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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有企業；政治關聯；董事會結構；公司治理
中圖分類號：F271.5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4-25
作者簡介：文學（1977-），男，湖南益陽人，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師，法學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學；郝君富（1978-），女，遼寧東港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經濟學院教師，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學。
一、引言
近年來，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Political Connections）與公司財務學的交叉研究已成為公司金融領域的一大熱點研究問題。“政治關聯”，通常用于表征的是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的關聯關系。大量研究文獻表明政治關聯將通過影響企業的融資機會、市場準入、財務危機救助、稅收待遇等方面對企業的經營績效、公司價值帶來重要影響。Jayachandran（2006）、Goldman等（2009）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市場經濟和法律體系都非常健全的美國，政治關聯對企業經營行為和經營績效的影響也非常重要[1-2]。當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正處于轉軌階段，不完善的法律環境和市場經濟制度使我國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更緊密和復雜。夏立軍和方軼強（2005）、俞鴻琳（2006）等指出，公司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治理的衍生物，在我國，政府行為幾乎影響到包括董事會、股權制衡、激勵機制、控制權市場和經理人市場在內的所有公司治理機制有效作用的發揮[3]。由于我國政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和特定的制度背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也將構成影響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解釋變量之一，因而，對政治關聯和公司治理展開系統的交叉研究已成為兩大熱點領域進一步深化研究的客觀要求。
本文選取現代公司治理體系中最重要的董事會要素，試圖研究政治關聯是否會對董事會這一重要公司治理機制的治理效率帶來顯著影響。基于當前“地方政府行政干預”這一地方控股國有企業所面臨的最主要的外在治理環境背景，提出“制度背景——政治關聯——董事會結構——公司治理”的這一分析框架，主要從公司治理視角研究地方控股國有上市公司與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水平對公司治理機制，即董事會結構的有效性是否有顯著影響。基于以往研究，本文在實證研究中，（1）進一步改進了政治關聯指標的量化度量，以進一步提升實證回歸結果的有效性，并將企業的政治關聯進一步細分為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政治關聯水平，與內部董事、獨立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2）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董事會的“人文結構”特征是影響董事會治理效率的重要方面，基于制度分析和研究假設，實證檢驗政治關聯對董事會“人文結構”特征的影響，以期進一步豐富董事會結構及董事會內部治理機制問題的研究。
二、制度背景、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和行政性分權改革，使地方政府獲得了對地方經濟的管理權并逐步發展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體，在GDP至上的政績考核體系下，各地方政府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政治錦標賽”。特別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在地方財政支出壓力進一步增大的情況下，各地方政府具有強烈的動機通過加強對地方控股國有企業的行政干預和掠奪使企業的經營行為服務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目標和官員的政績目標。
目前我國相當一部分上市公司仍呈現出國有控股和“一股獨大”的普遍特征。“一股獨大”原本有利于調動大股東加強對經理人的監督，降低成本，但國有股委托人又存在“所有者虛置”問題，因而導致了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控制”問題，同時具有“政府干預”與“內部人控制”的雙重特征[4]。特別是我國地方國有企業形成了更為復雜的“全民所有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多層委托關系，地方政府作為國有企業的第三級委托人，其在委托企業的人時，為便于將社會性目標內化到企業，更傾向于任命現任政府官員或具有政府從業經歷的人員擔任公司管理層，以使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形成更為緊密的政治關聯關系，這自然導致與政府關聯緊密的人更可能在地方政府的干預下成為真正控制地方控股國有企業的“內部人”，形成企業管理層與政府之間緊密關系的利益臍帶，“內部人”也越有能力依托地方政府的支持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控制的董事會結構，如在董事會中引入更多的政府官員背景董事。根據Fan、Wong和Zhang（2007）[5]的研究，如果董事會中引入太多的政府官員，雖然擁有豐富的政治資源，但欠缺職業經理人的管理能力，董事會的專業性不強，從而會導致較差的公司治理水平，無助于甚至會損害公司業績的改善，即政治關聯越強的地方控股國有企業，董事會的人文結構特征將越不合理，董事會無法發揮應有的監督和咨詢職能，甚至將縱容與政府存在緊密關聯關系的“內部人”與地方政府官員之間的“合謀”，為更好地滿足雙方各自的利益目標服務，造成對國有上市公司中小股東利益的重大侵害。因而地方控股國有企業的政治關聯將通過弱化公司董事會人文結構的專業性，制約董事會治理機制作用的發揮，降低董事會這一最重要的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的治理效率。
因而，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之上，本文提出如下基本研究假設：地方控股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水平越強，董事會的人文結構特征越不合理，董事會的專業性越差，董事會內部治理機制的治理效率越低。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7-2010年我國A股地方控股國有上市公司作為基本研究樣本①，同時采取以下篩選程序：剔除同時發行B股和H股的公司樣本；剔除2006年及以后上市的公司樣本；剔除金融類公司樣本；剔除政治關聯信息、財務數據缺失或出現異常值的公司樣本，最終觀測值樣本為1 916個。公司CEO、董事長及其他董事會成員的個人簡歷及行政級別資料主要根據WIND數據庫中的“公司深度背景資料”進行整理獲得，公司財務數據主要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
（二）主要變量指標的度量
1.自變量。本文將“公司CEO、董事長或董事會成員現在（或曾經）在國家各級行政系統任職”視為存在“政治關聯”②。為更準確揭示地方控股國有企業不同政治關聯強度的影響，本文借鑒王慶文、吳世農（2008）對政治關聯的度量，對每家樣本公司按年構建政治關聯綜合評分。首先，對公司CEO和董事會成員的個人行政級別進行賦分③[6]。賦分標準設置為“無任何從政經歷為0分，具有行政部門工作經歷但為副科級以下為1分，副科級為2分，正科級為3分，副處級為4分，正處級為5分，依此類推”。而后將公司所有政治關聯個人的行政級別得分進行簡單加總，計算得到每家公司各年的政治關聯綜合評分（PC）。在此基礎上，為進一步細化考查不同來源的政治關聯對董事會結構的影響，對政治關聯評分做如下進一步的細分，見表1。
除此之外，借鑒Fan等（2007）的研究，本部分選取以下可能影響公司董事會人文結構的變量作為模型控制變量，見表2。
2.因變量。國內外學者以往對董事會結構治理效率的研究，集中于董事會的規模結構、董事會中獨立董事的比例、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這三個重要方面的治理效率，但尚未得到一致性的結論。本文認為，還應關注對董事會“人文結構”特征的研究。董事會的“人文結構”特征主要體現為董事會成員的年齡、性別、學歷、專業背景、管理經驗等。董事會成員的人文結構特征可能決定董事會成員所具有的專業素質及能力，而董事會的專業素質和能力正是董事會監督、評價職能有效履行的基礎，對董事會的治理效率有重要影響[7]，同時還將對董事會的顧問、咨詢職能的發揮產生重要影響。Bhagat和Black（1999）甚至認為董事具備專業知識與經驗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比獨立性更為重要[8]。而且，政治關聯對董事會結構及治理效率的影響，可能正是主要通過對董事會人文結構特征的影響實現的。因而，本文將因變量設定為反映董事專業能力背景的董事會“人文結構”特征，具體選取了包括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具有財務背景、法律背景、科研背景、技術背景、國際背景、企業高管經歷背景的董事人數及具有上述六種專業背景的董事的總人次數等主要相關指標，見表3。
3.模型設立。本文設置模型（1）和模型（2）對基本研究假設進行實證檢驗④，采用泊松回歸法。
四、實證檢驗結果及分析
（一）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1.度量董事會人文結構的主要因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除給出全部樣本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外，本文還分別給出政治關聯組（PC>0）和非政治關聯組（PC=0）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4。
通過對上述政治關聯組樣本和非政治關聯組樣本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的比較可發現，政治關聯組企業樣本，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為3.432551年，低于非政治關聯組的3.507818年。政治關聯組企業樣本中，具有專業背景董事的平均總人次數為11.55618人次，低于非政治關聯組的11.89005人次，其中，政治關聯組樣本企業具有財務背景、法律背景、國際背景董事平均總人次數高于非政治關聯組樣本，而具有科研背景、技術背景、管理背景的董事的平均總人次數低于非政治關聯組樣本。
2.樣本公司政治關聯水平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5可以看出，我國地方控股國有企業的政治關聯主要源于與地方政府和內部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
3.其它自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6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非政治關聯公司樣本的ROA經營業績指標的均值為0.410497，略高于關聯組公司樣本的0.0405901，即非政治關聯公司的整體公司業績水平高于政治關聯組公司；非政治關聯組樣本公司的負債水均值也整體上高于政治關聯組樣本公司。除此之外，政治關聯組樣本公司的董事會規模、資產規模、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上市時間各變量的均值整體上略高于非政治關聯組公司。
