形式規定下來便有了強制性。可以這樣說，“禮”是法的核心內容，法只是“禮”的外在表現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傳統社會中的“禮”并不是一視同仁的，因血緣和地緣的不同，“禮”本身也呈現出一定的層次性。“它是以因人而異的等差性為特征的，它的作用就是論證等差的秩序和結構的合理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禮的等差性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人際關系中的等差性，人和人的血緣不同，親疏關系也就不同。這種以自己為中心所形成的有遠有近的關系，就形成了所謂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具有極強的伸縮性，會隨著位于中心的人的地位而有所變化，但無論怎么變化，以自己為中心的格局卻始終不會改變。
（三）無訟是求， 道德教化
無訟”理念提倡謙和、無爭、互讓互愛、道德教化，包含了適應當時社會的和諧價值。首先，和諧是“無訟”理念追求的最高價值理想，也是調解最終的追求目標。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在社會關系中協調與和睦是第一位的。民眾往往以爭訟為道德敗壞的標志，以無訟為教化有道的標志。其次，古代中國人以訟為兇，以和為貴。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以鄉土社會為主的熟人社會。民眾消極的訴訟觀念使人們不愿用國家公權力來解決各種糾紛。在熟人社會中，民眾處于相互依存的社會關系中，而法律所能處理的法律關系只是其中的某一方面或一小部分，其他方面的社會關系則往往被排除在外。因此，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會是人們各守本分、和睦相處，不為私利而爭斗，每個社會成員都能享受良好的社會秩序所帶來的實惠和福利，這種和諧、安定、平靜、有序的社會狀態一直是中國人所崇尚和追求的。“無訟”作為和諧的表象和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自然也為人們所想往。
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價值
通過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習，我們不僅可以從中找出其在歷史發展中出現的合理性和曾具有的積極作用，而且也可以從中領會到許多值得現在及將來借鑒的東西。
（一）“重義輕利”與現代社會的義利取向
儒家的義利觀集中體現在“見利思義”和“義以生利”這兩個觀點上。“見利思義”，即是當一個君子面臨利益關系時，要以是否合乎“義”為標準，來判斷是否獲得或占有這些“利”。這是一個基本的道德自律原則。這就是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否則就是“見利忘義”。對于那些損害他人和社會道德準則的獲利機會，則一個正直的君子應摒棄的。
目前，我國已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給人們的物質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的同時，也給人們的思想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一方面，它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人們可以充分的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盡可能地創造更多的財富和更大的價值。另一方面，也由于經濟的發展和制度的不協調性，市場經濟在發展初期還具有盲目性。市場經濟提供的寬松的環境容易導致人們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甚至等腐敗現象的出現。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們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中需要重視的。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的同時，必須遵循一定的“義”的規范，達到了這個標準的經濟行為就是將“義”與“利”統一的行為，就是合乎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的行為。
（二）“無訟息爭”與現代社會的調解機制
應當承認的是，誕生于儒家背景下的“無訟”思想有它的歷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古代法學的不發達等等。這些缺陷無疑對當代的法制現代化是不利的，但是其中所蘊含的追求和諧的精神仍具有現代價值。“無訟”就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人們對于秩序和穩定追求的集中體現。當前的中國社會正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時期，原有的經濟政治體制正在慢慢的瓦解，但是新的體制還沒有完全的建立起來，調節人們之間利益的標準并沒有完全的形成，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叢生的時期，因此，穩定就成為了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文化中所追求的秩序價值就有了現實的意義。
我國現行的人民調解制度是人民群眾的創舉，也是我國古代的調解制度的一種繼承和發揚。通過一些社會組織或是有資歷的人充當“法院”的角色，進行調解解決一些社會糾紛，不僅可以維護當事人原本良好的人際關系，更重要的可以防止矛盾的進一步激化，達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減輕了司法機關的壓力，節省了司法資源。
（三）“民本思想”與現代社會的以人為本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民本思想主要體現在重民、貴民、安民、恤民、憂民、親民、愛民等方面。告誡統治者只有以民為本，做一個賢明的君主，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愛戴和尊重，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一旦統治者“失德”，就沒有資格也不符合“天意'來完成統治，新的、道德高尚的統治者也必然會取而代之。
