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7 16:46:13
序論：在您撰寫文化傳播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中心課題是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如何建構和理解意義系統。它的學術傳統主要來自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和修辭學。80年代以后，“焦慮和不確定性管理”、“面子-協商”、“口語代碼”理論建立了更為精細的研究范式。
全球化趨勢和傳播技術創造了真正意義上的跨國語言。跨文化傳播研究的8個主要的現實關切問題緊扣時代,尋求著文化調適的途徑。
關鍵詞：傳播學跨文化傳播
在傳播研究的廣闊領地中，跨文化傳播研究是一個新興的學科分支，是跨學科知識交叉融匯的產物。學術關懷總是基于現實關懷，跨文化傳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前沿貼近時代變遷的敏感點。本文試圖疏理這一學科分支的理論思想源流，并說明它的現實關切所在。
一、研究的視角和方法論
從六十年代興起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層含義：一、日常生活層面的跨文化傳播，指分屬于不同文化范疇的人們在日常的互動過程中彼此之間的溝通；二、文化心理結構層面的跨文化傳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號意義系統的差異和類同的傳播的可能性與可變性；三、上述兩個層面形成的實際傳播過程的矛盾、沖突和戲劇性的變化，由此傳播過程決定的文化的融合和變異。
早在1942年，美國哲學家和美學家蘇珊·朗格（S.K.Langer）認為，傳播的最根本形態是人的內在傳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類試圖通過符號了解他的存在的環境，這就是傳播的起點。基本的傳播研究是圍繞著“符號－對象－心靈”三者的關系展開的。由于人們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不同，對于外來訊息的處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疇內，人與人溝通時會發生正常的誤解；然而當人們跨越文化產生互動的時候，尤其是試圖跨越那些價值體系差異較大的文化，正常的誤解就會被夸大。這不僅給個人之間帶來意義讀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離，而且引起文化族群關系的失諧和沖突。這個問題隨著全球化交往活動的日益頻繁，顯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特殊視角，要解除的是人們成長于其中的文化所帶給他們的觀念的絕對邊界。它的中心課題是要研究那些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觀念信仰的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如何說明和理解意義。這一研究的目標有三個：1、描述特定文化之間傳播的性質，揭示文化的異同；2、基于對文化異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們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傳播差異的途徑；3、最終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創造和分野的進程。
一般說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學術傳統主要來自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和修辭學。
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著重通過對單一的或多邊的文化行為作經驗性的考察，進行文化的可變性的分析。人類學，主要是認知人類學（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觀察社會成員之間的認知性關系的構成。認知人類學相信，文化是由決定行為的不同的心理結構所決定的，因此，這些結構可以通過數學的或邏輯的方法加以分析。他們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試圖在語言范疇與指稱對象、概念和事件之間確立一種相關性，進而建構出人們應對社會現實的規范模式。然而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語言的問題。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對于文化成分的分類，就受到元語言的束縛。而認知人類學比較偏重于口語和稱謂（名詞），對于實際的傳播行為缺少分辨，將認知結構片面的等同于詞語和意義的雙重結構，忽略了認知也是活的生成機制。認知人類學在試圖解釋文化問題時，面對更加復雜的對象，顯然缺乏對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覺。
現代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關注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決定和創造意義。文化人類學同時關注到行為語言、口語和非口語等表現形態。它不只是記錄觀察結果，更強調行動者作為特定社會成員和文化分享者的意義。在不斷的解釋意義的行為中，人們彼此建立起可以預期的信任關系。文化人類學在結構功能主義之后，轉向象征－符號學的方法。格爾茲（CliffordGeertz）發展出比文化可變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經驗直觀的濃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譯作“深描”），這奠定了跨文化傳播研究最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傳播研究的方法論面貌。格爾茲同過去的象征人類學家相區別的地方在于，過去的象征人類學家過分受到結構－功能主義傳統或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制約，強調符號體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號決定論”的觀點。（例如，“不是人在說語言，而是語言在說人”。）格爾茲卻采取對某一文化事象（儀式、游戲、生活時間程序）的濃密的描述，展露出個人經驗與群體經驗之間的密切互動關系，從而暴露出潛隱的意義和價值體系。他并不滿足于只是忠實地記錄觀察結果，而是試圖透過經驗觀察，從微觀的知識層面出發而達至對整個文化體系的解密。①因此，這一立足于微觀的經驗觀察的方法獲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積，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機制的圖景和情境。
修辭學方法一直是傳播研究得以借鑒的重要的工具武庫之一。布爾克（K.Burke）在60年表《作為符號行為的語言》、《動機修辭學》，拓展了古典修辭學的邊界。布爾克認為，任何有意義的行為組成為連串的修辭，因而也可以將修辭視之為傳播行為的分析。他的修辭學含有對文化可變性的選擇。首先，有意義的行為與修辭的規定之間的同一關系，正是創造意義的過程。跨文化傳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辭規定（文化設定）和傳播交流（行為機制）之間的對應變化。其次，修辭學不應只是研究語言，諸如音樂、舞蹈、藝術、儀式都是有意義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辭的。修辭學所要探詢的是，在這些意義表達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溝通的。相比之下，認知人類學只是通過有限的語言學關注研究對象，過于局限于語言，將語言看作文化的淵藪；文化可變性分析只是關注于傳播對文化變遷造成的結果，都沒有集中研究主體對于現實如何形成觀念的機制，正是這種觀念才規定了人們的文化認同。
對于跨文化傳播研究有啟示意義的是布爾克提出的戲劇學的視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謂戲劇學的視角是將語言看作行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當作傳輸信息的載體。戲劇學視角是一種分析工具，它強調，對人類行為的描寫，應當將其看作由動機驅使的、創造意義或被安置意義的存在。人們是通過有意義的行為來創造現實的。現實的結構是一個分享符號的過程。人們既要用行動去安置世界的符號意義，又要不斷地根據符號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為。因此，對于文化的邊界，即人們分享意義的邊界，要進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問。從戲劇學的視角出發，文化可變性分析，將文化變遷孤立起來觀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為認知關鍵的語言，分析了許多有意義的行為類型，但是忽略了語言是已經被創造出來的意義系統。事實上，意義是要通過不斷的信息刺激，在人們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確認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來的理論模式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歷史，通常從1959年霍爾（E.T.Hall）發表《沉默的語言》算起。霍爾在書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傳播”術語。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10年中為美國的外援機構培養外事人員時使用的。因此，跨文化傳播研究有它的實踐和戰略訓練背景。20世紀，在美國的歷史上，出現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見高漲。移民帶來了緊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傳播問題。最近20年的美國式的跨文化傳播的經驗實證研究，也是基于這一背景。
羅杰斯（E.Rogers）在《傳播研究史》里，追述了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一直困擾著美國的移民問題是傳播研究的傳統性課題。以帕克（Park）為代表的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很早就關注移民溶入新國家的文化歷程。帕克從移民引起的社會問題出發，關注到傳播和互動在社會分層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爾則更多的從行為科學著眼，分析了分屬于不同文化的人們的行為類型、學習特點、接受和反應方式。霍爾并沒有局限在量化和實驗研究的范圍，他將應用性的研究和質化分析（邏輯的分析）結合起來，在60年代中期，發表了《隱藏的維度》。進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傳播研究基本趨勢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圖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協商”理論(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語代碼”理論(SpeechCodesTheory)。這些理論的總的特點是將跨文化傳播研究發展到更加精細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從對于“陌生人”的傳播困境的發現開始研究。所謂“陌生人”，包括僑民、新到者、新成員、暫時逗留者、闖入者、邊緣人、新移民、旅居者等。這是隨著全球范圍的人口流動，出現的越來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發展出一套對“陌生人”進行描述的技術，集中研究他們的倫理認同、交游類型、話語類型、感知習慣、自我意識和自我訓誡。古迪昆斯特發現，所謂陌生人現象，只是跨文化傳播的普遍規律的表現。對于陌生人傳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為了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而是要發現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有效的傳播是經由何種條件達到的。他指出，三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慮和未確定性。三組表面性因素是：動機因素（需求、吸引、社會義務、自我概念、對新的信息的開放程度）、知識因素（知識期待、信息網絡的分享、對多種觀點的知識、對可供選擇的解釋的知識、關于同一的和差異的知識）、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種觀點的能力、適應溝通的能力、創造新概念的能力、調適行為的能力、搜集適用信息的能力）。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導致陌生人面臨傳播情境產生焦慮或未確定性。有效的傳播是對焦慮和未確定性的管理的結果，是將誤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圖梅的“面子-協商”理論對于東西方文化造成的傳播差異作出了有趣的解釋。她指出，在每一種文化里都有某種用于協商的“面子”。面子是一個關于在公眾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隱喻。營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語言和非語言的動作、自我表現行為、印象管理互動等。霍爾曾經把文化分為“高度語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語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圖梅則作了更具體的解釋。“高度語境文化”如中國、日本、韓國等歷史悠久的東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統中解釋信息時，強調意義對語境（context）的關聯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任何解釋都是聯系到語境的解釋，從而沒有絕對固定的解釋；意義依賴于語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語詞。“低度語境文化”如美國、歐洲等西方文化，則是更加重視語言符號本身既定的意義和意思。語言和符號的既定意義在“高度語境文化”中，不是意義的最重要的來源，意義只是隱含在語境和關系當中的。隸屬于“高度語境文化”的成員，崇尚集體需求和目標，將它置于個體需求和目標之上。假定說，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個體的決定都會影響到群體中的每個人，那么，個體的行為就理所應當受到群體規范的控制。是“我們”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認同。相反，在“低度語境文化”中，個體的價值、需求、目標均高于群體。個人權利比群體責任更值得重視。“我”自身的認同才是最高的認同。