（二）實證檢驗結果
1.以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Education）和具有專業背景董事的總人次數（SpecialistB）作為因變量的泊松回歸結果（見表7）。
表7的實證回歸結果表明，地方控股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Education）具有顯著負面影響，而企業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則不存在顯著影響。同時，這種負面影響主要源于獨立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內部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不存在顯著影響。從董事的專業經歷背景來看，地方控股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水平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董事會具有專業背景董事的總人次數（SpecialistB）具有顯著負面影響，而企業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水平對具有專業背景董事的總人次數則不存在顯著影響。同時，這種負面影響主要源于內部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獨立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會具有專業背景董事的總人次數不存在顯著影響。
上述實證回歸結果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即地方控股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的政治關聯水平越強，企業的“內部人”越可能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控制的董事會結構，導致公司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更低，董事的專業經歷背景越欠缺，董事會的專業性更差，無法充分發揮董事會應有的監督、決策和咨詢的職能。進一步，政治關聯水平越強的公司，董事會成員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主要體現為獨立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而政治關聯水平越強的公司，董事會成員的平均專業經歷背景越欠缺則主要體現為是內部董事的專業經歷背景的欠缺，即政治關聯水平越強的地方控股國有企業越可能形成內部董事缺乏專業管理經驗背景、獨立董事平均教育水平較低缺乏監督能力的董事會人文結構，致使董事會的專業性更差，將無法發揮董事會對經理人應有的監督作用，助長了企業的“內部人”控制，弱化了公司治理的效率。
此外，從模型其它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公司規模、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總資產報酬率、上市年指標等控制變量與董事會成員的平均教育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而董事會規模和公司資產負債率對董事會的平均教育水平則不存在顯著影響。同時，董事會規模、公司規模控制變量對董事會成員的平均專業經歷背景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資產負債率、總資產報酬率、上市年指標等控制變量對董事會成員的平均專業經歷背景則不存在顯著影響。
2.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會所擁有的具有財務、法律等六大專業背景董事人數影響的泊松回歸結果（見表8至表10）。
（1）表8表明，地方控股國有上市公司的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會結構中具有財務專業背景董事的人數并不存在顯著影響；地方控股國有上市公司的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會結構中具有法律專業背景董事的人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存在顯著負面影響，企業與地方政府的政治關聯水平越強或獨立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越強，董事會中具有法律專業背景董事的人數越少。
（2）表9表明，地方控股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的政治關聯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董事會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數（Research）具有顯著負面影響；地方控股國有企業與中央政府的政治關聯水平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董事會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數（Research）具有顯著負面影響，而這種負面影響主要源于企業獨立董事的政治關聯——獨立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會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數（Research）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具有顯著負面影響。從董事的專業技術背景來看，地方控股國有企業內部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董事會中具有技術背景董事的人次數具有顯著負面影響，而獨立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董事會中具有技術背景董事的人次數則具有顯著正面影響。
（3）表10表明，地方控股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的政治關聯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董事會中具有國際背景董事的人次數（International）具有負面顯著影響，而這一負面影響主要源于內部董事的政治關聯——內部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會中具有國際背景董事的人次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具有顯著負面影響。從董事所具有的高管經歷背景來看，地方控股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的政治關聯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董事會中具有高管經歷背景董事的人次數（ManagementB）具有顯著負面影響，而獨立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董事會中具有高管經歷背景董事的人次數具有顯著正面影響。
綜合上述實證回歸結果，地方控股國有企業的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會的人文結構具有顯著負面影響，政治關聯水平越強的地方控股國有企業，董事會的專業性越差。同時從衡量董事會成員專業背景的六大具體指標來看，要重點關注（1）企業與地方政府的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會成員的法律背景、科研背景和國際背景的顯著負面影響；（2）企業內部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會成員的技術背景、國際背景和管理背景的顯著負面影響；（3）企業獨立董事的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會成員的法律背景和科研背景的顯著負面影響。
（三）穩健性檢驗
為提高實證研究結果的有效性，在上文實證回歸模型檢驗的基礎上，本文從以下方面進行了敏感性測試：對于“政治關聯”的界定既包括公司CEO、董事長的政治關聯，也包括其他董事的政治關聯。考慮到公司的關鍵高管人員（即CEO和董事長）在公司決策中的作用將更為重要，因而在本部分穩健性檢驗過程中，僅將政治關聯界定為關鍵高管人員的政治關聯，并計算關鍵高管人員的政治關聯水平及對前文模型重新進行實證檢驗。同時，前文在政治關聯評分的構建過程中，對公司CEO和董事會成員的個人行政級別進行賦值時，賦值的級距統一設定為1，而實際上CEO和董事會成員從政經歷的經濟影響程度可能與按統一的級距對其行政級別賦分后簡單相加的得分并不一致，特別是當公司高管曾具有較高行政級別的從政經歷時，其政治關聯的經濟影響很可能大于按級距1賦值的行政級別評分的影響。因而，為驗證實證研究結果的有效性，這里改用公司CEO或董事個人政治關聯評分的平方和作為整個公司政治關聯水平的度量進行相關實證檢驗。上述檢驗結果與前文結論無本質區別。
五、結論
本文結合我國地方控股國有上市公司經營的外在治理環境，即地方政府干預背景，以地方控股國有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將政治關聯變量引入董事會結構的研究，通過建立“制度背景——政治關聯——董事會結構——公司治理效率”的基本分析框架，實證檢驗了地方控股國有上市公司與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會人文結構及公司治理效率的影響。主要研究結論為：地方控股國有上市公司的政治關聯水平對董事會的人文結構存在顯著負面影響，即政治關聯水平越強，則地方控股國有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董事會的專業性越差，董事會的人文結構越不合理，董事會內部治理監督機制作用及治理效率越低下。可見，政治關聯可通過影響地方控股國有上市公司董事會的人文結構特征弱化公司治理的效率。
注釋：
①2006年我國基本完成股權分置改革，國有股份解禁后能夠在二級市場上流通，與中小流通股東在追求市場價值最大化的目標方面更可能趨于一致，這對國有上市公司的投資行為可能產生相應的影響。同時，我國自2007年開始實施新會計準則，因而，為盡可能剔除股權分置和會計準則差異對研究結果的可能影響，本文選取了2007年至2010年四年的樣本數據進行研究。
②以往文獻中，很多學者對政治關聯指標的度量，將CEO及董事會成員具有的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身份也包括在內。本文考慮到多數企業高管是因所在企業經營業績好、社會影響力大而當選為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而不是相反，因而如果將CEO或董事會成員的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身份包括在政治關聯指標的度量內進行研究，可能使回歸分析產生較為嚴重的變量內生性問題，因而本文并未將其包括在內。
③考慮到政治關聯影響的滯后性，本文按照年初時公司CEO、董事長和董事會成員當時或曾經在國家行政系統任職時的最高行政級別對其進行政治關聯賦分。
④因本文將同時用前述八個因變量對模型進行檢驗，因而在下面的回歸模型中統一用Dep代表因變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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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慶文，吳世農.政治關系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基于中國上市公司政治影響力指數的研究[C].中國第七屆實證會計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2008.