如今我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我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因此，我們在踐行群眾路線中要重視發揮傳統民本文化的作用，借鑒弘揚傳統的民本思想，古為今用，得出有益的啟示，用新時代君子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對待群眾，樹立在群眾中的良好形象和威信，用真情實感去愛民，啟發我們一切為群眾著想，重視民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狠剎“”，防患于未然，做到為民務實清廉，不斷提高執政能力，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參考文獻：
[摘要]大學廉政文化建設是現代大學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主管部門應該認真總結和提煉大學廉政文化建設的內涵和實施途徑，突出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提供制度保障和教育陣地，進一步完善許價體系。高校應該在教育主管部門的引導下，積極推動師生參與學校管理，把廉政文化建設融入學生黨員培養、學生社團活動、大學誠信體系建設當中，開拓廉政文化建設的互聯網平臺，從而進一步推動大學廉政文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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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現代大學制度 大學 廉政文化
[作者簡介]白致銘（1975-），男，吉林白城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為廉政建設。（北京 100191）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童編號]1004-3985(2015)20—0040-03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高等教育必然要在大學、政府和社會三股力量的博弈中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這一制度變革的結果是“建立一種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參與、學校自主辦學的多元合作管理模式，形成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制度”。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多個方面。在這個過程中，高校文化建設，尤其是廉政文化建設，無疑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廉政文化建設是現代大學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美、德、英、日等發達國家的大學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制度體系，要點包括大學自治與政府管理有機結合、提倡學術自由、強調民主管理、堅持以人為本等。其豐富的制度建設和創新經驗，是現代大學制度內容的主要來源。美國教育家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曾說：“大學像其他人類社會組織一樣，處于特定時代總的社會結構之中而不是之外……它是時代的表現。”大學制度是最重要的教育資源之一，其內涵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變化，而大學的文化傳統則是大學制度的基礎。無論是以柏林大學為代表的歐洲模式，還是威斯康星大學所踐行的美國模式，都脫胎于適時的大學文化傳統。沒有“學術自由”的觀點，就沒有古典大學“教授治學”的制度；沒有“服務社會”的思想，就不會有現代大學董事會的產生。
大學廉政文化是大學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高校現存環境中師生員工對廉政的道德認知和價值取向，是廉潔從政的先進思想道德觀念及其影響下形成的廉政制度、法律規范、組織、體制、機制、意識形態的總和，是以校園為主要活動空間，以領導為關鍵、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以促進校園精神文明建設為指導思想的一種群體文化。校園廉政文化是大學內的一種思維觀念，是大學組織內協調與控制的隱性力量，對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有著重要的影響。在一個缺乏廉政文化的校園內，很難產生高效的現代大學制度。
二、大學廉政文化建設要統籌規劃
廉政文化建設是所有教育機構都應該履行的社會責任，各級教育管理部門應該在認真總結歸納既往經驗的基礎上，不斷探究廉政文化建設的特點、規律及方法、制度、載體等，將科學的理念與方法內化為具體的行動，以推動廉政文化建設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第一，大學廉政文化建設要突出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高校廉政文化是廉政文化與高校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它以先進的廉政思想為核心，以廉政制度為保障，以高校的校園文化為載體，教育和引導師生形成敬廉憎腐的良好風尚。提煉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學廉政文化核心價值不能背離的基本原則，要充分借鑒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但最重要的是認真總結我黨近百年來的具體實踐并深入挖掘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文化建設具有傳承性，要做好大學廉政文化建設，就要積極從我國的傳統文化人手，從改革開放的實踐人手，找到師生認可的突破口。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十之后，我國社會發生了較大變化，社會風氣更加開放，民主法制思想深入人心，為大學廉政文化建設提供了很好的輿論氛圍。
第二，大學廉政文化建設需要教育管理部門提供制度保障。大學廉政文化建設與大學制度建設之間是相互促進的關系。大學制度建設引領廉政文化建設，大學廉政文化建設促進制度建設。高校為維持其正常運轉和教學生活秩序而制定的各種規章制度，以及具有大眾認同度的傳統習慣，是國家法紀和學校要求在高校校園的條文化和規范化，是黨和國家的制度文化在高校日常管理和辦學體制中的具體體現。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過程中，政府與大學的依法定位、學術組織的建立健全和章程建設的不斷完善，都將對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產生本質的影響。大學制度建設要突出誠信體系的建設，這不僅僅是廉政文化建設的需要，更是大學的核心任務。