霍爾以日本人和美國人的差異為例，指出“高度語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語言傳達，更習慣于將人群區分為“我們”或“他們”，更關心外來者進入“我們”的圈子時，是否能舉止恰當，并不關心外來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實的態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語境文化”則認為，人們所用語言表達的就應是他真實的思想感情，溝通成敗全系于能否恰當和準確的表達。因此，在后者看來，“高度語境文化”是含義曖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語詞辭典中，很難掌握到確切的解答。這樣，分屬于兩種文化的人之間，存在著大量的誤解。問題是，這兩種文化如何達到溝通？汀-圖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對“自我面子關切”和“他者面子關切”的協商式行為，達到溝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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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圖梅認為“面子”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類。“低度語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極的面子，“高度語境文化”追求的是積極的面子。所謂消極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間，避免他人侵害個人的獨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現出對他人自由、空間和某種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義為“消極”或“被動”性的，是因為這類面子，主要作用是維護自我的最起碼的尊嚴，不具有對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謂積極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給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極高的價值，人們生活在群體當中，有被接納被保護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認為是最合理的。“給面子”是鼓勵支持并滿足人們對被包容被接納被承認的需求。在心理動因方面，顯然消極的面子謀求“個體自治”，積極的面子謀求“群體包容”。不同的文化類型決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從而決定了不同的處理沖突的方式。群體價值導向的高度語境文化，追求積極的面子，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親切隨和、協商妥協、退縮、避免沖突，也就是通過不斷的“給面子”，來滿足人們的“要面子”，從而化解沖突。個體價值導向的低度語境文化，追求消極的面子，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決問題式的，或者通過競爭，謀求獨斷權威。③也就是說，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訂立契約；或者訂立基本游戲規則，按照規則競爭。只要是按照規則競爭的，無論輸贏，都有面子。汀-圖梅對于兩類面子的分別，實際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眾形象）是個體在群體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號資源。這種符號資源，深刻地聯系著個體的心靈-人格結構、關于安全和恐懼的潛意識（消極面子），還深刻地聯系著人與人之間建立的權力支配關系、禮儀交換關系（積極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語代碼理論，是通過對于各種亞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數民族）的觀察研究提煉出來的。他發現，口語是最為突出、隱秘的文化代碼。日常口語的語速、語調、語詞、語氣、語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會、修辭的文化區隔。講話的意義是通過言說者和傾聽者在溝通時使用口語代碼而創造和解釋出來的。意義不是固定在語言當中。口語交談的親近距離，反映了交談者之間的或親密或疏離或共謀的關系。菲里普森指出，符號、意謂、約定、規則的文化意義通常是存在于口語代碼里，而不是在正規的交談里。他將這些意義歸納為三個高度結構化的文化形式：1、口語里的文化神話——這是占據著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著各種解釋、講述著關于他們和別人的故事的敘述模式；2、口語里的社會戲劇——在特定的口語代碼里，深嵌著生活的規則；這種規則是經由人與人的交流反復考量確證才證明了合法性的；這種社會戲劇是一種公開的對質，它包含著針對他人行為作出評判的道德規則；3、口語里的圖騰儀式——這是一種傳播的儀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語交談是一連串由行為組成的語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現出對于值得敬畏的對象的敬意；一場好的談話是將自我、溝通和關系融為一體的極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參與談話者完全沉浸其間，建立起一個聽覺的私密空間；談話不是要解決每個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會有他自己的問題，而是要將人們聚攏來，表達他們的個性，建立彼此的認同，體驗某種親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論，受到來自批判學派、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學派的批判和補充，以至將口語代碼與兩種基本文化的分類相對應：集體主義的文化——等級體制——尋求敬意的口語代碼——男性的世界；個人主義的文化——平等體制——尋求尊嚴的口語代碼——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論的價值在于，他將口語共同體和文化的邊界結合起來，有助于我們更深入精致地觀察文化的傳播機制。④
三、學科前沿和現實關切
如果說，跨文化傳播研究這一新興學科分支，是與瑪格麗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爾、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聯系的話，它的興起顯然不只是純粹的學術興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戰及其戰后改制、后殖民、現代性、全球化趨勢等人類歷史的極其深刻和廣泛的變遷聯系的。這就決定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現實關切正是它的學科推進的動力。
關于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的比較由來已久。當美國占領日本強迫這個東方法西斯國家接受現代改制時，占領者就在保護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將它改為一個建設性的現代國家二者之間，反復權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紀多少沖突是由文化差異引起的，幾乎難以勝數。文化，也不是簡單的與國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與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傳播理論，揭示出文化的類型差異，可以是全球的、國家范圍的，也可以表現為一國內部的、甚至是一家內部的。即使在個人的行為和心靈中，也會有文化的沖突。
在所謂高度語境文化的國家里，現代教育有時擴大了代溝，增加了個人的文化困擾。因為，傳統的教育是通過文化語境的教育，是生活實踐的教育，不只是認字識數。現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語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學技術知識、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實際的生活中，人們仍按照傳統習慣行事，講究人際關系、潛移默化、心照不宣。這樣，受過系統現代教育的人，到了社會上，反而顯得不會辦事。教育模式與文化語境的斷裂，自然導致個人的生活實踐和人際交流的困擾。更加麻煩的是，隨著全球覆蓋的傳播網絡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個人被負載著不同的文化意義的符號所包圍。個人的價值系統、認知系統、行為系統發生紊亂，文化的沖突從外部轉到內部，跨文化傳播也就成為內在傳播的一個新現象。這導致了我們今天特別關注的文化認同（文化身份）危機。
西方和世界體系理論、依附理論、歐洲文化研究理論，都將文化認同危機看作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結果。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邊緣文化價值的發掘、多元文化主張、重返民族主義都是比較激進的解決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傳播研究要溫和得多。跨文化傳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發達國家推行全球戰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對發達國家的對外政策有潛在的影響。但是，跨文化傳播研究似乎抱持著關于人類文化共同體的理想，懷著文化對話、理解直至達成共識的浪漫期盼。
現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邊界，瓦解了文化的防護系統。當文化日益成為拼盤，文化是否還成其為文化？跨文化傳播研究所要獲得的知識，與其說是建構新的文化，不如說是尋求調適文化差距或文化沖突的策略。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知識原理，轉化成為一種自我管理調適技術、人與人溝通的技巧、不同的國家或組織之間的協商談判策略；轉化成跨國促銷的形象設計和訴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來，跨文化傳播研究面臨的是新的時代背景：全球信息傳播技術的突飛猛進、電子網絡社區的形成、全球和區域經濟組織與跨國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民族國家、信息技術對軍事沖突的控制能力增強、大規模的移民、急速推進的城市化、網絡技術和自然語言的結合、全球文化市場擴張、國際品牌的形象認同……跨文化傳播的緊迫性凸現出來。這一學科的前沿性的課題是：1、從霍爾的跨文化傳播訓練發展為量化的訓練，在跨文化傳播中引入人際傳播、心理控制的技術；⑤2、社會科學研究的傳統繼續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適應性理論，忽略移民或其他新來者的行為動機，著眼于人們對于共同的適應經驗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適應；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著一種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觀念。他們關注的中心是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偏見、自我觀念、權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內在的傳播互動中發生影響；⑥4、發展傳播研究與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結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種組織的經濟、政治、道德或意識形態上的與另一種文化相比較的標準，特別是研究“創新—擴散”模式，新的觀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廣；⑦5、分析全球化趨勢與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網絡、市場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識形態、語言符號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環境對國家政治穩定、社會改革的影響；6、提出多元化還是單極化的爭論，在政治傳播層面，是人權與國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層面，是文化多元還是文化霸權；民族語言的獨立性和純潔性的護持問題；民族語言的國際化的可能性；7、左翼傳播學者對于“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對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全球擴張的警覺；關于后殖民時代的文化分析；8、關注現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認同危機問題。文化認同或文化身份問題隨著全球信息傳播和人員流動加速而變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們正在日益走向一種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親密關系結構、情感心理依戀、意象和意義分享、儀式和習俗效應、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懷、代際傳承關系、歷時性等）正在由橫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橫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現的、缺乏固定結構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隨時尚的文化、仰慕強勢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時態的混雜的文化。只有當橫跨度的文化配置成為人們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時，文化認同危機自然會發生。應當說，文化認同問題是文化轉型的必然結果。跨文化傳播研究正從不同角度對上述課題進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類的跨越文化邊界的溝通和自我拯救。