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優良的企業文化和應履行的社會責任都是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中企業層面的控制內容，這三者存在緊密相連的因果關系，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是后兩者的基礎和前提，優良的企業文化和應履行的社會責任是結果，而前兩者更是實施好第三者的基礎和前提。本文主要就這三者的構建及其關系展開論述。
一、如何構建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
基本規范中第十一條規定，企業應當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企業章程，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和議事規則，明確決策、執行、監督等方面的職責權限，形成科學有效的職責分工和制衡機制。
1.企業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股東（大）會決議和企業章程，結合本企業實際，明確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企業內部各層級機構設置、職責權限、人員編制、工作程序和相關要求的制度安排。
2.企業應當按照科學、精簡、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則，綜合考慮企業性質、發展戰略、文化理念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設置內部職能機構，明確各機構的職責權限，避免職能交叉、缺失或權責過于集中，形成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工作機制。
3.企業應當通過編制內部管理手冊，使全體員工掌握內部機構設置、崗位職責、業務流程等情況，明確權責分配，正確行使職權。
4.企業應當成立專門機構或者指定適當的機構具體負責組織協調內部控制的建立實施及日常工作。
5.企業應當加強內部審計工作，保證內部審計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工作的獨立性。
如上所述，企業只有建立了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才能造就出優秀的高管團隊和先進的管理制度，依法經營，履行好促進就業、保護員工權益和其他社會責任，高管帶頭垂范作用和員工滿意度的提高才能有助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
二、如何構建優良的企業文化
所謂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為整體團隊所認同并遵守的價值觀、經營理念和企業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行為規范的總稱。基本規范第十八條規定，企業應當加強文化建設，培育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倡導誠實守信、愛崗敬業、開拓創新和團隊協作精神，樹立現代管理理念，強化風險意識。董事、監事、經理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企業員工應當遵守員工行為守則，認真履行崗位職責。
1.企業應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積極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文化，引導和規范員工行為，打造以主業為核心的企業品牌，形成整體團隊的向心力，促進企業長遠發展。
2.企業應當培育體現企業特色的發展愿景、積極向上的價值觀、誠實守信的經營理念、履行社會責任和開拓創新的企業精神，以及團隊協作和風險防范意識。企業應當重視并購重組后的企業文化建設，平等對待被并購方的員工，促進并購雙方的文化融合。
3.企業應當根據發展戰略和實際情況，總結優良傳統，挖掘文化底蘊，提煉核心價值，確定文化建設的目標和內容，形成企業文化規范，使其構成員工行為守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4.董事、監事、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主導和垂范作用，以自身的優秀品格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帶動影響整個團隊，共同營造積極向上的企業文化環境。企業應當促進文化建設在內部各層級的有效溝通，加強企業文化的宣傳貫徹，確保全體員工共同遵守。
5.企業文化建設應當融入生產經營全過程，切實做到文化建設與發展戰略的有機結合，增強員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規范員工行為方式，使員工自身價值在企業發展中得到充分體現。企業應當加強對員工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員工的文化修養和內在素質。
如上所述，企業高管在構建企業文化中起主導和垂范作用，如果沒有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及機構設置，是難以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的。而優良的企業文化使企業所有團隊和員工關注到企業的誠信和長遠發展，關注到企業所面臨的各種風險，關注到應履行的社會責任，因此，沒有優良的企業文化是難以保障企業能履行社會責任的。
三、企業如何盡到社會責任
所謂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應當履行的社會職責和義務，主要包括安全生產、產品質量（含服務，下同）、環境保護、資源節約、促進就業、員工權益保護等。
1.企業至少應當關注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下列風險：
(1)安全生產措施不到位，責任不落實，可能導致企業發生安全事故。
(2)產品質量低劣，侵害消費者利益，可能導致企業巨額賠償、形象受損，甚至破產。
(3)環境保護投入不足，資源耗費大，造成環境污染或資源枯竭，可能導致企業巨額賠償、缺乏發展后勁，甚至停業。
(4)促進就業和員工權益保護不夠，可能導致員工積極性受挫，影響企業發展和社會穩定。
如上所述，不能很好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給企業帶來的風險往往都是致命的，企業必須重視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一個最深刻的教訓。事件回放，從2008年6月28日蘭州醫院收治首個毒奶粉患兒，到2008年12月23日三鹿集團因毒奶粉事件被宣告破產，不到半年時間，三鹿集團遭受滅頂之災，同時事件還造成6名嬰兒死亡，逾30萬名兒童患病的惡果。董事長田文華和另外18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通過毒奶粉事件，我們發現其內部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①從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看，董事長田文華從1987年開始擔任三鹿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到2008年9月17日被刑拘，任職長達21年，導致公司治理結構的制衡機制失效。②從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看，該公司對購進原料奶疏于管理，沒有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③從企業文化方面看，該公司在2007年就接到消費者反映奶粉質量的投訴，直到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沒有遵守誠實守信原則，說明該公司在企業文化環境控制中存在嚴重缺陷……