第三，大學廉政文化建設需要教育管理部門進一步開拓教育陣地。高校校園文化中，廉潔文化雖然不以主導性文化的形式存在，但其對大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培養有著獨特作用，在高校文化育人中具有重要地位。校園文化是廉潔意識培養的有效載體。大學廉政文化建設的主要對象是教師和學生，文化水平相對較高，因此必須在廉政文化建設的平臺上有所創新。首先，要進一步豐富課堂等傳統的教育途徑，既要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專題講座的作用，也要精心編排和組織，與其他課程內容相結合，增強協同性。其次，要突出社會實踐在廉政文化教育中的作用，鼓勵學生深入社會，積極參加各種調研活動，建立學生社團。最后，要廣泛借助各種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的作用，通過傳單、報紙、雜志、書籍和廣播、電視、電影、互聯網等，全方位地增強廉政文化建設的滲透力和感染力。
第四，大學廉政文化建設需要教育管理部門進一步完善評價體系。廉政文化建設不是高校校園文化的主體，同時具有滯后時間長、顯效慢、評估難等特點，但這并不代表就不能評估。馬娟認為，可以從定性和定量兩個維度去擬定測評指標，按照投入強度、推進力度、直接效果和社會及經濟效益4個方面建構評價指標體系。重視對廉政文化建設的領導機制、工作機制以及所取得的實際成果的具體測評，結合運用網絡與信息技術、心理分析、社會調查、數據統計等方法，評估廉政文化建設的效果與效率，為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與對策建議提供科學、合理的量化依據。
三、大學廉政文化建設要積極踐行
文化建設必須附著于合適的載體，才能發揮最大的效能。因此，高校必須抓住時機，在現代大學制度建立的初期，將廉政文化理念灌注其中。
第一，要積極推動師生參與學校的運行管理。當前，高校中已經建立了諸多師生參政議政的平臺，如教代會、職代會、學生會等，應該進一步發揮這些平臺的作用，為師生參與學校管理創造更多的機會。要引導和鼓勵教師承擔更多的管理責任，尊重學術自由和學術自覺，把學術權力落實給學者，讓教師親身體驗到權力與責任的平衡。要切實完善行政管理制度，增強工作自信，堅持行政權力必須圍繞學術權力、服務學術權力，協調大學內設部門之間的相互關系，服務于學校的發展。要充分發揮教師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精神，保證廉政思想在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各個環節中體現出來，讓學生在得到知識的同時獲得道德的熏陶。
第二，要建立并完善學校的誠信體系。誠信體系是社會的基石，更是廉政文化建設的促進劑，要把廉政文化建設與校園誠信體系建設有機融合、協同推進。學校誠信體系中的監督和懲戒機制既是對失信師生的鞭策，更是對守信師生的鼓勵。要通過學校誠信體系建設，最大限度地杜絕學術造假、考試抄襲等不良行為的出現，對于學術造假、行為失范的教師要堅決清出教師隊伍。要建立相應的機制，鼓勵學生申請免監考等守信行為，要在獎學金發放、優秀生評選等方面采取一票否決的制度。誠信體系建設要堅持公開、民主的原則，以制度為保障，讓失信者受到懲罰，讓參與者受到教育和獎勵。
第三，要加強對全體教師，尤其高校黨政領導干部的廉政文化教育。教師的師德師風直接影響大學生的思想和行為。廉政文化建設要立足新常態下的社會現實，圍繞從嚴治黨的時代課題，緊扣教書育人的中心任務，對現實問題給出符合時代特點的解答和引導。黨政領導干部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和從政道德教育，要通過集體學習、個別談話、現場實踐等方式，加強自身責任意識、使命意識和法律意識的培養，增強拒腐防變的能力。普通教師要提高學術道德素養，避免剽竊他人著作、虛構實驗數據等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要樹立和宣傳教師中的優秀代表，以榜樣的示范作用促進教師廉政意識的加強，影響和促進大學生廉潔意識的養成。
第四，要在學生黨員群體中加大廉政文化建設宣傳力度。大學生是高校的主體，在校學生黨員是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核心，要從戰略高度把廉政文化教育作為重點工作，落實到黨員日常教育和管理當中。首先，要把住入黨關。積極分子的培養和教育是確保學生黨員質量的重要環節。要在積極分子的教育培養過程中加強廉政文化教育，并將其作為重要的考核標準。其次，要引導學生黨員進行自我教育。青年學生具有很強的求知欲，要針對學校和社會上的熱點問題，引導學生運用分析問題，增強自我判斷和自我約束能力。最后，要加強學生黨支部建設，嚴格支部組織活動。要選配好支部書記，嚴格落實各項組織制度，通過組織活動，發揚黨內民主，了解黨員的思想狀況，增強對黨員的思想教育。
第五，要充分利用學生團體開展廉政教育。學生社團在學生中具有很強的凝聚力和影響力，可以作為學生和學校之間溝通的橋梁，也可以成為學校宣傳教育活動的陣地。首先，要積極扶持各種學生組織，增強學生組織的管理能力和獨立性，提高學生社團的公信力。其次，要在廉政教育工作中注重調動學生社團的主觀能動性，采用市場規則，以立項申報的方式確保宣傳效果。在項目確定上，既可以是有關廉政教育的專項宣傳，也可以是大主題下的子項目。最后，要有意識地打造廉政教育的宣傳品牌，提高宣傳的影響力。校園內的文化藝術活動、社團活動或社會實踐活動，都有可能成為廉政教育的宣傳品牌。
第六，要積極利用互聯網等新的傳播平臺。大學生是互聯網的積極參與者，充分利用互聯網等新媒體是提高廉政文化宣傳效果的必然選擇。要制作適合微博、微信等新興媒體傳播的作品，緊貼網絡熱點，加強師生的參與和互動，使廉政文化建設平臺上的內容更全面、更及時，交流更方便、更靈活。要注重扶持具有影響力的教師甚至學生或學生團體，充分利用自媒體對亞文化傳播的促進作用，推進廉政文化建設。互聯網不僅僅是宣傳教育的平臺，也是誠信體系的承載平臺和廉政文化建設的考核平臺，有利于營造更好的校園廉政文化氛圍。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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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我國建設的不斷推進與改革的不斷深化，現代國有企業也在不斷發展壯大，其中現代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和企業文化建設作為企業重要的發展內容，能夠直接影響到國有企業未來的發展狀況。本文將針對現代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和企業文化建設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相應的探究，從而為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企業文化建設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 現代國有企業 文化建設 思想政治 管理方式 生產經營