注釋：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⑤W.Leeds-Hurwitz,Notesinthehistory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ForeignServiceInstituteandthemandateforinterculturaltraining.QuarterlyJournalofSpeech,17,pp.522-531.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中心課題是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如何建構和理解意義系統。它的學術傳統主要來自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和修辭學。80年代以后，“焦慮和不確定性管理”、“面子-協商”、“口語代碼”理論建立了更為精細的研究范式。
全球化趨勢和傳播技術創造了真正意義上的跨國語言。跨文化傳播研究的8個主要的現實關切問題緊扣時代,尋求著文化調適的途徑。
關鍵詞：傳播學跨文化傳播
在傳播研究的廣闊領地中，跨文化傳播研究是一個新興的學科分支，是跨學科知識交叉融匯的產物。學術關懷總是基于現實關懷，跨文化傳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前沿貼近時代變遷的敏感點。本文試圖疏理這一學科分支的理論思想源流，并說明它的現實關切所在。
一、研究的視角和方法論
從六十年代興起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層含義：一、日常生活層面的跨文化傳播，指分屬于不同文化范疇的人們在日常的互動過程中彼此之間的溝通；二、文化心理結構層面的跨文化傳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號意義系統的差異和類同的傳播的可能性與可變性；三、上述兩個層面形成的實際傳播過程的矛盾、沖突和戲劇性的變化，由此傳播過程決定的文化的融合和變異。
早在1942年，美國哲學家和美學家蘇珊·朗格（S.K.Langer）認為，傳播的最根本形態是人的內在傳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類試圖通過符號了解他的存在的環境，這就是傳播的起點。基本的傳播研究是圍繞著“符號－對象－心靈”三者的關系展開的。由于人們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不同，對于外來訊息的處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疇內，人與人溝通時會發生正常的誤解；然而當人們跨越文化產生互動的時候，尤其是試圖跨越那些價值體系差異較大的文化，正常的誤解就會被夸大。這不僅給個人之間帶來意義讀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離，而且引起文化族群關系的失諧和沖突。這個問題隨著全球化交往活動的日益頻繁，顯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特殊視角，要解除的是人們成長于其中的文化所帶給他們的觀念的絕對邊界。它的中心課題是要研究那些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觀念信仰的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如何說明和理解意義。這一研究的目標有三個：1、描述特定文化之間傳播的性質，揭示文化的異同；2、基于對文化異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們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傳播差異的途徑；3、最終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創造和分野的進程。
一般說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學術傳統主要來自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和修辭學。
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著重通過對單一的或多邊的文化行為作經驗性的考察，進行文化的可變性的分析。人類學，主要是認知人類學（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觀察社會成員之間的認知性關系的構成。認知人類學相信，文化是由決定行為的不同的心理結構所決定的，因此，這些結構可以通過數學的或邏輯的方法加以分析。他們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試圖在語言范疇與指稱對象、概念和事件之間確立一種相關性，進而建構出人們應對社會現實的規范模式。然而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語言的問題。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對于文化成分的分類，就受到元語言的束縛。而認知人類學比較偏重于口語和稱謂（名詞），對于實際的傳播行為缺少分辨，將認知結構片面的等同于詞語和意義的雙重結構，忽略了認知也是活的生成機制。認知人類學在試圖解釋文化問題時，面對更加復雜的對象，顯然缺乏對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覺。
現代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關注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決定和創造意義。文化人類學同時關注到行為語言、口語和非口語等表現形態。它不只是記錄觀察結果，更強調行動者作為特定社會成員和文化分享者的意義。在不斷的解釋意義的行為中，人們彼此建立起可以預期的信任關系。文化人類學在結構功能主義之后，轉向象征－符號學的方法。格爾茲（CliffordGeertz）發展出比文化可變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經驗直觀的濃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譯作“深描”），這奠定了跨文化傳播研究最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傳播研究的方法論面貌。格爾茲同過去的象征人類學家相區別的地方在于，過去的象征人類學家過分受到結構－功能主義傳統或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制約，強調符號體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號決定論”的觀點。（例如，“不是人在說語言，而是語言在說人”。）格爾茲卻采取對某一文化事象（儀式、游戲、生活時間程序）的濃密的描述，展露出個人經驗與群體經驗之間的密切互動關系，從而暴露出潛隱的意義和價值體系。他并不滿足于只是忠實地記錄觀察結果，而是試圖透過經驗觀察，從微觀的知識層面出發而達至對整個文化體系的解密。①因此，這一立足于微觀的經驗觀察的方法獲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積，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機制的圖景和情境。
修辭學方法一直是傳播研究得以借鑒的重要的工具武庫之一。布爾克（K.Burke）在60年表《作為符號行為的語言》、《動機修辭學》，拓展了古典修辭學的邊界。布爾克認為，任何有意義的行為組成為連串的修辭，因而也可以將修辭視之為傳播行為的分析。他的修辭學含有對文化可變性的選擇。首先，有意義的行為與修辭的規定之間的同一關系，正是創造意義的過程。跨文化傳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辭規定（文化設定）和傳播交流（行為機制）之間的對應變化。其次，修辭學不應只是研究語言，諸如音樂、舞蹈、藝術、儀式都是有意義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辭的。修辭學所要探詢的是，在這些意義表達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溝通的。相比之下，認知人類學只是通過有限的語言學關注研究對象，過于局限于語言，將語言看作文化的淵藪；文化可變性分析只是關注于傳播對文化變遷造成的結果，都沒有集中研究主體對于現實如何形成觀念的機制，正是這種觀念才規定了人們的文化認同。
對于跨文化傳播研究有啟示意義的是布爾克提出的戲劇學的視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謂戲劇學的視角是將語言看作行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當作傳輸信息的載體。戲劇學視角是一種分析工具，它強調，對人類行為的描寫，應當將其看作由動機驅使的、創造意義或被安置意義的存在。人們是通過有意義的行為來創造現實的。現實的結構是一個分享符號的過程。人們既要用行動去安置世界的符號意義，又要不斷地根據符號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為。因此，對于文化的邊界，即人們分享意義的邊界，要進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問。從戲劇學的視角出發，文化可變性分析，將文化變遷孤立起來觀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為認知關鍵的語言，分析了許多有意義的行為類型，但是忽略了語言是已經被創造出來的意義系統。事實上，意義是要通過不斷的信息刺激，在人們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確認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來的理論模式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歷史，通常從1959年霍爾（E.T.Hall）發表《沉默的語言》算起。霍爾在書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傳播”術語。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10年中為美國的外援機構培養外事人員時使用的。因此，跨文化傳播研究有它的實踐和戰略訓練背景。20世紀，在美國的歷史上，出現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見高漲。移民帶來了緊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傳播問題。最近20年的美國式的跨文化傳播的經驗實證研究，也是基于這一背景。
羅杰斯（E.Rogers）在《傳播研究史》里，追述了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一直困擾著美國的移民問題是傳播研究的傳統性課題。以帕克（Park）為代表的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很早就關注移民溶入新國家的文化歷程。帕克從移民引起的社會問題出發，關注到傳播和互動在社會分層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爾則更多的從行為科學著眼，分析了分屬于不同文化的人們的行為類型、學習特點、接受和反應方式。霍爾并沒有局限在量化和實驗研究的范圍，他將應用性的研究和質化分析（邏輯的分析）結合起來，在60年代中期，發表了《隱藏的維度》。進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傳播研究基本趨勢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圖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協商”理論(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語代碼”理論(SpeechCodesTheory)。這些理論的總的特點是將跨文化傳播研究發展到更加精細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從對于“陌生人”的傳播困境的發現開始研究。所謂“陌生人”，包括僑民、新到者、新成員、暫時逗留者、闖入者、邊緣人、新移民、旅居者等。這是隨著全球范圍的人口流動，出現的越來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發展出一套對“陌生人”進行描述的技術，集中研究他們的倫理認同、交游類型、話語類型、感知習慣、自我意識和自我訓誡。古迪昆斯特發現，所謂陌生人現象，只是跨文化傳播的普遍規律的表現。對于陌生人傳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為了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而是要發現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有效的傳播是經由何種條件達到的。他指出，三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慮和未確定性。三組表面性因素是：動機因素（需求、吸引、社會義務、自我概念、對新的信息的開放程度）、知識因素（知識期待、信息網絡的分享、對多種觀點的知識、對可供選擇的解釋的知識、關于同一的和差異的知識）、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種觀點的能力、適應溝通的能力、創造新概念的能力、調適行為的能力、搜集適用信息的能力）。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導致陌生人面臨傳播情境產生焦慮或未確定性。有效的傳播是對焦慮和未確定性的管理的結果，是將誤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圖梅的“面子-協商”理論對于東西方文化造成的傳播差異作出了有趣的解釋。她指出，在每一種文化里都有某種用于協商的“面子”。面子是一個關于在公眾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隱喻。營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語言和非語言的動作、自我表現行為、印象管理互動等。霍爾曾經把文化分為“高度語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語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圖梅則作了更具體的解釋。“高度語境文化”如中國、日本、韓國等歷史悠久的東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統中解釋信息時，強調意義對語境（context）的關聯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任何解釋都是聯系到語境的解釋，從而沒有絕對固定的解釋；意義依賴于語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語詞。“低度語境文化”如美國、歐洲等西方文化，則是更加重視語言符號本身既定的意義和意思。語言和符號的既定意義在“高度語境文化”中，不是意義的最重要的來源，意義只是隱含在語境和關系當中的。隸屬于“高度語境文化”的成員，崇尚集體需求和目標，將它置于個體需求和目標之上。假定說，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個體的決定都會影響到群體中的每個人，那么，個體的行為就理所應當受到群體規范的控制。是“我們”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認同。相反，在“低度語境文化”中，個體的價值、需求、目標均高于群體。個人權利比群體責任更值得重視。“我”自身的認同才是最高的認同。霍爾以日本人和美國人的差異為例，指出“高度語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語言傳達，更習慣于將人群區分為“我們”或“他們”，更關心外來者進入“我們”的圈子時，是否能舉止恰當，并不關心外來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實的態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語境文化”則認為，人們所用語言表達的就應是他真實的思想感情，溝通成敗全系于能否恰當和準確的表達。因此，在后者看來，“高度語境文化”是含義曖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語詞辭典中，很難掌握到確切的解答。這樣，分屬于兩種文化的人之間，存在著大量的誤解。問題是，這兩種文化如何達到溝通？汀-圖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對“自我面子關切”和“他者面子關切”的協商式行為，達到溝通目的。