所以，企業應當重視履行社會責任，切做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自身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協調，實現企業與員工、企業與社會、企業與環境的健康和諧發展。
2.企業如何履行社會責任
(1)加強安全生產
企業應當根據國家有關安全生產的規定，結合本企業實際情況，建立嚴格的安全生產管理體系、操作規范和應急預案，強化安全生產責任追究制度，切實做到安全生產。
企業應當重視安全生產投入，在人力、物力、資金、技術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檢查監督機制，確保各項安全措施落實到位，不得隨意降低保障標準和要求。
企業應當貫徹預防為主的原則，采用多種形式增強員工安全意識，重視崗位培訓，對于特殊崗位實行資格認證制度。企業應當加強生產設備的經常性維護管理，及時排除安全隱患。
(2)提高產品質量
企業應當規范生產流程，建立嚴格的產品質量控制和檢驗制度，嚴把質量關，禁止缺乏質量保障、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產品流向社會。
企業應當加強產品的售后服務。售后發現存在嚴重質量缺陷、隱患的產品，應當及時召回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缺陷、隱患產品的社會危害。企業應當妥善處理消費者提出的投訴和建議，切實保護消費者權益。
(3)努力實現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
企業應按照國家有關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的規定，結合本企業實際情況，建立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制度，認真落實節能減排責任，積極開發和使用節能產品，發展循環經濟，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企業應當通過宣傳教育等有效形式，不斷提高員工的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意識。
(4)促進就業與員工權益保護
企業應當依法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貫徹人力資源政策，保護員工依法享有勞動權利和履行勞動義務，保持工作崗位相對穩定，積極促進充分就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企業應當避免在正常經營情況下批量辭退員工，增加社會負擔。
如上所述，促進就業與員工權益保護與履行其他社會責任、企業文化建設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員工就業與權益得到保護，員工滿意度提高，會較好地執行企業各項管理制度，較好發揮自身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會促使員工強化履行社會責任的責任感，同時也有利于在企業高管的帶領下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
一、江蘇省智慧旅游發展現狀分析
2010年江蘇省鎮江市率先提出“智慧旅游”的理念并開展相關項目建設，隨后江蘇省各級政府和相關旅游行業將如何推進智慧旅游發展，提升旅游信息化服務水平作為旅游產業轉型的重點工作。2011年鎮江市建立了掛靠國家旅游局的“國家智慧旅游服務中心”，為全國的智慧旅游建設發展率先提供了示范。鎮江“國家智慧旅游服務中心”實施建設之后，南京、蘇州、常州、無錫、鎮江等7市迅速建立了“智慧旅游聯盟”，并聯合其他兄弟城市從城市智慧旅游逐步向城市群、區域性智慧旅游發展，形成點、線、面、網的連接和結合。《江蘇省“十二五”智慧旅游發展規劃》中提到江蘇省將在2015年實現所有5A級景區、半數4A級景區達到智慧景區的目標，到2020年，實現智慧旅游全覆蓋。
截至2012年7月，我國絕大部分一線城市和80%的二線城市均已提出智慧旅游發展目標和建設總體規劃，包括北京、上海、江蘇等在內的旅游經濟發達地區，已有近40多家單位完成了智慧旅游總體規劃或是智慧旅游總體建設框架。
智慧旅游在我國起步較晚，但近幾年所取得的成果卻相當顯著，智慧旅游在我國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和巨大的潛力，無疑將成為旅游業轉型的必然方向，雖然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和缺陷，但相信隨著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以及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這些問題勢必會得以解決。
二、江蘇省智慧旅游發展SWOT分析
（一）優勢分析
1.旅游資源豐富，戰略聯盟建立。多樣化的旅游資源是發展旅游業的基礎，江蘇省以其高品質的旅游資源為旅游活動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智慧旅游是以實現旅游服務信息化，為游客提供品精質優的旅游體驗為目標，其基礎就是要有多類型的旅游資源，只有合理開發利用并整合有價值的旅游資源才能為智慧旅游的開展提供動力。同時，2011年南京、蘇州、常州等7市率先建立了“智慧旅游聯盟”，這一戰略聯盟的形成給江蘇省智慧旅游的發展帶來了巨大優勢，江蘇省智慧旅游的發展無論是在技術水平、政策頒布，經濟支持等方面都一直走在全國智慧旅游發展的前沿，為其他城市智慧旅游的建設提供了珍貴參考，成為信息化旅游時代構建的良好范本。
2.潛在市場廣闊，信息科技水平高。隨著電腦、智能手機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以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科技為基礎的智能化服務已成為使人們生活更便捷的重要途徑。信息科技在旅游產業中的應用，使游客在旅游活動過程中感受到智慧旅游所帶來的全新體驗，江蘇省作為智慧旅游的先行城市也一直受到外界的高度關注，雖然智慧旅游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但其智慧旅游所擁有的潛在客源市場相當廣闊。
（二）劣勢分析
1.智慧旅游認知缺乏，管理體制不完善。人們對智慧旅游理念的認識不足和理解偏差對智慧旅游的發展也產生了很大制約。從旅游者角度來看，如果對智慧旅游缺乏理解以及概念不清，就很難促使人們產生主觀能動性。從旅游地方面來看，策劃智慧旅游項目、開展旅游活動、生產旅游產品的前提就是要對智慧旅游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不盲目跟風。智慧旅游建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它所涉及的不僅是技術問題，更多的是管理問題。