隨著現代國有企業的發展，思想政治工作與企業文化建設的有機結合已經成為了現代國有企業未來的實際發展趨勢，國有企業必須在把握思想政治工作與企業文化建設二者之間內在聯系的基礎之上，針對所存在的問題及固有聯系進行相應的努力與探究，從而采取措施去促進現代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實以及企業文化建設的進行。
一、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和企業文化建設的內在聯系
自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的經濟體制發生了轉變，其國有企業也在迅速發展壯大，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注重國有企業文化屬性的進一步轉變。所以對于企業文化建設又有了新的要求，企業文化建設與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之間具有相應的聯系，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實能夠為企業文化建設奠定基礎，企業文化建設能夠反過來推動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進行。
思想政治工作其屬性偏向于政治，所包含的內容基本上屬于黨和國家所下達的總路線與總方針，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于個人來說不僅僅能夠促進廉政，同時也能夠塑造企業與員工正直的工作面貌。另外落實好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為了確保國有企業能夠明確黨的發展目標，積極配合黨的發展路線，為國計民生而進行奮斗，從而實現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
而企業的文化建設則是文化屬性與經濟屬性成分較多，是企業自身的發展行為，每個企業都會有自身的企業文化，都會進行有企業特色的文化建設，這種文化建設更加有利于企業去進行綜合性的管理與控制，才能夠提升企業的軟實力，促進企業的經濟發展與綜合水平。所以國有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與文化建設之間是互幫互助并且相輔相成的，不僅僅能夠促進企業整體思想上的統一，同時也能夠調動企業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以思想進步帶動企業經濟文化的整體進步與發展。
二、如何落實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并且推進企業文化建設
（一）建立企業職員檔案庫，豐富培訓活動
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實不是僅僅設立出規章制度就可以完成的，要落實到每一個企業領導以及企業職員的身上，所以需要建立相應的企業職員檔案庫。這樣就可以以建立企業職員檔案庫的方式了解企業職員的實時動態，分析思想行為，從而針對員工的整體及個體情況進行針對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實施的手段就是豐富職員們相應的培訓活動。對于企業員工要實現再教育，因為國有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時候會根據社會實際發展情況進行工作內容的相應改進，所以及時進行思想培訓與思想教育都能夠較好與黨及國家的發展方針相接軌。
（二）完善企業文化建設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理論體系
在進行企業文化建設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過程之中，需要不斷完善理論，使其能夠較好地指導相關工作，因此在進行企業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可以合理借鑒國外的企業文化建設模式，同時也要注重在地域化區別上的相應改進，在引進新的企業文化建設的過程時，需加強企業文化理論體系的本土化進程，在理論體系中不僅僅要體現我國國有企業的實際特點，同時也要根據企業自身的特征進行相應的調整與轉變。除了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外，也要明確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及發展目標，從而實現企業文化建設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理論體系的完善。
（三）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與文化建設之間的融合
我們不應該將思想政治工作與文化建設脫節來看，而是要將二者進行有機結合，以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與文化建設的融合方式，促進對于二者關系認識的同時，也要加強其思想政治工作與文化建設之間的發展。這不僅僅是企業與黨之間的重要的建設項目，也是企業實現自身發展的重要路徑。
三、結語
在國有企業的發展過程之中，思想政治工作與企業文化建設也是其發展過程的重中之重，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大背景下，國有企業要在把握企業文化建設的發展趨勢背景下，落實好思想政治工作，促進思想政治工作與企業文化建設相融合的同時，利用加強對企業職員的教育培訓、完善企業文化及思想政治理論體系等多種方式，促進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與企業文化建設二者關系的把握，從而進一步促進國有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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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肖帆.論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與企業文化的融合[D].湖北工業大學，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