汀-圖梅認為“面子”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類。“低度語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極的面子，“高度語境文化”追求的是積極的面子。所謂消極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間，避免他人侵害個人的獨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現出對他人自由、空間和某種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義為“消極”或“被動”性的，是因為這類面子，主要作用是維護自我的最起碼的尊嚴，不具有對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謂積極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給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極高的價值，人們生活在群體當中，有被接納被保護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認為是最合理的。“給面子”是鼓勵支持并滿足人們對被包容被接納被承認的需求。在心理動因方面，顯然消極的面子謀求“個體自治”，積極的面子謀求“群體包容”。不同的文化類型決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從而決定了不同的處理沖突的方式。群體價值導向的高度語境文化，追求積極的面子，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親切隨和、協商妥協、退縮、避免沖突，也就是通過不斷的“給面子”，來滿足人們的“要面子”，從而化解沖突。個體價值導向的低度語境文化，追求消極的面子，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決問題式的，或者通過競爭，謀求獨斷權威。③也就是說，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訂立契約；或者訂立基本游戲規則，按照規則競爭。只要是按照規則競爭的，無論輸贏，都有面子。汀-圖梅對于兩類面子的分別，實際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眾形象）是個體在群體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號資源。這種符號資源，深刻地聯系著個體的心靈-人格結構、關于安全和恐懼的潛意識（消極面子），還深刻地聯系著人與人之間建立的權力支配關系、禮儀交換關系（積極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語代碼理論，是通過對于各種亞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數民族）的觀察研究提煉出來的。他發現，口語是最為突出、隱秘的文化代碼。日常口語的語速、語調、語詞、語氣、語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會、修辭的文化區隔。講話的意義是通過言說者和傾聽者在溝通時使用口語代碼而創造和解釋出來的。意義不是固定在語言當中。口語交談的親近距離，反映了交談者之間的或親密或疏離或共謀的關系。菲里普森指出，符號、意謂、約定、規則的文化意義通常是存在于口語代碼里，而不是在正規的交談里。他將這些意義歸納為三個高度結構化的文化形式：1、口語里的文化神話——這是占據著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著各種解釋、講述著關于他們和別人的故事的敘述模式；2、口語里的社會戲劇——在特定的口語代碼里，深嵌著生活的規則；這種規則是經由人與人的交流反復考量確證才證明了合法性的；這種社會戲劇是一種公開的對質，它包含著針對他人行為作出評判的道德規則；3、口語里的圖騰儀式——這是一種傳播的儀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語交談是一連串由行為組成的語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現出對于值得敬畏的對象的敬意；一場好的談話是將自我、溝通和關系融為一體的極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參與談話者完全沉浸其間，建立起一個聽覺的私密空間；談話不是要解決每個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會有他自己的問題，而是要將人們聚攏來，表達他們的個性，建立彼此的認同，體驗某種親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論，受到來自批判學派、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學派的批判和補充，以至將口語代碼與兩種基本文化的分類相對應：集體主義的文化——等級體制——尋求敬意的口語代碼——男性的世界；個人主義的文化——平等體制——尋求尊嚴的口語代碼——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論的價值在于，他將口語共同體和文化的邊界結合起來，有助于我們更深入精致地觀察文化的傳播機制。④
三、學科前沿和現實關切
如果說，跨文化傳播研究這一新興學科分支，是與瑪格麗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爾、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聯系的話，它的興起顯然不只是純粹的學術興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戰及其戰后改制、后殖民、現代性、全球化趨勢等人類歷史的極其深刻和廣泛的變遷聯系的。這就決定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現實關切正是它的學科推進的動力。
關于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的比較由來已久。當美國占領日本強迫這個東方法西斯國家接受現代改制時，占領者就在保護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將它改為一個建設性的現代國家二者之間，反復權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紀多少沖突是由文化差異引起的，幾乎難以勝數。文化，也不是簡單的與國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與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傳播理論，揭示出文化的類型差異，可以是全球的、國家范圍的，也可以表現為一國內部的、甚至是一家內部的。即使在個人的行為和心靈中，也會有文化的沖突。
在所謂高度語境文化的國家里，現代教育有時擴大了代溝，增加了個人的文化困擾。因為，傳統的教育是通過文化語境的教育，是生活實踐的教育，不只是認字識數。現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語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學技術知識、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實際的生活中，人們仍按照傳統習慣行事，講究人際關系、潛移默化、心照不宣。這樣，受過系統現代教育的人，到了社會上，反而顯得不會辦事。教育模式與文化語境的斷裂，自然導致個人的生活實踐和人際交流的困擾。更加麻煩的是，隨著全球覆蓋的傳播網絡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個人被負載著不同的文化意義的符號所包圍。個人的價值系統、認知系統、行為系統發生紊亂，文化的沖突從外部轉到內部，跨文化傳播也就成為內在傳播的一個新現象。這導致了我們今天特別關注的文化認同（文化身份）危機。
西方和世界體系理論、依附理論、歐洲文化研究理論，都將文化認同危機看作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結果。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邊緣文化價值的發掘、多元文化主張、重返民族主義都是比較激進的解決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傳播研究要溫和得多。跨文化傳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發達國家推行全球戰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對發達國家的對外政策有潛在的影響。但是，跨文化傳播研究似乎抱持著關于人類文化共同體的理想，懷著文化對話、理解直至達成共識的浪漫期盼。
現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邊界，瓦解了文化的防護系統。當文化日益成為拼盤，文化是否還成其為文化？跨文化傳播研究所要獲得的知識，與其說是建構新的文化，不如說是尋求調適文化差距或文化沖突的策略。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知識原理，轉化成為一種自我管理調適技術、人與人溝通的技巧、不同的國家或組織之間的協商談判策略；轉化成跨國促銷的形象設計和訴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來，跨文化傳播研究面臨的是新的時代背景：全球信息傳播技術的突飛猛進、電子網絡社區的形成、全球和區域經濟組織與跨國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民族國家、信息技術對軍事沖突的控制能力增強、大規模的移民、急速推進的城市化、網絡技術和自然語言的結合、全球文化市場擴張、國際品牌的形象認同……跨文化傳播的緊迫性凸現出來。這一學科的前沿性的課題是：1、從霍爾的跨文化傳播訓練發展為量化的訓練，在跨文化傳播中引入人際傳播、心理控制的技術；⑤2、社會科學研究的傳統繼續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適應性理論，忽略移民或其他新來者的行為動機，著眼于人們對于共同的適應經驗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適應；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著一種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觀念。他們關注的中心是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偏見、自我觀念、權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內在的傳播互動中發生影響；⑥4、發展傳播研究與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結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種組織的經濟、政治、道德或意識形態上的與另一種文化相比較的標準，特別是研究“創新—擴散”模式，新的觀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廣；⑦5、分析全球化趨勢與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網絡、市場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識形態、語言符號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環境對國家政治穩定、社會改革的影響；6、提出多元化還是單極化的爭論，在政治傳播層面，是人權與國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層面，是文化多元還是文化霸權；民族語言的獨立性和純潔性的護持問題；民族語言的國際化的可能性；7、左翼傳播學者對于“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對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全球擴張的警覺；關于后殖民時代的文化分析；8、關注現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認同危機問題。文化認同或文化身份問題隨著全球信息傳播和人員流動加速而變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們正在日益走向一種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親密關系結構、情感心理依戀、意象和意義分享、儀式和習俗效應、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懷、代際傳承關系、歷時性等）正在由橫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橫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現的、缺乏固定結構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隨時尚的文化、仰慕強勢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時態的混雜的文化。只有當橫跨度的文化配置成為人們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時，文化認同危機自然會發生。應當說，文化認同問題是文化轉型的必然結果。跨文化傳播研究正從不同角度對上述課題進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類的跨越文化邊界的溝通和自我拯救。
注釋：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⑤W.Leeds-Hurwitz,Notesinthehistory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ForeignServiceInstituteandthemandateforinterculturaltraining.QuarterlyJournalofSpeech,17,pp.522-531.