2.產品同類化嚴重，缺乏相關人才。由于智慧旅游已成為旅游熱點，各城市為快速爭取市場，忽視現狀，盲目跟風，大量劣質的智慧旅游產品充斥著旅游市場。江蘇省智慧旅游發展水平一直處于全國前列，無疑成為各旅游城市效仿的對象，智慧旅游產品同類化的現象更嚴重。同時，由于智慧旅游的科技發展需求，對其技術人員和服務人員相比于傳統旅游活動有更高的要求，但目前，江蘇各級政府對人才引進、項目支持、創新獎勵等方面沒有相關的鼓勵政策，對智慧旅游的一些重要研發還沒有給予大力支持，導致相關人才的培養并沒有跟上智慧旅游發展的腳步。
（三）機遇分析
1.旅游經濟形勢持續向好，各級政府政策支持。智慧旅游的發展需要良好的經濟支持，而江蘇省旅游經濟形勢良好，為智慧旅游的全面建設創造了機遇。現今，關于發展智慧旅游的相關政策紛紛出臺，很多重要的政府規劃文件也將智慧旅游作為重點內容進行闡述。到2012年10月，江蘇、浙江、北京等省市均開展了智慧旅游的試點和建設。目前，我國已有62個省市提出智慧旅游發展計劃，其中16個省市出臺了相關規劃。而《江蘇省“十二五”智慧旅游發展規劃》的出臺也意味著規劃全省智慧旅游建設的方向已經基本明確。
2.旅游產業信息化的轉變。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統計，截至2013年12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6.8億，手機網民規模達5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5.8%。旅游者通過網絡平臺獲取旅游信息已成為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智慧旅游的發展要緊抓旅游產業信息化以及旅游者消費方式的轉變這一機遇。
（四）威脅分析
1.智慧旅游市場競爭加劇。對于江蘇省而言，智慧旅游市場的競爭主要來自江蘇省周邊省市如浙江、上海、安徽等，這些省份的旅游產業都比較發達，在整個華東地區的知名度也較高，特別是浙江省近幾年智慧旅游的發展，其成果相當顯著，西湖景區已基本實現交通系統的智能化，加上自身旅游資源豐富，信息化基礎良好，科技水平較高等優勢無疑給江蘇省智慧旅游的發展帶來了不小的威脅。
2.技術生命周期限制，知識產權保護漏洞。對于智慧旅游而言，技術理所當然是核心部分，然而技術存在一定生命周期，隨著競爭的加劇，技術的生命周期也有縮短的趨勢。同時，隨著智慧旅游平臺的構建，在激烈的競爭中，其核心技術和創意項目勢必會遭到競爭對手侵權的威脅，如何強化這種創新型服務產業的知識產權保護，增強自身的創新速度和能力，防止對手的不良侵權，避免項目產品的輕易復制，也是智慧旅游能否持續健康發展所面臨的一大問題。
三、江蘇省智慧旅游發展策略
（一）一體化戰略
在“智慧旅游”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建立一體化服務宣傳平臺有利于集中各項旅游資源，充分發揮科技優勢。一站式的旅游服務模式可以向游客提供個性化、全方位的服務，通過相關的智慧旅游反饋系統也能及時將游客的意見進行反饋與分享，給旅游者提供全新的旅游體驗。同時，一體化服務宣傳平臺的建立可以集中宣傳江蘇智慧旅游品牌，推廣江蘇整體的旅游形象，避免信息多而散亂導致旅游者無法做出符合自身情況的選擇。
（二）高品質戰略
在全球化、信息化不斷發展今天，各地的旅游特色也逐漸被淡化，盲目跟風、概念炒作導致旅游產品質量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各旅游地想要提高市場競爭力，滿足游客的旅游需求就要集中力量開發高品質的智慧旅游產品，在緊扣當地的旅游特色，利用資源優勢，避免盲目跟風以及過度商業化的現象，實現個性化發展的同時，積極提高旅游產品的質量，豐富旅游項目類型，積極創新，打造特色智慧旅游品牌。
智慧旅游市場管理體制不完善、跟不上旅游產業發展的腳步，這對智慧旅游的發展十分不利。因此，江蘇要盡量加強智慧旅游發展時期的管理力度，各政府部門要通力合作完善相關管理制度，完善相關評價體系，做好旅游政務信息及建議反饋工作，從政務服務方面為游客提供高質量的服務。
（三）差異化戰略
江蘇省的旅游項目大多以傳統文化旅游為主，基本上是以導游講解文化歷史知識、觀賞自然人文景觀為主，游客缺少親身體驗，旅游新鮮度難以提升，而在科技水平較為發達的今天，應該突破這一障礙，運用科技力量豐富游客體驗形式，打造差異化、特色化的旅游產品。在積極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同時，打造特色項目、特色產品、特色路線，揚長避短，凸顯自身優勢，實現利益最大化，提高市場競爭力。
關鍵詞：智慧旅游；旅游信息服務；分析
經過近些年的發展，我國對智慧旅游的認識也在不斷的深化，對智慧旅游的實踐也取得了越來越多的成果，然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卻對智慧旅游的本質存在著一種比較模糊的認識，甚至存在一種新瓶裝舊酒的錯誤的現象，對新資源產生了一定的浪費，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使得政府與企業對智慧旅游的信心造成了打擊，使得智慧旅游面臨被暫停甚至拋棄的境地。在當前，對于智慧旅游的發展，需要相關的單位與個人分清智慧旅游的范疇，準確的認識對于智慧旅游發展的關鍵與核心，根據智慧旅游的現象來挖掘本質，同時還需要加強對理論與實踐的學習，這樣才能夠全面的發展智慧旅游的事業。
一、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
智慧旅游是指旅游者在旅游的活動中可以接收到的各種旅游信息的服務。旅游信息服務則是對智慧旅游的所有共同的屬性的概括，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旅游信息服務都是智慧旅游，智慧旅游是專門為那些為單個的旅游者提供的，可以無處不在為旅游者提供的旅游信息的服務，智慧旅游就是為旅游者個體的特殊需求而主動提供旅游信息服務的一種信息服務。
對智慧旅游的邏輯關系可以理解成如下的四層。第一層是指智慧旅游的旅游信息服務，是對智慧旅游最根本屬性的一種表明。第二層的邏輯關系則是一種泛在化的旅游信息服務，表明智慧旅游不是一種平常的旅游信息服務，可以保證旅游者可以隨時隨地的根據自己的需要而獲取旅游信息的一種服務。第三層的邏輯則是表明智慧綠玉的服務對象是旅游者個體而非群體。最后一層的邏輯關系則是智慧旅游在旅游信息服務的整體流程與時空、媒介、方位、終端以及各種機構之間的整合、協同、優化與提升，是對傳統的信息服務的一種顛覆。
二、智慧旅游的內涵
智慧旅游的核心的內涵就是旅游信息的服務，智慧旅游所涵蓋的旅游信息服務已經改變了群體的供給方式，原來的信息服務的提供方式是面向群體的，也是非定制化的，是通過一些機構的某些手段來對信息服務的一種提供，比如電視廣告，電臺廣播等，可以為游客提供目的地的一些旅游信息，也可以通過手機短信提供當地的天氣信息等，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印刷品與各種指示標志，以及大型的電子顯示屏等設備或者手段向旅游者提供信息服務。這些信息服務相對而言都是比較獨立的，需要旅游者去關注，因此得到的信息也是比較獨立的散亂的，還需要進行下一步的判斷。
智慧旅游的概念則是泛在化，泛在化的意思是立即達到的任何地方的能力或者直接解釋為無所不在。最初泛在化標示的是網絡的無所不在，因為網絡已經完全的融入到了人們的生活，可以無所不在的為人們提供各種服務，計算也不僅僅局限在桌面。用戶可以使用手持的設備，可穿戴的設備以及其他的一些設備進行無障礙的計算與信息資源的共享。旅游者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經過任何媒介來對旅游信息的獲取，這就稱之為泛在化的旅游信息服務。
智慧旅游的核心內涵還應該包括旅游者個體。在智慧旅游中，相關的旅游機構根據旅游者個體提供的旅游信息的服務，進而對旅游者個體在旅游過程中的活動進行全方位的跟中與掌握，無數個旅游者個體就會聚集成一個超級大的大數據。不管是管理單位還是服務單位，都能夠根據這些數據中的承載關系，來對旅游者的服務、旅游業務的模式。旅游管理的方式進行改變，實現旅游業真正的轉型與升級。
三、智慧旅游的基本外延
泛在化的旅游信息的服務使得旅游信息流的重構與旅游業務的重組發生了改變，因此需要對旅游組織進行優化。同時旅游信息的服務也使得旅游信息的搜索行為與方式，以及旅游營銷的方式，與旅游管理的方式，旅游服務的方式等都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智慧旅游使得旅游者的信息搜索的行為產生了變化，使得旅游信息的收集變得更加的靈活，旅游者可以根據互聯網提供的渠道進行信息的獲取，這些信息都是根據旅游者在網絡上的點擊行為或者消費記錄等數據經過數據挖掘之后產生的。旅游者還可以根據虛擬的三維軟件系統來對目的地的旅游進行體驗，根據職能終端來對旅游目的地的各種信息進行了解。智慧旅游對旅游者的行為模式也發生了變化，使得旅游者在旅程中的靈活度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也增強了自身的隨意性，不會再有之前設計中的局限，旅游者可以對自己的行程進行隨時隨地的改變，提前了解目的地最新的各種信息。智慧旅游還可以幫助旅游者對旅游的體驗進行各種分享，可以通過照片的方式來記錄自己的行程與旅行路線，還可以將其分享在各種社交網絡平臺中。
四、對智慧旅游本質的分析
對智慧旅游本質的理解，不能僅僅局限于自身，還需要放眼于世界，并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理解。在一些西方國家的觀念中，并不是特別熱衷對智慧旅游的概念，他們更多的關注的是市場的行為，這樣可以在對新老客戶的爭奪中更好的使用新的技術。而在中國，盡管已經高調的提出了智慧旅游的概念，還希望通過智慧旅游來實現對整個傳統服務業的升級，并對旅游業的信息水平進行全面的升級。由此可見，對智慧旅游的本質與概念進行深入的研究，必須與智慧旅游的期望與旅游信息的發展進行有效的結合，同時還需要保證智慧旅游的概念的普遍適應性，保證智慧旅游不能再短的時間內失去活力。
對于智慧旅游的探討，各方面的學者與專家也都提出了各自的認識。智慧旅游融合了各項最新科技成果，通過旅游者自身的體驗，將實現全方位與一體化的旅游業信息管理服務，并將這種服務應用在旅游者，企業與目的地政府的旅游發展理念與運營中，為行業內的所有主題提供最全最新的旅游信息。
結語：
對智慧旅游，要在旅游信息的服務層面進行解讀，這樣對智慧旅游的發展將會注入強大的動力，幫助旅游機構可以準確的把握方向。將智慧旅游定位在旅游的信息服務，這樣可以使其成為旅游系統中最核心的信息流，可以在技術與需求的推動下實現無處不在的旅游信息的服務，是對認為隔斷的傳統旅游信息發展的完美的解決，也將旅游信息搭載到不斷發展的信息快車之上，對旅游游客與旅游信息之間的個性化需求的矛盾產生一個緩解的作用。通過這種概念化的建設，對智慧旅游也將是一種變革，旅游的智慧化也終將會成為旅游信息化之后的一種突破，成為旅游業發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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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一、智慧旅游的相關概念
智慧旅游是一種全新的旅游發展理念與方式，它迥異于傳統旅游當中的旅游吸引物或產品類型。它的提出得益于“智慧地球”與“智慧城市”理念的提出和發展，是后者在旅游產業與旅游活動中的具體運用。智慧旅游的提出也有著獨特的時代背景，是在新技術浪潮席卷之下旅游業信息化發展的應時之舉。2011年國家旅游局局長邵琪偉提出用10年時間實現我國旅游產業智慧化發展的戰略目標，為我國智慧旅游發展指出了方向，智慧旅游被正式提上發展日程。
智慧旅游的提出有著相關理論概念的發展，也深受時代條件所影響。具體到我國旅游業的發展現狀來說，也有其發展和推廣的必要性。首先，是對我國龐大的旅游市場的滿足。截至2012年，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國、第三大出境旅游消費國和全球最大的國內旅游市場，發展智慧旅游可為國內外旅游者提供更優質和便利的服務，滿足國內外旅游市場的需求。其次智慧旅游所需要的云計算、移動設備、物聯網等技術已越發成熟，為智慧旅游的發展和落實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
智慧旅游的技術背景和時代背景是發展智慧旅游的前提基礎，而對智慧旅游相關內涵的理解則為進一步深化智慧旅游發展和推廣提供一定的理論保障。智慧旅游是基于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虛擬現實、數據挖掘和信息處理等技術，借助智能手機、智能終端等設備，實現旅游信息的廣泛采集、挖掘分析、實時傳輸和自動感應，培養旅游者從旅游信息搜集、旅游決策、旅游購買、前往旅游地、在旅游目的地消費全過程的主動性、自主性、智能性和交互性，為旅游者提供無微不至的旅游服務和前所未有的體驗感受，最終實現旅游體驗的個性化、旅游服務的智能化與旅游管理的數字化。
二、我國智慧旅游發展現狀
鎮江于2010年率先引入“智慧旅游”理念，并開展了相關的項目建設：2011年建立了掛靠國家旅游局的“國家智慧旅游服務中心”、試水智慧旅游設備、軟件和應用模式的研制 開發、試點與推廣活動，一系列的舉措為全國的智慧旅游建設發展率先提供了示范。鎮江之后，囊括蘇州、無錫、常州、揚州、南通和南京在內的江蘇7地市結成“智慧旅游聯盟”，實現了個別城市的旅游開發向智慧旅游城市群的邁進。到2012年，此旅游城市群走出城市的界限，形成省際之間、市際之間的聯盟。據資料統計，到2012年10月止，我國已有江蘇、浙江、北京等開展了智慧旅游的試點和建設。截至目前，我國已有62個省市提出智慧旅游發展計劃，其中16個省市出臺了相關規劃。同時，作為智慧旅游市場主體的移動通信運營商、在線電子商務企業――淘寶、去哪兒、攜程等，航空企業的國航和東航等也紛紛嘗試智慧旅游業務，顛覆既有的市場，不斷改變自身運營模式，為我國智慧旅游的發展提供了發展路徑上的支撐。例如，淘寶網推出智能手機旅游服務，發展智能手機淘寶旅游客戶端，為用戶提供查詢、預訂、購票、支付等服務；去哪兒網推出“智慧旅游數字服務”，設計網格狀服務流程，保證消費者從搜索、預定、支付到評價旅游產品的使用流程，按機票、火車票、酒店等橫向產品，互聯網、手機多媒體終端等縱向服務渠道兩個維度為消費者提供數字化的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國智慧旅游取得一定進展的同時，也要看到還存在的不足和提升空間。智慧旅游科技研發與實施技術力量的相對脫節、對智慧旅游相關理念的理解不清、盲目跟風概念炒作以及智慧旅游的建設標準評價體系缺失等。
三、我國智慧旅游的發展前景
我國智慧旅游起步時間晚，在取得一定發展成果的基礎，應針對其存在的問題著力解決并放眼于智慧旅游的未來發展，使之與我國旅游的發展現狀和現實接軌并合，通過新時代智慧旅游的推廣來達到推進我國旅游產業大發展的目的。