正如理查特·奧曼所言：最常見的意識形態策略，就是說明這個群體的利益怎樣“真的”大體上等同于社會的利益或者人類的利益。①換言之，最常見的廣告意識形態策略，就是說明廣告角色的利益（廣告主的利益）怎樣“真的”大體上等同于廣告受眾的利益乃至社會或人類的利益。本文試從廣告言說的意識形態化和廣告受眾的假想主體化來探討廣告頗為“成功”的意識形態策略。
廣告言說的意識形態化：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意識形態的界定游離于兩種意見之間。其一，一種某個階級特有的信仰系統；其二，一種可能以真實的或科學的知識相矛盾的幻想信仰系統，即偽思想和偽意識。法國結構主義思想家阿爾都塞則認為，意識形態不存在真實與否，他將其定義為“個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現實環境的想象性關系的再現”。②以此來認識廣告意識形態不無道理，因為看似虛擬的廣告世界中充斥著“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并且在此基礎上，廣告意識形態更有其獨特性。
廣告在它的各個歷史時期，從未像現在這樣進入商品使用價值之外的現實世界：功成名就、下崗待業、奮斗拼搏、甜蜜愛情，入世、申奧、伊拉克戰爭、文體賽事，廣告為每一件產品都粘上了通向現實世界的無數鏈接，廣告的觸角已深入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當然，在廣告世界中，“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并不同于阿爾都塞的相關本義，他認為意識形態是無意識的，而廣告意識形態所提煉或創設的這種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則是完全有意識的，有著其明確的目的。它在提倡“送禮送健康”的新觀念時，目的直指“收禮只收XXX”；它在兒子因疏忽了對父母的照顧而心懷歉疚時，借小孫女之口點題：小“為什么不給爺爺奶奶買XXX？”這種借天真的小女孩之口說出的話猶如道德拷問，質問著對父母的不夠孝順，但如此大的道德問題最后只輕輕落在了：未買XX口服液。那么根據廣告邏輯，其隱含主題則是：買了XX口服液=孝順父母。該命題似無不妥，作為受眾而言，自然不會對一則廣告的思維和推理是否合乎邏輯大加推敲。并且，更重要的是，它為現代人指出了一條對老人表示關愛和孝心的途徑——購買保健品。這一點非常體貼地為忙忙碌碌無暇顧及老父老母而心懷歉疚的現代人找到了一條快捷方便的彌補方式。而另外一些廣告則假托老人之口，從老人的角度回應了上述命題：“收禮只收XXX”，進一步證實了該命題的合理性和正確性。通過媒體的廣泛傳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現實場景：商家在商場醒目處陳設著保健品專柜，促銷員的推薦進一步印證著消費者腦中的上述命題，于是，手拎包裝精美的保健品拜年的行人幾乎成了一道流動的風景。正如阿爾都塞所認為的那樣，社會個體覺得自己在直接自由的把握現實，但實際上，他的意識由一系列思想體系和再現體系所限定，在這一系列思想體系和再現體系中，廣告意識形態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就如波斯特所表述的：廣告占據一個能指，亦即占據一個詞，這個詞與廣告所促銷的物體并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關系，但卻被附加到那物體上，產品本身并非首要的興趣所在，必須在該產品上嫁接一套與該產品沒有聯系的意義，才能把它賣掉。③而現實世界則在廣告商手中被分解成各種要素，這些要素就如那些漂浮于交流空間中的能指，它們被廣告商們憑興致任意地附著在商品上，這些被粘附在商品上豐富、泛濫的意義使得平庸的商品閃耀著炫目的光彩，而這些外在的東西由于是從傳統美德和現代時尚中精選出來的而極大地迎合了受眾。由于這層普遍存在著的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使現代人在快捷地享受物質產品的同時還享受著被賦予其上的精神快餐，廣告場景就這樣在現實世界中被皆大歡喜地呈現。
廣告受眾的主體化：一種無實質的構想主體
廣告場景在現實世界中的呈現還有賴于現代廣告的另一策略：把廣告受眾建構為主體。作為一種日趨圓熟的攻心術，現代廣告的突出特征是在表象上模糊了廣告主客體的界限，在把消費者作為廣告對象研究和揣摩之后，通過廣告中的種種代言行為和技巧，讓“受眾化”的廣告角色通過自我言說的方式來最大程度上影響和掌控受眾的心理和行為。
廣告畫面中的言說者不再僅僅是籠統的、不明社會角色的漂亮演員或不食人間煙火的美麗尤物，而是通過他們的衣著、道具、場景，以及他們在廣告中的言說方式被賦予了各種身份，諸如工人、農民、教師、攝影師等職業，子女、戀人、成功白領、家庭主婦等社會角色。加上大量非職業（或非著名）演員的啟用，他們普通的長相、自然或生澀的表演使身負多重社會角色的受眾不自覺地從廣告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在廣告商其他技巧的合力作用下，對號入座。
某一護膚品品牌，在其不同版本的電視廣告中展示了演員、小學教師、攝影記者、年輕工人，他們的言說者包括老公老婆、老爸老媽等各種社會群體，廣告角色衣著普通，長相平凡，以及在演員化妝間、工廠換衣間、小學校園等普通場合中平民化的言談舉止，一切都在昭示著受眾：“他們”就是你們，你們就是“他們”。
在另一則洗衣粉廣告中，真正的“家庭主婦”們則成為了主角，廣告采用街頭或入戶隨機采訪的形式，選擇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字幕顯示）采訪家庭主婦，她們帶著地方口音的普通話，并不流利、似無臺詞準備的語言表述，在鏡頭前略顯拘謹的體態，更在直接地告訴受眾：“她”就是你們中的一員，沒準“她”還是你的親戚朋友同事；“她”不是我們特意選用的演員，而是我們在街頭采訪或入戶采訪中的巧遇；她們是在代表你們說話，并非公司在自賣自夸。
當然，廣告中還有大量的臉蛋是大眾耳熟能詳的，但即使是這些星光燦爛的名流，也多被披上一層平民化的外衣，他們與我們一樣，有煩惱和不滿，他們（她們）頭發枯黃干澀，歲月的流逝把皺紋、白發和疾病留給了他們，忙碌在外而不能在父母面前盡孝，他們面臨著工作和學業的壓力、成功的希冀、失敗的苦惱、人際關系的復雜等種種人間喜怒哀樂，如同我們每個人，使我們感同身受。
于是，消費者從被言說的對象似乎變成了言說者，既為客體又身兼主體，他的一直處于純粹的被說教者位置而產生的逆反甚至敵對心理漸漸消融，他們漸漸開始堅信：廣告是與己相關的而不是強權的“他者”了。
廣告似乎在構筑一種“源自生活”又美妙無比的“現實世界”，從而讓受眾進一步確證其在廣告情境中的主體意識。一種奇特的邏輯產生了：電視廣告通過把廣告主體構建為一個處于“現實世界”的具象化的“消費者”，而使得作為消費者的廣告受眾扮演了兩種角色——廣告話語的主體和客體，恰如由廣告商和廣告主導演的受眾的“自言自語”。在此，讓·波德里亞一針見血地指出：由于受眾既被構建為客體又被構建為主體，既是物又是上帝，于是面臨著主置的不可能性，即主體根本上的無實質性。④
這種“無實質性”的主體，恰似廣告主手中的玩偶，假借了消費者的形象和外殼，而被填充進廣告主所構造的“血肉”，如此而成的“廣告主體”的各種具象依需而定，但也有其規律性的共性：一個有足夠收入能自由選購產品的“主體”，一個有某種“需求”但不知如何滿足的“主體”，一個消費了該產品而獲得魅力或極大滿足的“主體”。這樣構造的主體并非沒有契合人性，在馬斯洛看來，人是不停地產生需要又不斷地滿足需求的動物，人在滿足他的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以后，他有歸屬和愛的需要，有尊重的需要，包括被人愛和愛他人，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歸屬某一群體和被群體接納和承認的需要，在一切需要被基本滿足之后，他又存在自我實現的需要，希望事業有成，渴望成功。顯然，廣告深諳如何激發人的潛在需要和欲望，并提供了惟一的解決之道：消費某產品。當然，如此簡捷的解決之道在經過一番炫目而巧妙的修飾之后并不顯得單調乏味和可笑。因為在廣告中，消費“主體”不僅在消費產品，更在享受著由此而帶來的種種精神滿足：親情、友情、戀情；孝心、愛心、誠心；成功、光榮、豪情。這有賴于廣告中被依附在產品上的豐富“意義”，當大眾在認可這些意義而消費產品或接納該“意義”時，廣告的意識形態便產生了，廣告角色（廣告主）的利益就這樣變成了社會大眾的利益。
注釋：
在數字媒體時代，網絡的高速發展為人們快速獲取信息提供了便捷，但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內容、技術體系的紛繁復雜，影響了武術傳播效果通過網絡渠道，人們能夠獲取的武術文化信息量變大，但一般的受眾難以甄別有效信息與無用信息，這給真正想獲得確切武術知識和武術技能的人群帶來了難度。若信息搜尋者沒有很好的處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就容易淹沒在信息的洪流里，要么人云亦云，要么舉棋不定，這對武術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形成一定的阻力。武術信息化建設滯后，影響了武術文化的有序傳播隨著網絡技術高速發展，武術信息的主體不僅僅只是官方和權威，還有對武術文化一知半解、甚至有偏見的群體，而這容易造成信息受眾對武術文化的誤讀和誤解。由于影視作品中商業化和演藝化的東西太多，人們簡單地把武術看做單純的競賽技擊，或者虛無縹緲的飛檐走壁，武術的價值功能要么被夸大化，要么被虛無化。武術傳播缺乏有效的互動機制，弱化了武術傳播效果網絡信息的高速度和便捷化的獲取，使得武術文化信息受眾的心理參與度降低，簡單地認為武術就是只是武術信息所呈現的樣子，對武術的情感體驗度和親身參與度下降，容易導致武術文化傳承的知行不一。