全方位的規劃設計。旅游業涉及范圍廣泛，包括旅游者在目的地的活動以及當地各領域和各產業部門，智慧旅游的發展離不開智慧城市的支撐，是智慧城市的有機構成。基于智慧旅游的牽涉領域廣，我國智慧旅游的未來發展應立足于大領域、大視角。具體來說，即我國的智慧旅游建設在智慧城市的框架下統籌規劃，做到移動網絡、物聯網建設、信息安全、三網融合等基礎設施建設相互結合一步到位；同時要打破行業壁壘，實現旅游產業與其他產業部門的信息和資源共享。
本書內容主要面向企業信息總監、企業架構師和應用開發人員，本書也有助于高等院校計算機及相關專業的學生及時了解行業當前發展動態。對于想系統了解TOGAF、FEA等企業架構理論的讀者來說，本書更是一部完整的企業架構實戰讀物，不僅能幫讀者系統地掌握企業架構的總體框架，更能使讀者對企業架構如何適應新技術有深刻的感悟。
本書作者劉繼承先生，IT咨詢顧問。有豐富的信息化頂層設計、信息化架構設計、IT項目管理工作經驗，熟悉TOGAF 、FEA等企業架構框架。曾經參與數十個政府、企業信息化架構設計、治理體系設計、方案架構設計及系統實施類咨詢項目，積累了較豐富的信息化咨詢及項目實施經驗。
就像序言中寫的那樣： 以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和物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在深刻改變整個企業IT的結構，同時也在改變業務的模式，包括管理模式和商業模式。可以說，由于互聯網的廣泛連接和深入融合，企業的戰略、業務和IT都在發生深刻的變革，甚至是顛覆性的變革。面對如此重大的變革，我們需要深入思考兩個基本問題：企業架構到底是什么？“互聯網+”時代的企業架構會有什么變化？
大數據和創意的大眾化，互聯網思維的發展，下一代科技的呈現，使得身處這個時代的大小企業都不得不快改變現有的商業模式。未來的贏家恰恰不是那些能最快掌握時髦術語的公司，而是專注于消費者體驗的公司。
本書作者來自世界的數字營銷機構、移動互聯網時代最有影響力的商業模式創新者――睿域公司。鮑勃?羅德曾任睿域公司全球CEO，雷?維勒茲是睿域公司全球CTO。兩位作者指出，在這個消費者說了算的世界，必須徹底改變傳統的商業模式，將營銷和科技完美“融合”，進而創造出客戶體驗。
本書既分析了思科、奔馳、谷歌、微軟、亞馬遜、蘋果等科技創新型企業的融合實例，也給普通企業畫出了商業融合的路線圖，解釋了云計算、大數據、普適計算、API等在融合中的重要作用。這是一本企業未來生存手冊，無論何種類型的企業，只要還希望產品營銷做得更好、經營獲得成功、生意持續興旺，那么必讀此書。
科技正在改變商業的方方面面，全世界的信息和媒體都是在線的，之前商業世界的好多假設已經不再正確，事物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
蒂姆?阿姆斯特朗 AOL公司主席兼CEO 對本書推薦到：《大融合》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營銷和科技以前所未有的態勢交織，你的企業該如何做才能更好地適應這一趨勢。如果你的工作是代表品牌進行溝通，如果你正在尋找互聯網時代的創新商業模式，讓企業在市場秩序被打亂的時代繁榮發展，那么這本書就是為你準備的。
山塔努?納拉延 Adobe公司總裁兼CEO 推薦說：“我們正處于科技和營銷相互交融的時代，作為CEO，我知道理解和適應這種強大的變化是至關重要的。《大融合》不僅僅解釋了諸如大數據、云計算、普適計算等最新科技手段的價值，還解釋了領導者該如何賦予團隊持續發展的力量。它應該會引發一些非常有意義的交流。”
智慧旅游從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
《智慧旅游：從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以旅游信息化為基點，首先回顧了旅游信息化、旅游數字化、旅游智能化直至旅游智慧化的發展歷程，并立足于旅游信息服務提出了智慧旅游的概念，對智慧旅游所代表的泛在化旅游信息服務的內涵、外延、范疇等進行了闡述。而后，作者系統地介紹了與智慧旅游相關的各項網絡、信息、通信等工程與管理技術，為讀者理解和實踐智慧旅游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礎知識。最后，作者從智慧旅游城市、智慧景區、智慧酒店和智慧旅游公共服務4個方面系統介紹了智慧旅游的實踐情況，體現了《智慧旅游：從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理論結合實踐的特色。
《智慧旅游：從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立足于國際化視野、前沿的行業實踐，為讀者系統闡述了基于旅游信息服務的智慧旅游理論和實踐體系，對讀者理解和實踐智慧旅游多有裨益。《智慧旅游：從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可作為旅游管理、旅游電子商務等相關專業學生的參考教材，也可供廣大旅游從業人員及研究者參考閱讀。
作為中國新興的戰略型支柱產業，旅游產業發展迅速，無論是接待人數還是產業創收，都名列世界旅游大國前列。旅游也已逐步成為社會大眾精神生活的剛需，成為兼備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社會型產業。但與此同時，管理問題、誠信問題、保護問題以及可持續發展問題也日益突出、日益激化。
如何解決好這些問題，實現旅游產業轉型升級以及向現代服務業的轉變，是擺在國家旅游局和整個旅游產業面前的一道難題。為此，國家旅游局將2014年的旅游主題定位為“智慧旅游年”，就是希望能夠以新的視角、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推進旅游產業和諧健康發展。
時至今日，旅游信息化的發展水平如何？面臨哪些現實難題，“智慧旅游”又有一些什么具體的思路和想法？為此，《中國信息化周報》專訪了中國國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副主任信宏業教授。
中國信息化周報：您從事信息化多年。我很好奇，最初您是因何結緣信息化？
信宏業：當年，我在選擇報考文科還是理科時，老師們還進行了一番不小的爭論。文科老師說不考文科可惜，但我的數理化又非常突出；理科老師說考理吧，但我的語文又還不錯，兩難取舍。但我自己更愛科技，向往成為工程師，成為科學家。
于是，我在高考志愿欄里填上了計算機軟件專業，當時，我對計算機及其相關知識還一無所知，但從那一刻起，我就與計算機及其應用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也成為我孜孜不倦追求奮斗三十年始終不渝的目標，至今無怨無悔。
中國信息化周報：您是因信息化而投身旅游，還是因為旅游才始終不舍信息化，哪一個對您更重要？
信宏業：這兩者分不開。畢業后，我曾在大學任教，后加入中外合資公司，接著就進入國家旅游局工作。當過教授，當過專家，也做過工程師，這些從業經驗都讓我內心更加踏實，思考更加全面。對于我從事綜合性超強的旅游信息化工作而言，可謂如虎添翼。
中國信息化周報：在多個角色轉換中，您游刃有余。職業轉型過程中，最深的體會是什么？
信宏業：我個人感覺有兩點。一是激情，激情源自熱愛；激情推動創造。我的履歷比較豐富，但幾乎都是主動選擇，主動應對和被動應付是截然不同的，去干自己喜歡的事，就會充滿激情。雖然干事情只有激情不一定行，但沒有激情一定不行，因此激情是最純真的動力，也是工作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用心，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在生活中工作中一點一滴的積累，都是財富，都是能量。不同角色是存在差異的，但差異化的積累使人的思想更豐富，看問題就更容易有更多的視角，有不同常規的思路。
我覺得，一個人的全面發展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不僅要有深刻的思維、專業的知識、較強的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不能或缺較強的溝通和表達能力。
中國信息化周報：日常工作之外，您有哪些愛好？影響您人生歷程最重要的是什么？
信宏業：我一歲多時，正值缺醫少藥的年代，我患上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痹”。幸運地是，我出生在一個充滿親情的家庭，奶奶、父母傾其所有帶著我不斷地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投醫問藥。
那時最大的樂趣就是看書，一直看書也對我未來的人生歷程意義深遠。父母和姐姐們幾乎拿來了所有能夠買到的書，但對我來說仍然有限，因此我養成了精讀的習慣。那時我行動不便，只能在窗前遙望歡快的孩童。“一個現實的家庭、一個書中的人物”，對我而言就是重要的支撐。
中國信息化周報：2014年是“智慧旅游年”。對于“智慧旅游”的定位與發展，您如何理解？
信宏業：其實，旅游行業信息化建設起步于改革開放初期，以外資合資酒店為代表的先進旅游企業將包含酒店預訂和分銷系統的酒店管理系統應用于酒店管理和營銷，成為旅游行業信息化的先導。
2000年，國家旅游局“金旅工程”總體規劃，正式啟動了旅游行業信息化建設。2014年，以國家旅游局推動“智慧旅游年”為標志，旅游行業信息化建設進入了“2.0”時代。這一過程中的每個重要節點，我均參與或主持策劃。
對于智慧旅游，我認為首先是人的智慧。智慧旅游不是一個項目，不是一項工程，也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他是一個回顧和展望，所謂回顧，就是要反省過去產業發展包括信息化建設的存在的問題；所謂展望，就是要以更加科學、系統、理性和全面的觀點規劃新的發展之路，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因此人的智慧是第一位的。我理解的智慧旅游有三個層面的定義，自下而上首先是最通行的技術定義，也就是應用什么技術，采用什么順序，達到什么結果。第二層是應用定義，也就是在旅游信息化的基礎上，通過管理創新、模式創新和技術創新，實現管理精細化、營銷精準化和服務個性化。第三個層面是方法論層面，也即通過智慧旅游，整體提升行業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自身完善的能力。因此，智慧旅游首先要解決人的能力提高問題，閉門造車、生搬硬造、自彈自唱都是不智慧的。
當然，智慧旅游的未來發展空間雖然十分廣闊，但就現階段而言，大多數應用仍然處于小規模的嘗試和探索階段。前景雖然美好，但如果遲遲不能落地，就很容易陷入空想和浮躁之中。因此，智慧旅游發展必須與傳統旅游產業的實際需求相結合，力求為游客、企業和行業帶來更多實際的價值。
中國信息化周報：現階段，“智慧旅游”建設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存在哪些難點？
信宏業：在智慧旅游發展過程中，有一個詞是貫穿始終的，那就是創新。因為智慧的提出，就是因為我們面臨新的發展環境，原有的理念和思路，手段和辦法都難以奏效，難以發揮作用，不創新不足已解決問題。同時，創新也不是脫離實際的臆斷，創新來源于對實際了解和剖析，來源于對發展的有效判斷，來源于對信息科技的掌控把握。
從某種意義上說，能力是第二位的，而選擇是第一位的，因為在面對世界、面對需求、面對市場的時候，能力總是有局限的，揚長避短、抓住機遇，選擇適合自身的推進方向和發展目標，才能達到預想的效果。
當然，判斷和選擇也是能力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往往在實踐中被忽視。
因此，“智慧旅游”現階段工作要立足于本地區當前社會經濟各方面發展狀況。統籌考慮面臨的最大公共問題；區域發展定位和方向；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區域發展規劃和重點工程以及與區域發展相銜接等。
中國信息化周報：您認為“智慧旅游”建設成效應如何評判？需要處理好哪些關鍵問題？
信宏業：實際上，智慧旅游沒有可衡量的結果，因為智慧是能力的提升，能力無止境。每一個具體的舉措都是智慧旅游的一個可操作過程，通過每一個具體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一個個具體環節。針對性地提升管理、營銷或服務的能力。因此，智慧旅游重在過程。目前在旅游行業普遍存在重結果輕過程的想象，以為智慧旅游就是衡量政府是否建了大屏幕，企業是否有了iPad，城市是否了APP。其結果就是一廂情愿，社會不買賬，市場不買賬，游客不買賬。
因此，形式上的結果要不得，而拍腦袋設立的達標時間表又在為各地建設形式上的結果推波助瀾，這些做法本身就是不智慧的，也不可能期望實現智慧的目標。
從目前的發展情況看，具備條件和能力展開全面智慧旅游建設的城市或企業不多，即便是具備條件的，也應整體設計，分步實施。因此，智慧旅游建設要從單項突破。不僅要樹立全能示范，更要扶持單項突破。
中國信息化周報：一般而言，技術發展會適度超前于業務應用。在“智慧旅游”推進過程中是否會考量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應用？
信宏業：信息技術高精尖固然好，但不管白貓黑貓，能解決產業實際問題才是好技術好手段。因此適用是第一位的，這個適用還包括用得起、用得會、用得久。
信息科技的下沉要和產業需求的上升同步進行。信息技術不能總是“陽春白雪”，“高大上”的信息技術必須下沉；而產業需求也不能總做“下里巴人”，必須上升，技術要為需求服務，要跟著需求走。
中國信息化周報：目前“智慧旅游”有哪些價值成果？
信宏業：要評判價值必須看效果。第一看是否解決了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矛盾，第二看能否適應社會需求，帶來產業效益，第三看是否能得到自我完善和持續發展。
我覺得，智慧旅游不是一場運動，不是一項工程，也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更不能指望一蹴而就，重要的是建立智慧發展的理念，科學系統地實現產業和社會發展的融合。眼下的核心是以智慧的方法干好我們所面臨的工作，解決好面對的問題，因為今天的工作和問題已經不能用傳統的模式和思路來應對。不能游離于產業發展中心工作之外奢談智慧旅游。政府所能做的不是脫離實際的頂層設計，也不是超越市場的形象工程，而是為行業的智慧發展營造適宜的環境。
中國信息化周報：如何理解智慧旅游與智慧城市的關系？
信宏業：智慧旅游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智慧旅游需要智慧城市其他組成部分的有效支撐；同時，智慧旅游是智慧城市建設成果最好的展示平臺。
其實，智慧旅游和智慧城市的最終服務對象都是社會人，從旅游的角度切入，百姓感受得到，領導和專家也看得懂。
中國信息化周報：作為國家旅游局信息中心的管理者，您認為成功的秘籍是什么？
信宏業：我從不認為自己有什么成功。我追求的就是以快樂的心態干有意義的事。如果說心得，我認為有兩條，一是全面發展追求事半功倍。一個人的全面發展實際上特別重要，不僅要強調思維，強調知識，強調經驗，更重要是有較強的溝通能力和較高的表達水平。二是人生即課堂，學習無止境。真正的知識即在書中，又在生活中，尤其是后者，處處留心皆學問。
同時，選擇是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選擇對了，成功就沒有那么難，出發了，就能到達。
中國信息化周報：您個人職業發展過程中，曾面臨逆境而不艾怨，是否與您的成長環境有關？