2對策與建議
2．1優化武術傳播的內容體系。武術管理部門應重視對武術文化傳播，改變側重技術傳播、忽視文化傳播的現狀，并對武術傳播的內容和體系進行恰當的干預，并積極推進武術的標準化，讓武術的傳承有章可循，有據可依。
2．2加強對武術信息傳播的監控。武術管理部門應該對武術網站及網絡信息者進行合理的規范和約束，對網絡上武術信息的傳播進行有效的監控，確保對武術信息進行權威、準確、即時的和報道，與國際化接軌，為武術文化的傳播掃清障礙和樹立標準。
2．3建立有效的互動反饋機制。在武術傳播過程中，傳播對象接受武術學習內容后，通過自己的感受和理解，都會向傳播者做出反應。傳播后的互動反饋影響到信息傳播的最終效果，因此建立有效的互動反饋機制，對武術文化傳播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3結語
系統化的理論支撐和文化內涵的挖掘是太極拳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也是太極拳國際化傳播的前提。當前，太極拳的門派眾多，陳、楊、吳、武、孫五大門派都有自己的技術體系，同一術語存在著不同的動作表現形式，這對于傳播和教學非常不利。從韓國跆拳道的發展經驗來看，跆拳道館在全球遍地開花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的簡潔，而不是門派林立。因此，我們必須建立太極拳專業院校，培養專門人才進行太極拳理論研究和教學研究，將每項技術貫以文化內涵，創編動作規范統一、由簡到繁、便于推廣的太極拳套路，使其系統化、規范化。
二、培植國內土壤，擴大受眾群體
在國內，太極拳的學習者和練習者大多是老年人,年輕人很少去學習太極拳,傳統文化意識較為淡薄。所以我們應該培養各年齡段人群的學習興趣,提高他們對民族傳統文化的了解和重視，加強國內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太極拳的認同度。在全國各個高校，簡化二十四式太極拳已經成為體育課程的一項內容，而且一些地區的中小學也開設了太極拳課程,旨在引導青少年學生親身體驗太極拳的柔性與弧線之美、體悟太極拳的文化內涵。這種良好的文化氛圍吸引著大批年輕觀眾，形成一個龐大的太極拳受眾群體，能夠有效地推動太極拳文化的普及與傳承。只有國內太極拳開展得好,才能為太極拳國際化傳播開辟道路。
三、國家大力支持，豐富太極拳傳播手段
傳承并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對內可以增強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對外可以樹立國家形象，提高國際影響力。例如“中國·焦作國際太極流大賽”作為國家體育總局、河南省政府主辦的國際級賽事，內容豐富、規模龐大、參與人數眾多，通過展示中華傳統文化魅力來促進國內外民眾對中國的了解，這是推廣太極拳的成功實例。國家相關部門有必要采用多種形式豐富太極拳的傳播手段。我們可以在世界上建立各類太極流平臺，舉辦國際性的高峰論壇和研討會，組織國家間的文化交流活動等。同時，不能忽視媒介的作用，要充分利用電視、廣播、互聯網等傳播工具，加大宣傳力度，讓世界各國的人民都能了解到太極拳獨特的運動方式、思維方式、健身理念和文化內涵。
四、以孔子學院為依托，傳播太極文化
孔子學院是推廣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學院在韓國成立，之后百余家孔子學院如雨后春筍般遍布全球40多個國家，孔子學院的蓬勃發展也為太極拳的傳播帶來新的契機。目前，無論是漢語教材的編寫還是漢語志愿者的選拔考試，都包含著一定的中國文化知識，將文化教學和語言教學結合起來，才能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借助孔子學院這一平臺推廣太極拳，首先，應該對對外漢語教師進行簡化太極拳的培訓和學習；其次，應編寫專門的太極拳教材，要圖文并茂地介紹太極文化和太極拳套路，寓教于樂，兼具知識性和趣味性；再次，開設太極拳入門課程，專門教授太極拳術。太極文化是對語言教學的補充，其魅力也必定會吸引更多的外國友人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字。
五、轉變觀念，推動太極拳產業化發展
太極拳作為一種運動健身項目，在快節奏、高壓力的現代社會中，具有極廣闊的發展市場。目前，韓國跆拳道、印度瑜伽都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極大的產業市場。在我國，太極拳產業化正處于探索發展階段，其中最有前景和較為成功的案例就是功夫巨星李連杰和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合作成立的太極禪國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通過建立太極禪院弘揚太極文化，向世界傳播健康快樂的理念，使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社會地位的人都能享受太極的樂趣，由此引領了一種新風尚。我們必須積極轉變觀念、借鑒經驗、創建文化品牌，推動太極拳產業化發展。此外，還應該大力發展與太極文化相關的旅游業和體育用品業，不斷擴大太極產業鏈，努力實現太極產業的系統化、規模化。
城市形象是人們對城市的主觀感知，可以細分為城市的政府形象、經濟形象、人文形象等。作為主觀感知，城市形象植根于城市文化，換言之，城市文化是城市形象的內涵，而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的外化。因此，城市形象是城市的政治文化、經濟文化、民間文化等文化要素的顯影，城市文化要素特征越明顯，城市形象的區分度和識別度就越高。不難看出，打造優異的城市形象的關鍵在于強化城市文化的內涵建設。跨文化傳播是指擁有不同文化背景、處于不同文化情境的文化群體交換信息的過程，而正是文化背景的差異，一個文化群體在解讀另一個文化群體傳播的信息時，容易產生偏差、扭曲、缺失等問題。毋容置疑，在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傳播者必須具有足夠的跨文化敏感度，以此重構城市文化要素，傳播易為目標受眾感知并接受的城市形象。在米爾頓•班尼特提出的跨文化敏感度發展模式中，人們對跨文化傳播中文化差異的認知經歷兩個階段，即民族中心主義階段和民族相對主義階段。民族中心主義階段又進一步細分為拒絕階段、防御階段和差異減少階段。人們在拒絕階段對本族文化以外的異族文化持有否定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往往是由跨文化傳播的途徑缺失或方式不當所造成。當跨文化傳播使異族文化的進入不可避免時，人們就會自然而然地跨入防御階段。出于本族文化優越感，人們會對異族文化加以詆毀。可是，當人們在跨文化傳播中發現異族文化優于本族文化時，就會出現文化倒置現象，即推崇異族文化、貶低本族文化。通過跨文化傳播者的努力，人們會更為理性地看待本族文化與異族文化之間的差異，且更愿意發現兩種文化的共同之處，這就是所謂的差異減少階段。
民族相對主義階段由接納階段、文化調適階段和文化融合階段組成。接納階段順承差異減少階段。正因為在跨文化傳播中人們對異族文化實現了，異族文化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就被視為認知世界的另一種工具或手段得以接納。接納異族文化的過程實質上也是對本族文化體系進行添加和補充的過程，這一過程稱為文化調適階段。文化調適成功的標志是人們不再區分本族文化和異族文化，而是對融合而成的文化具有歸屬感，這意味著人們進入對跨文化傳播完全自省的狀態，達至文化融合階段。從跨文化敏感度發展模式可以看出，歸屬于民族文化的城市文化的跨文化傳播是一個漫長、復雜且困難的過程，具有極高的不確定性。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的成敗。為了縮短、乃至跨越民族中心主義階段，讓人們在跨文化傳播中更快捷、更順利地進入民族相對主義階段，弗雷德•卡斯米爾提出了第三方文化建設的概念。所謂第三方文化建設是指，在跨文化傳播中，傳播者與目標受眾在感受文化差異后，不是采用依賴定勢思維否定對方、回避、敵對等消極策略，而是將文化差異化為交際動力，以為前提，傳播者依據對目標受眾的交流需要、習慣、偏好等要素的認知，憑借積極的傳播策略與目標受眾協商，建立起介于雙方文化之間且可以被雙方理解和尊重的第三方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文化建設過程中傳播策略的運用旨在防止文化特權的出現，即雙方對比文化的優劣，處于劣勢一方接受優勢一方的文化，同時，避免落入文化適應的誤區，即傳播者為適應目標受眾的文化對本方文化進行本質調整。綜上所述，基于城市文化歸屬于民族文化，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的外化的相互關系，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者應該從跨文化敏感度發展模式入手，秉承第三方文化建設的理念，探究符合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策略，以確保傳播的成功率和長效性。
2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的策略探究
做好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主要圍繞三個問題展開，即“傳播怎樣的城市形象”，“如何傳播這種形象”和“傳播的效果如何”。因此，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的策略探究可以相對應地從定位策略、操作策略和評估策略三個方面進行。
2.1定位策略
城市形象的定位是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成敗的關鍵。城市形象的定位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也就是說，隨著傳播過程的推進，其目標定位應該體現出階段性差異和漸進式變化。合理的目標定位應當基于準確的內涵定位，只有這樣，以內涵為核心的外延定位才能配合目標定位，為逐步實現成功的城市跨文化傳播創造條件。
2.1.1目標定位策略
所謂目標定位，是指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者從全面了解目標受眾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民族文化背景入手，據其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的傳播意圖，按目標受眾的認知階段確立傳播目標。根據第三方文化建設理論，目標受眾的認知階段可以分為整體認知階段、遷移認知階段和融合認知階段。目前，順德正處在深入開展綜合改革試驗、推進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重要機遇期，但是順德“半城市化”的城市形象對于在全球資源配置中吸收科技、人才、文化和生產業方面的高端生產要素造成了障礙，同時，順德城市形象的國際辨識度偏低，目標受眾對這類城市往往表現出高離散性和低接近性。為此，順德在城市升級過程中應該結合目標受眾在不同階段的認知特征，制定相應的目標定位策略。
2.1.2內涵定位策略
城市形象內涵是多維的，一般來說，可以從三個層面上加以概括：第一層面為管理層，主要通過城市各級層面的行政、管理、執法等公共行為體現出來；第二層面為物質層，主要涵蓋能夠反映城市經濟實力的各種實體與虛擬表征；第三層面為思想層，主要指城市的文化傳統、市民素質、人際關系、社會風氣等。這三個層次的內部諸要素具有相對穩定性，但也可以通過內外力的作用對其重新組合或更新升級，可見，城市形象內涵是可以塑造的。為了推進城市升級，順德提出了以城市升級引領轉型發展的目標，即通過城市升級，為產業發展提供空間和資源，為人才聚集創造良好環境，為創新社會管理開辟道路，推動順德發展全面轉型。基于這一目標，可以對順德城市形象內涵進行意向性構建，采用城市DNA立項、城市形象立義和城市文化釋義的內涵定位策略挖掘順德城市形象的本質，提升其辨識度。只有當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者透析出城市形象內涵，才能累積強有力的傳播源，對外產生清晰的影像投射，也才能與目標受眾的總體感知形成文化交融，在共建的第三方文化中勾勒出預期的城市形象。
2.1.3外延定位策略
城市形象外延是指目標受眾對城市形象的感知、記憶和認可。由于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目標受眾對城市形象內涵解讀容易產生偏差。為了避免錯誤解讀的發生，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者應該立足于城市形象的內涵，把握好城市形象外延定位。以順德為例，在外延定位策略上，首先，要對目標受眾的抽樣調查，即向調查對象展示預設的城市形象，并在互動交流中收集他們的解讀疑難，以判斷他們是處于跨文化傳播的民族中心主義階段還是民族相對主義階段；然后，根據調查結果提煉便于目標受眾感知的城市形象要素特征，生產出利于目標受眾記憶的城市形象符合標記；最后，向調查對象展示完成定位的城市形象外延，并通過分析他們對城市形象的整體評價以及到此城市出行、投資、工作、消費等意愿傾向，判斷他們對城市形象的認可度高低。
2.2操作策略
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的操作以城市形象的目標定位、內涵定位和外延定位為導引。作為操作主體，城市的政府、商企和公眾各具功能。因此，制定出操作策略就是要協調好三方的功能，形成合力，為與目標受眾共建第三方文化，在文化共融中向其傳播高保真、易識別、受歡迎的城市形象提供保障。
2.2.1媒體先導策略
在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中，媒體是城市形象內涵的承載與傳遞工具，是城市形象外延信息傳播賴以實現的中介。對于信息時代的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而言，媒體在目標受眾的三個認知階段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先導作用。具體而言，在整體認知階段，目標受眾正是通過媒體初次接觸到傳播中的城市形象，并在媒體傳播組合策略的共同作用下開始對其加以關注，產生獲取更多、更詳細信息的欲望；在遷移認知階段，目標受眾會憑借已有的知識與經驗評價媒體傳播中的城市形象，若其評價傾向正面，就會激發出接受的嘗試意愿；在融合認知階段，目標受眾在媒體的導引下，以嘗試驗證其評價的準確性，若其驗證與評價相符，就會促成其對媒體傳播中的城市形象的全面接受。基于上述，順德政府應該對媒體在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中的先導作用予以充分的重視，其策略可以體現為：在整體認知階段通過目標受眾所在城市的發行量大、覆蓋面廣、收視率高的媒體傳播順德的城市形象標志和城市形象口號，借助專門類別媒體進行順德的政治形象、經濟形象和人文形象的言語敘事與圖像展示，這樣，就能以廣度宣傳與深度報道相結合的方式促使目標受眾從“知道”向“了解”形成對順德城市形象的符合記憶；在遷移認知階段積極利用媒體的互動性，有效引導目標受眾對順德城市形象內涵的正向解讀，力求做到與預設的順德城市形象外延相符，并以此為契機激發其行為興趣；在融合認知階段向目標受眾重點報道雙方政府間、商企間和人際間交流的成功事例，引發其對雙方城市文化交融的感知，同時，有針對性、有時間性、有計劃性地交流信息，激發更多目標受眾參與有助于烘托順德城市形象的第三方文化建設。
2.2.2商企跟進策略
商企是城市形象塑造最重要、最活躍的載體，也是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的內生動力與堅實基礎。從角色分工上看，政府是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的內容設計者、原則制定者和方向管控者，而商企則是這種總體設計的踐行者。研究表明，利益交換是城市之間的文化交流起始與持續的直接動因，而利益關聯越密切，則越有助于己方城市形象在對方城市公眾具象認知中的美化與優化。政府在媒體先導的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中已經為目標受眾構建了利益期望，商企自然應當積極跟進，將利益期望轉化為利益交換，以滿足目標受眾對城市形象具象認知中各種假設的驗證需求。根據順德區政府提出的發展戰略，順德商企理應制定與媒體先導策略形成前后緊跟、步調一致的跟進策略。“順德制造”一直以來都是順德商企賴以生存與發展的集體品牌。為了支撐目標受眾在整體認知階段對順德城市形象形成的符號記憶，順德商企可采用整合媒體策略加大“順德制造”商品在目標受眾所在城市的品牌宣傳力度，以強強聯手、合作共贏的方式拓展銷售渠道并健全售后服務體系，在目標受眾消費群中樹立起“順德制造”的良好口碑，實現對順德城市形象的符號記憶向對“順德制造”的共同價值追求的正遷移。隨著這種正遷移的強化，順德商企應該在遷移認知階段適時地推出招商引資、招賢納士的商業推廣活動，并通過這些活動讓目標受眾全面真切地了解順德政府為政的公平與效率、順德商企經商的誠信與進取，以促進其以資金投資、技術轉讓、智力支持、合作研發等方式參與到“順德制造”向“順德智造”的產業轉型升級進程中來。在平等交換、利益共享的交際動力學原理指導下，順德商企可以優先將“順德智造”商品優先投放到目標受眾所在城市，并施行配套的優惠方案，以此在融合認知階段逐步將順商文化發展為目標受眾完全接受并樂于共建的商業文化，成為其具象認知的順德城市形象的重要組成要素。
2.2.3人際強化策略
城市內部公眾是城市構成的主體，城市精神的塑造者，城市文化的傳承者，同時，也是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的主力軍。所謂人際強化，是指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者在融合認知階段大力推動其所在城市的內部公眾與目標受眾之間的人際溝通與文化交流，強化雙方的聯系紐帶，為第三方文化建設注入精神文化動力，使得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具有可持續力。人際強化策略強調點、線、面結合。點是指雙方城市文化的交點，例如，順德的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作為順德與目標受眾所在城市的專家學者、民間機構、愛好者等合作開展歷時與共時研究的對象，并通過研究找尋雙方人文精神的同源性；線是指以城市事件為連線促進雙方內部民眾之間定期的文化交流，例如，順德可以以“中國美食名城”的名號與目標受眾所在的城市舉辦年度或季度市際美食節或廚藝賽，吸引目標受眾參與到順德的民間文化活動，以此激活文化體驗、延伸城市文脈；面是指雙方城市內部公眾到對方城市的出行活動，這種活動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組織的，對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可涉獵，其目的在于讓目標受眾感受順德的城市文化軟實力，也讓順德的城市內部公眾了解目標受眾的城市文化風貌，以求借助審美與消費制造文化認同，依靠交流與借鑒形成文化共集，構建并維護雙方認可且推崇的城市形象。
2.3評估策略
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為了避免資源浪費，保證傳播效率，有必要在傳播流程的不同階段采用相應的評估手段，對傳播效果加以客觀檢驗，并以此為據肯定正確的傳播導向，糾正無效的傳播活動，整合有效的傳播手段。在順德城市形象傳播過程的三個階段，即整體認知階段、遷移認知階段和融合認知階段，評估的對象由認知效果、接受效果和行動效果逐步轉移，而采取的對應評估手段為辨識度調查、傾向性調查和離散性調查，這些調查圍繞目標受眾是否能夠通過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在三個認知階段依次回答“您知道順德嗎？”“順德是怎樣的城市？”“您愿意購買‘順德制造’的產品嗎？”“您欣賞順商文化嗎？”“您希望你的城市與順德結為友好城市嗎？”“您想到順德做些什么？”等一系列核心問題及其延伸問題，調查數據可為客觀分析判斷順德城市形象跨文化傳播各個階段的效果所用，使傳播者可以據此對上述的定位策略與操作策略作出相應的調整，以求獲得策略組合的最優化和傳播效果的最大化。
3結語
（一）各族傳統節日成為廣告創意的亮點和廣告活動的時機
中華民族有很多傳統節日，節日給我們添加了喜慶和歡快。節日也往往被商家用來做營銷活動。節日營銷、節日廣告在大眾媒體中屢見不鮮。報紙廣告也利用節日元素進行廣告營銷。在重大節日時機，報紙廣告刊登了大量節日話題的廣告。例如，端午節促銷廣告，藏歷年祝福廣告，中秋節、雪頓節期間的商超廣告，春節的祝賀廣告等都是利用重大節日來做廣告營銷。利用節日促銷的廣告在語言文字和畫面兩方面具有特色。語言體現了節日本身的文化內涵，以及人們過節的心理活動，畫面展現了節日歡樂、祥和氣氛。廣告主不僅在廣告文本中以文字的方式表現節日，還在平面廣告設計的圖片運用、色彩構成等方面也注重渲染節日的氣氛。端午節、中秋節等傳統節日作為促銷廣告的主要推廣時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節日的氣氛，促進了各族各界群眾對中國傳統節日的感情。雪頓節、藏歷年等主題的系列廣告，數量多，且集中刊發，給群眾帶來了濃厚的民族節日氣氛，促進了藏族節日的傳播。各族傳統節日受到廣告商的重視，不僅實現了廣告商利用節日促銷的愿望，更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群眾對中國傳統節日和少數民族節日的關注和喜愛。廣告不僅是利用節日進行商業傳播，也成為節日傳播的平臺之一。
（二）漢、藏雙語廣告文案展現雙語傳播的適宜性
在自治區進行漢藏雙語傳播是一種獨特的傳播文化。大眾媒體雙語傳播既符合群眾的語言習慣，又提高了大眾媒體傳播的有效性。漢藏雙語傳播也在廣告傳播中成為一種重要的表現方式。報紙廣告中藏語廣告語，漢藏雙語廣告語，對漢字進行藏文藝術設計等方式的廣告形成一個與眾不同的廣告文字表現方式。藏語廣告標題、廣告文案和廣告主題的表現方式，主要運用在本地品牌、產品的廣告傳播中，體現本地品牌的地域特性。漢藏雙語的廣告主要運用在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等大的品牌廣告中，表明廣告主重視對各族群眾的傳播效果，也表明企業善于利用本地語言、文化進行廣告文案的寫作。還有一些廣告運用藏文字體的形式書寫漢字，體現漢字的藝術性，和廣告對象具有一定的親和力。漢藏字體的設計藝術也體現了創造者對兩種文化的精通與靈活運用。將兩種文字交融在一起，既體現了廣告藝術設計的魅力，也體現了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交融。報紙廣告中的漢語廣告表現形式，也體現了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其中，對聯式廣告、成語廣告體現了廣告文案人員注重運用傳統文化進行廣告文案寫作，節日主題的廣告文案也是傳統文化大眾化、通俗化的表現方式之一。例如，“花好月圓慶雙節，四豐電器送溫情”體現了濃厚的節日文化，也展現了漢語對仗、押韻的表現方式；廣告語“家居全，宴天下”體現了中國人熱情好客，款待朋友的傳統習俗。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語言文字之間有著較強的關系，語言文字的魅力，體現中國傳統文化。漢藏雙語廣告文案在報紙廣告中的融合出現，體現了語言文字的普遍化和地域化特色。漢藏雙語文字形式針對不同群體的語言習慣和文化心理，也豐富和美化了廣告的平面設計。漢藏雙語廣告文案展現雙語傳播的適宜性，也使廣告發揮了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和傳播少數民族文化正能量。
（三）廣告創意契合各族人民的心理動機和追求
廣告在傳播產品信息，品牌理念的同時，也會試圖傳播一種理念來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需求。廣告心理研究表明，只有打動消費者的心智，才能產生最佳的傳播效果。報紙廣告注重在心理層面和價值層引導消費者。這種引導，能夠進一步使廣告目標對象對產品產生良好的印象，對品牌產生強大的認同。同時，在文化層次上，筆者認為，廣告訴求在價值層面和心理層面的傳播，也引起了廣告目標對象對共同的社會價值的認可和接受。廣告傳遞了共同的生活理念和價值追求。例如，房地產廣告“臨水獨家獨院中傍花賞月，三代同堂共享天倫之樂……獻給父母一個溫馨的家，特贈慈孝基金8800元……”，表現了中國傳統大家庭觀念和百善孝為先的傳統美德；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的廣告表現了“溝通的力量”；汽車廣告“人生處處是精彩”表現了一種樂觀、向上的世界觀。這些廣告滿足了消費者的心理需求，增強了他們對產品的好感度。同時，此類廣告傳播了大眾社會普遍的認知與追求。無論是藏族還是漢族，或者其他民族的群眾對此類廣告都會產生較好的印象。報紙廣告創意契合中國人的心理動機和追求，符合各族群眾對品牌和企業的理解，符合各族群眾對生活的追求。筆者認為，報紙廣告潛移默化地傳播了大眾化的、通俗的文化觀念，滿足了廣告對象對媒體的使用與滿足心理和動機。
（四）廣告傳遞了主流價值觀和大美的理念
報紙廣告不僅向我們傳遞了商品的信息和品牌的價值，也向我們展現了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展現了社會發展的目標。在對廣告文本進行研究中，筆者發現，報紙廣告通過一系列的主題展現了和諧社會所具有的各種精、氣、神。廣告中傳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夢的主要內涵，社會文明行為的引導等一系列主題的廣告逐漸將一個美好的、幸福的、和諧的社會展現在群眾面前，引導群眾對主流價值觀的認同，增強群眾對國家的認同。“祖國在我心中”、“這里不是賽場”、“儉以養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廣告作品的刊登，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引導力，對群眾的引導作用有時比傳統新聞報道更加有效。作為自治區的各報紙，在廣告傳播方面還具有濃厚的區域文化特色。為自治區社會發展服務，是報紙廣告的最重要的社會功能。同時，報紙廣告針對大部分藏族受眾，在廣告傳播中將社會發展、大美的理念也作為廣告傳播的主旋律。報紙廣告中的一些作品以美麗的畫面、清晰的主題，濃妝淡抹地描繪了大美的美好場景。廣告畫面展現了的藍天，的圣湖；廣告中的人物展現了青年的形象，展現了群眾的生活；廣告語言展現了群眾對生活的熱愛，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廣告中體現的大美和社會其他傳播方式中呈現的大美相互輝映，形成了全方位傳播形象的一個亮點。報紙廣告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具有積極的作用。報紙廣告的傳播作用巨大，學者、業界不可忽視其社會價值，而應該進一步探討提高報紙廣告社會傳播能力的方法。
二、對報紙廣告今后發展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